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问题与意义

1.2.1　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主要依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组织行为与模式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71390523）及面上项目“重大工程组织公民行为形成动因、效能涌现及培育研究”（项目批准号71571137）。重大工程组织是一个复杂自适应巨系统，组织系统行为复杂性是其中的重要维度（Maylor et al．，2008）。国际复杂项目管理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mplex Project Management，ICCPM）在2012年发布的Complex project management：global perspectives and the strategic agenda to 2025中提出：传统项目管理方法中“可预见的、确定的、相对简单的和刚性规则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复杂项目，必须提高组织适应复杂项目的能力（Hayes，2012）。换言之，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建设的常规模式难以保证建设目标的实现，应充分发挥项目组织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人的价值（何继善，2013），鼓励项目成员积极主动的公民行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强调“复杂工程与复杂运营管理是管理学部优先发展的领域，具体涉及复杂工程基本理论、复杂工程组织模式、组织行为与现场管理等内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6）。

随着重大工程建设的开放性、主体多元化及新技术运用等所造成的项目复杂性日益突出，中国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工作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Zeng et al．，2015）。重大工程的建设肩负着巨大的环境责任，同时也面临着外部制度压力的监督。在上述背景下，非正式（Informal）公民行为的涌现对于重大工程正式（Formal）环境保护体系的运行及管理绩效的改善显得尤为重要。按照Boiral（2009）的观点，ECB是环境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润滑剂”，在外部制度压力推动内部环境管理绩效改善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传导作用。为激发项目成员的ECB，重大工程的管理者需要选择合适的领导策略。综上分析，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点。

（1）内部驱动因素

重大工程的内部环境责任会对项目成员的ECB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外部驱动因素

重大工程所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会对项目成员的ECB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管理绩效影响机制

在外部制度压力的影响下，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绩效会发生哪些变化？而ECB在上述影响机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ECB的涌现会对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绩效带来显著影响吗？

（4）领导策略

如何激发项目成员的ECB？究竟哪种领导风格更适合ECB的培育？

1.2.2　研究的逻辑结构

投资动辄数十亿的重大工程通常由政府发起，项目组织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及政治性等特征（Marrewijk et al．，2008）；制度理论为分析重大工程的组织运作过程提供了系统的视角。旧制度理论（Old Institutionalism）认为组织的制度结构决定其成员的行为，应重点关注组织内部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运行机制及管理措施（Delmas et al．，2008；Peters，2010）。而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强调组织在外部制度压力下的内化，以及组织对外部的反馈等（Powell et al．，2012）。

根据旧制度主义的启示，本书首先关注组织内部的环保规定和相应的举措，分析重大工程的环境责任实践对于项目成员ECB的影响机制。其次，基于新制度主义，将组织外部的制度环境纳入实证模型中，分析重大工程所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对于其内部成员ECB的影响机制。再次，同样基于新制度主义，进一步分析重大工程所面临的外部制度压力对其环境管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虑管理层ECB的中介作用。最后，回归到旧制度主义，进一步比较分析管理层的不同领导风格对于项目成员ECB的影响机制，进而为重大工程内部环境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4个核心板块及其研究的逻辑结构如图1.2所示，从行为内因、行为外因、行为影响到行为培育层层递进，它们分别脱胎于新、旧制度主义对于重大工程ECB研究的启示，属于Wooten等（2016）及Delmas等（2008）新、旧制度主义的“联姻”。

1.2.3　相关概念界定

（1）基础设施

依据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007）的注释，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起源于法语，最初的含义是“操作系统的底座装置”，其词缀“Infra”意指底层，而词干“structure”具有结构物的含义。Greenwald（1982）在《经济百科全书》中提出：基础设施是对经济产出水平或生产效率有直接或间接促进作用的工程系统及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系统、电力和通信设施、金融保险体系、教育医疗体系，以及组织有序的行政体制。Niskanen（1991）进一步将基础设施分为“软硬”两类，其中“硬”性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交通系统、通信系统、环境系统、防灾系统等，也称工程性基础设施项目；而“软”性基础设施包括行政管理、教育医疗、金融保险等，也称社会性基础设施服务。本书中的“基础设施”是指工程性的基础设施项目。

（2）重大工程

广义的重大工程（Megaproject）是指投资额大、复杂性高，并且对经济、环境和社会造成长期影响的大型项目，如北京奥运会、港珠澳大桥、嫦娥探月工程等（Flyvbjerg，2014）。狭义的重大工程是指通常由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资源消耗多、环境影响大及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Wang et al．，2017a）。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及机构为界定“重大工程”提出了多样化的定义，具体如表1-1所示。

中国的政府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主要依据项目审批单位的行政级别区分工程项目的重要程度。美国的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委员会（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及欧洲的Flyvbjerg（2014）、Davies等（2009）、Locatelli等（2014）则主要依据项目的投资总额划分工程的重要性等级，但以投资总额“一刀切”区分重大与非重大工程存在明显的地域局限性。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Hu等（2013）建议将重大工程的划分标准与项目所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水平直接挂钩。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陈震（2016）进一步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将重大工程界定为项目投资^[1]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并对社会生产、经济增长、人民生活和自然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如上海世博会、上海迪士尼、京沪高铁、珠港澳大桥等。本书以陈震（2016a）的定义作为区分重大与非重大工程的具体操作标准。

（3）组织公民行为（OCB）

OCB的概念最初由Bateman等（1983）提出，是指不能被正式的奖励体系直接或明确识别的，但能有效提升组织管理绩效的自愿个体行为。OCB起源于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的作用，即组织成员由于对现有工作的满意而愿意跨越传统的组织结构给予同事协助并协同工作（Organ，1988）。尽管OCB属于一类工作角色外（Extra-role）的自觉自愿行为，但并不能完全否认其与组织奖励体系的关联。对于临时性、独特性（一次性）的项目而言，为激发项目成员的OCB，非正式（合同外）奖励手段的使用极为普遍（Braun et al．，2012）。因此，Braun等（2013）提出OCB不能忽视奖励体系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奖励并不在合同的保障范围内^[2]。本书中的OCB是指不能被工程合同直接或明确识别的，但能够有效提升项目管理绩效的自愿个体行为。

（4）环境公民行为（ECB）

Boiral（2009）将OCB理论应用于环境管理领域，进一步提出环境公民行为（ECB）的概念。与OCB的定义如出一辙，ECB是指不能被正式（合同规定）的奖励体系直接或明确的识别，却能有效提升组织环境管理绩效的自愿个体行为（Boiral，2012）。同OCB类似，ECB本质上是一类工作角色外的利他或利组织行为。结合具体的工程背景，本书将ECB界定为项目成员工作（合同）职责外的，旨在改善项目环境管理绩效的一类利他或利项目的自觉自愿行为，如自觉提醒同事重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自愿协助同事完成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工作、积极参与项目的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关心项目的环境问题并主动提出改进意见、努力维护项目的环境形象等。

1.2.4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将企业组织领域的ECB概念引入重大工程情景中，并借鉴经典的OCB分类框架，通过专家访谈和行为事例收集，具体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为重大工程环境管理中的组织行为研究开辟了新视角。

①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分析重大工程情景下ECB的内部驱动因素。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定量刻画项目不同类型的环境责任表现对其成员ECB的具体影响机制，丰富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和OCB研究的视角。

② 为回应Boiral等（2015）对ECB所提出的研究建议与展望^[3]，进一步将DiMaggio等（1983a）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引入ECB的外部驱动因素研究中。

③ 从ECB视角透视项目管理层的环境承诺（Environmental Commitment），反映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关心程度；提出制度压力通过管理层的ECB传导至项目环境管理绩效的模型，为“政府–市场”二元制度情景下重大工程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依据。

④ 从经典的交易型与变革型领导二维视角，并结合中国情景下最为突出的文化情景因素（权力距离取向和集体主义倾向），探索ECB的领导策略，对重大工程领导力的研究进行拓展。

（2）实践意义

① ECB既是重大工程环境管理体系得以高效运转的“润滑剂”，也是促进项目环境管理绩效改善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对ECB的深入理解，重大工程的管理层能够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仅仅依靠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或LEED等绿色认证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过分强调技术的引入而忽视个体的参与会造成“漂绿”情况的发生，使得预期的环境管理绩效可能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为改进环境管理绩效，重大工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激励措施有针对性地促进项目成员的“非常规”合作，增强其公民精神，推动优秀环保行为涌现的“常态化”。

② 投资动辄数十亿的重大工程通常由政府发起。因此，政府在重大工程中的角色也是“双重”的，既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外部监管者，也是参与项目决策与管理的业主，可能引起项目成员的行为异化，进而影响预期环境管理绩效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在重大工程环境管理中的角色定位，通过引入环境审计加强第三方的监督力度，在运用法律法规施加强制压力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从被动的纠错式管理变为主动的服务型管理，如组织区域性的重大工程环保评比活动、协助项目的环境管理部门优化问题处理方案等，增强项目成员的环保意识，从而激发其自觉的ECB。

③ 奖惩机制的不健全和专制式领导是抑制组织成员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原因。指挥部是重大工程所采取的一种典型管理模式，强调以行政指令为主导。组织投入是员工投入的前提条件，交易型领导的权变奖励是促使员工积极回报组织投入的保证。对ECB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所谓强调奉献的空洞“口号”，还包括赏罚分明的领导体系，因此提倡愿景和领导魅力的变革型领导风格的发挥需要建立在交易型领导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难以对项目成员的行为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为鼓励项目成员的ECB，重大工程需要设置专项的奖励基金。

④ 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一线建设者而言，基层主管是其直接管理者和日常接触者。面对数量众多、岗位固定、文化水平和需求层次较低的一线建设者，基层主管的领导手段不仅是激励和交换，还需要加强个性化关怀，尤其是在中国高权力距离的文化氛围下，需要重点关注一线建设者们的能力成长及情感诉求，为其在环保知识和技能上的持续发展及交流沟通创造机会，如组织“金点子”征集、环境科普宣传月、环保培训班及交流会等活动。

[1] 项目投资是指项目的整体投资而非某一标段的投资额。

[2] Braun等（2013）在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effectiveness in temporary organizations一文中提出：The OCB concept does not neglect rewards entirely，but that the important issue here is that such returns not be contractually guaranteed。

[3] Boiral等（2015）在Leading by example：a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一文中强调：Future research coul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emergent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more established literature based on neo-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