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心之官则思

哲学能否沿感官经验的道路展开，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感官经验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哲学的一般常识。而通过对感官经验的概括而得出的规律，其普遍性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孟子看到了从感官经验出发的局限，所以，强调“思”的作用：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1]

这一章的主题虽然是在讨论成德的路径，但其中显然有致思方法的考虑。耳目等感官不能自主，为物所感，处于被动的地位。心具有自主性，思则是这种自主性的具体表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则思与所思的对象是有必然关联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孟子的哲学里，什么样的关联是有必然性的呢？

“在我”与“在外”的区别，为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提供了线索。孟子讲过这样一段话：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2]

“命”在这里指的是无法掌控的偶然性。“求”与所求的对象的必然关联，根源于所求的对象是“在我”的。换言之，所求的东西不在“求”的努力之外。

同样的道理，只有所思的对象就包含在思的作用当中，“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的必然性才有可能成立。

《孟子》有一段话与《中庸》第二十章基本一致，这可以被视为子思至孟子之间思想传承的比较直接的证据：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3]

此章与《中庸》最大的不同在于，将“诚之者，人之道也”改为“思诚者，人之道也”。与前面“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联系起来，则所思的对象也就是“诚”了。当然，“诚”并不在“思”之外。严格说来，“所思的对象”这个讲法是有问题的。准确的讲法应该是：在思当中展开出来的。

关于“诚”，孟子讲得并不多。最重要的莫过于《尽心上》的“万物皆备于我”一章：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4]

这是《孟子》非常著名的一章，但也极难索解。朱子解“万物皆备于我”一句说：“此言理之本然也。”以后世的天理概念解释《孟子》，确有今古错置之嫌。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本然之理在朱子哲学中的根源性，进而将此句理解为“万物之根源并不在我之外”，则朱子的解释就极富启发了。既然万物之根源已备于我，则反身内向求之，人之诚便展露出来，而人之诚也就是天道之诚。在思当中展露出来的诚，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确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些在经验世界里是没有的，只能在反身内向的思中体认。

[1] 《孟子·告子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35页。

[2] 《孟子·尽心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50页。

[3] 《孟子·离娄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82页。

[4] 《孟子·尽心上》，《四书章句集注》，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