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于瓦胡岛的居民而言，被枪声、炸弹声和低空飞机的轰鸣声从睡梦中惊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瓦胡岛满是军事基地，实弹射击操练更是屡见不鲜。在1941年年初，战争的危机似乎愈演愈烈，军方开始进行“战争演习”——让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互相对抗，模拟作战。在这些日子里，由于大量弹药发射到空中，山摇地动，好似地震袭来，瓦胡岛上的简易木制房子摇摇欲坠。所以，在1941年12月第一个星期日早上临近8点钟，司空见惯的摇晃又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居民直接拽过枕头，把头蒙住；另外一些人则继续喝他们的咖啡，看四格漫画，听广播，尽力不去理睬远处炸弹造成的阵阵冲击声、高射炮的轰鸣声和机枪微弱的嗒嗒嗒的声音。

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日常的演习。地板开始摇晃，窗户乱颤，飞机擦着头顶呼啸而过，机枪的弹壳就像冰雹一样落在房顶上。在火奴鲁鲁，平民百姓从房子里走出来看个究竟，许多人还穿着睡衣。在城里就能听到爆炸声，麦卡利区的国王街上还冒起了浓烟。刺耳的警报声响起，在西面珍珠港和西卡姆机场上空，燃油着火冒出的黑色浓烟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地面上的人抬头就能看到一个小型俯冲轰炸机编队在高空盘旋，呈数字8的形状排列。不时有几架飞机会组合成整齐的攻击队形，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俯冲下来，开始投弹攻击。

目击者瞠目结舌：这一次，开飞机的小伙子们演得可真不赖。12岁大的孔丹还穿着睡衣，他跟他兄弟说：“哇，动作好帅啊。”为了看得更清楚，两个人爬到家里后院的鳄梨树上。“我不得不说这场演习太真实了。”另一个目击者回忆道。珍珠港的一名船员将这场轰炸称为“陆军航空队上演的最他妈棒的演习！”。珍珠港上空的浓烟被认为是“烟幕弹”——或者，就像火奴鲁鲁的市长莱斯特·皮特里想的那样，是“演习的烟幕……我觉得这场演习简直就跟真的一样”。

上午8时4分，KGMB电台中断了平时怀基基第一浸信会的管风琴转播。播音员韦伯利·爱德华兹读了一则简讯，召集所有军事人员返回基地和岗位，然后恢复了正常的广播节目，但是每隔几分钟就会再次中断，要求消防员、医生、援助人员和救灾者各归各位。上午8时40分，爱德华兹再次广播：“现在暂停广播内容，向大家播送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本岛正在遭受攻击。再重复一遍，本岛正在遭受敌国军队攻击。”听众将信将疑，没把这个新闻当回事，他们以为广播只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让演习显得逼真的做法。有些人想起了三年前奥逊·威尔斯的科幻广播剧《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慌。接近9点时，爱德华兹再次播报。他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听众相信他：“这不是演习。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这是真实的战争！”

就连那些富有经验的军人都难以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随着袭击的进一步展开而感到困惑和眩晕。他们慢慢地才开始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真相都有些后知后觉。一架飞机开过来了。（“那些飞机为什么飞得那么低？”）美军地面防空炮对入侵者开火。（“小伙子们为什么要朝飞机开火？”）炸弹落下来。（“飞行员太愚蠢太粗心了，连释放装置都看不好。”）爆炸了。（“这次有人玩笑开大了。他们误将实弹装在了飞机上。”）飞机开始往上飞，机翼下侧露出日军的“太阳旗”标志。（“我的天啊！他们真卖力啊！他们还把太阳旗印在飞机上！”）一艘美国军舰爆炸了。（“这是哪门子演习啊？”）即便到了那时候，还有些人不相信战争开始了。也许就像轻型巡洋舰“圣路易斯号”指挥官A.L. 西顿猜测的那样，袭击者是“一个孤独且愤怒的日本飞行员，他不知怎的开到珍珠港这里，现在给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惹了麻烦”。

在火奴鲁鲁市中心基督教青年会外面的街上，船员纷纷挤入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军用卡车开到了主路上，街上挤满了“荷枪实弹、戴着头盔、仰望天空的士兵”。救火车、救援队还有骑着摩托车的警察迅速前往火奴鲁鲁几个着火的地区。警报声震耳欲聋，道路上满是轮胎摩擦发出的吱吱声。没有人再遵守限速规定。劳森·拉梅奇少校回忆道，在通往珍珠港的双车道柏油高速路上，“视野之内，公交车、出租车等各式各样的车子上都满载着船员，他们要赶往港口”。

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最早让他们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的，是他们的车辆遭到了敌军飞机的低空扫射。“我们听到了像是打字机的声音，”与其他海员一起挤在一辆出租车上的水兵拉里·卡茨说，“我从后窗往外看……看到一架飞机朝公路俯冲下来，机翼或是引擎喷着火。它在朝路上的所有车辆射击，我们的车也受到了攻击。”电工杰克·洛厄正与其他几个人乘坐一辆敞篷卡车。每次飞机低空扫射时，这几个人都会猛敲驾驶室的顶部，司机会猛踩刹车，然后车上的人跳到路边的草丛中隐蔽。飞机飞过去之后，他们再爬回卡车里继续前进。海军上尉克拉伦斯·迪金森回忆说，他乘坐的车前方的路上有火星飞溅。没一会儿，他前面的车就被20毫米机关炮击中了。“子弹击中了那辆轿车，车子剧烈晃动，被一团黄色的烟尘裹住，”他写道，“那辆车爆胎了，我们看到它乱冲乱闯，剧烈颠簸……我甚至看到了雨点大小的洞出现在车上，就像针脚一样。”

到上午8时10分，第一批炸弹和鱼雷击中停靠在珍珠港的战舰15分钟之后，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被摧毁了。在福特岛东岸，在被称为“战列舰大街”的锚地，美军的战列舰被摧毁，燃起火焰，被浓烟熏黑，战列舰的桅杆和上层建筑以45度角倾斜在海港里。被击沉的战舰冒出浓浓黑烟，人们几乎无法辨别到底哪些战舰被击中。“加利福尼亚号”半沉入海，龙骨触到了海底，船体被日军的鱼雷炸开了；“西弗吉尼亚号”被摧毁，燃起熊熊火焰，涂料烧焦了，冒起泡，被击中的左舷升起巨大的烟柱；“马里兰号”和“田纳西号”情况好些，但是这两艘战舰挤在系船柱附近，无法动弹，失去了机动能力。“俄克拉何马号”被多枚鱼雷击中，已经瘫痪，倾斜了150度，长长的龙骨指向天空。

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前弹药库爆炸了，“爆炸声似雷鸣般巨大，声音从很深的地方传来，十分骇人”，蘑菇状的火焰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爆炸后几秒钟，燃烧的碎片如雨点般掉落在附近船只的甲板上。这一幕持续了很久很久。“空中、火中和燃油里都有钢铁碎片，到处都是，”“亚利桑那号”的船员马丁·马修回忆道，“有木片、甲板的碎片、帆布，甚至还有尸体残块。我记得有很多钢铁碎片和尸体碎块落下来。我看到一条大腿连着小腿，看到了手指头，看到了手，还看到了胳膊肘和胳膊。”“亚利桑那号”大部分船身已经不见了，整艘船都被掀翻了，尚存的船体沉入海港底部，只有上层的一小部分和二号炮塔的三个炮筒还露在海面上。“亚利桑那号”的塔楼和起重机大角度歪向航道，梯子上倒挂着船员的尸体。爆炸顷刻间夺去了“亚利桑那号”一千多名船员的生命，幸存者中也有很多严重烧伤，其他的船员都不知该如何救治他们。“这些人看上去简直就是僵尸，”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詹姆斯·科里回忆道，他曾在“亚利桑那号”上服役并在袭击中幸存，“他们被烧得全身发白，皮肤就像用石灰水刷过那么白。他们的头发被烧光了，眉毛也被烧光了。……他们走起来就像机器人一样。他们的胳膊吊在外面，往外伸着。他们还在甲板上吃力地走着。”

但是，在目击了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袭击的人眼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是大量敌机俯冲而下，犹如乌云般遮天蔽日。那天上午之前，美国人一直被各种舆论误导，以为日本海军的空中力量只是个笑话而已，不过是二等货色的飞机再配上三等货色的飞行员。但是眼前这些飞机的驾驶员技术极其高超。俯冲轰炸机投放的炸弹百发百中。鱼雷机飞行高度很低，投弹姿势堪称教科书级别。零式舰载战斗机紧跟在轰炸机后面进行致命的扫射。要是没有地面上和海港中的屠杀，空中这整个场景会是相当棒的飞行表演。目击者对于日本飞机超低的飞行高度惊讶不已——（如一位目击者所言）低到扔一个棒球就能打到一架日本飞机，低到从海军造船厂医院的三层往下能看到日军的鱼雷机袭击美国的战列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驾驶舱中的日军飞行员，许多飞行员的座舱罩还是打开的；人们能看到飞行员戴的“猫眼式”飞行眼镜，他们被风吹起的围巾，棕色的飞行员头盔，以及白色的头巾——“天啊，我甚至能看到他们的金牙。”惠勒机场的一名陆军军官说。许多目击者回忆称他们甚至与敌军飞行员有过奇怪的眼神接触。一些日本飞行员惨然一笑，像是道歉一般；还有一些飞行员甚至招了招手。另一些飞行员大笑着，做出嘲弄的手势。“他们飞得很低，能看到他们咧着嘴笑，”“尼欧肖号”机械师里昂·伯纳特说，“我是说，他们真的在大笑，都在笑；他们就好像在野游，或者参加舞会。”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称看到飞机后排的一名机枪手“放下枪托，双手在头上拍掌，就像美国职业拳击手向台下的人致意那样。然后他又抓过枪，开始再次扫射”。

看到俯冲的飞机、扔下的炸弹和爆炸的船只，一些目击者想起了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的新闻片段，或者一些大手笔的好莱坞影片的镜头。整个场面有一种不真实、梦境般的感觉。“我仍然觉得会从噩梦中醒来或是看到战争片的结局。”海军军医艾尔芬格·金德鲁上校在袭击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写道。“加利福尼亚号”的船员西奥多·梅森也有类似的感觉：“整个场面就像B级战争片中那种摇曳的二维镜头画面一样。”很多人记忆中保持时间最长的是那些非视觉的东西，例如船员被困在甲板下面因恐惧而尖叫的声音，燃烧的船上梯子的铁横档烫在逃跑的船员手心上的那种触觉，口里灌入机油的那种苦涩的味道，尸体着火发出的恶臭。这些记忆混在一起，杂乱无序，但是极为鲜活、深刻，事隔多年后依然如此。日本的袭击太过出人意料，和平突然转为战争，大屠杀骤然而至，袭击者还带着令人无法理解的愤怒和狠毒——“感觉就像是陷入洪水、龙卷风和地震中一样，”军士长查尔斯·拉塞尔说，“袭击来得又快又猛，让你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对于“加利福尼亚号”的信号员约翰·H. 马克高兰来说，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经历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么用什么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如果你经历过，那么就没必要用言语来描述了。”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在白宫二楼的“椭圆形书房”度过平静的周日下午。“椭圆形书房”和位于楼下的更大、更正式的“椭圆形办公室”不是一回事。“椭圆形书房”属于总统官邸的一部分，房间西面的双开门可以通往卧室和私人浴室。在过去历任总统任职期间，这间书房被称为“黄色房间”或者“椭圆形客厅”，被当作起居室、书房，同时还会存放不想要的家具和文件。哈定总统和熟人及密友在这里打过扑克，胡佛总统在这里看过无声电影。

到1941年12月，罗斯福已经在这里住了九年，这里很像他位于纽约哈得孙河河谷海蒂公园的家，有一种拥挤、舒适、微暗的感觉。墙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挂着不同形状、尺寸、主题的照片和画。总统的书太多了，书架都放不下，所以成捆的书横放在搁架上面，要不就是堆在墙边或角落。厚重的窗帘挡住了窗外的自然光，房间里有点阴暗；但正是因为房间阴暗，家具磨损的边角、轻微脱线的地毯、从落地灯到墙上插座的地板上拖着的弯弯曲曲的电线，都看不大出来。总统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总是有烟蒂，房间里有浓浓的烟味。与房间里的东西唯一格格不入的装饰就是那些和航海有关的东西。书房里放了大概二十几幅罗斯福最爱的柯里尔与艾夫斯（Currier& Ives）的版画，画着大海中航行的木船。桌子上和书架上有六七艘舰船模型，模型外面有玻璃罩保护。一面墙上挂着罗斯福总统母亲的照片，旁边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的画像。

对于罗斯福而言，“椭圆形书房”是灵魂的救赎地，也是内心的避难所。他经常一整天都待在这里，坐在书桌后面的轮椅上；而他身后是大大的窗户，往南可以看到椭圆形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很多总统事务都是他在这张桌子上处理的。他在这里阅读报告，口述信件和备忘录，接听电话，接见助手和拜访者。但这里也是罗斯福最放松的地方，那个周日的下午他就在这里放松自己。那天他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套头毛衣和法兰绒宽松长裤，一边修补邮票集，一边和他最亲近的助手也是好朋友哈里·霍普金斯断断续续地闲聊“与战争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两人已经在书房里用餐盘吃过午饭了。早前罗斯福曾表示无法与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大约三十名宾客一起在白宫的蓝厅里一起用午餐。后来，埃莉诺告诉失望的宾客们（来访的有朋友、亲戚和政府官员），罗斯福是忙于应对太平洋的危机，但是这一说法严格来说并不准确：罗斯福表达歉意是在日军发动突袭之前。他是累了，想要休息。但是他没能如愿。

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40分，他桌子上的黑色电话响起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告诉罗斯福，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发来了紧急信息：“日军空袭珍珠港。这不是演习。”诺克斯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些，他承诺一有消息就打电话。

霍普金斯有些不相信。他说，日本不可能也没有实力袭击夏威夷，诺克斯的信息肯定有误。罗斯福不这么想——他说他相信这个信息“很可能是真的”，并且说“日本人就是会做这种出人意料的事情”。

几分钟后，海军作战部长“贝蒂”哈罗德·R. 斯塔克（HaroldR. “Betty” Stark）将军打电话确认了这一惊人的消息。斯塔克和诺克斯一直在与海军少将克劳德·C. 布洛赫（Claude C. Bloch）通电话。布洛赫是位于夏威夷的第14海军军区的指挥官，当日军飞机向珍珠港发起第二轮突袭时，他向斯塔克和诺克斯汇报了空袭的实时目击情况。几分钟后，罗斯福接到了夏威夷总督约瑟夫·B. 波因德克斯特（Joseph B. Poindexter）的电话，波因德克斯特请求在夏威夷实施戒严，罗斯福批准了这一请求。在简短的通话中，波因德克斯特的声音因惊慌而变得尖厉。罗斯福转过身来，对霍普金斯和早已挤满书房的其他助手喊道：“上帝啊，眼下又一批日本人的飞机飞到了夏威夷上空！”

很快白宫上下都得知了这一消息。埃莉诺在送午宴的宾客时，一个引宾员告诉了她。宾客们“呆若木鸡”。有人后来写道：“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宾客们似乎渐次离开了，没有彼此道别。”第一夫人上楼悄悄走进罗斯福的书房，但是里面已经挤满了助手，她很快意识到罗斯福正在“认真考虑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在最初的紧张局面结束之前不会谈论此事”。于是埃莉诺回到起居室，开始写信。

整个下午，最新的报告不断涌入白宫。罗斯福的首席秘书格雷丝·塔利接到了斯塔克将军的好几个电话。她迅速记下将军的话，然后飞快地将内容打入备忘录并交给总统。“总统看上去依然比任何人都镇定，但是他的镇定下隐藏着怒火，”塔利写道，“每次收到新的消息他都神色肃穆地摇摇头，嘴角流露出更加坚毅的表情。”助手们不时进入书房，声音越来越大，很快塔利就没法工作了。她来到走廊上，然后又来到总统卧室的私人电话旁。她打字时，参谋人员在她身后徘徊，伸头看她打的内容。她后来写道：“消息继续传来，每一个新消息都更加残酷，将军跟我打电话时我都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出难以置信的震惊。一开始总统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消息接踵而至，反复确认空袭的事实，大家开始接受传来的信息是真实的，并且对此愤怒不已。”

罗斯福坐在书桌后面，在一片混乱中仍保持着镇定和沉着。那天下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听电话，安排军事行动，为媒体口述新闻，为港口安排新的安全举措并进行战略部署，制定措施观察或扣留日本侨民。有几十项行政命令需要启动。罗斯福吩咐助手们立即执行这些命令，稍后再拿来给他签字。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和外交顾问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书房就座，包括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上将斯塔克、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上将。总统问的问题都很现实。日军的袭击是如何成功的？损失有多大？日军下一步可能袭击哪里？夏威夷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仍然不清楚。瓦胡岛的广播和电话信号中断了好几次，话说一半就断了，信号一度中断了好几个小时。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吗？每个新消息都表明空袭造成的损失远超人们之前的预估。会议在下午4点半左右中止，众人决定当天晚上8点半整个内阁在白宫会面，国会领袖则要在9点出席。

罗斯福周围有很多人断定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如释重负了。等待和不确定终于结束了。关于战争的前景，美国人一直意见不一；但是现在（就像战争部长史汀生说的那样）“这场危机会把全体美国人团结起来”。埃莉诺也这样认为：“我想，富兰克林虽然焦虑不安，但是他也很久没有这样平静过了。骰子终于扔了出去，我想他可以安心了。”

日军的最后一批飞机飞回大海时，珍珠港的东湖满是各种物品的残骸，大部分都被火烧黑了，包括衣服、鞋、书、救生衣、床垫、舷梯、救生船和桶。各种难以描述的臭味混在一起——燃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翻滚的黑色浓烟的刺鼻气味，还有烧焦的尸体发出的令人作呕的甜腥味。百万加仑石油从被鱼雷击中的战列舰上漏入海港。“从没有在海上看过这一幕的人，无法想象出石油漏入冰冷的海水是怎样一番场景，”二等兵科里说，“石油变成了一团大约6英寸厚的胶状地毯。”从燃烧的船上跳到海里或者被炸入海里的海员发现自己要在凝结的石油中游泳。这不仅耗费体力，而且极其危险。“加利福尼亚号”的海员梅森尽量潜入水下，但是他不得不探出头来换气，“胶状的黑油堵住了我的鼻子和耳朵，烧得我眼睛疼。那东西又臭又甜，让我直想吐”。

那天风很大，大约有25节的速度；当天上午拍的照片里能看到，旗帜在旗杆上高高飘摇。所以战列舰上的火焰不可避免地向海港里蔓延。根据幸存者的描述，海面燃起熊熊大火，朝他们袭来，火焰吞噬了其他人的头部，火帘后面传来短暂、痛苦的尖叫声，接下来是死寂一片。附近的战列舰散发出的热量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但是仍然有人开动船只，向火焰径直驶去，以期拯救那些幸存者。一艘小艇上的船员试图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大火。“每次灭火后，船的两侧都会再度着起大火，然后再灭火，再着火，”以法莲·P. 霍姆斯上尉说，“温度太高了，船上的人不得不朝没有火的方向探出身子以保护自己。”小艇上的船员将撑篙的钩子搭在落水者的腰带上、领子上，把他们拖上船。被救起的人嘴里呛满了石油，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许多人浑身是油，都看不出到底受没受伤。“我记得我从海里拉上来的一个船员，我拿出手帕把他脸上的油擦掉，”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莱斯利·勒法恩说，“我甚至都看不出他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海员爱德·约翰说，这些幸存者都躺在船底，最后“每艘船都挤满了伤员，挤得一动也动不了，每个人都极其痛苦”。

福特岛港口对面的10—10码头（Ten-Ten Dock）上的担架里躺满了从船上救下的伤员。场面极其混乱。头天晚上在岸上过夜的船员和军官依然在奋力奔走，希望能找到小艇将他们带回自己的船上。警报声响彻云霄；救护人员大喊着，让人们为担架让路；混凝土码头上全是死伤者。大量私家车和救护车赶来，交通瘫痪。伤员们被注射了吗啡，然后又被喂了些水。他们的脸被火烧黑或被烟熏黑，眼睛也几乎睁不开了；有些伤员的头发全烧没了，大部分皮肤也已烧伤。伤员必须脱去衣服，但是衣服上浸满了油而且已经与肉粘在一起。脱下衣服时，伤员的皮肤也连带着被扯下来。“我只能给他们涂一些凡士林然后用纱布包扎上，”帮忙救治伤员的“西弗吉尼亚号”三等船体装配工路易斯·格拉宾斯奇这样说，“但是这根本就没有用，我那样做就像是给他们扒皮一样。让伤员们的皮肤裸露着，而不是往上面抹东西或者缠纱布，似乎反而好一些。他们想把纱布撕下来。如果是穿着圆领衬衫，那就要把衬衫扯下来，因为他们浑身都是水疱和灼伤。”

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福特岛上都设立了几处紧急治疗中心，包括海军陆战队兵营、医务室、单身军官宿舍（BOQ）。所有的治疗中心都迅速挤满了伤员。在福特岛的食堂里，所有的餐桌上都躺满了伤员，新抬进来的担架只能放到外面的院子里。船员维克托·卡蒙特说：“有些伤员看上去已经没救了，他们的衣服上浸了石油，烧焦的肉和骨头裸露出来。有些伤员衣衫褴褛，肉就挂在骨头上。有些伤员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叽里咕噜地念着母亲、父亲或者爱人的名字。这一幕看得人无比难受。”伤势较轻者恍恍惚惚地走来走去，有人跟他们说话也不理睬，有人想领他们去治疗中心就激烈地反抗；还有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却似乎毫不知晓，哪怕是在寻常女性或者红十字会的护士面前。“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卡尔森有幸从船上逃了出来，只受了轻伤，他记得在福特岛的海湾见到了一位同事。那个人“躺在我对面……用双手握着他的肠子。他抬头看着我，说：‘战争真是地狱啊，对吧，伙计？’我说：‘是的，没错。’我身上没有地方流血，所以我起身离开了那里”。

在港区和登陆处，死者的尸体被排成两排，中间是通往救治中心的过道。每排死者的头部都向内，这样可以通过脸或者身份识别牌确定死者身份。一些死者的脸奇黑无比，但是身上却看不出明显的伤痕：这就表明他们是在某一次大爆炸中受到巨大的冲力而死的，他们的血管被震裂了，但是皮肤没有裂。美国海军舰船“雷利号”的船员尼克·库瑞塔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寻找他的兄弟：“我沿着过道奔跑。我知道我兄弟的特征，我要找到他。他喜欢咬指甲。我知道他有一颗疣，我知道他身上每一个标志。我找来找去，我会说‘这个人看上去像他’，但是看不到脸。我会握起一个死者的手，说：‘不，这个不是他。’然后接着往下找。”最后，人们拿来了床单和毯子，盖在尸体身上。“我跟你说一件事，”“俄克拉何马号”的船员威廉·福贝说，“当你看到尸体裹着床单像积木一样堆在一起时，战争的所有光辉都会消失。你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福特岛的飞机场中遍布着扭曲的、冒烟的废墟，以及飞机的残骸。在轰炸过程中，70架飞机中有33架被炸毁。在福特岛的东南部，彻底被毁的六号机库浓烟滚滚：它被至少三颗炸弹击中。在水上飞机的停机坪，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燃烧的残骸散落在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中间。岛上的水泥地满是榴霰弹的弹片和巨大的弹坑，这些弹坑都是550磅重的炸弹炸出来的。奉命弃船的海员们茫然无措地乱转，船员服被鲜血和燃油浸透。“我们很多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里站着，”船员爱尔莫·拉什回忆说，“我开始回想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战栗不已。我走来走去，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大家全都衣衫褴褛，有些人到废弃的兵营或者家属的房子里找衣服穿。有报道称人们的打扮极其怪异：头戴海员帽，身穿上尉的蓝色夹克；光脚穿无尾礼服；浴袍加靴子；海军粗蓝布裤子配燕尾外套，再加一顶前后有檐的将军帽子。岛上有许多船员成群地四处游走，他们肩上挂着弹药带，就像西部片里的土匪一样。副水手长霍华德·弗伦奇说，在福特岛的行政大楼里，“场面极其混乱……没有秩序，失去控制，没有管事儿的。人们就像迷途的羔羊般四处乱转”。

海军造船厂里的海军陆战队兵营是一栋大型水泥建筑，这里被当作紧急安置中心，用来安置这些四处流荡的船员。从海港中爬出来的船员按照指示脱下浸满燃油的衣服并放到垃圾桶中，然后排队洗热水澡。在很多情况下，污泥状的燃油已经深入船员的毛孔中，要想洗干净简直不可能。“你用能找到的毛巾和碎布拼命搓洗，但就是没法把它搓掉。”“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吉姆·劳森说。肥皂和水对于石油毫无作用，只能用酒精或者汽油去清洗浸满石油的皮肤。有些人甚至真的泡在汽油里，而那些想方设法清除掉石油的人后来连续抱怨了好几个星期，说他们从头到脚还是有一层薄薄的石油，说汽油弄得他们眼睛疼，要不就是说他们头疼而且视线模糊。

海军军需军士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发放干净、干爽的粗蓝布裤、内裤、袜子、牙刷、牙膏、剃须刀和垃圾袋。没有人以书面的形式走流程，谁也不需要签字。海军给养军士尽其所能地为饥饿的船员提供食物。船员们走进食堂，排队领饭的人络绎不绝——等着吃早饭的人还在排队时，已经有人来排队打午饭了。因为担心饮用水可能被破坏者投毒，所以人们喝啤酒、软饮料、酷爱（koolaid）和从游泳池抽上来的水。一个船员回忆说，他和伙伴们很感激能“吃到干爽的三明治，还喝了用氯消过毒的游泳池水冲泡的咖啡。我们饿极了，所以感觉食物十分美味”。

海军陆战队兵营一楼设立了船员登记站。一名初级军官搬来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墙上印着每一艘被放弃的舰船的名字。船员和军官们登记后被告知等待重新安排。许多人奉命参与船上和基地附近的清理工作。在福特岛上，多支由船员组成的小队将残骸从机库清理走并将被炸毁的飞机推离跑道。另一些船员用灭火器熄灭了机场周围草地里的几十处灌木丛中的火。他们拿上桶，奉命捡起榴霰弹碎片和金属碎片。地上的榴霰弹碎片太多了，“在停车场你随手一抹就能捞起来”。第14海军军区的公务人员奋力铺设一条从霍斯皮特尔角（Hospital Point）到福特岛的直径16英寸的主供水管道，其他工作人员则努力让干船坞恢复如常。船员们拿着镀锌桶回到被击伤的战列舰上，开始了一项可怕的任务——搜集已故同伴的尸体残骸。“我记得找到了几块膝关节和肩胛骨，还有几块烧焦的残缺尸骨，因为烧毁严重，所以都难以辨认身份。”“内华达号”船员查尔斯·色赫回忆说。

轰炸那可怕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幸存者们一起努力干活，提升士气。音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福特岛海滨，一台自动唱机大声播放着《我不想将这世界付之一炬》；在“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维修队在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在甲板上演出。“内华达号”的船员给自己的船起了一个新的绰号：“振作号”。船的甲板上写着“我们将再次战斗”，以及“振作号，振作起来”。这场危机似乎将人们最好的一面激发了出来：那些装病的人和磨洋工的人纷纷投入工作当中，就连被关在禁闭室里的人也被放出来参加劳动。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珍珠港的情况太糟了，”船员梅森回忆说，“就连长官们也在劳作。”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E. 金梅尔上将对很多事情都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敌机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敌机去了哪里。敌机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还是从福特岛西南方几千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的日本航空基地起飞的？后者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因为隔的距离太远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那么日军的航母又去了哪里呢？去了北方，南方，还是西方？日军的航母撤退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为了准备下一次空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周日上午的空袭是否早有预谋，只是个开场，日军随后是否会进行登陆作战？瓦胡岛是不是将被入侵？

金梅尔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位于一幢三层白色建筑里，正面为装饰派风格，两旁种着椰子树，前面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从他的窗户往外可以看到海港大屠杀的整个场景。参谋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持镇定，但是整个太平洋舰队的军力都被日军的行动摧毁，这一严酷的现实使他们极为震惊，无言以对。“金梅尔表面看上去镇静泰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谋部的情报官、海军少校埃德温·T.莱顿回忆道，“但是他指挥的舰队遭遇的一切以及世界在他身边崩塌这一事实似乎让他十分震惊。”他看着珍爱的战列舰被烧毁，不时喃喃自语：“真是太让人哀痛了！”从沉船上逃离的军官涌入司令部，他们白色的制服染上了石油的污渍；许多军官似乎茫然无措。虽然那时谁也不愿意承认，但是司令部上空弥漫着浓浓的恐惧气氛。莱顿回忆说，文书军士双手颤颤巍巍地将情报记录交给司令官，海军上尉沃尔特·J. 伊斯特斩钉截铁地说：“大家都害怕，如果谁说自己不害怕，那就是十足的骗子。”

在空袭后最初那令人绝望的几小时里，金梅尔的问题并不是缺少有关敌人位置的情报。他的问题是，司令部收到了大量的报告，但是里面的信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前后矛盾，要么杂乱无章，要么大错特错。他最初的直觉是，敌军的航母是从北方来的（他的直觉被证明是准确的，但是他没有及时据此采取行动）。周日上午从美国本土前来的美国陆军航空中队看到，空袭后日本飞机往北飞去；而且瓦胡岛北部的奥帕纳（Opana）的雷达站也监测到有飞机朝北飞去。但是日本飞机已经摧毁了瓦胡岛上的陆军以及海军的大量巡逻机，至少让它们失去了行动能力，所以美军指挥官没有办法进行彻底的空中搜寻。上午9时42分，金梅尔向位于瓦胡岛西部大约200英里的“企业号”航母发出警告，“有迹象表明”一艘日军航母在瓦胡岛的西北部。但是几分钟后，新的报告显示日军的航母在南部。（情况最终弄清楚之后，人们发现，每一次报告都把美国的战列舰误认为是日本的航母了。）有一个错误警报说两艘日本航母正朝巴伯斯角（Barbers Point）的西南方驶去。“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离报告的坐标很近（而且很可能被美军误认为是日军的军舰了），它尝试发送信息，纠正该报告。但是无线电操作员犯了错，最后发出去的信息变成了“看见两艘敌舰”而不是“没有敌舰”。“企业号”向东驶去，有15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搜寻瓦胡岛西南部海域是否有敌舰。为“企业号”护航的巡洋舰上有6架寇蒂斯SOC-3“海鸥”水上飞机升空，搜寻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两路飞机都只发现了美军的战舰，但有时候飞行员将美军战舰误认为是日军战舰，导致场面越发混乱。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日志记录道：“一度认为瓦胡岛的北面和南面都有日军的航母。”

在福特岛上，日军空袭后未受损的几架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被派出去进行空中侦察。很快，这几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在福特岛和霍斯皮特尔角之间的海峡中轰鸣起来，相继起飞。出动这些飞机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东湖（被用作跑道）上布满了舰艇的残骸，而且水面上还有一层油泥。29岁的海军上尉托马斯·H. 穆勒是水上飞机飞行员（也是未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生动地描述过沿着海峡开飞机的感觉：飞机翼尖离燃烧的战列舰只有咫尺之遥，飞机的浮筒在舰船搅起的尾流上颠簸，混着石油的海水拍打着飞机的挡风玻璃，“在飞离福特岛之前我什么都看不见。被石油裹了一层之后，我们只能完全依靠仪表起飞”。

在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福特岛上，人们普遍预测日军即将入侵。失去舰艇的船员们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感，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地面战斗的训练，只能紧急组织防御。在福特岛上，成群的船员被派去挖壕沟、填沙袋，或者在三脚架上设置0.30英寸和0.50英寸口径的机枪。日军炸弹留下的弹坑外摆了一圈沙包，被用作散兵坑。军方用卡车拉来步枪，在岛上分发（基本是随机发放），包括几千支布朗宁自动步枪，还有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手动1903春田步枪。收到枪的人无须签字。“有人给我发了两颗手榴弹，”“加利福尼亚号”船员沃伦·G. 哈丁说，“我说：‘给我这个干什么啊？’他说：‘管他呢！别拉弦就行！’这就是我收到的所有指示。”有人看到船员们拿着屠夫的杀牛刀和切肉刀。无线电员约瑟夫·瑞安领到一把0.30英寸步枪和一些子弹，发枪的人告诉他：“你们几个就待在10—10码头这里，日本人过来的时候，就在他们放倒你们之前多撂倒几个人。”

星期天下午是广播的黄金时段，全美国的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附属电台都在播放收听率高的节目。下午2时30分左右，寻常的节目被新闻播音员打断，他们播报了珍珠港被日本飞机袭击的新闻。整个美国几乎出现了同样的场景：各家各户都围在大大的台式收音机旁边，全神贯注地收听最初的报道。一旦有孩子想说话，大人就会立刻制止。收音机的真空管要是烧坏了，人们就坐进车里听广播。

“我并不知道夏威夷在哪里，”平民斯科特·莱斯伯格回忆说，他是通过俄亥俄奥柏林一位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得知珍珠港的消息的，“我只知道夏威夷在太平洋上。”他的反应很正常。珍珠港？瓦胡岛？火奴鲁鲁？这些名字对美国本土人来说都很陌生。20世纪30年代时，有几部电影在夏威夷取过景，大部分美国人至少知道夏威夷是美国的领地，位于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人们赶忙从书架上拿出地图集仔细研究。对于大部分住在密西西比河东部的美国人来说，夏威夷比欧洲还远，而欧洲的战火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但是夏威夷是美国的土地，日军击沉了美国的战舰，杀死了美国的士兵。民众们已经看过很多被摧毁的城市的新闻报道，包括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天上扔下炸弹这个场景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梦魇，而且这进一步证实了世界的古文明所在的是无可救药的野蛮之地，美国这个新世界应该冷眼相对。但是现在，突然之间，这一切似乎也可能发生在美国。全美国人都从家里走出来，望着天空，似乎觉得日军飞机会突然出现在他们上空。

儿童和青年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他们对珍珠港被袭击的新闻不当回事。一些人认为美国只需要去轰炸一下日本，让日本人得到应有的教训，他们就不会再挑衅了。周日下午晚些时候有报道称，一艘日本潜艇在瓦胡岛被击沉；听到这个消息后，芝加哥的10岁孩子詹姆斯·埃里克森很高兴，他以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日本当天就会投降。芝加哥19岁大的艾丽斯·班克罗夫特承认她当时感到振奋，一想到即将有战争发生她甚至有些兴奋。“在那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我的未来也将是毫无新意，”她多年后回忆说，“但现在，突然之间，我知道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未来充满了新的可能性，谁也无法忽视。……我感觉自己像罗曼蒂克电影里的女主角一样。”而上了年纪的人则是另一番反应，尤其是那些家里或亲戚家有适龄服役者的人。帕特·万当时9岁大，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听到了广播播放这一消息。她问父亲：“有那么糟糕吗，爸爸？”她父亲回答说：“是的，宝贝，非常非常糟糕。很多好人会死去。”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正在位于白金汉郡的首相别墅里，在场的还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客人——美国大使“吉尔”约翰·怀南特（John “Gil” Winant）和《租借法案》协调人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那天晚上9点钟，丘吉尔首相打开便携式收音机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先是播放了几条关于苏联前线以及英国军队在利比亚的几条新闻，然后就报道了日本在太平洋对美国和英国目标的袭击。丘吉尔从大厅大步走回办公室，命令参谋给大西洋彼岸的白宫打越洋无线电话。三分钟后电话接通，两个领导人开始通话。

“总统先生，日本到底怎么回事？”丘吉尔问。

“消息都是真的，”罗斯福回答说，“日本人在珍珠港袭击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

丘吉尔告诉罗斯福日军已经在马来亚登陆，并且承诺第二天去见下院的议员，要求对日宣战。“这样局势就明了了，”丘吉尔跟罗斯福说，又补充道，“上帝与你同在。”

丘吉尔首相对于这个新闻的反应毫不含糊。他很高兴。“我们终究还是赢了！”很多年后丘吉尔在他著名的二战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英格兰仍然会存在；英国仍然会存在；英联邦和大英帝国也仍然会存在。……希特勒的命运已成定局。墨索里尼的命运已成定局。至于日本人，他们会被碾为齑粉。剩下的无非是恰当地使用我们压倒性的力量。”当时欧洲的战况不是很好，所以丘吉尔这番预言可谓很大胆；而丘吉尔跟罗斯福说日本人突然加入这场战争会让“局势明了”，这与很多让人困惑的复杂状况是不相符的。那时法国战败已经18个月了，希特勒似乎是欧洲大陆不可撼动的统治者。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148个师越过苏联边境。到12月，他们已将莫斯科纳入了大炮的射程。英国参战已经两年多了，孤军奋战对抗德国已经一年有余。英国遭受了纳粹德国空军的炸弹袭击，虽然暂时不用担心德国横穿英吉利海峡发动入侵，但是1942年德军有可能再次发起攻击，尤其是万一苏联崩溃的话。

日军会不会在东方入侵苏联，使希特勒抽出身来全力对付西线？日本会不会接管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甚至还有印度？德意日三个轴心国会不会在中东形成可怕的联合？人口稀疏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会不会被吞并？更可怕的是，美国会不会举一国之力来对抗日本，从而无力再为英国和苏联提供坦克、飞机、运输舰、武器和其他必要的战争物资？

对于这些危险，丘吉尔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坚信珍珠港事件会打破美国的孤立主义，最终确保盟国取得胜利。他想起30年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关于美国参加“一战”的一番话。格雷曾说，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旦熔炉里的火着起来，那么就会产生无限的力量”。丘吉尔想起这些鼓舞人心的事情，便上床“带着得救后的感激之情入睡了”。

在华盛顿，下午4点左右，主要十字路口的交通都已瘫痪，街上都是运送哥伦比亚特区国民警卫队的卡车。电话都要打爆了，因为民众都想知道袭击的消息；电话系统因为人手不够，又增派了一批话务员，但是不管在哪里都很难打通电话，无论是拨打市话还是长途。公共建筑的石阶上和屋顶上都紧急设置了机枪掩体。海军陆战队被召集去守卫国会大厦。身穿制服且戴着“一战”时代钢盔的宪兵，突然出现在第十七街和宪法街交会处的战争部和海军部外面。

在位于马萨诸塞大街的日本大使馆门外的人行道上，愠怒的人群进行了大规模集会。一度有人从出租车上下来向大使馆扔瓶子。《费城问询报》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拿着“好几篮子文件到花园里烧掉”。日本记者加藤纯一（Masuo Kato）在下午4点左右离开大使馆。他抬头望向屋顶上方的天空，发现“空中都是白烟”。更多的文件是在屋顶上烧掉的。大使馆外的人群开始骚动，有几个人开始咒骂、大声威胁。加藤往外走时，人群带着恶意向他涌来。人们没有碰他，但是有个人说：“你是我们放走的最后一个浑蛋。”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和一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派员很快赶来恢复了秩序。

灯火管制还没有在白宫生效，照明灯将白宫和地面照得灯火通明，犹如白昼。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交通状况极其糟糕，因为司机们都瞪着眼，翘首以盼，期待能看到总统或者他的随员。成百上千名民众已经在铁门外的人行道上聚集起来。一些人的肩上还扛着孩子。警察和特工们努力想让人群移动，但是下午晚些时候和刚入夜那几个小时一直有更多的人赶来。最终人群围了三四圈。有些人开始唱《天佑美国》和《我的祖国》。门廊下聚集了五六十名记者和摄影师。梅里曼·史密斯不知道罗斯福总统是否“能听到后草坪那里普通民众发自肺腑的、自发唱响的歌声”。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走进白宫大门时注意到人群“安静且严肃”，似乎“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想离现场更近些，即使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 74岁高龄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从豪华轿车上下来，（目击者称）“像山羊一样跳上石阶”。《纽约太阳报》记者格伦·佩里记录道：“天很冷，薄雾使月色变得有些朦胧。国务院灯火通明，被召回工作岗位的员工穿过人行道和陈列的古代大炮，进入大楼。”

夜幕降临后不久，格雷丝·塔利走进了总统办公室。总统正一个人抽着雪茄，坐在桌前浏览文件。“请坐，格雷丝，”他说，“明天我要去见内阁成员。我口述一下消息。不会太长。”他深吸一口烟，吐出烟雾。塔利回忆说，罗斯福总统开始口述，“语气就像口述一封信一样平静。只是他的发音有所不同，他说每一个词时都很果断而缓慢，还仔细地说明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以及应该在哪里分段”。总统讲话的开头是这样的：“昨天，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蓄意突袭。”总统讲完后，派塔利去把讲稿打出来，有大约500字。打完后，她把稿子拿给罗斯福看，罗斯福在“载入史册”上面画了条线，换成了“耻辱”。

白宫记者招待室正常情况下最多能盛二十来个人，但这次却挤进来一百多名记者、摄像师和摄影师。只有六部电话，记者们排着长队等着轮流使用。地板上都是烟蒂，还有一团黑色的电线连着摄像机和话筒。一连串弧光灯让现场的灯光极为刺眼。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说，房间“充满了烟味和华盛顿恐慌的气息”。格伦·佩里回忆说：“招待室里乱作一团，希尔默·鲍克黑奇（Hilmer Baukhage）、富尔顿·刘易斯（Fulton Lewis）、泰德·温戈（Ted Wingo）和其他播音员都在那里安好了设备，用打字机写下发言稿，然后对着话筒读新闻，他们身后的人群也一直在说话和干活。”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在下午2时30分已经发布了几条公告。招待室里灯光很强，他脸上的汗水闪闪发光，眼也被灯晃得睁不太开。他承认美国海军遭受的“无疑是重创”。每15分钟至20分钟就有最新消息传来，每次他发布新的消息时，招待室里都突然安静下来，每名记者都低头在笔记本上记录。对于这间屋子里的每一名记者而言，那都是他们发布的最重大的新闻。

晚上8点左右，内阁成员开始进入“椭圆形书房”。他们坐的椅子按半圆形排着，面对着总统的桌子。罗斯福就坐在桌子后面。他换了一身有些皱的深色西装，抽着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坐在罗斯福前面的一张奇彭代尔式扶手椅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站在罗斯福一旁，正弯腰跟他低声说话。在场的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不是内阁成员，他看上去面色苍白又憔悴。罗斯福的一名海军助理简单跟内阁各部长介绍了一下珍珠港受袭的情况。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来回跑着，说‘他们跟“某某”将军又通了电话。事态比之前报道的还严峻’”。

9点左右，该来的人都已经到齐，罗斯福开始讲话。他说，内阁现在面临的局势是自1861年内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珀金斯说罗斯福的面容憔悴而阴沉，从他嘴边的肌肉能看出他紧张且愤怒。他的讲话里没有了往常的连珠妙语，也没有半分笑意。有些内阁成员，尤其是那些任职部门与国防或外交无关的成员对于夏威夷发生的一切并不完全了解。“我们只能从各处打听到零星的消息，”珀金斯写道，“我们了解的局面十分让人困惑。当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飞机是从哪里飞来的。这位年轻的海军助理说日军飞机是从航母上飞来的，但他也只是猜测而已。”

罗斯福不时接到确认美国战列舰损失程度的电话，有好几次他甚至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他的痛苦给内阁成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为美国的总司令，无论他对陆军、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怎么看，在骨子里他都是海军的人。这种情结与他的童年有关，当时他十分钦佩的远房亲戚西奥多·罗斯福大力提倡海军建设。他勤勉地阅读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书籍，并且在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读书时，在辩论赛以及期末论文中引用过这些书里的话。他曾学习如何在浓雾笼罩的大海上从缅因州和新不伦瑞克出航，是到当时为止最会开船的美国总统。他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美国早期海军的印刷品、画作、文件以及模型藏品。在伍德罗·威尔逊的任期中，他担任过七八年的助理海军部长（这是除了美国总统一职外，他任期最长的工作），还直接参与了1917—1918年的海军备战工作。作为总统，他在1938年和1940年签署了重要的海军扩军法案，以打造一支有能力作战而且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获胜的海军。“美国海军竟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能明显看出罗斯福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很难受，”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罗斯福对于美国海军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美国的战列舰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也没办法行动，只能坐以待毙，被日本的炸弹袭击——这个事实是罗斯福难以接受的。我记得他跟诺克斯说了两次，‘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弄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战列舰成排绑在一起’。诺克斯回答说，‘战列舰就是这样停泊的’。”

罗斯福大声读着之前他口述的那份简短讲稿，内阁成员全神贯注地安静听着；他打算第二天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他读完后，赫尔和史汀生立刻提出反对意见：总统的演讲有局限性，（用史汀生的话来说）“仅仅表明了美国对于日本突然袭击的正当愤慨，没有完全表达出美国对于日本破坏法律以及入侵行为的不满”。演讲也没有将德国与这起袭击联系在一起。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里写道，赫尔“十分坚持己见，到最后罗斯福总统都有点不耐烦了”。罗斯福很执着：他喜欢这个简短的演讲。他想将美国人民的愤怒力量聚集起来，这样可以团结美国人民，让人们把过去有关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激烈争执抛到身后。罗斯福总统也不想将德国牵扯进来，因为（就像孤立主义支持者肯定会指出来的那样）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和日本人有所勾结。最终罗斯福的草稿以原本的样子被接受了。

大约10点，国会领导人也加入了进来。内阁成员们起身让位，倚墙站着，此时书房里已经非常拥挤了。总统向国会议员们简单介绍了已知的袭击情况。一位国会议员问，日军为何会打得美军措手不及；罗斯福的回答表明他熟知海军战术，他解释说在夜色的掩护下，敌军的航母可以偷偷到达离瓦胡岛几百英里处，不被美军巡逻机发现，并且在黎明前发动空袭。他承认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伤亡到底有多严重，但是他总结说，“今天美国整个西海岸和美洲整个西海岸的主要防御力量已经严重受损”。

“他的话对国会成员影响很大，”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他们坐在那里，一片死寂；甚至在总统说完后他们也没有多少话。”有人问罗斯福总统是否有必要宣战，但是罗斯福没有直接回答，表明他还没想好。（其实罗斯福已经下定决心，只是不想提前泄露消息。）一些国会议员因美国海军竟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气愤不已。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诺利问：“我们的战舰在珍珠港就像温顺的鸭子那样被打败，这究竟是为什么？日本人怎么会偷袭成功？我们的巡逻队哪去了？”罗斯福回答说：“我不知道，汤姆。我不知道。”

晚上10时45分，国会议员陆续离开；罗斯福让他们心烦意乱。晚上他们入睡时，日本、菲律宾以及整个东亚都是白天。“我们上床睡觉时，那边是白天，那里的人在采取行动，说着话，”一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床上待的时间太久了。”离开白宫时，国会领导人被等在外面门廊的记者截住了。领导人都公开表示将抛开政党成见，团结一心。国会议员约瑟夫·马丁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不存在政党纷争。领土完整和国家荣誉面前只有一个政党。”

白宫二楼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罗斯福一直在修改他的稿子。大约凌晨一点时，在儿子詹姆斯的劝说下，他才上床休息。

珍珠港位于华盛顿往西五个时区的地方，此时这里正笼罩在一片黑暗中。细雨落下。司号手吹响了就寝的号声。整个基地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站定听着，向降下的国旗敬礼。宵禁严格执行，任何建筑、船只、汽车都不得亮灯，甚至打手电也不行。但是东湖依然十分明亮，因为“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仍在熊熊燃烧，而且人们正拿着发出耀眼白光的乙炔灯，在“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船体中搜救发出击打声的幸存者。东方夜幕上挂着一轮渐满的月亮，月光足以投下阴影。人们打开探照灯搜寻敌机，照明弹和红色火箭随处可见，曳光弹时不时地在夜空中画出几何形状。

夜色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很快就有谣言传来，而且越传越严重——据说海港中就有日军的潜艇，日军已在巴伯斯角、戴蒙德角（Diamond Head）或是卡内奥赫湾（Kaneohe Bay）登陆，基地内部混入了日本人的间谍和破坏分子。有个持续时间极长的传言直到周一才被击破，该传言称日本人的伞兵部队已经降落在瓦胡岛的山区，那些伞兵穿着蓝色连体服，肩膀上有“太阳旗”的标志。穿着蓝色制服的美国人都脱下了制服，以免被误认为是日本伞兵。在夜晚，人们的想象力更是丰富，稍有风吹草动都被视为有敌情。海军陆战队兵营的科尼利厄斯·C. 史密斯中尉回忆道，他的手下哪怕听到熟悉的声音也会受到惊吓。“一辆洗衣车从面包房后面的沥青路上隆隆驶过。车上有很多东西而轮子又小，所以听上去就像是机枪的声音。食堂值勤的人把长条凳一端的腿搭在了水泥墩上，就被当成是步枪的声音。收音机短波频道发出的静电噪声，也被当成了机枪的声音。”

一整个晚上，各处都有人开枪。但是他们开枪射击的目标可能只是发出了一点噪声的地方，以及一根点燃了的火柴、一支点着的烟或者是远方的车打开的车灯。谨慎的哨兵听到什么动静或者看到什么动作还会喊一声：“不准动！报上名来！走近点，报上名来！”其他哨兵就直接拿枪瞄准并扣动扳机了。有的哨兵向来跟他们换班的同事开枪。“你寸步难行，因为有人会朝你开枪，”当晚被安排收发信息的无线电员瑞安说，“你要穿上白衣服，这样在晚上才能让人看见；你还要吹着《星条旗永不落》的口哨，这样大家才会知道你是美国人。天啊，真是太危险了，当时我差点就被人打中了。”防空部队的士兵看到天空中有亮光，于是开炮；炮声随即又沉寂了，因为炮手发现他们是在朝天上的星星开炮。许多射击不过是种宣泄，让士兵们的神经放松一下。海军造船厂的油罐区有一大堆钢铁油罐，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石油储备就放在这里。有人在油罐区不小心打开了探照灯，然后就有人喊道：“把灯打灭！”几十件武器同时开火。一篱之隔的西卡姆机场以为受到了敌军的攻击，于是开火反击。陆军中尉查尔斯·戴维斯回忆说那并不是一场随意的射击，而是“真正的枪战，双方消耗了大量的弹药”。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竟然没有伤亡的报道。

“企业号”及其护航舰艇（它们合在一起被称作第8特混舰队，指挥官是海军中将威廉·F. 哈尔西）朝南方搜索了很远，但是一无所获。由于没有发现敌舰，“企业号”的飞机开始往回飞，但是燃油不多了。“企业号”上的大部分飞机都通过搜寻航母长长的尾波找到关闭了灯光的“企业号”，并且安全降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飞行员之前并没有接受过夜间降落的训练）。但是哈尔西命令弗里茨·赫布尔（Fritz Hebel）中尉所率中队的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直接返回福特岛的海军航空兵基地。

晚上10时45分，这支中队从南方接近了瓦胡岛。赫布尔通过无线电向福特岛塔台发送降落请求，并要求给予降落指示。塔台同意飞机降落，并且明确说明，这6架飞机在接近基地时应该将夜航灯全部打开。显然，地面上每个人都明白，地面的高射炮手都神经紧张（有些还没有经验），很有可能会出现己方火力误击的情况。福特岛塔台向“在场的所有舰船和防空部门”播放了一条通知，告知他们有6架美国飞机在进场。该广播还重复了一次——这并不常见，表明塔台十分担心这6架飞机的安全问题——不要开火的消息在防空部队各部门之间传递得很混乱。

这6架野猫式战斗机慢慢接近基地，渐渐降低高度，绿色和红色的夜航灯都打开了，从地面上很容易认出来。“阿尔贡号”的艾伦·屈恩中校明白那是美国的飞机——敌人的飞机怎么会那样低地飞临基地上空，还把夜航灯打开？——但他还是为这些飞机担心，因为那时珍珠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士兵们扣扳机的手总是痒痒。“会不会有人朝飞机开火呢？”他想。

第一架飞机盘旋最后一圈，对准跑道的时候，离地面大约1 000英尺，就在这时，炮手开始射击。舰队的旗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的一架高射炮最先开火，随后，几百门高射炮也跟着开火。“那场面就像是独立日一样，每个人都在冲着天空开炮，”“唐斯号”的枪炮军士柯蒂斯·舒尔策说，“他们发射了曳光弹。大部分人用的是轻武器。”塔台高呼停止射击，但是开火的地方太多了。地上的人们简直欣喜若狂。“上帝啊，”“加利福尼亚号”的船员梅森说，“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还击！……我们瞄准夜航灯，带着残酷的喜悦开火。……敌人那样羞辱我们，现在我们要狠狠还击。”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想过这些可能是美国自己的飞机。“白天时，只要有东西从头顶飞过我们就会开火，我们已经上瘾了，应该是不假思索就射击了。”船员福贝说。

赫布尔中尉在广播里大喊：“上帝啊，发生了什么事？”有两架飞机被立即击中，一架坠落在福特岛西面的海峡里，另一架坠落在珍珠城一家名为“棕榈树”的旅馆上。海军少尉埃里克·艾伦成功跳伞，但是在降落过程中还一直被地面的机枪瞄准射击。第四名飞行员詹姆斯·丹尼尔斯突然下降，掠过跑道南头的探照灯，然后又急速左转，朝巴伯斯角飞去。赫布尔的飞机被击中了好几次——他重新拉高，试图在惠勒机场紧急降落，但是飞机滑进了艾亚（Aiea）附近的一片甘蔗地里。他伤势严重，第二天上午牺牲了。另外两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前跳伞，受了轻伤，但活了下来。只有丹尼尔斯没有受伤，飞机也没有受损。

防空火力太密集了，天空中的曳光弹也太多了，地上的人一度被照得什么也看不见。随着枪炮渐渐停火，炮弹爆炸声逐渐变小，“卡斯托号”的船员卡尔·施米茨回忆道：“天空一片黑暗，10英尺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