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格拉德斯通的财政

在财政政策领域内，我们比通常更容易有把实际上是属于马的功绩归之于骑师的倾向。P.J.刚本是一个能干的理财家，但是读者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财政可能知道的一切，就是它的纸币的崩溃。 ^[43] F.N.莫利昂是一个理财艺术的大师，但在拿破仑统治的情况下，他没有机会提出“伟大的”财政政策 ^[44] ——另外还有几个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虽然他们留下的记录是波折重重的。然而有一个人，他不仅把卓越的能力和空前的机会结合起来了，而且还知道如何把预算转变成政治上的胜利， ^[45] 他作为最伟大的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财家而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格拉德斯通。我们最好是单独地来看看他。

格拉德斯通财政的最大特点——它同所有的“伟大财政”共有的特点，也可以说这个特点给“伟大财政”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根据它所适用的国家的条件，极其充分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整个文明和需要：或者，稍稍改变一下说法，它把一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但是在历史上正确的，而且是广博的——译成了一套协调的财政措施的条文。这既适用于这些措施本身，又适用于带来这些措施的直觉，但不适用于当时的议论，连格拉德斯通自己的议论也包括在内，这种议论是十足的教条。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些措施的细节，而只是其中所包含的原则。现在就让我们来试图陈述这些原则。

格拉德斯通的财政是一种“天赋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制度的财政。从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社会与经济看法来看——对这种看法我们现在必须历史地去理解，而不问所有一般的赞成与反对的理由——最重要的事情是消除对私人活动所加的财政障碍。为此，又必须使公共支出保持很低的水平。紧缩开支是当时的胜利口号，急进主义者——例如约瑟夫·休谟，“财政方面的不眠的守夜狗”——甚至要比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更欢迎紧缩开支。紧缩开支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它意味着把国家的职能减到最低限度；这被后来的、特别是德国的批评家称为“守夜人国家”的政策。例如，在那种社会看法之中，有关艺术或科学的公共支出就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促进艺术与科学的途径——而它们确实被有力地促进了——就是让人们去赚钱，以便他们有钱购买图画或享受研究的余暇。 ^[46] 第二，紧缩开支意味着使国家保留下来的职能合理化，其中包括尽可能减少军队。据认为，这样造成的经济发展，另外还会使社会支出大部分成为多余的。要再一次注意，所有这一切如果变成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原则，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但对 1853年的英国却包含有很大的真理因素。

从关于经济机会与机制的同一看法来看，同等重要的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征收那些依然必须征收的赋税：使经济行为尽可能地少偏离它在没有一切赋税时会走的原道(“征税只是为了收入”)。而既然利润动机和储蓄偏好被认为是对于一切阶级的经济进步都是极端重要的，这就特别意味着，征税应当尽可能地少干预企业的净收益。因此，就直接税而论，不应有累进。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上，格拉德斯通在1853年甚至比这走得还远。拿破仑战争带来了所得税(从英国的意义说)。在这次紧急事变过去之后，立即把它取消了(1816年)；但又由皮尔重新采用(1842年)，以便弥补预料由于他降低进口税而会产生的赤字。 ^[47] 但格拉德斯通在 1853年提出在七年之内再把它取消。 ^[48] 关于间接税，最小限度干涉的原则被格拉德斯通解释为意味着，赋税应集中在少数重要的物品上，让其余的免税。这种意见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财政大臣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意见针锋相对，一直占着上风，后者喜欢一种数目多而在其接触到的每一点上负担都很轻的赋税制度。 ^[49]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看到有平衡预算的原则，或者毋宁说， 既然公债必须减少，这就是格拉德斯通时代的财政大臣之一罗伯特·洛在他的关于财政部长的定义——“一个应当有盈余的生物”——中所体现的原则。其次，从现代的观点去批评预算平衡政策或公债偿还政策，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我们同意现代赤字财政拥护者所主张的一切，我们也应当承认，在一个充满了“投资机会”的世界中，两种政策都不能认为是纯粹的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