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移民与社会：问题的提出
上海在开埠后由一个普通的地区商埠迅速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远东金融中心，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移民“一直是上海最大的资源之一”，他们的肩膀支撑起这座城市的繁华和辉煌。
上海是公认的移民城市。从公共租界和华界人口籍贯的统计数字来看，公共租界内上海本籍人口的最大比重是1930年的22%，华界则是1929年、1932年的28%；公共租界内本籍人口的最小比重是1885年的15%，而华界相应是1936年的24%。注1这种“主弱客强”的人口构成主要是上海开埠后的历次“移民潮”造成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先后出现过三次外籍人口迁入上海的“高峰”，一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大批避难移民涌进上海，许多商人也将营业地点转移到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更有吸引力的上海，使上海人口在1855—1865年十年间，仅两租界就净增11万人。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上海人口从1910年的128万多人又增至1927年的264万余人注2，致使约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上海人”这一城市群体概念，其文化意蕴超越了地域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籍贯上的意义，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认同，这是移民社会、工业化和环境推力等社会经济要素共同掺合作用的结果。以后历经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的“移民潮”，上海人口更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激增到330余万人。移民资源与其他因素汇聚成强大的发展趋势，为上海的崛起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强劲的动力。
在各地迁居上海的移民中，宁波移民注3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优势”移民集团。在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途程中，举凡一些关节点上都有宁波人的踪迹。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繁盛的对外贸易商埠，这使得甬人极富经商才能和冒险精神，加之人稠地狭等自然原因，宁波人经商的足迹遍履天下，从而使其以“无宁不成市”闻名遐迩。沪甬间距离相近，早在上海开埠前，便有李也亭、方介堂等人登临沪上经商，并在糖业、沙船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上海开埠后，宁波人更是依恃其“过账码头”的雄厚财力，在上海钱庄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一席。19世纪末期，旅沪宁波人又积极参与创办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创建、管理中，无不有宁波人的功劳。在商业活动中，宁波人以洋布、五金、医药等新式商业为重点，旁及各业。1853年，宁波人蔡氏创办恒兴洋布店于南京路，随后叶澄衷、朱葆三在五金业，秦君安、周宗良在颜料业，黄楚九、项松茂在新药业，皆为业中翘楚。在金融业、商业并举的同时，宁波人也开始了对近代民族工业的楔入，在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重工业部门——近代机器船舶修造业中，宁波人就三分天下有其一；严信厚、周金箴等人也参与了近代纺织厂的兴办；此外，黄楚九1887年接盘中西大药房，1889年创设中法药房；叶澄衷1890年创办燮昌火柴厂，1892年设立纶华缫丝厂，俱为中国民族工业史上值得一书的创举；另外，项松茂的五洲固本皂药厂、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余芝卿的大中华橡胶厂、周荆庭的华孚笔厂不仅在上海，即使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型工业企业。旅沪宁波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热情亦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如此，沪上甬人的团结精神更令人敬佩，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凸显了宁波人顽强不屈、反抗强暴的英勇气概；上海四明公所及沪上最早的新型同乡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维护同乡权益、争取民族利权方面也是有口皆碑。考察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的活动踪迹和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移民与社会”的互动角度理解上海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移民现象，且对当今社会不无启悟。
移民注4是实现了迁移的人口。与人口的生育、死亡一样，迁移是人口系统中三个基本因素之一，亦是人口学中最模糊不清、争议最多的概念。一般而言，人口迁移指空间地理位置上的变更，即人们离开原居住地，超过一定的行政界限，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的移动，也称人口的机械变动。狭义的人口迁移只包括永久改变常住地的人口移动；广义的人口迁移则指任何形式的人口移动，既包括永久改变常住地的人口移动，即人口迁移，又包括不改变常住地的临时的、往复的迁移，即人口流动。本书所论及的人口迁移指前者。由于人口迁移的复杂性，可按其不同的动因和表现形式分为若干类型，有按移居时间长短划分的永久性迁移和暂时性迁移；按穿越行政界限性质划分的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按迁移流向划分的乡村—城市迁移、城市—乡村迁移、乡村间和城市间迁移；按决策因素划分的自愿迁移、被动迁移（强制迁移）；按迁移原因划分的经济性迁移和非经济性迁移等。可见迁移是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安土重迁的农业国家，但历史上人口迁移的现象并不乏见。在农业国家中，土地是人们生活的唯一源泉，是其安身立命之本。“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注5因而不流动是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乡农们遂成为某个特定的生态环境的附属物。传统的乡土观念加之统治阶级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使得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一般不愿放弃祖辈相传的谋生之道而改就他业，他们把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看作生活中最为悲惨的场景。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种种原因，表面似一潭静水的中国社会却常常处于流徙变动之中。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形式多样。从迁移动因来看，大致可归为两种：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前者表现为统治者出于戍边、抚流和实地等军事、政治及经济的需要，在一系列行政措施下实现的军屯、民屯和强迁。明清以来，人口急剧膨胀，统治者还把移民作为“免除人口过庶之压迫”的途径之一，即将人口过密、田地过狭之地的人口，迁到人口较少、土地较广的地区，以此调节人口与环境的平衡。
自发性移民的原因较为复杂，有出于人口增长所迫，有出于天灾人祸之逼，亦有一些期望改变生活环境而实行的迁移。中国历史上历经频繁的改朝换代，每次社会动荡俱造成大批人口的流动。汉朝末年的动乱，两晋南北朝的“永嘉丧乱”，五胡十六国的分裂，直至唐代“安史之乱”，都使大量中原人口向南方迁徙，我国人口分布的重心由此南移。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及以后南北方的长期对峙，也使得人口多方移动。明朝由于赋税徭役繁重、宗室兼并而形成了全国性的“流民问题”。清代，随着清兵入关而导致的满、蒙等民族的内迁，及从明末以来就较为严重的人口过量而造成的“两种生产失调”，使有清一代的人口移动现象尤为频繁。与历代相比，清代的显著特征即是流民的存在反而是种常态。此外，中国历史上频仍的战事和自然灾害，也驱使人口多方流徙。
人口移动会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人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主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人口状况不但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而且经常向社会显示力量，“决非处于一种无动力的状态”注6。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和组织化手段的系统，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整体发挥功能。社会整体以平衡的状态存在，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使社会整体发生变化并使之趋于新的平衡。从广泛的角度看，人口现象的累积过程以及表现为这一过程结果的人口分布和构成，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人口系统的变动正是引发社会结构变化的契机。但人口的变迁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大不相同。
在前工业社会时期，人类的迁移活动与人类的发展同步，其产生的主要作用是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使人口布局发生重大变化，缓解了人地紧张的矛盾，促进了未开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如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我国人口分布的重心区域，这种格局历经西汉、魏晋、唐末的社会动乱，中原人口大量迁徙江南时得以改变，长江流域第一次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和经济的重心，这对于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南北融合起了重大作用。此外，人口流动还促使人类定居范围扩大，地区间的科技、文化得以交流，并使人类通婚范围不断拓展，人口素质得以提高；移民边地还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了解，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边防。葛剑雄在论述人口迁移对汉民族发展的影响时说：正是这些非华夏（汉）族人口的不断注入，才使这个民族的人口以超过其他民族的速度增加，身体素质得到提高，经受住了无数次天灾人祸而越来越强大。在融合各族人口的过程中，汉族也有充分的机会汲取各族文化的精华，充实和发展本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注7可见传统社会中人口流动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此时人口流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程度毕竟是有限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移民迁移的动因、自身的素质对文化传播、社会发展有极其关键的影响。一方面，移民迁移原因的不同会对社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移民的动机，出于知识上对于他的环境不满的”，这种具有“自求进步”意识的移民是最合理想的。注8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移民的迁移动机虽然各异，但多属被动、盲从的行为，大多迫于天灾人祸或是统治者的强制，很少有民众心甘情愿、出于改变自身境况的迁移，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有关。另一方面，若新增人口的知识积累具有经济上的实用性，那么这样的移民团体对迁入地的经济发展必然具有积极作用。而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是政治性文化超强发展，经济意识却压抑薄弱。历代人口迁移多属“难民”的性质，就决定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迁移不会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此时人口迁移造成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形成历史运动的连锁反应，因而此类移民的迁入（出）一般不会更多地影响相关地区人们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的变化，更不会对社会关系结构，以至于社会制度的重构产生显著的效应。
近代以来，人口因素成为促进社会变迁愈来愈受重视的新的变量。此时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互相交汇，互相作用，成为“促世界进步的有力动力”注9。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层面。现代化是涉及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历程，人口城市化则是其中的一个变项，它指人口向都市地区集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至为密切，“都市化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变动、现代化工业之发展以及对传统生活方式态度之改变，诸此因素均使国内迁徙活动加剧”。注10近代迅速发展的城市扩大了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和容纳度，而大批移民的迁入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功能的完备。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移民的迁入，使人际间血缘、宗族关系削弱，业缘关系强化，都市生活方式日益扩展，社会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必然导致迁入地的经济状况、人口素质、文化特点、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及至社会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连锁性变化和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变迁的不可忽视的契机，换而言之，“人口变迁是一切社会变迁的枢纽”注11。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移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作用”注12。
另一方面，移民在寻求生存的过程中，在都市社会文化氛围的濡染下，有意无意之间改变着行为规则、生活方式乃至价值取向。正如社会学家所揭示的：“城市改造着人性”，“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习俗姿态，这些新变化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使人们产生巨大改变”。注13列宁也认为，居民离开农村而转向城市，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注14由此可见，人口迁移的真正意义并不仅在于使人口数量密度增减等人口分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口迁移是涉及诸多变量的社会性现象，具有明显受制于社会体系的特征。移民自身所具备的自然结构、地域结构、社会结构等不同特性会对社会产生不同影响，促进社会变革，此后又运用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涵化而成的现代人格的持久力量来巩固这一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口迁移与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互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