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格雷马斯与我们[1]
罗兰·巴特（1915—1980）与格雷马斯（1917—1992），是法国符号学发展史上两位重要人物，他们的经历很不相同，但两人相遇相知在一段时间里并成为好朋友。他们对于符号学探索的起点不同，但在不同时期对于法国符号学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2015年是罗兰·巴特100周年诞辰的纪念年份，2017年是格雷马斯100周年诞辰的纪念年份。本文拟结合两个人的不同学业背景，概述他们各自对符号学理论建设和实践的贡献，并结合中国符号学发展的需要，就中国符号学研究学者当前的任务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罗兰·巴特的知识积累与贡献
我们现在知道，罗兰·巴特在18岁参加高中会考之前就因咳血而被查出患肺结核病，随后断断续续地有7年多时间在疗养院度过，他只勉强地获得过索邦大学本科学士的证书。但是他甚至在住进疗养院期间仍继续关注文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知识，所以，他早期的文学批评文章里就包含着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成分。他后来于1947—1948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语学院执教期间阅读过哥本哈根语言学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维戈·布龙达尔（Viggo BrΦndal）用法文出版的《普通语言学论集》（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及其他一些语言学家的书籍；1949—1950年，他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与格雷马斯相遇，《罗兰·巴特传》（Roland Barthes）一书的作者说“实际上，在亚历山大，一次对于巴特的生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相遇，是结识阿勒吉尔达·朱利安·格雷马斯。”[2]正是在与格雷马斯知遇的那一段时间，巴特阅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巴特早在1947年10月就注册上了第三阶段（即博士阶段）的学业，课题是研究法国历史学家兼文学家米舍莱（J．Michelet）的著述与思想，但他在与格雷马斯接触以后，便想转向词汇学方向。他在1950年4月7日写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这样说：“在这里从教的一位年轻的立陶宛人格雷马斯，他具有博士学位，他强调我必须将我的博士课题改换为（他说这并不困难）词汇学研究——依靠词汇学，我就会应对我想进行的所有研究工作，并至少可以确保我很快就能在法国有一个讲座职位。”[3]他随后注册了乔治·马托雷（Georges Matoré）教授的词汇学博士学位。从此，巴特阅读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从而他最初的文论结集《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充满了早期的符号学思想，在这本书中，他参照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之对立，把作家的写作与个人写作风格对立了起来，显然这既是继承，也是发展。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大量阅读了雅各布森、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著述，从而他对于社会神话的符号学探讨具有了较为丰富的语言学参照。虽然他因生活需要必须去做一点有收入的工作且忙于满足约稿而未能完成他的博士学业，但是，他连续几年在语言学上的苦读和在服饰词汇学搜集与整理方面的付出，使他进一步夯实了语言学基础。正是由于他在语言学上的准备，他于1957年出版的《神话》（Mythologies）和1964年发表的长文《符号学基础》（《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成为他在符号学探索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概括说来，罗兰·巴特对符号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早期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或称结构论符号学阶段）中，罗兰·巴特把从索绪尔到叶姆斯列夫再到本维尼斯特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应用到了他对于社会神话、文学艺术即总体上被称为文化的研究之中，以探讨对象的“二级意义”即内涵为目的，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于相关领域的认识，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二）罗兰·巴特首次将索绪尔、叶姆斯列夫的符号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综合与扩展，初步建立了结构论符号学（sémiologie）的框架，他写于1964年的长文《符号学基础》是这种努力的成果。概括说来，他对于符号的理解是“三维”的，即能指、所指与意指，他特别强调意指（或意指过程），这种探索也使他与列维-斯特劳斯一起被称为格雷马斯后来建立的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先驱者。今天我们看到，罗兰·巴特的符号“三维”思想，很像是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S．Peirce）的“表象、对象、解释”的“符号三角形”。关于“意指”，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把它确定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带关系”[4]，但作为符号的一个维度来进行明确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罗兰·巴特的独到贡献。
（三）罗兰·巴特从年轻时就谈及“中性”或“零度”，到了晚年专门开设了“中性”课程，他在几十年的符号学探索中对于“中性”概念给予了扩充与发展，成为这一领域集大成的学者。从总体上来说，他的“中性”思想是动态的、积极的，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迪作用。
罗兰·巴特出生于1915年11月12日，2015年是他100周年诞辰，也是他去世25周年。为追念这位20世纪法国最为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法国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首先是年初——大大早于他出生的月份——就出版了迄今最具权威的《罗兰·巴特传》一书，从此拉开了纪念活动的序幕。7月7-10日在著名的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展”期间，在以“罗兰·巴特回来了”为题的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罗兰·巴特的摄影理论在世界上的传播、运用和发展做了交流。在法国极富影响的《世界报》以“一个生命、一种创作”为题出版了2015年7-8月合刊“罗兰·巴特专号”，封面是全幅的罗兰·巴特惯有的吸雪茄的照片。“专号”在社论中指出他是一位作家、一位批评家、一位符号学家、一位神话学家后，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尤其是一位形式创造者”。“专号”收录了多篇纪念文章，从不同方面探讨了罗兰·巴特思想对于当前和今后不同领域继续存在的影响。其宗旨就是告诉我们，“罗兰·巴特，以其100周年诞辰是今年被隆重纪念的名字”。在中国，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很早就筹划和安排了纪念活动，“中国罗兰·巴特周”于5月份“第十届中法文化之春”期间举办。5月8日-10日，受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邀请，罗兰·巴特《全集》（Œuvres complètes）的编辑者埃里克·马蒂（Eric Marty）、“罗兰·巴特网站”的创建者马蒂厄·梅萨热（Mathieu Messager）和《罗兰·巴特传》一书的作者蒂费娜·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t）三位专家来到北京，并在中国专家的参与下，对由使馆文化处在互联网上组织的中国大学法语专业学生以“罗兰·巴特15句经典语录”为源泉创作的摄影作品做了评奖。5月11-13日，使馆文化处还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组织了“罗兰·巴特作品翻译培训班”。6月27-2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法国当代文学暨纪念罗兰·巴特100周年诞辰研讨会”。的的确确，2015年是罗兰·巴特这一姓名大放异彩的年份。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国内有关罗兰·巴特的研究著述，这些年来一直不断涌现，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已近20种。
二、格雷马斯的知识准备与贡献
格雷马斯1917年3月9日出生于当时属于苏联的立陶宛，他曾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于1936—1939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返回立陶宛后，曾在一所大学担任过助教。1944年，他的父母被当时的苏联政府驱逐，他便重新回到了法国。他于第二年注册上了巴黎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著名语言学家布吕诺（Ch．Bruneau）的指导下，主攻服饰词汇研究，并于1948年进行了答辩。他的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是共时词汇学分析，题目为《1830年时尚》（《La mode en 1830》），这一论文于52年后的2000年才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UF）正式出版。他曾在1949年受聘于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担任讲师，主讲法语史，后又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主讲法语和语法。1962年，他成了法国普瓦捷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从此，他开始了真正的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于1960年加入了由迪布瓦（J．Dubois）和谢瓦利耶（J．-C．Chevalier）创立的法语研究学会（Société d’étud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从1966年开始，他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支持下，在由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后来该学院一部分院系独立出来，名为“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即 EHESS）和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联合设立的人类学研究室内成立了“语言符号学研究小组”（GRSL），并开设符号学“研讨班”，该研讨班持续了许多年。他在1947年到1965年期间发表过26篇语言学专论文章（不包括他的博士论文和辅助论文），我们从中看出，他在这一段时间的研究，集中在词汇学、普通语言学理论和语义学三个方面，而他1956年为纪念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40周年而写的《索绪尔主义之现状》一文，则被认为是他转向符号学研究的标志文献。格雷马斯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索绪尔的思想“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现在已被人文科学的总体认识论所采用”[5]，而且“正是根据语言（这种事物具有两个面，被构想为是‘一种形式而非一种实质’）观念的与所指（它只因为有能指才被认识）密不可分的能指的语言学概念，从语言学过渡到其他人文科学才得以进行——这便是对于索绪尔主义的方法论的推演，而且也正是据此，索绪尔有关可以根据其意指来进行理解的一个被结构化了的世界的假设，才得到肯定。”[6]文章肯定了叶姆斯列夫对于发展索绪尔的理论所做出的贡献，“索绪尔在语言与言语之间所做的著名区分——这种区分假设相对于在实践上延续的言语，对应着一种先前的和唯一使交流成为可能的一种语言学系统。这种区分由叶姆斯列夫以更为一般的术语加以了表述，他从一开始就假设支撑且一直要求一种系统。”[7]该文还介绍了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在各自领域对于索绪尔理论应用的实践。不难看出，这是一篇堪称介绍巴黎符号学学派产生之背景和研究之大体方向的文章，同时说明格雷马斯是结构语言学的忠实继承者。至此，格雷马斯的大体研究轮廓与方向，“我们可以用三句话将其概述如下：1）语言是一种形式对象，因为它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它便具有均质特征，并可以承受分析；2）语言是一种语义对象，它是‘一种带有意义的形式建筑术’；3）语言是一种社会对象，用索绪尔的话来说，语言的‘社会机制’特征，通过‘它只是根据在社会成员之间确立的某种契约来存在’而被证实。”[8]格雷马斯1966年出版了他积多年心血写成的《结构语义学》，可以说，这本书奠定了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理论基础。他的研究成果被认为在当时的结构主义运动中是“最具科学性的符号学”[9]。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格雷马斯又以其多部里程碑式的著述开辟了巴黎符号学学派在sémiotique名下从事研究的广阔领域。
格雷马斯的主要贡献在于：
（一）成功地将俄国学者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叙事研究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叙事研究在语言学上进行了概括，并把对于“结构”概念的继承引入符号学领域。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研究始终不脱离语言学，而在与文化对象结合的同时，又发展了语言学，所以，他的符号学研究亦被称为“符号-语言学”（sémio-linguistique）。他的学生、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埃诺女士对于他的研究做了这样的概括：“他一生都是语言学家，把符号学等同于语言学。”[10]
（二）格雷马斯的理论思考始终没有脱离对于“意义”和其出现形式的思考，他的符号学研究始终坚持“确定意义出现的各种形式和其存在的各种方式、将它们解释成意指的横向的各个方面和纵向的各个方面、描述内容的移动和转换行程，这便是在今天已不再是乌托邦式的任务。在可预见的未来，唯独这样的有关形式的符号学可以出现，可以像谈论意义的言语活动。因为符号学只不过是意义之意义。”[11]
（三）在方法学上，格雷马斯采用了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是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网在起决定作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网在创造意义，正是这种关系网是意指出现的各种条件和理解符号学对象的机制。依据这种方法学思考，格雷马斯创立了一系列可操作的符号学模式和理论：行为者模式、符号学矩阵、模态理论、激情理论等，从而构成了现在被称为“话语符号学”的主要理论构架。格雷马斯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地位的确定，其自立性已开始显现。
2017年，是格雷马斯100周年诞辰和去世25周年。笔者特意向出版他著述的主要出版商和埃诺女士做了了解。出版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定的出版计划。笔者有幸因为修改《罗兰·巴特传》译稿而受邀于法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会见了埃诺女士和法国符号学学会会长贝特朗（D．Bertrand）先生。埃诺女士说，有一本从立陶宛文翻译成英文的《格雷马斯传》正处在从英文到法文的翻译过程中，但能否出版尚不清楚；贝特朗先生让笔者看了法国符号学学会结合学会年会而准备的名为“今天的格雷马斯：结构的未来”的国际研讨会文字材料，其副标题是“纪念格雷马斯100周年诞辰（1917—1992）”，时间是2017年5月30-6月2日，地点为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报告厅。贝特朗先生说，该学会正式会员约有150人，加上有兴趣者，预计出席研讨会的人数在200人左右。笔者看了那份材料，它在重新肯定结构主义的前提下介绍了格雷马斯的理论贡献并明确了研讨会的几项讨论主题。毋庸置疑，这是一次重要的、内容丰富的研讨会，所论内容无疑是对于格雷马斯理论的新贡献和他本人初衷的满意慰藉。笔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格雷马斯出生于1917年3月9日，而这次纪念活动却是晚于这一时间的5月30-6月2日，这与罗兰·巴特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从时间安排和活动内容上相比，似乎就有点寒酸了。但是，在对这两位学者的情况做了整体比较后，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多种联想。
三、启示
其实，罗兰·巴特和格雷马斯的贡献，完全可以在符号学理论贡献，符号学知识传播、普及和推动符号学后续发展几个方面来综合比较。
（一）在理论贡献方面：客观地讲，在法国符号学发展中，罗兰·巴特与格雷马斯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代表的是结构主义阶段或结构论符号学阶段，后者代表了巴黎符号学学派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人的贡献都是重要的、伟大的。但若从当前符号学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来看，格雷马斯的贡献显然是更大的，因为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而sémiotique一词正在取代sémiologie成为“符号学”的统一称谓。2015年春天，时任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传播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的王铭玉教授和副主任田海龙教授访问法国，会见了埃诺教授和法国符号学名誉会长丰塔尼耶教授（他同时是国际视觉符号学学会会长），他们在介绍法国符号学时，都未曾主动谈到罗兰·巴特，而是只谈格雷马斯，由此可见格雷马斯的理论在法国符号学研究界的地位和影响。
（二）在符号学知识的传播方面：我们仅就两人在同一家色伊（Seuil）出版社的出版物情况做一下比较。罗兰·巴特在该出版社出版有三卷本（1995年出齐）和修订后的五卷本（2002）的《全集》，他的授课内容和多部书籍的初稿也在该出版社相继问世。他在该社出版的多部著述成了现代理论著述再版次数最多和售出量最大的作品，例如：他的《神话》一书，该出版社笼统地告诉笔者累计售出60多万册，《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1977）累计售出30.8万册，这些数字甚至超过了不少获奖小说的售出量。可见，罗兰·巴特和其作品至今在法国和世界备受欢迎，它们成了普及符号学基础知识的重要读物。相比之下，格雷马斯的出版物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截至2016年年底，他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4本书中，《莫泊桑：文本符号学——实践练习》（Maupassant：sémiotique du texte—Exercices pratiques）（1976）售出8500册，《论意义I》（Du sens，I）售出18700册，《论意义II》（Du sens，II）售出6250册，《符号学与社会科学》（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售出6800册，而《激情符号学》（Sémiotique des passions）则只售出3200册。笔者一时无法了解到格雷马斯的著述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和销售的情况，想必《结构语义学》和《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两书肯定有过再版，但售出数量也不会大到惊人的地步。这说明，法国大众读者尚未进入对于真正严密和科学的符号学的了解之中。但是，对于一般非专业的读者，有这种必要吗？
（三）在推动符号学后续发展方面：罗兰·巴特在他所处的结构主义运动高潮时期，可以说，影响是很大的，他的部分理论阐释已经影响到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Eco）的研究。不过，在结构主义受到1968年“红五月”运动冲击之后，这种影响就逐渐变小了；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符号学探索与实践作为阶段性成果已经融入了广大读者的知识结构之中，已经沉淀在人们的认知系统之中。格雷马斯的情况则与之相反，他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动着法国符号学研究的发展，纪念格雷马斯100周年诞辰研讨会的几方面主题更告诉了我们法国当今符号学在格雷马斯理论影响之下的发展前景，而且在今天，还看不到有新的理论可以取而代之。格雷马斯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分散开来，进入了法国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当时曾引起人们对于巴黎符号学学派此后发展的担忧。但是，这些弟子继续进行着他的未竟事业，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研究者越来越多，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汇集这些学者研究成果的“符号学形式”丛书已出版40多种，不同名称的符号学研究中心遍及法国所有综合性大学。这里，我们仅举由格雷马斯的亲授弟子丰塔尼耶在法国利摩日大学建立的符号学研究中心的情况为例：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规模较大，由多位语言学家和相关研究课题的学者组成，它的研究场域是从文本到社会相互影响的各种“话语”，它所从事的是对于广阔的意义生产领域的分析，因此，符号学的对象是非常多样的。其当前的研究课题是：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传播学理论、话语、陈述活动、工业设计、图像、传媒、写作等。它的出版物极为丰富，2015年的出版物就有：《生活形式》（Formes de vie）、《机制与环境中的意义》（Le sens au coeur des dispositifs et des envrironnements）、《英-法翻译：实用翻译学教材》（Traduction anglais-français：Manuel de traductologie pratique）、《间接言语活动行为的介绍与处理》（Présentation et traitement des actes de langage indirects）、《向传播学求助—在继承与当代转换之间的结构主义》（Appel à la communication—Le structuralisme entre héritage et transformation contemporaine）。
笔者在编写《符号学思想轮》一书的法国符号学部分时，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结构论符号学阶段，从罗兰·巴特开始的几位符号学先驱者例如福柯（M．Faucault）、德里达（J．Derrida）、托多罗夫（Tz．Todorov），他们均未把符号学研究进行到底，大体都是在1968年“红五月”运动之后做了一定转向。认真地想一想，就会发现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家（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J．Lacan]）。这好像就在告诉我们，如果研究者不是语言学家出身，其符号学研究大体上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
这似乎就给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提出了双重的任务：
（一）在结合、总结我国古代符号学思想的同时，认真做好引进与普及符号学基础知识的工作。近些年来，我们的符号学研究者同仁做了大量借用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挖掘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的工作，出版了许多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普及不同领域基础符号学知识方面，也有不少著述相继出版，赵毅衡先生2014年出版的一本《趣味符号学》，是向大众普及符号学基础知识的大胆尝试。笔者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符号学基础读物出版，使我国读者也逐步进入对于符号学具有初步ABC的认知阶段；
（二）笔者认为，结合法国符号学发展和格雷马斯的实例，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似乎应该在语言学研究上有自己的专项、自己的领域。如是，大家的共同努力，肯定会推动我国的符号学研究在坚实的语言学基础上和在广义的语言科学领域中得到健康的发展。我们要不满足于引进和模仿性应用，而要顺应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创立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理论。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可能不会像做介绍和普及工作那样收效快，也许不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只要对推动符号学发展有益，我们就是义不容辞的。
中国符号学学者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一定会做出出色的成绩。
[1] 本文原载于《语言与符号》2017年10月第3期。
[2] T．Samoyault，2015：Roland Barthes，Paris：Seuil，p.235．
[3] Ibid．，p.235．
[4]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版，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0页。
[5] A．J．Greimas，2000：La mode en 1830，Paris：PUF，p.372．
[6] A．J．Greimas，2000：La mode en 1830，Paris：PUF，p.372．
[7] A．J．Greimas，2000：La mode en 1830，Paris：PUF，p.374．
[8] J．-C．Coquet，1982：Sémiotique：l’École de paris，Paris：Hachette，p.10．
[9] F．Dosse，1992：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2，Paris：Éditions la Découverte，p.139．
[10]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电子刊物《语言符号学通讯》，2015年，第40页。
[11] A．J．Greimas，1970：Du sens，I，Paris：Seuil，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