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是应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之邀而写作的，对他们的慷慨赞助我深表谢意。1978年，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找到我，力劝我签了一份传记写作备忘录，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如果不是珊卓·巴奈姆（Sandra Panem），我也许永远不会动笔。1986年，她成为本书的项目负责人。她喜欢当时尚未成型的想法，在她的热情鼓励下，我完成了第一稿。多亏了她和斯隆咨询委员会的细致的评论，本书得以进一步扩充、完善。基础书局（Basic Books）的马丁·凯斯勒（Martin Kessler）、理查德·莉伯曼—史密斯（Richard Liebmann-Smith）和保罗·高洛布（Paul Golob）的评论令我获益匪浅。本书版权编辑黛布拉·曼内特（Debra Manette）多处修改了我的英文。我也要感谢罗恩·凯普（Ron Cape）、帕特·迈克兰（Pat Churchland）、迈克·克里克（Michael Crick）、奥迪尔·克里克（Odile Crick）、V.S.拉玛钱德兰[V.S.（Rama）Ramachandran]、莱斯利·奥格尔（Leslie Orgel）和吉姆·沃森（Jim Watson），他们都为之前的版本做出过一处或多处有益的评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没有特地感谢曾经亲密共事、对我影响至深的伙伴。此处也无法一一列举每一位朋友和同事们，但我愿特别提到三个人。首先是吉姆·沃森，如果本书清晰易懂，那是他的功劳。我也必须要提到悉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跟他的长期交往，收获颇多。在过去二十年，他是我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我们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深入地探讨科学。他的清晰、敏锐和无穷的热情，让他成为最理想的同事。第三位要感谢的人是数理逻辑学家，乔治·克里塞尔（Georg Kreisel）。虽然我们相知四十多年，但我始终以他的姓尊称。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是个糟糕的思考者。他强大、缜密的头脑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了我的思考习惯，让我的思考变得更为锐利，偶尔更为精确。我的许多思维风格都源于他的影响。没有这三位朋友，我的科研生涯将是另一副模样。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不仅鼓励我成为一名科学家，也给我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我的父母为我就读寄宿中学做了很大的牺牲，特别是当时正值大萧条时期。我的叔叔亚瑟·克里克（Arthur Crick）和婶子不仅资助了我读大学的费用，还赞助我买了第一套房子。我的阿姨埃塞尔，除了教会了我阅读，也资助了我在战后重返剑桥的开销。我妈妈也帮了一把。他们也帮我照顾教育了我儿子迈克。当我年少清贫的时候，我就知道，有各位家人在，我就不必为生存担忧。

在本书谈到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工作。我特别感谢他们，尤其是哈罗德·希姆斯沃斯（Harold Himsworth）爵士（他是当时的书记），他为我和同事们提供了完美的工作条件。

我还要感谢我现在的雇主，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特别是主席，弗雷德里克·德霍夫曼（Frederic de Hoffmann）博士。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愉快又激励人的工作环境。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主要在研究脑。感谢柯克海佛（Kieckhefer）基金会，系统发育基金会以及诺贝尔基金会为这些努力提供的经济支持。

我要感谢《自然》杂志的主编允许我大段引用我于1974年4月26日发表的文章，题为《双螺旋：个人观点》；感谢纽约科学院允许我大段引用于1979年9月发表在《科学界》（The Sciences）上的文章——《生活在金螺旋的光环下》；感谢理查德·道金斯和诺顿公司允许我引用他们《盲眼钟表匠》一书里的段落，该书出版于1986年；感谢拉玛钱德兰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引用他的章节——运动、景深、颜色、形式与质地：感知的功效主义——这篇文章即将刊发于由科林·布莱克莫尔（Colin Blakemore）主编的《视觉，编码与有效性》一书；感谢杰米·西蒙（Jamie Simon）为本书所作的配图。

最后，我要诚挚地感谢我的秘书，玛丽亚，她为本书的文字录入、修订更新、最终定稿做出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