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政治背景

1. 经济的发展

2. 自由贸易与对外关系

3. 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

4. 格拉德斯通的财政

5. 黄金

在法国革命前的最后十年左右，一种社会和政治形态的某些特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社会和政治形态是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及它们的直接后果成为过去以后，在十九世纪剩下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确定下来的。似乎需要提一提它的几个主要特点，即使仅仅是为了纠正读者心中可能具有的某些误解，并使由各种意识形态的传统所给它插上的那些不现实的明确色彩变得柔和一些。

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同一种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的困难作斗争。我们将要试图想象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自然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以及这样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它或者是与前者联在一起的，或者，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是由前者造成的。我们把它称为时代文明，或者称为时代精神，即Zeitgeist。 ^[24] 但是这种时代精神从来就不是一种结构上的单位。它永远是一种彼此斗争的成分的不完全的综合，决不是用少数前后一致的“原则”就能够真实地加以描述的。其所以如此，最明显的理由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一种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其时代精神两者均包含有来自历史上居先的各种状态的因素。但是也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但比较不容易说明的理由，使得不可能根据符合于一个社会有机体状态的内在逻辑的过程，或者是根据残存者的抵抗所引起的过程，去分析这个社会有机体内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更肤浅地说，就是不可能用“进步”或“反动”去加以解释。我们将要使用的概念上的安排，证明存在有这种困难。

可是，大体说来，可以断言：资产阶级上升的顶点虽然要到下一时期才能达到，但正是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内，工商阶级的上升几乎丝毫未受到阻碍，也几乎丝毫未受到挑战。在各个大国，当时资产阶级都没有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最重要的例外是美国以及路易·菲力普统治(共十七年)下的法国。但在所有的国家，不管在起源和结构上是怎样非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被资产阶级反对派宣布为最“反动”的政府在内，全都几乎是当然地拥护工商阶级的经济利益，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这种利益。 ^[25] 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是采取一种放任主义的精神，即是说，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对私营企业经济的束缚，让它自由自在。这就是在本书中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我请求读者把这个定义记在心上，因为这个名词从1900年左右起，特别是从1930年左右起，获得了一种不同的——在事实上几乎是相反的——意义：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觉得把它的标签据为己有是聪明的，这是一种最高的——虽然是无意作出的——恭维。

我们所说的“政治自由主义”——正如我们的脚注所充分表明的，它必须同“经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指的是议会政府负责制，选举的自由和选举权的扩大，言论出版自由，世俗政府与宗教政府的分离，陪审制，如此等等，包括节约政策与和平的——虽然不一定是和平主义的——对外政策。这是“法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纲领。 ^[26] 一种将其付诸实施的趋势，最后在到处都表现出来了。但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前进的速度大不相同，使得采取每一个步骤的力量和环境的结合，亦复不同。

工商阶级本身转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速度，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在资产阶级以内的各个集团之间，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在到处都受到欢迎的，也不是为整个工商阶级所欢迎的；政治自由主义对工商阶级的大部分人来说，就像生了一个本来不打算要的孩子一样。1811年“西班牙宪法”的拥护者——他们是最先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并没有得到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亦复如此。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一个派别，把政治自由主义的纲领强加于一个不十分情愿的大多数——这一派别只得到了部分的承认，但也获得了非工商界即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支持——虽然这个大多数在最后还是转变了。在英国，这从首先是辉格党人，然后是帕麦斯顿派的人，都被称为“激进派”的一小群人推着走的方式中看得十分清楚。这一群人，或者至少是它的知识分子核心，即“哲学激进派”，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某些最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就属于这个核心，或者对它表示同情。但与他们后来的继承者不同，这些激进主义者根本不是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所应称为激进派的人。其中有一些，特别是约翰·穆勒，的确曾经想象到，在或多或少是遥远的将来，会有一种不同的经济活动组织。可是，在当时，他们还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或者是我们今天应当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他们的激进主义在纯粹政治领域内发现有许多要做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时期之初，放任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还不是已经确立了的政策。那是一种需要为之奋斗的新鲜的而不是陈旧的东西，这种东西人们觉得是“进步的”。它吸引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让他们感到讨厌。他们的改革理想，就是清除经济制度中被他们看作是非本质的“弊端”，以便让放任主义充分发挥作用。 ^[27] 他们是新“济贫法”的拥护者，而不是“宪章运动”的朋友， ^[28] 更不是任何一个当时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小组的朋友。

可见，工商阶级的利益和态度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一点也不密切的。此外，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资产阶级决不仅仅是被自己的左翼在推着走。在向着经济自由主义迈进的过程中，保守的政府——不仅是专制的政府，还有英国的保守党政府——也起了决定的作用。而且，并非源自资本主义的那些集团、阶层、政党和态度，虽然它们偶尔也不得不屈服，却在大体上固守着阵地。这一个时期的政治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该时期的宗教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诚然，在这个时期的开头十年和结尾十年，盛行的是对宗教的淡漠，甚至是坚决敌对的还俗主义。但在拿破仑战争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间，天主教教会的活动和权力有了显著的恢复，基督教各国的情况亦与此类似，特别是在英国(一方面有福音新教运动，另一方面有牛津运动)。这个时期的宗教领域以外的思潮，也不能纳入任何简单的图式。托利党的民主政治出现了。天真的急进主义——而哲学急进主义者的主要特征就是天真——肯定曾经把所有这一切东西解释为残存之物。只有下一个时期才能表明，当他们自以为是在同过去作斗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同将来作斗争。

在下一章，我们将要对这个时期的知识背景以及经济学家特别感兴趣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作一鸟瞰。本章余下的篇幅，将用来考察一下这个时期的政策。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几乎完全以经济政策和英国的范例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