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无为
《老子》无的哲学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可以理解为一种留白的智慧；体现在政治思想上，则是对无为政治的强调。
关于无为政治，澄清一些典型的误解是必要的。首先，不能将无为思想看成道家的专利。事实上，在传世的文献当中，最早谈及“无为而治”的不是《老子》，而是《论语》。《论语·卫灵公》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我们前面曾指出，《老子》的成书年代无论如何不会早于《论语》的编纂。研究先秦哲学的人，往往太过执泥于“道家”之名，而忘掉了这个名称是西汉时期才出现的。就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最早提到了“道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显然源于对先秦思想和学术的某种思潮的追溯式概括，而非强调在春秋战国时期真的有一个道家的学派。没有明确的思想传承的谱系，是不能称为学派的。其次，先秦各家普遍把无为当作最高的政治理想。《老子》以外，《论语》和《韩非子》都讲无为而治。区别在于各家对无为政治的运作机理有不同的理解。儒家强调德治，以风俗为无为政治的根本。法家则以法为核心来构建其理想政治。最后，无为是一般的政治原则。任何有效的政治治理，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无为而治的原则。再强有力的控制，也不得不依赖人的自发性。对人们的自发性的调动是无为政治的关键所在。
《老子》论无为处甚多。高明先生对此做了详细的统计和勘对：“按‘无为’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誉为人之最高德性。此一观念在他那五千余言的著作中，反复讲了十一次。如帛书甲、乙本：（1）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2）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3）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4）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5）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无欲而民自朴。（6）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7）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8）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9）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0）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11）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今本除上述十一处外，尚较帛书甲、乙本多出一处，即本章此文（引注：指第三十章第一句）。甲、乙本作‘道恒无名’，世传今本皆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从帛书甲、乙本考察，上述十一处皆言‘无为’，而无一处言‘无不为’。今本则不然，在上述经文中有的本子将‘无为’改作‘无为而无不为’。……通过帛书甲、乙本之全面勘校，得知《老子》原本只讲‘无为’，或曰‘无为而无以为’，从未讲过‘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本不出于《老子》，它是战国末年出现的一种新的观念，可以说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改造。曾散见于《庄子外篇》《韩非子》《吕览》及《淮南子》等书。”[2]关于《老子》只讲“无为”，不讲“无为而不为”，高明先生的意见应该是正确的。
无为的核心理念是统治者对道或无的效法：就像无对万物的关系那样，理想的统治者使自己成为其他人发挥和实现自己的条件。统治者不应该自己去有所施为。因为任何施为，都会给百姓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影响。理想的君主在上，“下知有之”而已。“功成事遂”，百姓却说：我们本就如此（第十七章）。
理想的君主不是昭昭察察，而是昏昏闷闷的。《老子》第十五章说：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3]
马王堆甲、乙本“善为士者”皆作“善为道者”，“俨兮其若容”皆作“严呵其若客”。当从甲、乙本。要真正做到“无为”，君主必须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接下来的一系比喻，都是在强调无为之君的“容象”“不可得而形名”。[4]君主的任何一点倾向，都会给周围的人，进而给天下百姓带来影响。这样的影响，会渐渐使百姓失去其朴素和自然。
当然，《老子》的无为政治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秩序是不可或缺的。《老子》第二十八章讲：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5]
在《老子》的政治空间里，是要有起码的等级秩序的。只不过，这一权威的秩序要以道为根本。“朴散则为器”是不得不然的过程。但在“用之为官长”时，得建立起不割伤万物之自然的“大制”。
在第八十章，文字向来克制的《老子》突然道出一段田园诗般的描绘：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
在一个日益繁复的世界里，《老子》向往的朴素生活是乡愁，是照向尘俗的一点微弱星光。无力，却给人经久的安慰。
既然作为万物根源的道或无不能有任何肯定的内容，也就不能以之为根据导出确定的价值尺度。自然只是一个模糊的倾向，并没有确定的限度和标准。用后世常用的体用概念来说，《老子》的哲学最终只能靠用的有效性证明体的合理性。这种“以用证体”的理路，并不能为文明的道路选择提供根本性的辩护。
[1] 《四书章句集注》，第162页。
[2] 《帛书老子校注》，第422—425页。出于本书行文风格的需要，引文略有调整。
[3] 《王弼集校释》，第33页。
[4] 同上书，第34页。
[5] 同上书，第75页。
[6] 《王弼集校释》，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