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27年后，已近80岁的周瑞金回忆起“皇甫平”系列，思路依旧清晰：皇甫平是一个团队而非他个人；撰写评论并非领导授意，而是报人责任感驱使……还有，他曾经想把这组以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为中心的文章，作为离开《解放日报》到香港《大公报》履新的“临别献礼”。

“1991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周瑞金不无感慨地说。那一年年初，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他组织撰写和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系列评论，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也改写了他的人生。

一腔热情“献礼之作”

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的周瑞金，毕业后被分配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就一直坚守于新闻评论领域，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

周瑞金说，在1990年底，他已经知道将奉调去香港《大公报》接任社长，所以之后那段时间主要在忙工作移交。1991年2月11日，他看到了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大受触动。

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改革开放已经深为认同，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十多年后曾遭遇困境：1989年至1991年，经济连续三年下滑跌至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东欧发生巨变，国内“反和平演变”“问一问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是姓资姓社”的声浪不绝……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是走回头路？邓小平作了关键性的表态。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第四次来到上海过年。那时距离他找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强调要“更大胆改革开放”刚刚过去一个月。在上海期间，他频频外出视察、参观，还听取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他发表的多次谈话，都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亲自动手记录整理。

周瑞金看到的，正是这份谈话的第一手资料，至今他还能背出一些要义，一是“他在谈话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还有就是“不要以为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时市委领导没有直接布置写文章，但周瑞金已经产生强烈的冲动，要动起来“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思想，作为我离开《解放日报》到香港《大公报》履新的临别献礼”。

皇甫平“一定有来头”

1991年2月13日，周瑞金清晰记得是农历庚午马年小年夜，他找来了《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和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提议三人合作写几篇署名评论。其时，第一篇他已经构思好，之后由凌河根据他口授执笔，再由他改定以《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为题，在农历辛未羊年的大年初一发表。“当天头版上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就加框刊登‘皇甫平’的署名评论。”

为什么用“皇甫平”这个署名呢？周瑞金说：“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含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之后，他们又以每隔20天左右的节奏，在《解放日报》头版重要位置连发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评论。根据周瑞金的设想，四篇评论的主题一以贯之，内容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有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最初我们还酝酿了第五篇，专门讨论怎么看待‘姓资姓社’，但后来港澳工委来电催我尽快到香港，我忙于办理赴港手续就搁下了。”不过这些观点后来在1992年发表的评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中进一步得到阐发。

四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有读者赞誉“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特别是其中要发展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样的提法赞成者很多。当然，对于文章发表的背景，海内外也作了诸多猜测和解读。有很大一部分认为很有可能是邓公之意。“塔斯社驻沪记者一定要采访我，直接就问皇甫平是谁授意？是不是邓小平。”

“吴敬琏后来遇见我都说‘一看皇甫平就知道有来头，一定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发话了’。”

思想交锋始料未及

让周瑞金始料未及的是，原来期望1991年成为“改革年”，最终却成为改革开放的争论、争锋之年。他说，引起最大争议的是皇甫平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这篇文章是凌河根据一位理论工作者沈俊坡的来稿改写的，强调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其中“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这句话，被上升为“改革开放不要问姓资姓社”进行批判。

批判先从一些小刊物开始，之后部分党报党刊也刊发了相关文章，说皇甫平罪莫大焉，鼓吹“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与之相对的，对于皇甫平的公开支持却屈指可数，只有《改革》杂志是以转载皇甫平系列的第二、第三篇的方式表示支持。难能可贵的还有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公开发文“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资姓社’的诘难”。

争议对周瑞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赴港履新的任命被突然取消。“当时我已经交接完工作，《解放日报》欢送会都开了，我的行装也准备就绪，飞机票也买好了。”他还透露，此前也与《大公报》的香港同事有过接触和交流，相谈甚欢，让他对到香港干好工作满怀信心。更重要的是，他深知此去就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能够参与和见证这么重要的大事“很激动”。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唯一的遗憾。

邓公终结困境

在争议交锋最激烈的时候，据说北京流行着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周瑞金认为，这表明邓小平对于这样的思想交锋是知道的，且在观察着、思考着。

次年初，邓小平南方系列讲话一举回应了所有否定改革的言论。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些讲话不仅为当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也让很多人意识到，“皇甫平”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致的。

周瑞金说，其实皇甫平系列文章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副部长刘吉都搜集起来，希望通过特殊渠道转给邓小平。“皇甫平系列第一篇发表时，邓小平还在上海过春节，也许会看到这篇文章。加上后来刘吉转送的材料，估计邓小平对皇甫平知道得还是比较早的。”

邓小平南方讲话也终结了周瑞金面临的困境。皇甫平系列文章，此后还在上海和全国的好新闻评选中高票获得一等奖。对此，周瑞金认为，这还是说明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他只是尽了一个报人的职责，说了该说的。他始终认为，思想解放的舆论先导，是改革开放的火车头。

此后，周瑞金还是坚守在评论领域。1992年，他又组织“皇甫平”成员，相继以“闻颀”“吉方文”的署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93年，他奉调进京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宣传。由此，中国传媒界又出了一个名人“任仲平”。

与改革者惺惺相惜

能够平稳度过这段舆论风波，周瑞金说，他还非常感念很多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包括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没有责难，没有处罚，有不少人还在多个场合为他鸣不平。“我还是留在《解放日报》并继续主持工作。”

周瑞金还特别提到了朱镕基。皇甫平系列第四篇，背景就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借此契机阐述了邓小平大胆、科学使用人才的思想。但北京却有人说“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窃取党的领导层高位”。

之后，周瑞金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几次遇到朱镕基，他没有提起这件事情。直到1994年春，国务院出台财税、外贸、金融、投资、国企等改革措施，他以“任仲平”署名同借调北京的施芝鸿合作撰写了一篇《上下一心 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受到了朱镕基的赞誉，还获得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社会革命将发挥“推进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强调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为下一步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发出了深化改革新的动员令。周瑞金说，历史昭示，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先声，从“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大声疾呼，到习近平总书记“思想再解放”的要求，正是击中要害，没有思想上的勇于破冰，就难言从利益藩篱里突围。

周瑞金引述邓小平的话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提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过去只讲发展生产力，其实还有解放生产力问题。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就是一场新的生产力方面的伟大革命。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革命将发挥“推进器”的作用。

周瑞金说，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明了改革开放40年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与路标，也就是说，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正是基于此，改革开放是须臾离不开的法宝，也是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他引用当年的“皇甫平”评论强调：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周瑞金还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心以改革精神、改革思维和改革勇气，啃硬骨头，涉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各种思想争论纷纭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全党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军队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改革，改革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就改革作出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