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工作的条件

有一种极其类乎忌妒的东西，悄悄地打破了我们为欢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透露出作者无限满足心情的许多段落而往往会含有的微笑。那时的经济学家们，或者是其中的大多数，对于自己取得的成果显然是感到满意的，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经济学家重又这样感到一样。往后我们将要设法来了解经济学家的这种欣然自得的心情。虽然他们所盖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单薄的木头小屋，他们却把它看成是一所坚固的住宅。 ^[2] 我们对斯密以前的成就还是估计过低，而对“古典作家”的成就还是估计过高。

进行这一工作所处的环境，可以略述于下。要说专业的经济学在这个时期已经明确地建立，我是感到踌躇的。肯定不能说经济学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已经确定下来，因为经济现象的研究还不是一个全部时间的工作，很少有只是经济学家而不做别的事情的人：许多人同时又是工商业家、政府官吏或新闻记者；即使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师，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也兼教同类的——甚或完全不同的——课程。然而，我们有权利说，在这个时期中，专业化的过程已在迅速进行：一开始，经济学就确立了它的有一定研究范围的主张；它变成了一门明确的专门学科；它应用了明确的方法；它的结果的明确性也有所增长；而经济学家们，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从事经济学，也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彼此承认，并为公众所承认。新的政治经济学团体成立了；新的杂志、新的辞典、新的书目出现了——可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意味着以前那套做法的继续。 ^[3]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开端； ^[4] 自然，教科书研究大都靠研究工作者自行筹措经费；例如，图克若不是一个富人，即不能有所成就；自然，在某些场合下，刊行研究结果所得的收入是足以维持研究活动的。可是，教学方面的设施十分欠缺。即使在从前设有正规的经济学课程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苏格兰，用意也只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学科——例如法律

益增长的兴趣。在J.A.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附有《书目提要》)初版于1837年问世以前，唯一值得在这里提到的这一类出版物，就是麦卡洛克(在1824—1825年)和萨伊(在1829年，见《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各自所写的概略。自1837年至1870年间，出版了若干其他的有关著作，其中有一些只限于论述个别国家的情形。到 1858年时，这类书籍的数量已经很多，因而罗伯特·冯·莫尔(1799—1875)在他的《政治学的历史和文献》(1855—1858年)第三卷中，插入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一章。我想要提到的只是：(1)麦卡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2)费拉拉在《经济学家丛书》中所写的各个序言(在1850年至1868年间，费朗基斯科·费拉拉编辑了两套外国著作的意大利文译本，他曾撰写序言，对之一一加以详尽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构成了他对理论所作的大部分贡献，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学史；这些序言的大多数曾于1889—1890年单独刊行)；(3)罗雪尔(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属于学说史领域的。在这个时期内，他写出了《十六与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史》，1851—1852年；《论亚当·斯密学说的传入德国及其应用》，1867年；他在1863年刊行的《一个十四世纪的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中，倾吐了自己对奥雷斯姆〔参阅上面，第二编，第二章〕的热情；我们还得立即加上他后来所写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1874年，这是一项付出了巨大劳动得来的成果)；(4)曼纽尔·科尔梅罗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学史》(1863年)，严格说来不属于这里所指的范围，但这本书和他的《书目提要》(1880年)一道，对于研究西班牙的经济学，依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感谢E.沙姆斯博士的卓越的研究《国民经济学说史研究引论》(载《国民经济学杂志》，1931年9月)一文以及他和O.莫根斯顿教授合写的《国民经济学说通史书目》(同上，1933年3月)一文所给我的帮助，但后者不包括论文，也不包括主要是不属于历史领域的理论研究但附带涉及学说史的一切著作。沙姆斯博士认为学说史编纂的“科学”时代是从E.K.杜林(参阅后面，第四章)的《国家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一书开始的。

或哲学——作补充，而不是作为经济学本身的训练来独立组织的课程。在美国，18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一个“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席位， 1824年在南卡罗莱纳学院指派了一个化学教授去讲授经济学。在此以前，在各地也曾有过由具有极端不同资格的人去进行所谓经济学讲授的事。在英国，在下一个时期来到之前，教授或讲师席位是寥寥无几的。牛津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1825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西尼尔；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座是1828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麦卡洛克；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1832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朗费尔德；在赫利贝里的东印度学院中有一个历史、商业与财政讲座，马尔萨斯在1805年受命主持这个讲座。 ^[5] 但从薪俸及任职的其他条件来看，充分证明这些讲席的设置人和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并不希望人们会长期地担任这种职位，更谈不到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在英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1857年成立了“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但几十年之后，才获得了显著成效。

在对这一时期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必须把上述情况估计在内；对于某一个人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尤其需要这样。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得要强调，基金和讲座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在此处我必须强调，它们也不是丝毫无关紧要的。在上述情况下，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广博的文化素养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学科不得不浅尝辄止，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也很有学问，但却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学科内，在这个时期中，对于成就的某种评价并不一定包含对于那个人的评价。 ^[6]

在这个时期的成就中，除了海外几个孤独的高峰以外，英国泰然地居于首位。事实上，这个时期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中一个特殊的英国时期。当时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只不过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所不合理地反射到他们头上的光辉。这种威望主要还是由他们所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赢得的，这种工作不仅是由少数大师所做的，而且也是由许许多多能干的作家所做的，这些作家不能称为是第一流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加在一起，就颇为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