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知行合一说之内容

把“知”“行”分为两件事,而且认为“知”在先、“行”在后,这是一般人易陷的错误。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即专为矫正这种错误而发。但他立论的出发点,乃因解释《大学》和朱子有异同。所以欲知他学说的脉络,不能不先把《大学》原文做个引子。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几句话教人以修养身心的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含有重大意味。自朱子特别表彰这篇书,把他编作“四书”之首,故其价值越发增重了。据朱子说,这是“古人为学次第”(《大学章句》),要一层一层地做上去,走了第一步才到第二步。内中诚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功夫;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功夫。朱子对于求知功夫看得尤重,他因为《大学》本文对于诚意以下都解释,对于致知格物没有解释,认为是有脱文,于是作了一篇《格致补传》,说道: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依朱子这种功法,最少犯了下列两种毛病:一是泛滥无归宿,二是空伪无实着。天下事物如此其多,无论何事何物,若想用科学方法“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单一件已够消磨你一生精力了。朱子却是用“即凡天下之物”这种全称名词,试问何年何月才能“即凡”都“穷”过呢?要先做完这段功夫才讲到诚意正心……那么“诚、正、修、齐、治、平”的工作,只好待着转轮再世了,所以结果是泛滥无归宿。况且,朱子所谓“穷理”,并非如近代科学家所谓客观的物理,乃是抽象的徜恍无朕的一种东西,所以他说有“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那样的神秘境界。其实,那种境界纯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或者还是自己骗自己。倘若真有这种境界,那么“豁然贯通”之后,学问已做到尽头,还用得着什么“诚意”“正心”等努力,所谓“为学次第”者何在?若是自己骗自己,那么用了一世“格物穷理”功夫,只落得一个空,而且不用功的人,哪个不可以伪托?所以结果是虚伪无实着。

阳明那时代,“假的朱学”正在成行,一股“小人儒”都挟着一部《性理大全》作举业的秘本,言行相违,风气太坏。其间一二有志之士,想依着朱子所示法门切实做去,却是前举两种毛病,或犯其一,或兼犯其二,到底不能有个得力受用处。阳明早年固尝为此说所误,阅历许多甘苦,不能有得。[1]后来在龙场驿三年,劳苦患难,九死一生,切实体验,才发明这“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这四个字,阳明终身说之不厌。一部《王文成全书》,其实不过这四个字的注脚。今为便于学者记忆持习起见,把他许多话头分成三组,每组拈出几个简要的话做代表。

第一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徐爱记》)

第二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

第三组: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文集·答友人问》)

第一组的话是将“知”“行”的本质做合理的解剖说明。阳明以为,凡人有某种感觉,同时便起某种反应作用。反应便是一种行为,感觉与反应,同时而生,不能分出个先后。他说:

《大学》指出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传习录·徐爱记》)[2]

这段譬喻,说明“知”“行”不能分开,可谓深切著名极了。然犹不止此,阳明以为感觉(知)的本身,已是一种事实,而这种事实早已含有行为的意义在里头。他说: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3]。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同上)

常人把“知”看得太轻松了,所以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一类话(案:这是伪《古文尚书》语)。徐爱问阳明:

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两件事。阳明答道: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同上)

譬如现在青年们个个都自以为知道爱国,却是所行所为,往往与爱国相反。常人以为他是知而不行,阳明以为他简直未知罢了。若是真知到爱国滋味和爱他恋人一样(如好好色),绝对不会有表里不如一的,所以得着“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结论。阳明说:“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答顾东桥书》)

第二组的话是从心理历程上看出,“知”“行”是相倚相待的,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了一边,那一边也便不能发生作用了。凡人做一件事,必须先打算去做,然后会着手做。去打算便是“知”,便是“行”的第一步骤。换一面看,“行”是行个什么?不过把所打算的实现出来,非到做完了这件事时候,最初的打算不会完成。然则“行”也只是贯彻所知的一种步骤。阳明观察这种心理历程,把他分析出来,说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当时有人问他道:“如知食乃食,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阳明答道: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途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向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途之险夷者邪?(《答顾东桥书》)

现在先解释“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那两句。阳明为什么和人辩论“知”字时却提出“意”字来呢?阳明以为,作为我们所有一切知觉,必须我们的意念涉着于对境的事物终能发生[4]。离却意念而知觉独立存在,可谓绝对不可能的事。然则说我们知道某件事,一定要以我们的意念涉着到这件事为前提。意念涉着是知的必要条件,然则意即是知的必需成分。意涉着事物方会知,而意生涉着那事物便是行为的发轫。这样说来,“知是行之始”无疑了。由北京去南京的人,必须知有南京,原是不错。为什么知有南京必是意念已经涉着到南京?涉着与知,为一刹那间不可分离的心理现象,说他是知,可以;说他是行的第一步,也可以。因为意念之涉着不能不认为行为之一种。

再解释“行是知的功夫”“行是知之成”那两句。这两句较上两句尤为重要,阳明所以苦口说个知行合一,其着眼实在此点。我们的知识从哪里得来呢?有人说,从书本上可以得来;有人说,从听讲演或谈论可以得来;有人说,用心冥想可以得来。其实都不对,真知识非实地经验之后是无从得着的。你想知道西湖风景如何,读尽几十种《西湖游览志》便知道吗?不。听人讲游西湖的故事便知道吗?不。闭目冥想西湖便知道吗?不。你要真知道,除非亲自游历一回。常人以为我做先知后行的功夫,虽未实行,到底不失为一个知者。阳明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说:

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传习录·徐爱记》)

这段话,现在学校里贩卖智识的先生们和购买智识的学生们听了不知如何。你们岂不以为“我的学问虽不曾应用,然而已经得着智识,总算不白费光阴”吗?依阳明看法,你们卖的买的都是假货,因为不曾应用的智识绝对算不了智识。方才在第一组所引的话:“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今我不妨阳明之意,套前调补充几句:“未有不行而知者,不行而求知,终究不会知。”这样说来,我们纵使以求知为目的,也不能不以力行为手段,很明白了。所以说“行是知的功夫”,又说“行是知之成”。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后人以为学问思辨属知的方面讲,末句才属行的方面讲,阳明以为错了。他说:

夫问思辨行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而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学之不能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有辨,思辨即学也,即行也。……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辨其义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理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答顾东桥书》)

又说:

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了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行时又如何去得个学问思辨的事?(《文集·答友人问》)

据这两段话,拿行来概括学问思辨也可以,拿学来概括思辨行也可以。总而言之,把学和行打成一片,横说竖说都通。若说学自学,行自行,那么,学也不知是学个什么,行也不知是行个什么了。

有人还疑惑,将行未行之前,总须要费一番求知的预备功夫,才不会行错,问阳明道:“譬之行道者,以大都为所归宿之地,行道者不辞险阻艰难,决意向前。如使此人不知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可乎?”阳明答道:

夫不辞险阻艰难而决意向前,此正是“诚意”。审如是,则其所以问道途具资斧戒舟车,皆有不容己者。不然,又安在其为决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知大都所在而泛然欲往,则亦欲往而已,未尝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尝真往,是以道途之不问,资斧之不具,舟车之不戒。若决意向前,则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是功夫切要处,试反求之。(《答王天宇第二书》)

又有人问:“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功夫?”阳明答道:

若不用克己功夫,天理私欲,终不自见。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才能到。今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尽知,闲讲何益?(《传习录·陆澄记》)

这些话都是对于那些借口智识未允便不去实行的人痛下针砭,内中含有两种意思。其一,只要你决心实行,则智识虽缺少些也不足为病,因为实行起来,便逼着你不能不设法求智识,智识也便跟着来了,这便是“知是行之始”的注脚。其二,除了实行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得着智识。因为智识不是凭空可得的,只有实地经验,行过一步,得着一点,再行一步,又得一点,一步不行,便一点不得。这便是“行是知之成”的注脚。

统观前两组所说这些话,知行合一说在理论上如何能成立,已大略可见了。照此说来,知行本体既只是一件,为什么会分出两个名词?古人教人为学为什么又常常知行对举呢?关于这一点的答辩,我们编在第三组。阳明说:

知行原是一个字说两个功夫,这一个功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文集·答友人问》)

又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工。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行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答顾东桥书》)

又说: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功夫,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功夫上补偏救弊,不似今人分作两件事做。(《文集·答友人问》)

又说:

若令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知得真。……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其事,只是闲说话。(《传习录·徐爱记》)

以上几段话,本文很明白,毋庸再下解释。我们读此可以知道阳明所以提倡知行合一论者,一面因为“知行之体本来如此”,一面也是针对末流学风“补偏救弊”的作用。我们若想遵从其教得个着力处,只要从真知真行上切实下功夫。若把他的话只当作口头禅,虽理论上辨析得很详尽,却又堕于“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痼疾,非复阳明本意了。

然则阳明所谓真知真行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打算留待第四章“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时再详细说明。试拿现代通行的话说个大概,则“动机纯洁”四个字,庶几近之。动是行,所以能动的机括是知,纯是专精不疑二;洁是清醒不受蔽。质而言之,在意念隐微处(即动机)痛切下功夫。如孝亲,须把孝亲的动机养得十二分纯洁,有一点不纯洁处务要克治去。如爱国,须把爱国的动机养得十二分纯洁,有一点不纯洁处务要克治去。纯洁不纯洁,自己的良知当然会看出,这便是知的作用。看出后登时绝对地服从良知命令做去,务要常常保持纯洁的本体。这便是行的作用。若能如此自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大学诚意的全功,也即是正心修身致知格物的全功。所以他说,“君子之学诚意而已矣”(《答王天宇书》),意便是动机,诚是务求纯洁。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大头脑,不外如此。他曾明白宣示他的立言宗旨道:

今人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黄直记》)

他说“杀人须在咽喉处着刀,为学须在心髓入微处用力”(《答黄宗贤第五书》)。他一生千言万语,说的都是这一件事。而其所以简易直接,令人实实落落得个下手处,亦正在此。

于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是阳明对于一般人所谓“智识”者,其所采态度如何,是否有轻视或完全抹杀的嫌疑?现在要解决这问题作为本章的结论。

阳明排斥书册上智识、口耳上的智识,所标态度,极为鲜明。他说: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人力愈多,而大理愈蔽。……(《传习录·薛侃记》)

从这类话看来,阳明岂不是认知识为不必要吗?其实不然。他不是不要智识,但以为“要有个头脑”(《传习录·徐爱记》)。头脑[5]是什么呢?我们叫他做诚意亦可以,叫他做致良知亦可以,叫他做动机纯洁亦可以。若没有这头脑,智识愈多愈坏。譬如拿肥料去栽培恶树的根,肥料越下得多,他越畅茂,四旁嘉谷越发长不成了(《传习录·陆澄记》)。有了头脑之后,智识当然越多越好。但种种智识,也不消费多大的力,自然会得到,因为他是头脑发出来的条件。有人问:“如事父母其间温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阳明答道:

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此心若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做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传习录·徐爱记》)

智识是诚心发出来的条件,这句话便是知行合一论的最大根据了。然而条件是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有了诚心(即头脑),碰着这件事,自然会讲求这件事,走到那步,自然会追求前一步。若想在实行以前或简直离开实行而泛泛然去讲习讨论那些条件,那么,在这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中,从哪里讲习起呢?阳明关于此点,有最明快的议论,说道:

夫良知之于节目事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事变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事变,而天下之节目事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答顾东桥书》)

这段话虽然有点偏重主观的嫌疑,但事实上我们对于应事接物的智识,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类标准,最终不能以主观的良知为判断。此亦事之无可如何者,即专以求知的功夫而论,我们也断不能把天下一切节目事变都讲求明白才发手去做事。只有先打定主意诚诚恳恳去做这件事,自然着手之前逼着做预备智识功夫。着手之后,一步一步地磨炼出智识来。正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今请更引阳明两段话以结本章: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答欧阳崇一书》)

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答顾东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