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二十五岁
美丽的女孩出嫁了，倔强的女孩出嫁了
They were those who pursue life, considering happiness as the bottom line. They hold a proud attitude towards life as if playing a game, not willing to compromise, and not willing to bend in front of it.
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
戴着大大的珍珠耳环，穿着领子上有四只襻钮的长旗袍，戴西在郭家花园里举行盛大的订婚园会，花园里摆了二百多张桌子。她这就要与自己的有情人成眷属。那个曾将她的照片偷偷从郭宅带回家的人，今天抱得美人归。
戴西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到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这好像也是一种规律，祖上发迹的时候，家中常常没有什么文化，于是，家里的孩子就被大人要求一心只读圣贤书去。常常这样长大的孩子，单纯脆弱，成为真正的文人。于是，这显赫的人家到了下一代，就真正如愿脱尽了官宦气，成了起舞弄清影的书香人家。这样人家的子弟，一双手削长白皙，一颗心全是新鲜主张，由于敏感细腻的过敏气质，许多人还有哮喘，他们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那种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娱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日后吴家的人说起来，都觉得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而戴西自己，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他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刚刚好那时候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他跟着清华大学的队伍天天去游行，直到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这一年，戴西十岁，在慕尔堂的美国基督教小学里高高兴兴地读着英文书，因为姐姐强迫她戴西式的帽子懊恼不已。
清华留美预备部的留美官费生，他们的脸上还残留着五四运动的激情和一些茫然，也许是对自己行为的激情与茫然？他们真的那么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还是大多数人都像吴毓骧那样？（后排右起第五人是吴毓骧）
吴毓骧在麻省的阳光下。他的命运正在遥远东方多云的南部天空下默默等待着他。
政府觉得他们这些公费生太忘恩负义，又怕他们在北京学野了，就在1921年提前送这班学生去了美国。吴毓骧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副修工商管理。临行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前照了相，一班年轻的男生，大都穿着北京大学生穿着的那种长棉袍，一身柔软的皱褶，这个福州青年的国字脸上，还留着“打倒孔家店”的兴奋。
而到美国东部不久，他已经成为西装笔挺的华人青年。学习之余，他迷上美式运动，对美式棒球的喜爱从那时养成，一直保持了终生。到了1950年代，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偷听美国广播是可以被捕的大罪，他还是忍不住调低声音，高大的身体蜷曲着，把整个脸贴在收音机的喇叭上，透过国家大功率的干扰波，收听棒球比赛的实况。
他真的像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在美国忘记了政治，也许他去游行根本是为了新鲜有趣，而不是政治觉悟。他在ＭＩＴ毕业时，成了一个不但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而且可以玩得锦上添花的大师，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极其有趣的风流倜傥的人，就像能让许多有闲有趣的女子喜欢把玩的清淡娱人的香烟。
这时候，戴西在中西女塾有着褐色护壁板的礼堂里排练莎士比亚的戏。六十年以后，她到了美国，她在白天安静的家里写回忆录，在说到自己学习表演的时候，她说：“It was fun.”
然后他回到中国，先在清华大学教书，可是他不久就觉得清华的教授太清苦，于是辞职回到上海虹口的家，想要经商致富。他成为一家外国牛奶厂的行政人员，一个一年四季穿笔挺西装、非常洋派的人，不到三更半夜，不会回家睡觉。这时，家里为他找了一门亲事，他拿出三百块钱给来相亲的女子，让她随便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女子买回来一堆花布和胭脂粉盒。于是，他回断这门亲事，他说：“我怎么能讨这样的女人。”
差不多同样的时候，戴西在北京因为艾尔伯德说到美国结实的玻璃丝袜的事，而取消了婚约，因为没有fun。
在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这个婚姻的基础：他们两个人都是不把婚姻看成过饮食男女日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深深的期望，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所以，到1958年3月15日，吴毓骧最后一个自由的早晨，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夹起尾巴来做人，把私家汽车停在家里，改坐三轮车上下班，而吴毓骧还开自家的福特车去上班，在办公室被捕以后，是戴西带着儿子去把车开回家。
1963年9月，戴西在劳改地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要她独自回家等待通知，她的难友害怕她会失踪，再三警告她要及时把自己的行踪通知家里人。她独自上了小船，沿着乡下绿色的小河道回上海。多年以后，她回忆起那个前途叵测的航行时，她说那河道两边真的充满了浓浓的绿色，乡下野地里才有的宁和与自在的绿色，也是夏天热烈的阳光留给植物的强壮的绿色，是那么漂亮。
你仔细地看他们在1934年的这张订婚照，看他们在1934年的天光下出自内心的笑容。
到1980年，戴西一个人重新站在当年拍订婚照的露台边的台阶上，四十多年过去，第一级台阶已经随着上海地面下沉不复存在，身边人的骨灰已经在1967年失踪，戴西仍旧是一头卷发和一身旗袍，只是头发的颜色变得雪白。细细地用放大镜来看她的脸，看到她笑容中间的沧桑了吗？在戴西年老的时候，她曾说：“年轻的时候真的欠考虑。我现在意识到自己当时多重地伤害了艾尔伯德和他的父母，他们曾邀请我去同住了差不多一年。要是他们觉得我很坏，我不会怪罪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