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

沧州地处河北省东南部，北依京津，南接山东，东临渤海，京杭大运河贯穿其间。因与大海为邻，得名沧州，意为“沧海之州”。沧州是蒋子龙的故乡，14岁之前，蒋子龙的生活在沧州农村里度过，那里高高的土房，比两边的土地矮一大截的车道，村子外面的大水坑，以及在水坑里摸鱼洗澡的日子，都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记忆里。好多年以后写散文，提到家乡，蒋子龙仍然说：“沧州，像梦一样永远跟着我。”

蒋子龙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很多地方都比沧州富饶、美丽。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沧州却给了他巨大的触动与濡养，他把沧州当作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根据地。虽然蒋子龙是以工业题材小说在文坛上闯出一片天地的，但是他骨子里却是一个农民，他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强调这一点。他的农民本色，是沧州给他染上的，他磊落豪直的性情，庶几与这片土地脱离不了关系。

当改革开始激荡生活，作家的创作之火随之点燃。

不管愿不愿意，理不理解，文学都成了蒋子龙的宿命，带给他荣光，也带给他艰难。很多人都问蒋子龙，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创作工业题材小说？蒋子龙感叹地回答：“人的一生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情。‘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

某种意义上说，蒋子龙的创作就被这样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1975年秋天，全国“工业学大庆”，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那时候，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蒋子龙作为厂子的代理工段长，参加了会议。就是在这个会场上，《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找到了蒋子龙，告诉他，毛主席亲自下令，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复刊。许以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刊的《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

《人民文学》是“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发表文章的文学圣地，《人民文学》的约稿该是多大一桩喜事！但是蒋子龙并没有受宠若惊，也不敢过于兴奋，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发表得并不多，心里没有底，只是谨慎地答应试一试。碰巧的是，那个时候的蒋子龙正被大会上一些先进人物的生产事迹所感染，觉得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他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由此有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诞生。

《机电局长的一天》后来发表在复刊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霍大道，其原型就是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冯文彬，以及蒋子龙在会议期间了解到的南京汽车厂的一位副厂长。蒋子龙运用文学的手法，把两个原型人物的人格与事迹揉搓成了雷厉风行“抓生产”的霍大道。回头来看，霍大道的“抓生产”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的抵触情绪，同时也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轨道实现了对接，因而成为过渡年代里的一篇颇具先声的过渡小说。

三年之后，1979年，蒋子龙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的影响更大，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使“蒋子龙”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十年动乱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

但是谈起这篇小说，蒋子龙却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非常简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而是乔厂长找到了我。”当时，蒋子龙只花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这篇垂名之作。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乔厂长”这个人物，在蒋子龙那里早已烂熟于胸，他此前虽然未曾写出来，但在心里，他已经对这个人物描摹了上百遍。

蒋子龙的回忆印证了我的猜想。大概在1977年后，他在重机厂的锻压车间任主任，那个车间有将近三万平方米的厂房，一千多名员工，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却没有一个工厂的独立性。那时候的蒋子龙，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可真等他塌下心来想干事了，却发现哪儿都不对劲：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等把机器修好了，人又不听使唤……蒋子龙感觉自己天天就像在“救火”，常常是昼夜连轴转，熬的最长的一次是七天七夜，只觉得身心俱疲。这就是他创作《乔厂长上任记》时候的心境。这篇小说，实际上就是写他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苦恼与理想，写如果让他来当厂长，他会怎么干。蒋子龙结合自己在基层一段时间以来摸爬滚打的经验，设计了一种“乔厂长管理模式”，他没有料到的是，“乔厂长”很快火了起来。那时候，很多读者都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更多的人还参与创造并完善着“乔厂长”，“乔厂长”一时成了风云人物。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蒋子龙都会被人这样提问：作为“改革文学”的缔造者，作为工业题材的代表作家，您如何如何。每当这时，直爽的蒋子龙就会实话实说，“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的概念。对于什么是‘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而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正在剧烈的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在创作高峰时转向，十年铸剑书写农村改革

1982年底，写完短篇小说《拜年》，蒋子龙在自己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放下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这一停就是六年时间。人们无法理解蒋子龙此举原因何在，其实，他只是作出了符合创作规律的一次选择。他在《“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一文中写道：“登上了文坛，一定还要懂得什么时候离开文坛。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束缚了我。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所创造的人物的压迫……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

这是蒋子龙作为一位清醒的作家的可贵自省，作为一位优秀作家对自己创作节奏的理性把控。他正因为异常熟悉工业生活，反倒对这十分熟悉的一切产生了警醒；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却自觉地要努力跳脱出这个风格；他拥有了自己颇具优势的写作领域，但他时刻都想着要打破领域与题材对创作的限制——蒋子龙绝不甘心把自己的创作仅仅划定在工业题材这样局促的范围之内，他的写作雄心无限广大。

大约从1984年开始，连续五六年的时间里，蒋子龙努力尝试着摆脱自己的创作模式，打开自己的文学视野。他明确提出，文学不应该以题材来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所局限。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以医生邵南孙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蛇神》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征”系列小说。这一阶段对蒋子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突破了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与题材的局限，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

经历了这样一次涅槃式的文学重生，蒋子龙的心境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别人较劲，跟文学较劲，执意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他不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他超脱批判，悟透悲苦，笑对责难和褒奖，只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蒋子龙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正在步入文学上的成熟期，正在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从心理上到阅历上，他的准备都在趋于充分。这个状态的蒋子龙，即将迎来他一生中最为艰苦也最为重要的文学书写。

如果你问蒋子龙，对自己的哪部作品最为看重，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不是一纸风行的《乔厂长上任记》，也不是更早发表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更不是后来创作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以及《人气》《空洞》等作品，而是他于2000年之后创作的、历时11年写就的《农民帝国》。《农民帝国》这本书，传递了蒋子龙对于农村生活变革与农民文化性格的深刻思考，也折射了他深入骨髓的农民本色与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

为了写《农民帝国》，蒋子龙去农村待了很长时间，他有意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农村人，在一种农村的天然氛围里写作。广东的农村、河南的农村、山东的农村、天津周边的农村，一一留下了蒋子龙的足迹。他去农村，都是秘而不宣，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谁也不告诉，就自己走单帮，有时候一走几个月。村里人只以为是来了个老头，或者是某户人家来了个亲戚，要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蒋子龙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一回到农村，用不了几天时间，他说话的腔调，与农民打交道的方式，很快就入乡随俗。他无障碍地重新观察农村，无缝隙地完全融进农村，为自己的《农民帝国》默默积累素材。

《农民帝国》的主人公郭存先，本来是一位善良勤劳、精干有为的农民青年，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取得了事业上的辉煌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位有本领、有志向的农民，却在取得成功之后，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由农村的带头人迅速蜕变成农村的统治者，最后自取灭亡。郭存先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蒋子龙说，写小说虽是虚构，反映的却是现实世界，表达的更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在生活中，像郭存先这样的人，农村有，城市里也有，尽管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郭存先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引起了我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思考与认识。郭存先身上反映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必然的悲剧、文化的悲剧，值得我们认真地审视与思考。”蒋子龙说。

《农民帝国》的前半部在写“因”，后半部在写“果”。等写到原以为该结束的时候，蒋子龙突然发现，作品还远远没有完成，关于农民帝国的故事，似乎才刚刚铺开。他希望把脑子里关于这个题材的构思都写出来，这将是《农民帝国》第二部或者说姊妹篇的主要内容。但是，今年已经77岁高龄的蒋子龙，究竟写不写《农民帝国》续篇，他还有些犹疑不决。长篇小说的诞生不仅是一种缘分，更是对作家精力、毅力的严峻考验，一场可能又是十几年的写作，其启程无疑是沉重的。我们只能善意地祝愿，这部新的作品能早日在他的笔下开花结果，从而使这部他最为看重的作品，在精神品格上日趋圆满。

文学是生活结出的花朵，真实是文学最美的颜色

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问世，都会给他带来冰火悬殊的待遇，或者说，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一次甚至数次争论。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直到《农民帝国》的出版，蒋子龙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而他的文学创作就在这样的一次次锤打与磨砺中走向成熟。回忆起这如梦似幻的人生遭际，蒋子龙感慨道：“磨砺总是最具有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道路，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但是，写得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写作成了保持做人尊严的手段。”

在写小说之外，蒋子龙还致力于杂文与散文的写作。杂文是针砭丑恶、张扬美善的文体，讲究的是观点鲜明，短小精悍，刺刀见血，这种干脆利落、是非分明的文体，与蒋子龙的性格简直是天然的契合。他以杂文为阵地，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嬉笑怒骂，皆是文章。散文则是一种较为舒缓的文体，却极有利于作家情怀的抒发与志趣的伸张，在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蒋子龙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读这样的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感性、更立体、更丰满的蒋子龙。

后来的人们常常尊蒋子龙为文坛大师，对他取得的文学成就表达衷心的仰慕，但是蒋子龙依然是那个质朴豪直的性格，不愿意戴这顶送上门来的“桂冠”，他总是谦虚地说：“我的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并非是我对生活和艺术有多么了不得的发现。”

而在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创作又拥有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久经人生磨砺、悟透文学之道后油然生出的从容气质。他说：“人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格。有格，就有内在的定力。神定则气闲，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进而有可行之道，退而有内守之固。写作虽然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既然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

不管你写什么，工业题材也好，农村题材也好，城市题材也好，也不管你怎么写，浪漫地写也好，现实地写也好，魔幻地写也好，唯一能告慰读者的，只有真实，即便是虚构的故事，里面却须有真实的世界。蒋子龙把他的文学观念，牢牢地定位在了真实两个字上：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是讨人喜欢，但人们却无法逃避它，只能正视它，聆听它的指引。蒋子龙说：“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实洞开。”

文坛上熟悉蒋子龙的人，喜欢说他的性格“又臭又硬”，这其实只是朋友间的戏称，是一种明贬实褒的说法，“又臭又硬”是表象，“又诚又真”才是本来。这位通身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毕生在文学的道路上锐意突破，以全部的文字求真求实的大作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描绘了当代文学史上一道别具亮色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