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十一岁
上海的阳光照耀

The sun was shining in Shanghai

Sometimes it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or not the character of a person was established since childhood. Probably, a rich and bright life is the best nutri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 pure and tenacious character.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这张因为年代太久已经残破了的照片，把1920年照在中西女塾校园里的明亮阳光，固定了下来，要不然，我们是再也看不到这一天的阳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每一天的阳光其实也都是新的，像流过河床的水，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时，中西女塾已经从原来西藏路上的慕尔堂里搬了出来，搬到经家花园里，作为新校址。到1920年，这所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在上海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历史。从它正式开学，当时上海道台聂仲芳出席的那一天起，它就在当时上海的新式学校里享有盛名。它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在戴西进入这里读书的时候，国母宋庆龄和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学校收取昂贵的学费，有严格的管理，宿舍里六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的小床都必须用白色被褥，每个学生必须把自己的小床整理得一丝不苟。一进学校大门，必须除去所有艳丽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否则，就作为捐赠被学校充公。在学校里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校规，比如要是在走廊里停下说话，必须让到一边。做教会学校的“标准女子”，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不能例外。

它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国式的，重视体育、英文、音乐、科学，学校的英文演剧是当时最有特色的。用全套美国课本上课，在世界地理课上，她们学到中国是在远东地区。但是在它的大图书馆里，不光有全套的英美文学作品，有最新的英文杂志，有美国当时的流行小说，比如《波丽安娜》，也有英文版的《资本论》。

它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

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

在当时的上海，像大家应该在西郊有别墅、家里有美国汽车、先生有一抽屉各色领带一样，家里的女儿应该在中西女塾上学。连中等人家，也愿意节衣缩食，把自己的女儿送进这所名校来。有抱负的人家，希望女儿在这学校里接受最好的美式教育。像学校所说的那样，中西的教育，是为了让她们有勇敢的心和有价值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最好的建设。没抱负的人家，希望女儿在这学校里开眼界，见世面，将来凭着中西女塾的牌子和西化时髦的淑女做派，能嫁入一个好人家。对这样的人家来说，女儿从中西女塾毕业，就像一份上好的嫁妆一样。

从照片上看，戴西这时在中西女塾里已经很习惯了，而且过得很好。她甚至参加了学校的演剧团，演出了莎士比亚的《驯悍记》。这张是不是演出后留下来的剧照，戴西已经记不得。她靠在一个扮绅士的女生怀里，头上带着一圈花环，像一个正在愉快地享受着追逐的女子，那么爱娇，那么跃跃欲试，像真的一样。可仔细看她的脸，那种煞有介事的温柔的笑影里，留着女孩子兴奋的、游戏的快乐。于是你就可以知道，这孩子是在扮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就像更小的时候扮娃娃的妈妈一样。然后她们又一起拍了一张婚礼的照片，扮绅士的女孩做出严正的样子，那应该是一个女孩子从自己的父亲身上找到的样子，她的脸上还不懂得做出真正的婚礼照片上的男子的表情：有一些抱得美人归的自得，有一些天降责任的害怕，有一些对单身汉的日子的追悼，有一些成家立业以后的茫然。她生活在一个纯粹女孩子的世界里，对男子知之甚少。扮新娘的戴西，一脸的懵懂，学着别人的样子，把手插在绅士的臂弯里，庄重地站着，挂着长长的、演剧用的婚纱。她也不知道婚姻，可她有一种什么也不怕的沉着，更没有做出小女孩在这时很容易做出的媚态，也不曾飞出不解风情的眼风，她带着一些镇定的勇敢的茫然，这也许是中西女塾的教育给她的吧，对未知的生活，是向往的，也是沉着的。

大概她们照完相，就笑弯了腰吧，每个人在自己的少女时代，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的确是戴西一生中快乐的日子。

她已经从最初在广东学校里的不适应中解脱出来了。在她小时候，要是遇到不适应的环境，她总能抽身而出。1918年，她上了广东小学，可是她不会说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上海话，老师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但是当她拿着那张写着自己中国名字的小纸条上黄包车回家的时候，一阵风吹掉了她手里的字条，她再也想不起来老师为她起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名字。她和家里的几个孩子中午在外面吃饭，因为只会说一个中国词“面”，所以天天中午都吃面。但是她不会用筷子，不管怎样学，也学不会用手指就能调度筷子。于是她和哥哥姐姐一起被家里转到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在一个简简单单的、有薄薄雾气的上海普通的周末，就离开了筷子和老师要叫“郭某某”起来用广东话回答问题的中文环境。

直到一个中学里要好的同学，为她拿来了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的名字来做戴西的名字，她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名字。日后她在北京见到谢冰心的时候，冰心说：“你与我同名。”她就对冰心说到了名字的往事。

她总是这么轻易就遂了心愿，所以，谁都没有想到以后，当她站在菜场里卖咸蛋的时候，当她只能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当晚餐的时候，当她独自从劳改地回到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丈夫的判决书，接着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公、连她的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能好好地活下来。当有外国人问起她的那些劳改岁月时，她能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那些劳动，有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她在八十七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一起出去吃饭，只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就感到情形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当她被转到中西女塾以后，她所有的劣势，都一举成为别的女生渴望的优势，那里说的是英文，看的是英文，写的是英文，考试和授课也是英文，她自己觉得是个高人一等的好学生了。到1919年就以全A的成绩升到五年级。在新学校里，她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快乐的孩子。女孩子多的地方，总是比相貌，她是头挑的，虽然还没有长到让人惊艳的二十岁，但能看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秀丽的少女了；富家女多的地方，容易比家境，她是头挑的；外国学校，当然比英文，她也是头挑的。学校里常常发生的歧视，对出身的歧视，对学业的歧视，都离她远远的。

这时，永安公司蒸蒸日上，在公司的屋顶开了花园，那是南京路上的一大时髦。家里搬到了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里，很美的西式大房子，更美的大花园，是从一个瑞典人手里买来的。她的房间还是与爹爹的卧室连在一起，她仍旧是爹爹最心爱的孩子，要是在家里，她在早上会陪爹爹一起去花园种花。他们都喜欢照顾鲜花。

在别人的眼睛里，爹爹是上海最大的百货商之一，而且还是孙中山的造币厂的厂长，家里有一麻袋作废的铜钱板子，郭家的孩子在花园里玩的时候，也会到麻袋里去挖一把出来，到花园里的小湖上去打水漂。而戴西从爹爹身上学到的，是他对绳子的珍爱。做水果生意起家的爹爹，直到家里孩子出门要用防弹汽车和保镖，还是对每一小段绳子都小心地捋齐了，缠成一个小团，放在抽屉里备用。戴西和爹爹一样终生保持了收齐绳子的习惯，直到戴西去世，回来为她整理遗物的孩子，在她的写字桌抽屉里发现了许多整理好的绳子团。

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宋子文天天在郭家吃饭，在宋家管账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账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常常互相交流怎么从家里的流水账里扣出钱来，结伙去看新出的美国电影。所以，在学校里有许多同学住在一起，是生性活泼的戴西很开怀的事。

那真是些轻车快马的日子，在一个人的少女时代。

那1920年代的明亮阳光，照耀着戴西年轻的笑脸，她还有点胖，因为在青春期里，有一点像刚刚发起来的发面团一样，那么新鲜，那么不确定，那么香，不可遏制地成长着。她盼望着许多事，可并不着急，生活像阳光下最蓝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地在她的面前铺陈，随便她是想去游泳，还是想去泛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