田亮 许陈静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已是88岁高龄，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每次亮相、每次发声，都会引起人潮涌动、各界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他就是厉以宁。

每次出席公开活动，他都是在全场潮水般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台，从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到桌上，然后直奔主题。讲到现实问题时，他表情严肃，提高声音。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就公开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建议和意见。从1978年的解放思想开始，他见证、参与了改革开放40年中的每一次前进与彷徨。

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乡”，上千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一下子成了大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受邀出席。

从反右到“文革”，20年的动荡中，作为北京大学的教职人员，厉以宁虽然坐了20年冷板凳，但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颇有见地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铺下。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一句玩笑，几多辛酸。

这20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正是在这次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三个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学者赞同这个大胆的想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表示支持，但反对者仍占多数，甚至有人说厉以宁“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1987年5月，承包制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被提出来。“首钢的周冠五是承包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带领下，改革后的头三年，首钢净利润年均增长45%。”但厉以宁认为，承包制仍然不完善，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后，企业产权的界定反而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更容易发生侵权的行为。1995年，首钢因过度扩张陷入困境，周冠五被免职。随后，首钢走上股份制道路。

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39个大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9月，股份制正式写入十五大报告。厉以宁说，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从此，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银行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纷纷转变成股份制企业。

2009年11月22日，厉以宁80岁生日那天，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揭晓，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84票赞成获奖。厉以宁接过奖杯，会场掌声雷动。股份制理论从提出到获奖用了近30年，这30年的经济腾飞是对厉以宁最好的致敬。

主持起草《证券法》

1992年6月，厉以宁担任《证券交易法》起草组组长，从股份制的倡导者转变成了相关法律草案的起草者。

1993年1月，《证券交易法（草案）》第三稿讨论会召开，将《证券交易法》改名为《证券法》。1994年3月，《证券法（草案）》进入第四稿讨论，因为小组成员分歧严重，讨论被迫搁浅长达三年。其间，证券市场发展混乱，坐庄、内幕消息、造假等现象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出台《证券法》的呼声再次高涨。

199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证券法（草案）》时，各方在法条的适用范围上又发生了分歧。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张“股票、公司债的发行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未规定的，适用于本法。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的发行，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起草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看到此稿，顿时气上心头：“（都适用别的法律）那《证券法》还调整什么？”作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起草组组长，厉以宁表态说：“第二条如不修改，绝不通过这个稿子。”最终，会议接受了财经委的意见，将第二条改为“（都）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于其他法律”。1998年12月2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证券法》以135票赞成、1票弃权、2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高票获得通过。

一年后，中央成立《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仍由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以高票获得通过。

“民营经济之春”

此后，厉以宁在民营经济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精力。2003年下半年开始，刚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牵头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调研组，在辽宁、广东、浙江、深圳等省市频频召开座谈会，拜访当地企业家。一个多月后，调研组汇集了一份长达17页的调研报告，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2004年2月13日，这份报告连同厉以宁的一封信递交到国务院。时任总理温家宝当天批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

2005年2月25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等行业和领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内容共36条，被简称为“非公经济36条”，2005年也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但在实施过程中，厉以宁发现，政策应有细则，但“非公经济36条”还是比较笼统。以至于有人讲，“36条”准入的门是个“玻璃门”，能看见里面，但进不去。或者说，是个进去了又不得不在非市场因素干扰下被迫退出的“弹簧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厉以宁在温家宝出席的政协经济、农业联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详细阐述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困难。温家宝随即回应：“要放宽民营经济的准入，解决所谓‘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真正自愿投资。投资能够够到我们期待的结构转型方向的，我们都应该支持。”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允许”变成了“鼓励”，在市场准入的条件、范围、扶持政策等方面做了更明确、宽松的规定，中国民营经济又一次迎来春天。

对学生论文中的标点错误都细心改正

“我从来不想从政，只想做一个学者。”30余年教书生涯里，厉以宁培养了大量优秀学生，其中不乏政界要人和许多商界精英。

厉以宁说，80多岁了，他仍坚持给本科生上大课，听课的学生挤满教室。据一位大三学生回忆：“厉老师讲课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后问大家，‘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厉以宁批改学生的论文非常认真。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我当厉老师学生的时候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干部，而厉老师已经是很有影响、受人尊重的著名教授。他审阅我的硕士论文时，从题目、结构、观点到打印格式，都给予细心指导，花费了大量心血，甚至用错的标点符号，他都发现并向我指出来。厉老师这种扶持后生、诲人不倦的精神，每每想起，我都十分感动。”

滕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2000年至2010年间师从厉以宁。滕飞回忆道：“有一次跟厉老师到贵州毕节去调研，厉老师婉拒了当地政府安排的参观活动，主动提出‘我们自己走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儿，就直接跟那儿的农民聊天，获得第一手资料。”

滕飞说，厉以宁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也像学者那样观察生活。“厉老师没请保姆，自己做饭，还常去菜市场买菜，老百姓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厉老师感受到的东西，所以他能真实了解目前经济运行得到底怎么样，非常有质感。”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重病在床，无法继续辅导博士生，便恳请厉以宁将他的几位博士生收入门下。厉以宁欣然答应：“我和董老师是多年好友，董老师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曾任中国铝业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志强就是这几位博士生之一。他说，自己又在厉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博士后，在企业工作期间，只要有时间，他就和厉老师一起做研究。

“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

学术之外，厉以宁对家庭充满了柔情。他与夫人何玉春的缘分始于湖南沅陵。当时，厉家租住在沅陵何家的房子里，厉以宁与何玉春的哥哥何重义是雅礼中学的同学，但当时7岁的何玉春对厉以宁并没多少印象。1957年，何玉春已从华中工学院电力系毕业，分配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发电厂工作，她去探望随哥哥定居北京的母亲，和厉以宁重逢。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异地恋”。

一天，何玉春接到厉以宁的信，信中只有16个字：“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首《十六字令》被同学们称为“世间最短的情书”。当时，厉以宁是“有问题的人”，工资比何玉春还低2元，但何玉春毅然选择了他。1958年春节，两人在北京结婚。婚后第五天，厉以宁要去京郊劳动，何玉春得回鞍山工作，厉以宁满怀离愁，又写下一首诗：“昨夜频频双举杯，今朝默默两分飞。新婚初解愁滋味，咽泪炉前备早炊。”

从此是13年的两地分居，每年只有两周探亲时间。1958年底，他们的女儿厉放出生；1963年，儿子厉伟出生。1969年，厉以宁下放江西，将一双小儿女留在北京，交给自己的母亲照料。

1970年12月，何玉春放弃一切调到江西。夫妻俩住在放农具的茅草房里，房间一角还有黄鼠狼做的窝。能在一起，已经让厉以宁无比满足：“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机构竞相邀请厉以宁讲学、考察，何玉春常伴其左右。厉以宁身兼多项社会职务，何玉春就当“秘书”：在收发室，学生们经常看到何师母替厉老师取信件，有时多得拿不动；在家里，她是厉以宁著作的第一读者，厉以宁说：“她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这儿或那儿还不够简明，不易被人们看懂，我就进行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

2008年，在金婚时，厉以宁写道：“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北大的女教师无不感慨：何老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在于厉以宁有多大名气，而在于厉以宁为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了满头白发，从新婚宴尔写到了儿孙满堂。

直到现在，只要两个人一起出去就写写诗。“她会摄影，她的照片我认为好的，出了集子的，每一幅我都配上诗，已经出版了两卷，第一卷名叫《心宽无处不桃源》，第二卷名叫《沉沙无意却成洲》，都是我诗里的句子。”厉以宁说。

当被问道：“夫人收到这些情诗很高兴吧？”厉以宁赶紧分辩：“这不是情诗，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写什么情诗。”一屋子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他也乐呵呵的，快乐如顽童。

厉以宁的学生程志强说：“厉老师不仅在治学上是个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个大家。”夫妻两地分居13年，厉以宁既当爹又当妈，着意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他曾说：“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钱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挣；如果孩子没有能力，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呢？”女儿厉放出国留学时与一名澳大利亚小伙子结婚，现在就职于香港一家金融机构。儿子厉伟获得北大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前往深圳创业，现任一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厉以宁共有四个孙子、孙女和外孙，最大的一个已经上大学了，学的是海洋环保。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厉以宁，在经历了战争、动乱，也经历了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年轻人。他说：“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