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移民社会学：理论构想和研究方法
本人选择“上海的宁波人研究”作为博士论题，以旅沪宁波移民在上海社会的发展历程为经，以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为纬，依据城市社会学、社会人口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剔除迁移产生的人口变化，从金融、工业、商业、教育、社会组织等几个层面入手，把宁波移民作为社会角色和社会集团组织的综合体，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对宁波移民和上海城市的互动关系作一全面、系统的考察，既分析宁波移民对上海社会的作用——主要研究人口迁移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后果，又探讨上海社会对宁波移民的影响——主要研究社会环境因素对移民行为和移民本身的影响。
研究宁波移民与上海社会的互动关系，初步建立移民社会学的理论构想，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和概念，对移民群体的各个方面进行社会学分析。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它的基本见解是：人的行为主要是在其所属群体内发生的社会相互作用中形成的，通过考察“群体”这一社会学的主要参考框架，可以揭示人际间的各种关系，包括亲缘、地缘及业缘间的依附、联合、疏离、超越，藉此廓清个人、组织、社会、政府等不同层面的相对独立而又互动促进的关系。当然，意欲深入了解一个群体的兴衰消长，归根到底还应考察这一群体中代表人物的想法和行为，甚至命运的悲欢。人们正是希望通过“社会学想象”注48来理解自己的遭遇是“个人经历与历史在社会上的小小交叉点”注49。宁波移民团体以自己的特性在近代上海转型过程中起了独特的作用，其自身也因此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他们在近代上海的奋斗历程宛若一幕幕生动的戏剧，其中的悲欢苦乐令人荡气回肠，掩卷长思，扼腕浩叹。“在历史学中人生仍然是一出伟大的逼真的戏剧，有着它一切的张力和冲突、高贵与痛苦、希望与幻觉、活力与激情的表现。”注50在历史长河中，人的一切成就和业绩都被看成他们生命力的沉淀和凝融，历史工作者所寻觅的不仅是一个旧时代的精神的物化，更重要的是寻求这些物质后面的、创造性活力的源泉，因为历史学研究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是理解人类的生命力。鉴于此，要探究宁波人在上海的奋斗历程，除须整体上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历史语境外，当从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个人入手，对其政治参与、组织活动、经济行为、思想理念、心理结构甚至生活方式、爱好习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剖析，了解其所思所想，所苦所乐，以至于性情癖好等，但囿于材料、时间等各种因素而不能面面企及，只能从旅沪宁波人作出过卓异功业的经济领域作一重点考察。
本书在论证过程中，主要依据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借助社会人口学、城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及现代化原理，对移民现象、移民行为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进行全面、客观的剖析。人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前提，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他们的位移会产生人口与社会的双重效应，导致社会系统的连锁反应。一方面，社会系统的各种因素规定和制约着移民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如迁移的数量、模式、方向无不取决于社会体系；另一方面，移民现象和行为对社会体系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故而“移民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首先，影响移民行为（人口迁移）的社会原因，包括自然、政治、经济、战争、文化、宗教、心理因素。其次，移民行为的社会后果，包括对个人和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作用。再次，迁移集团与社会系统的相互整合关系，包括文化系统、社会环境对迁移者的适应、涵化的影响。
由于人口迁移现象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重大影响，移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始终是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其中社会人口学就是专门研究人口发展与社会变迁之相互关系的学科。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最早探讨人口成长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社会人口学的基础。与根据人口参数之间的函数关系对人口规模和结构、组成和分布进行数量分析的形式人口学不同，社会人口学穿梭于人口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主要探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状况。从1885年英国学者Ｅ.G.雷文斯坦（E.G.Ravenstein）发表《迁移规律》（Laws of Migration）一文以来，不少人口学者、社会学者和人文地理学者对人口迁移理论都作过研究。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1. 迁移流与迁出地（迁入地）人口数量、迁移距离、迁入地就业机会等关系的研究。
雷文斯坦据此提出的人口迁移引力模型定律注51最具代表性，它概括了迁移数量、迁移距离、迁移流向等人口迁移的主要变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人口迁移现象较全面的经验性总结，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雷文斯坦的迁移定律进行了补充修改，如E.S.李（Everett S.Lee）于1966年在英国《人口学》杂志上发表《人口迁移理论》（A Theory of Migration）一文，提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迁移因素理论注52，其中人口迁移量、主迁移与逆迁移之间的关系是该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些都使人口迁移理论不断臻于完善。
2. 迁移动力和机制的研究，提出了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是20世纪60年代初广泛流行的一种解释个体迁移决策过程的理论。推拉理论的概念可溯自雷文斯坦的迁移定律，后来经过不少学者补充修正，直到E.S.李集大成而形成较有系统的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迁移行为是由迁出地的推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因素共同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注53推拉理论是在引力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早由赫伯尔（R.Herberle）于1938年提出的“推力—拉力”理论，并涵盖了众多人口理论家的迁移理论而形成的，较多着眼于迁移原因的研究。虽然这一学说的理论形态并不深刻，但用来解释人们迁移的动因仍是比较贴切。
3. 差别迁移研究，提出了选择理论。
“选择理论”是E.S.李综合整理各家之言而成，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提出有关迁移者特征的理论，只是未曾有统一的名称。该理论认为，迁移者并非原住地人口之随机样本，迁移具有选择性（migration is selective）。迁移者的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宗教信仰与迁移行为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年轻、高教育程度及未婚者较易迁移。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探索和发展，西方人口迁移理论为研究人口迁移现象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但由于人口迁移的现象极为复杂，涉及因素繁多（包括原住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迁移者自身的特征等），且迁移的定义不像出生和死亡那么明确，所以要提出一套完整、全面且深具说服力的综合性人口迁移理论颇为困难。即便现有的几种迁移理论亦有重迭、片面之处，它们多偏重迁移原因的探讨，也有讨论迁移现象本身，但是解释迁移结果的理论并不多见，较少有研究考虑到移民在迁入地的适应情况。
城市社会学及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失。城市社会学主要以城市结构、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城市化进程加速，许多社会学家关注到“城市、现代生活方式、工业化”三者间的关系，他们在描述现代城市化的宏观过程的同时，也涉及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特征，滕尼斯注54、涂尔干注55、齐美尔注56、韦伯注57等人的思想构成了古典城市社会学的核心，尤其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系统地考察了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心理适应问题，提出了城市体验的重要性。20世纪初年，在继承了欧洲古典城市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城市社会学研究迅速兴起，很快成为欧美现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高地”。以罗伯特·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重视社会调查和文献调查，也非常强调城市生活的心理因素，其观点的核心是：“城市是人性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自然生息地，因而“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所培养出的各种新型的人格”。由此可见，结合城市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考察移民迁移后的心理调适和涵化过程不无殷鉴和启迪之处。
现代化理论是对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社会转型过程、性质、动力及有关问题的系统认识。现代化是涉及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多层次、多面向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及观念领域的理性化。根据考证，“现代”一词在英文里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时间尺度，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一个“长时程”，二是作为价值尺度，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将现代化看作代表历史时代特色的一种“文明的形式”，一种“精神状态”。他们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现代化，认为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是一种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帕森斯、艾森斯塔特也都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文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接受那种与企业家的雄心、创新精神、合理性和追求业绩的取向相适应的价值观和态度，并以此去反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注58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亦提出了对现代人特征的分析研究，他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一个国家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种能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广泛的现代民族文化心理，去赋予这些空洞的形式以富于生命力的内容”，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将是不可避免的。注59由此可见，现代化有经济、政治等不同层面，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则是价值分布密度的内核，立基其上的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现代经济与制度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而个人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本身是人和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人的改变是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产物，而后又运用现代人格的持久力量来巩固这一成果。现代化理论的立论视角和运思方式无疑对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移民的心理状况、观念意识的转变有良多启悟。
本书征引运用的资料主要有：原始档案（包括谱牒）、地方志、宁波旅沪同乡团体编纂的各类刊物、文史资料、当时的报刊及史料笔记、实地访谈资料等几大类。
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原始材料。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了上海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旧上海市社会局、旧上海市教育局、旧上海公安局、上海钱业公会及一些宁波人占据优势的行业的同业公会档案，如上海机器染织工业同业公会、上海市调味粉工业同业公会等档案；同时参阅了上海图书馆所藏《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宗谱》、浙江古籍图书馆所藏《镇海桕墅方氏族谱》等。这些原始档案材料虽然不甚完整，但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历史原貌，成为本文论述的重要依据。
宁波及所属各邑素有“修志撰史”的传统，因而地方志保存得较为完备、系统。笔者主要参阅了民国时期各县的地方志，包括《镇海县志》、《鄞县通志》、《慈溪县志》、《奉化县志》、《象山县志》等，其中所载宁波及所属各县的社会经济概况，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此外，笔者还查阅了宁波及各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编纂方志，如《宁波市志》、《镇海县志》、《鄞县志》、《奉化市志》、《慈溪县志》等。
上海图书馆所藏《上海四明公所大事记》、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及其宁波旅沪同乡团体所编撰的各类纪念册、题名录及《宁绍新报》、《宁波周报》等报刊资料，无疑最能反映上海宁波人的社会生活和发展历程，因而成为本书的主干材料。
上海、浙江、宁波及所属各区县政协所编写的“文史资料”保存有大量对当年活跃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宁波籍“闻人”，如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秦润卿、王伯元、项松茂、方液仙、刘鸿生等人的回忆材料，虽然或许因为年代久远，会有记忆失实、年代错误之处，但记载的大多是所述者亲闻、亲见、亲历之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可为旁证。笔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搜集并翻阅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包括原南市区、黄浦区、杨浦区、卢湾区、静安区等各区文史资料）、浙江文史资料、宁波文史资料及原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等区县的文史资料。浙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将其中一部分文章编辑成集，如《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及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宁波文史系列丛书》1—3辑，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近代上海是全国的新闻中心，保留有各种机构编纂的多种报纸、刊物，发行时间较长的《申报》、《新闻报》等尤其成为了解上海宁波人参与地方建设的珍贵材料。另外，旧上海光怪陆离、丰富多采的生活使得记叙沪上社会变迁的笔札接踵而兴，姚公鹤的《上海闲话》、陈伯熙的《老上海》、郁慕侠的《上海鳞爪》等笔记体史料，内容丰富，通俗易晓，其中也有颇多记载上海宁波移民风俗民情的资料，是为笔者治史过程中的最佳参考。
宁波移民是上海人数较多、能量较大的移民群体，至今仍有大量宁波人在上海的工商、文教等领域各显所能。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实地采访了不少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特别是第一代移民）。虽然由于本书研究截止时限为1937年，在此之前迁居上海的宁波人多已不在人世，但许多乡音未改的“老宁波”所讲述的“自己的故事”，不仅为笔者平添了感性认识，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口述资料”。
本书共分八个章节。导论部分首先概述了“宁波人在上海”的研究状况，导引出本书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立基于历史学、人口学、社会学理论，提出了“移民—社会”的初步理论构想和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三章至第七章以详尽的资料为依据，论证了旅沪宁波人在上海金融业、近代工商航运业、新式教育等方面的重要而显著的作用，同时考察了宁波人在上海建立的同乡组织——上海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结构特点、会务活动和社会功能；第二章、第八章则以纵向鸟瞰宁波人迁移上海的历程为切入点，通过解析宁波人迁沪动因，分析旅沪宁波人社会构成，剖析宁波移民心态结构，总结出旅沪宁波人之所以能够辉煌沪上，独步海天的渊源在于：襟江带海的地理环境的浸润，历时久远的经商传统的延续，影响绵长的浙东学术的濡染；余论部分在总观全文的基础上，阐扬了“移民资源是上海崛起的内在动力”这一论断，揭示出宁波移民集团在上海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社会进步等方面所起到的“外显功能”和“潜在功效”。
本书以1843—1937年为研究时限，之所以选择从上海开埠的1843年为研究起点，是因为众所周知，上海开埠对于上海历史具有的重大影响；而以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暂时的研究终点，是由于战争的爆发所引起的混乱和灾难远非本书内容所能容纳、理清。百年时间，可谓布罗代尔所言的“长时段”，长时段“构成人类历史的深层，正是深层的历史决定着历史的结构”注60，只有从这一“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入手，用历史的眼光简化现实生活，才能相应地思考历史总体，深入、系统地探知宁波移民在上海社会的“全息图景”。要切实达到这一目标，实须假以时日，做大量理论准备和细致的调查、整理工作，而实际上由于时间、精力所限，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不仅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而且所论所述难免会出现偏颇之处。当然，本人将竭尽所能，勉力而为，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