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汗

在满洲崛起的初期，满洲统治者一度使用“汗”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称汗前后长达三十余年。虽然太祖晚期建后金国称帝，但满、蒙文史料中仍称之为“汗”。遗憾的是，有关早期满洲最高统治者的名号、官号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著作极少。基于此，本节力图对这一满洲政治制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源流探索。

一、汗号源流

汗(或可汗、合罕)，作为北亚首领的名号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对此，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可汗及可敦称号考》^[1]《汗及可汗称号考》^[2]等两篇文章中做了专门探讨，首先得出结论说汗号是蒙古系柔然族所创立。另外一位日本学者内田吟风对北亚游牧民的汗号及其相关的可汗号进行进一步研究后指出：“可汗这一称号则是东胡鲜卑系统各族自古以来用来称呼君长的，社仑不过是袭用了这个称号，决不是他的首创。”^[3]并考证，公元2世纪中叶的拓跋氏初期就已经使用了可汗号。柔然以后的突厥、回纥和蒙古都把可汗作为与中原皇帝相当的名号来使用。而柔然君长的世子是用与可汗意义相同的汗(khan)来称呼的。^[4]中国学者韩儒林在其《突厥官号考释》^[5]一文中，引用突厥碑文和汉文正史等史料，也对突厥汗和可汗问题进行过令人叹服的研究。^[6]不过，先行研究对汗尤其是清初三汗的源流和背景问题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

关于蒙古兴盛时期汗或可汗的使用情况，在1225年所刻《移相哥石碑》中可以看到“成吉思汗”几个字。当时蒙古文音写确实用činggis qan^[7]二字，而并非用合罕(qaqan或qaγan)字样。由此表明，汉语译写作“成吉思汗”，是完全准确的音译。

伯希和曾写道，在蒙古史的范围内，“最先采用合罕称号的是窝阔台，而它只是某种属于个人的名号，以至于后来‘合罕——汗’甚至成了他的特定指称。只有忽必烈治下，它才被当作专用于大汗的称号”^[8]。最近，姚大力对成吉思汗的称呼问题进行重新探讨，指出：“蒙古政治体系采纳‘合罕’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呼，乃始于蒙哥时期。”^[9]

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遵循汉地传统，蒙古“合罕”也称为“帝”，但与皇帝对应的蒙古语一直是qaqan。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末最后一个合罕顺帝(其蒙古汗号为uqaγatu qaqan)，随后又发展到退居草原后的历代北元合罕。据《华夷译语》，汉文的“皇帝”与蒙古文的“合罕”意义是相同的。^[10]

据《蒙古源流》载，蒙古中兴之帝“答言合罕”(亦写作“达延汗”)即位时的情况如下：

原文转写：

mön tere ging bars-il-e, dayan ulus-i eelekü boltuγai kemeü, dayan qaγan kemen nereyidün, esi qatun-u emüne, qan oron-a saγulγaγad.^[11]

汉译：

就在那庚寅当年，给他奉上尊号为“答言合罕”，意思是让他做天下之主。[答言合罕]在也失合屯[神主]前被扶上合罕之位。^[12]

据与《蒙古源流》同时代的蒙古文文献记载，在两种情况下使用qan词，一个是qan köbegün^[13]，另一个是qan oron。乌兰把前者汉译为“王子”。但他与一般的王子不同，是被指定为继承汗位的人。后一种情况，在上述达延汗即位时已提到过。

达延汗时期，蒙古合罕即大汗的权力得以复兴，其宗主国地位重新得到诸部的认同。他把自己的诸子分封到蒙古各部，这也为以后蒙古各部的分崩离析埋下伏笔。大汗权力旁落，诸汗的出现是北元或北亚16至17世纪初期政局演变之特征。蒙古右翼土默特部的俺答汗(altan qaγan)、喀喇沁的昆都伦汗(kündülün qaγan)、外喀尔喀的瓦齐赉赛音汗(wač irai sayin qaγan)、扎萨克图汗(jasaγtu qaγan)及车臣汗(secen qaγan)等都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汗王。

据考察，在蒙古诸部中首先称汗而不听从大汗命令的是土默特部俺答汗。据17世纪成书的《俺答汗传》和佚名《黄金史纲》载，俺答的称呼是qaγan(合罕)，而并不是qan(汗)。^[14]这可能与当时小汗们的权力膨胀到和大汗并无多大区别有关。

俺答称汗之后，蒙古各强部的首领相继称“汗”或“合罕”，右翼喀喇沁的“昆都伦合罕”^[15]即为其一。文献明确记载的喀喇沁鄂托克的第一个封主，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第四子巴雅斯哈勒(1510—1572)。这位巴雅斯哈勒，在明代汉籍中以“老把都”著称。他在喀喇沁称汗后，自取号“昆都伦汗”(Kündülün qaγan，意为“尊贵的汗”或“恭敬汗”)。明人称之为“昆都力哈”, “哈”即汗之另一种音译。昆都伦汗经常与其兄鄂尔多斯部主衮必力克吉囊和土默特部主俺答汗一起活动。1547年，俺答汗与察哈尔大汗博迪、鄂尔多斯吉囊、喀喇沁昆都伦汗共同商定，如明朝同意与蒙古互市贸易，他们将约束蒙古部落，“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入犯”。明人称他们为蒙古“四大头目”。可见昆都伦汗在蒙古右翼中的地位。据《万历武功录》载，昆都伦汗“常以精兵三万，政自强大也”。^[16]巴雅斯哈勒世代称汗，正是以此实力为基础。因其长子黄把都儿先死，巴雅斯哈勒长孙白洪大继而称昆都伦汗，总管部落，为该部第二代汗。白洪大的长子是“汗阿海绰斯奇卜”, “汗阿海”意为“汗殿下”。1628年与后金天聪汗缔结同盟条约的喀喇沁汗就是他。^[17]

由此可见，与归化城土默特部的历代首领一样，喀喇沁的首领们也是世代称汗。细致观察后发现，有限的文书档案说明后金称喀喇沁首领为“汗”。^[18]但我们看到的喀喇沁方面的文书，却把后金和自己的君长都称之为“合罕”。^[19]不同的只是文书格式当中抬高的程度而已。零星的记载也证明鄂尔多斯的统治者济农后来也称汗。

蒙古左翼中首先拥有汗号者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科尔沁部奥巴，而是茂明安部的君长。据史料记述，有名的兀捏孛罗王(或译乌讷博罗特王)的儿子为孛罗乃。孛罗乃的长子为鄂尔图海布延图^[20]，其子锡喇奇塔特，号土谢图汗。其长子多尔济及其子车根也相继分别拥有布颜图汗和瓦齐儿汗号。^[21]因鄂尔图海布延图一系为长子，当初拥有茂明安部，其势力在整个科尔沁万户当中应比孛罗乃次子图美扎雅气(奥巴祖先)一系更强大。但后来茂明安与后金对抗几乎被消灭，势力骤减，而奥巴一系的地位逐渐上升。和科尔沁部缔结同盟之际，努尔哈赤才赐给奥巴“土谢图汗”号：

(天命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八旗置八十桌，宰八羊，筵宴。赐科尔沁奥巴黄台吉名号，书曰：“天谴恶逆，其业必败，天佑忠义，其业必盛，使之为汗。总之，乃天意也。察哈尔汗发兵，欲戮奥巴黄台吉。天拟以眷顾奥巴黄台吉，蒙天眷佑之人为汗。故仰承天意，特赐奥巴黄台吉以土谢图汗之名号，赐图梅以岱达尔汉之名号，赐布塔齐以扎萨克图杜棱之名号，赐和尔和推以青卓里克图之名号。”彼等皆系土谢图汗之兄弟。^[22]

以上两段有关茂明安和科尔沁奥巴一系历史的记载，显示奥巴的“土谢图汗”号是后金太祖努尔哈赤有意为之的结果，意在抬高同盟者奥巴在科尔沁部甚至在整个蒙古部落中的地位。但是，到天聪六年(1632)奥巴死去时，政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太极再也不允许有人和他同样称汗。第二年让奥巴长子巴达礼继承的是“土谢图济农”。不久察哈尔灭亡，汗号在漠南蒙古不复存在。

据文献记载，阿鲁部之一阿鲁科尔沁部长归附清朝时也称车根汗。^[23]另一个左翼部落内喀尔喀扎鲁特部长称汗亦是16世纪后期的事情。据《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

元太祖十八世孙乌巴什，称伟征诺颜，号所部曰扎鲁特。子二：长巴颜达尔伊勒登，次都喇勒诺颜。巴颜达尔伊勒登子五：长忠图，传子内齐，相继称汗。次庚根，次忠嫩，次果弼尔图，次昂安。都喇勒诺颜子二：长色本，次玛尼。初皆服属于喀尔喀。^[24]

《金轮千辐》的记述和《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出入很大。如前书说乌巴什伟征诺颜有六个儿子，巴颜达尔伊勒登有八个儿子。不过两书也有统一之处，如忠图、内齐都属于乌巴什伟征诺颜的长子一系，也都拥有汗号等记载。内齐汗、色本、昂安等都是清太祖、太宗时代的人物，将会相继出现于清初的历史当中。由此可以推想，扎鲁特部也和茂明安、科尔沁等部相同，在其独立发展的初期其君长都称汗。

比起漠南各汗的情况，居于漠北的外喀尔喀诸汗的事迹更为清晰。在外喀尔喀部首先称汗的是阿巴泰。他是达延汗季子格哷森扎扎赉尔珲台吉第三子诺诺和的长子。诺诺和号伟征诺颜，是外喀尔喀部左翼之长。阿巴泰于1580年称赛音汗，喀尔喀始有汗号。1586年，他被三世达赖喇嘛授予“佛法大瓦齐赉汗”号。后来阿巴泰孙衮布始称“土谢图汗”(tüsiyetü qaγan)，其子察珲多尔济降清后，土谢图汗号和喀尔喀其他两个汗号一样被固定并得以承袭。喀尔喀右翼长赉瑚尔当初被阿巴泰立为汗。赉瑚尔之子素班第的扎萨克图汗号是从1596年的塔喇尼河会盟上被喀尔喀贵族们推举为汗开始的。而左翼车臣汗称汗最晚，是在察哈尔势力日衰的1630年前后。当时，原林丹汗属下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投奔过来，推举硕垒为“共戴马哈撒嘛谛车臣汗”，简称“车臣汗”。^[25]

综上所述，分析16、17世纪之际出现的蒙古汗号，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蒙古势力强大的大部分部落之长都自取汗号。第二，诸部汗号含义各异。大部分汗取特定称呼，如土谢图汗、昆都伦汗、车臣汗等。但内喀尔喀的扎鲁特部汗只有通称汗号，并没有特定称呼。第三，汗号的来源或授予者不同，或是达赖喇嘛授予，或是各部共推。又如赉瑚尔的汗号是实力派人物阿巴泰授予的。此外，还有自封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初蒙古人的称呼较多混乱，对诸多大小汗，或称汗或称合罕(或合汗)。但是，入清后其称呼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林丹汗在内的蒙古各部“合罕”都被称之为“汗”, 《清实录》《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官修史书也都统一书写为“汗”，这与满语习惯有关。实际上，当时蒙古人的写法并非如此。

二、清太祖的汗号

有关满洲初期的汗号问题，台湾学者黄彰健在《论清太祖于称汗后称帝，清太宗即位时亦称帝》一文中做过专门的探讨。但此文尚未采用满蒙文献，有关研究也只是局限于太祖、太宗的汉文尊号上。应该看到，满洲初期在对外交涉当中使用的太祖、太宗的尊号各有不同，对明朝、蒙古、朝鲜等不同势力均有特殊的表达形式。

翻开女真的历史，公元1113年，阿骨打从其长兄那里继承“都勃极烈”号。“勃极烈”，女真语是bogile。这个词即后来在满语中出现的beile(贝勒)一词。据明末会同馆《女真译语》解释，“背勒”(beile)等同于汉语的“官”。^[26]其实这一词与中原的“官”很不相同，而是专指清代的爵位，本意为“头目、酋长”。^[27]在金初官制中，有各种冠名“勃极烈”号者，而都勃极烈是其部落联盟的最高君长。^[28]占领华北地区以后，金朝最高掌权者的名号，始终为汉语借用词“皇帝”。可以推测，只是到了元代或明初时与“汗”对应的词汇才从蒙古传入女真。

会同馆《女真译语》载，女真语的“哈安”和汉语的“皇帝”相对应。^[29]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称汗之前，女真各部中确有人称汗。哈达部长称为万汗、乌拉部长称为布占泰汗。哈达、乌拉各为海西四部之一。史料介绍道：

兀喇国，本名胡笼，姓纳喇，后因居兀喇河岸，故名兀喇。始祖名纳奇卜禄，生上江朵里和气，上江朵里和气生加麻哈芍朱户，加麻哈芍朱户生瑞吞，瑞吞生杜儿机，杜儿机生二子，长名克世纳都督，次名库堆朱颜。克世纳都督生辙辙木，辙辙木生万，(后为哈达国汗)。^[30]库堆朱颜生太栾，太栾生补烟，尽收兀喇诸部，率众于兀喇河洪尼处筑城称王。补烟卒，其子补干继之。补干卒，其子满太继之。

哈达国汗姓纳喇，名万，本胡笼族也。后因住哈达处，故名哈达，乃兀喇部辙辙木之子，纳奇卜禄第七代孙也。其祖克世纳都督被族人八太打喇汉所杀，万遂逃住什白部瑞哈城。其叔王住外郎逃至哈达部为酋长。后哈达部叛，王住外郎被杀，其子泊儿混杀父仇人，请兄万为部长。万于是远者招徕，近者攻取，其势愈盛，遂自称哈达汗。彼时夜黑、兀喇、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尽皆服之。凡有词讼，悉听处分，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反曲为直，上既贪婪，下亦效由。凡差遣人役，侵渔诸部，但见鹰犬可意者，莫不索取。得之，即于万汗前誉之。稍不如意，即于万汗前毁之。万汗不察民隐，惟听谮言，民不堪命，往往叛投夜黑，并先附诸部尽叛，国势渐弱。万汗卒，子胡里干袭位。八月而卒，其弟康古鲁袭之。康古鲁卒，弟孟革卜卤袭之。^[31]

兀喇国即乌拉部，满太是布占泰汗之兄。可见建州女真满洲部之长努尔哈赤借用蒙古汗号之前，地理位置更为邻近蒙古的海西各部中早已开始使用汗号。在时间上说，与蒙古地区对比，女真地区汗号拥有者出现得稍晚，是16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太祖武皇帝实录》对努尔哈赤兴起时的女真社会的评论，颇似《蒙古秘史》所述蒙古高原情况：

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王家部、东果部、折陈部、长白山内阴部、鸭绿江部、东海兀吉部、斡儿哈部、虎儿哈部，胡笼国中兀喇部、哈达部、夜黑部、辉发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太祖能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于是削平诸部，后攻克大明辽东诸城。^[32]

满洲兴起之前，在女真诸部中哈达部是强部。正因如此，崛起中的努尔哈赤对哈达施行过联姻政策。戊子年(1588)四月，“有哈达国万汗孙女阿敏姐姐(胡里罕贝勒女也)，其兄戴鄯送妹与太祖为妃，亲迎之”。^[33]而努尔哈赤与哈达、乌拉交恶是后期的情况了。

当初，努尔哈赤号称为贝勒(beile)。1583年，他以祖、父的十三副遗甲，联络对尼堪外兰不满的各部，攻克土伦城。同年，又取萨尔浒城，控制了苏克素护部。次年，又经过几个月的征战，最终占领东南不远处的董鄂部翁科洛城。1585年，兵伐北邻的哲陈部，取得浑河战役的胜利。1586年，又征服西邻的浑河部，并擒斩逃遁于该部的尼堪外兰。在势力和地盘不断壮大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于1587年在费阿拉建城，宣布“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34]

与建州毗邻的朝鲜地方官员的一份情报内称：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引者)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35]

这里所说“王”与女真官号“贝勒”相符。

努尔哈赤汗号的来历，早期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及历代修改过的《实录》都有记述。据《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

是年(乙巳年[1605])，蒙古胯儿胯部把岳卫打儿汉贝勒之子恩格得力台吉进马二十匹来谒。太祖曰，越敌国而来者，不过有所希图而已，遂厚赏之。

丙午年十二月(1607)，恩革得力又引蒙古胯儿胯部五卫之使，进驼马来谒，尊太祖为崑都仑汗(即华言恭敬之意)。从此蒙古相往不绝。^[36]

胯尔胯部即喀尔喀部，是指蒙古内喀尔喀五部。恩格(革)得力，又作恩格德尔，是内喀尔喀五部之一巴约特部之长的儿子。相同的内容，《满洲实录》也有记载：

是年(乙巳年[1605])，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达尔汉贝勒之子恩格德尔台吉，进马二十匹来谒。太祖曰，越敌国而来者不过有所希图而已，遂厚赏之。

丙午年十二月(1607)，恩格德尔又引蒙古喀尔喀部五贝勒之使，进驼马来谒，尊太祖为崑都仑汗(即汉语恭敬之意)。从此蒙古朝贡不绝。^[37]

以上是努尔哈赤称汗的最早记录。在此之前他被称为sure beile，蒙古语为sečen noyan(车臣诺颜)，汉语为“聪睿贝勒”。恩格德尔上汗号以后，满文称为sure kundulen han，简称kundulen han或sure han，该号一直持续到天命元年(1616)。《太祖武皇帝实录》言，“崑都仑”意为“恭敬”。^[38]该号并非努尔哈赤第一次使用。据上述记载，蒙古喀喇沁部的君长也使用过这一名号。相比之下，与蒙古各部使用汗号的实例不同的是，授努尔哈赤“崑都仑汗”的是地位比他低的巴约特部首领之子，这与蒙古接受汗号的惯例不同。在一般情况下，汗号是从比他地位高的人那里得到或共推取得的。如前面提到的俺答的汗号是从蒙古大汗那里取得的。后期的外喀尔喀土谢图汗的汗号是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的。外喀尔喀车臣汗是共推之汗。那么，努尔哈赤之汗号，也许这样解释更符合满蒙当时的情形，即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强大，他急需一个尊号，一方面可以统一部落内部的权力，另一方面能与其他邻近地区的汗平等相处。从此，努尔哈赤在部落内部占据了唯一的汗的位置，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优势，与另一个贝勒舒尔哈齐不同了。

据满文原档，1607年，“把那兀拉的兵击败以后，瓦尔喀的赫席赫、佛讷赫路的人仍然服从兀拉的布占泰。淑勒崑都仑汗对二处的人说：‘我们为一国呀！因为居住的地方太远，被兀拉隔绝，所以你们才降服兀拉而生活啊。我们国中已有了汗，将兀拉的兵击败了。现在你们要对本国的汗服从。'”^[39]这就更具体地说明当时努尔哈赤急于拥有汗号和汗号的号召力。

在日本学者石桥崇雄看来，从努尔哈赤到雍正时期的汗权变迁轨迹是从一个普通贝勒到集权于一身的专制皇帝的转变过程。^[40]如果放宽视野，努尔哈赤政权初期面临的问题并不止于这些。当时努尔哈赤所面临的不仅有满洲部内部的挑战，也有外部的挑战，他统一满洲部后当上贝勒只能说明他在部落内部的权力得到初步的建立，但并不稳固。设法称汗，这是他下一步面临的难题。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准确地判断了东北亚的局势，认为拥有汗号才能证明他拥有整个部落甚至地域政治中的地位。因此，他不顾一切地要获取这一名号，而不在乎该号的来源是否符合惯例。

在《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中有一个自称为达尔汉台吉的人曾写过一份文书，是给后金“ködelkü ulus-un een boloγsan kömün-i (ü) qan arslan boγda sečen qaγan”(作为众游牧国之主汗的阿尔萨兰博格多车臣合罕)^[41]努尔哈赤的。李保文判断这个达尔汉台吉是科尔沁部人，这一判断应该是准确的。其实达尔汉台吉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有关科尔沁的文书中，他就是杜尔伯特部首领阿都齐达尔汉台吉。^[42]天命九年(1624)，达尔汉台吉即阿都齐达尔汉和科尔沁部奥巴、郭尔罗斯部戴青蒙科等首先与后金努尔哈赤订立攻守同盟。顺便要说明的是，文中出现的“洪台吉”并非如李保文所说是满洲的皇太极，而是指科尔沁的奥巴。由此判断，该文书应该成书于天命十年(1625)年底，当时察哈尔林丹汗出兵科尔沁，奥巴求援于后金，但达尔汉台吉没有留下来和奥巴做伴，而似乎躲到了其他地方。因此，达尔汉台吉受责于后金汗努尔哈赤。为此，他给努尔哈赤写信解释此事。

达尔汉台吉对努尔哈赤或称“汗”，或称“合罕”，表明蒙古地方使用该称呼的混乱。文书也表明了科尔沁部落首领对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的尊崇。文书显示，称后金国主为“博格多汗或圣汗”并非从崇德元年(1636)开始，在努尔哈赤时代已经有些蒙古部落使用了“圣汗”这一新称呼。“阿尔萨兰”(arslan)意为狮子，这一称呼的引进与中亚、西亚历史传统有关。^[43]文书中出现的其他称呼，如崑都仑合罕、车臣合罕(即聪睿汗)等都是对努尔哈赤一贯的尊称。

蒙古文文书档案似乎也表明当时的满洲人对“合罕”和“汗”两个称呼的区别并不明确。那么，满洲方面的记载又是如何呢？从一封由车臣合罕(即满洲皇太极——引者)给喀喇沁部首领们的蒙古文信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文书中皇太极把自己和察哈尔、喀喇沁、归化城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之长通称为“合罕”。同时，把喀喇沁“合罕”和归化城土默特“博硕克图合罕”字头抬高，比“车臣汗”还要高一些。^[44]从中也可以窥探到当时后金政权在整个亚洲北部地区的地位之一般。

据《满洲实录》，汉文“崑都仑汗”对应满语是kundulen han，蒙古文是kündelen qaγan。^[45]可见，满洲语没有hagan，只有han。而《满文原档》所载努尔哈赤的汗号如下：

sure kundulen han^[46]

sure han^[47]

amba genggiyen han^[48]

这样的记载出现在多处。《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的满文一直称努尔哈赤为han。据以上两个文献，除了“崑都仑汗”以外，有时还把努尔哈赤称为“明汗”“英明汗”：

是时，有识见之长者言，满洲必有大贤人出，戡乱致治，服诸国而为帝。此言传闻，人皆妄自期许。太祖生，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龙行虎步，举止威严。其心性忠实刚果，任贤不二，去邪无疑，武艺超群，英勇盖世，深谋远略，用兵如神。因此，号为明汗。^[49]

《高皇帝实录》与上段记载相对应的是：

先是望气者言，满洲将有圣人出，戡定众乱，统一诸国而履帝位。及上生，龙颜凤目，伟躯大耳，天表玉立，声若洪钟，仪度威重，举止非常，英勇盖世，骑射轶伦，雄谋大略，用兵如神，而又至诚御物，刚果能断，任贤不贰，去邪不疑。凡所睹记，一经耳目，终身不忘，众称为英明主云。^[50]

那么，这一汗号又是从何而来呢？《满洲实录》与“明汗”“英明汗”对应的满文是genggiyen han，蒙古文是gegen qan，意思都相同。可见努尔哈赤当初没有这一汗号，拥有这一汗号应该是在天命元年(1616)建立后金国时。《满文老档》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丙辰年(1616)，聪睿恭敬汗五十八岁。正月初一日，申日，国中诸贝勒大臣及众人会议曰：“我国因未立汗，深受其苦，天乃生汗以安国人也。汗既天生，仁抚贫困国人，豢养贤达，即应上尊号。”议定后，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成四面四角，立于八处，有八大臣持书自八旗出跪于前，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立于汗右侧之阿敦侍卫及立于汗左侧之巴克什额尔德尼，各由一侧出迎，接八大臣跪呈之书，置于汗前御案。巴克什额尔德尼立于汗之左前方，赞曰“天任抚育列国之英明汗”。赞毕，诸贝勒大臣起，继而各处之人起后，汗离座出衙门，叩天三次。叩毕回返升座，八旗诸贝勒大臣依次庆贺元旦，各向汗行三叩首礼。^[51]

据《满文原档》该满语汗号的全称是：

可以直译为：天授养育诸国(或部)英明汗。“天授”与“天命”意义相近。在蒙古和满洲的萨满教信仰中，天是主宰一切的神。托言天授，自是崇高的称谓。《满文老档》太祖朝天命四年(1619)七月初八日记：“奉天承运英明汗谕曰，皇天佑我，授以基业。”^[52]类似的话在清初的资料中多次出现。满洲的这种传统与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传统很相似，因为自13世纪以来成吉思汗最常用的别称之一是tngri-yinayaγatu(天命)。^[53]

蔡美彪解释说，“养育诸国”当指被征服的海西、建州诸部，按照古老的氏族收养惯例，均被视为同族。《太祖武皇帝实录》译此汗号为“列国沾恩明皇帝”, 《高皇帝实录》译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这表明，他已不同于由各部之长共同尊奉的可罕或大汗，而是收养各部为一部的最高首领，是比可罕更高贵的汗。^[54]努尔哈赤从一部之长汗成为女真各部的共主汗。

三、清太宗和世祖的汗号

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仅统一了女真诸部，还征服了原明朝统治下的辽东地区。同时，蒙古诸部中的内喀尔喀也基本归附后金国。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辞世时，后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实力，明朝和蒙古察哈尔等势力也不敢轻易再和它动干戈了。

努尔哈赤之后皇太极即汗位之事，《满文原档》《满文老档》等原始的档案史料中都没有记载，似乎皇太极有做手脚之嫌。我们先看康熙本《清实录》几段相关的记述：

丙寅年八月十一日，太祖高皇帝崩，大贝勒代善二子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兄弟共议，至其父代善所告曰：“国不可一日无君，邦家大事宜早定。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云：“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正合我意。”遂与二子岳托、萨哈廉共议作书。次日，诸贝勒大臣聚于朝，代善以戴上为君之书出示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皆喜曰：“善。”议遂定，乃请上即位。

遂择九月朔庚午吉日，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及文武百官，聚于朝。大驾卤簿全设，焚香奏乐，率诸贝勒群臣，告天行九拜礼毕，乃上即位。时，上年三十五矣。诸贝勒大臣、文武官员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奉为天聪皇帝。

是日，天气清明，日朗风静，人皆欣欣然有喜色。时，国中文士谓，太祖名第八子为皇太极者，殆天意笃生，有为君之福者也。国中原不知汉与蒙古书籍文义，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有此子可继世为君之心。后国运渐盛，请习文义，及太祖称帝，阅汉与蒙古书籍，汉之储君曰皇太子，蒙古之继位者曰皇太极，由是观之，其命名默相符合者，盖天意已预定云。是年丙寅，仍用太祖年号，以明年丁卯为天聪元年。^[55]

汉语的“天聪皇帝”，原满语为“sure han”(淑勒汗)，蒙古语为“sečen qaγan”(车臣汗)，是皇太极从其父努尔哈赤那里承袭而来。车臣汗(元代汉译为薛禅汗)是元朝创始人忽必烈的蒙古语汗号。忽必烈公平推行政教二道而被后世的满蒙大小首领所推崇，正因如此，努尔哈赤父子也沿用了这一汗号。当然，以上的记载可能是后期经过文官们修改后形成的文本，反映了皇太极继位后官方的态度和立场。皇太极不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子，他是在与其兄弟争权斗争中称汗的。从这个角度看，皇太极的危机感更强。文官们解释的“皇太极”的意思，是为了附会所谓“天意预定”而编造的，存在多处谬误。“皇太极”，蒙古语，确实是从汉语“皇太子”演变而来的。但对皇太极而言，他的名字并不意味着其他含义。当时对他的即位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从皇太极继位的过程来看，使其登上汗位的主要原因还是他的实力和才能。正因如此，他才得到了大贝勒代善父子三人的支持，顺利登上了汗位。

据黄彰健的研究，天聪初期，皇太极和明朝将军袁崇焕讲和，不称帝而称汗。^[56]但是否称帝只对明朝及其属国朝鲜有意义，而满蒙关系当中根本不存在这一问题，满蒙关系中的文书往来一直称后金国主皇太极为汗，没有发生过变化。但是皇太极称汗，并不意味着独揽大权。天聪汗即位之初，后金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国家大政由八旗旗主、旗王共商决定。其中又以四大贝勒权势最大，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阿敏“按月分直”，轮流掌理政务，朝会时四人并排而坐。之后的几年当中，皇太极在内外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消除异己分子，从天聪六年(1632)元旦起，他成为“南面独尊”^[57]的后金汗，这表明后金国的最高权力逐渐集中到了皇太极一人手中。

太宗天聪年间，后金国的霸业得到了巩固和大发展。尤其是漠南蒙古的逐渐归附，为后金政权的升级提供了实际的条件。初期对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阿鲁诸部及最后对察哈尔部的征服，使后金的版图从长城东段的辽东一直延伸到了长城西段的河套地区。蒙古本部察哈尔的灭亡、获取蒙元“传国玉玺”及和朝鲜订立和约等因素，不断促使着后金政权地位升级。

据《即大汗位档》的记录，天聪十年(1636)四月八日，内外满、蒙、汉诸王、大臣等上表文：

恭惟我皇上承天眷佑，应运而兴，修德体天，逆者以兵威之，顺者以德抚之，宽温之誉，施及万姓。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内外化成。上合天意，下协舆情。是以臣等仰体天心，敬上尊号。^[58]

三天后，四月十一日：

汗率诸贝勒大臣祭上帝神位毕，汗即大位。是日，一等公扬古利率满、蒙、汉诸臣祭太祖庙，诵读祝文。^[59]

这是《满文原档》和《满文老档》等史料中有关1636年皇太极被奉上新汗号当天有限的记录，对新的汗号名称、国号名称和建元等事情都没有交待清楚。而相比之下，后期纂修的《实录》，却有明确的交待：

乙酉，上以受尊号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60]

满文汗号为gosin onco hūwaliyasun enduringge han。对此今天能看到的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也可以佐证。据蒙古文记载，当时所定国号为daičing ulus，汗号为aγuta örüsiyegči nairamdaγu boγda qaγan,^[61]与汉语的“大清”和“宽温仁圣汗”是对应的。

石桥崇雄对《即大汗位档》有研究。他比较满语汗号与汉语汗号，联系这一汗号与前述表文的关系，指出本号的满语不仅表示皇帝具备的德心，还象征着“内外化成”的多民族国家君主的意义。^[62]蔡美彪也注意到蒙古制度影响满洲国家制度及其演变，认为“在大清国的统治机构中，蒙古贵族在许多方面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就国家总体制度来说，却由依仿蒙古汗国制转变到依仿汉族王朝的体制。皇太极的建号乃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63]然而，石桥崇雄进一步认为，清朝的统治秩序是由以北京的中国皇帝为中心的“中华王朝体制”、以承德的汗为中心的“汗体制”和以沈阳为中央的“旗体制”等三重构造形成的制度。^[64]

楠木贤道研究崇德元年(1636)册封蒙古王公后认为：“皇太极虽然依据中华王朝体制登上了皇帝宝座，并依据同样体制举行了册封诸王活动，但他通过等级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一个内外两重的同心圆式的、北亚所特有的汗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皇太极将自己率领的两黄旗置于一个同心圆的中心地位，其外围是由宗室诸贝勒所率领的另六旗，再外围是由蒙古诸首长所率领的各扎萨克旗。”^[65]

如果把“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当成定新国号、建新汗号的必要条件的话，其中后两个条件是最关键的。因为，后金出兵朝鲜割断其与明朝的关系是在天聪元年(1627)，此事对后金制度没有多大影响。倒是皇太极称汗后沿用了较多的中原制度，早在天聪五年(1631)设六部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总之，1636年的“大清”国的建立，最关键因素还在于蒙古。

崇德八年(1643)八月，淑勒汗皇太极突然逝世。其后，通过一番宫廷权力斗争，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当为辅政。^[66]目前难以看到顺治元年(1644)的满文档。从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中可以看到顺治帝的蒙古文名号依然是“汗”,^[67]可以想象其对应的满文号也必然是“汗”。有些蒙古文档案文献也写作“合罕”，和太祖、太宗朝的情况没有区别。

福临在盛京继位不到两个月，后金国迁都北京。当年十月一日，福临又一次上演了登基仪式。那么，在北京登基意味着什么？据内秘书院档记载：

tngri-yin köbegün quwangdi saγurin-dur saγuu(即天子皇帝位)^[68]

此次福临登上的是yeke saγurin(大位),^[69]当上了“大国之皇帝”。这才是满洲汗真正升级到统治满、蒙、汉等多族在内的中国皇帝的标志。

蒙古正统大汗虽然不存在了，但满洲汗延续、继承了蒙元帝国的遗产。后来，蒙古外喀尔喀的三汗在大清汗的准许下沿用其汗号，只是有名无实罢了。

综上所述，在北元后期，出现了诸多汗号拥有者及其政权，如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喀喇沁部的昆都仑汗、扎鲁特部的内齐汗、茂明安部的土谢图汗等。与此相应，在女真地区首先拥有汗号者是哈达部的万汗和乌拉部的布占泰汗。这种诸汗林立的状态就是努尔哈赤称汗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合罕、汗等称呼对于崛起的满洲领袖努尔哈赤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吸引力，效仿蒙元传统，选取汗号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是符合当时东北亚社会历史背景和发展逻辑的。

1607年努尔哈赤所取“崑都伦汗”号，意为“恭敬汗”，与蒙古喀喇沁部的汗号是相同的。进而1616年努尔哈赤当上的是“汗中之汗”，或大汗。这样解释才能符合努尔哈赤重新被奉上汗号的现实意义。如前所述，蒙古答言汗即位时所取汗号也隐含类似“天下之主”的含义。天命八年(1623)，后金国出使科尔沁部台吉奥巴处的使臣伊巴里、希福返回，带回奥巴的一封信。奥巴台吉致书曰：“犹如众小金山环绕山王之须弥山、安居于诸小国汗贝勒中之英明汗”^[70]等等，更进一步证明努尔哈赤所称“天任抚育列国之英明汗”的意义。此时，后金汗的影响已涉及蒙古地区。

追溯早期历史，女真各部在和蒙古的长期接触交往过程中，经历着深浅不一的蒙古化过程，其政治、经济、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蒙古因素。汗号是通过蒙古各部传入包括满洲在内的女真各部的。不管亚洲东北部满蒙地区的各部落内部组织如何，它们在政治权力的构造上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文化。

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注意清早期最高首领名号的历史渊源和蒙古背景问题。因此对清初三汗时期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政权逐渐升级的历史进程，无法有一个充分的把握和认知。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归纳如下：

以上归纳的五个时间和五个地点，在清初历史上意义相当重大。从太祖努尔哈赤，经过太宗、世祖，到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为止，满洲人成功实现了几次国家政权的升级。从1587年开始，努尔哈赤正式成为满洲部的一个贝勒，到1607年，努尔哈赤获得汗号，击败政敌，统一了部落内部的权力。再至1616年，努尔哈赤成为女真诸部的大汗。之后，蒙古本部察哈尔的灭亡和漠南各部的归附为“大清”国的建立提供了必备条件和关键要素。此时的“大清”国以盛京为首都，“宽温仁圣汗”已经是满蒙汉三族共同的统治者了。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后，“大清”国汗登基成为“大国”之汗或皇帝。

[1] 〔日〕《东洋学报》第11卷第3号，1921年。

[2] 〔日〕《帝国学士院记事》第11卷第6号，1926年。

[3] 〔日〕内田吟风著，辛德勇译：《柔然族研究》,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50页。

[4] 同上书，第48—58页。

[5]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 《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最近的研究，还有罗新《可汗号之性质——兼论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6]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 《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另有耿世民的研究：《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95页。

[7]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8] 〔法〕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卷一，巴黎，1959年，302页。

[9] 姚大力：《“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 ——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5页。

[10] 《华夷译语·人物门》, 《涵芬楼秘笈》第四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11]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650页。

[12] 同上书，第285页。

[13] 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1页。

[14] 同上书，第201页；珠荣嘎校注：《阿拉坦汗传》，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92、200页等。

[15] 珠荣嘎校注：《阿拉坦汗传》，第201页。

[16]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中华书局，1962年。

[17]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18] 李保文整理：《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内蒙古少儿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19] 同上书，第120页。

[20]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十传第二四《茂明安部总传》)写为鄂尔图鼐布延图。文中除特殊注明外，《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皆用《四库全书》本。

[21] 答里麻著，乔吉校注：《金轮千辐》(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7—278页；《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十传第二十四“茂明安部总传”。

[22] 《满文原档》(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年)第一册，第46—4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藏本满文老档》19，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59—260页；《清实录》卷十，天命十一年六月戊寅，中华书局，1986年。

[23] 《清太宗实录》卷十三，天聪七年二月癸亥朔。

[24]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二九传第十三《扎鲁特部总传》。

[25] 参阅乌云毕力格的相关研究：《喀尔喀三汗的登场》, 《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6] Daniel Kane,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oy, 1989, p.265.

[27] 参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金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28] 〔日〕池内宏：《关于金建国前完颜氏君长的称号》, 《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一册，吉川弘文馆， 1923年，第510页。

[29] Daniel Kane,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p.265.

[30] 括号内原为小字。

[31] 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70年。《满洲实录》卷一，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

[3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3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实录》卷二。括号内原为小字。

[3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实录》卷二。

[35]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530页。

[3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37] 《满洲实录》卷三。

[38] 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 《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解释“淑勒昆都伦汗”说：“《武皇帝实录》省作‘昆都伦汗’，并注云：‘即华言恭敬之意。’这当是依据满语的kundu。但尊号称恭敬汗，意有未合。《高皇帝实录》译淑勒昆都伦为‘神武’，当是依据蒙古语义，于义为近。”笔者认为，此处《高皇帝实录》和蔡美彪的汉译和解释有误。“昆都伦”，蒙古语，意为“恭敬”是正确的。“淑勒”是满语，意为“聪睿”。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有这一个名号，子继父号也是满蒙的一个传统惯例。

[39] 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1970年，第4—5页。

[40] 〔日〕石桥崇雄：《清初汗权的形成过程》, 《榎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汲古书院，1988年。

[41]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第一分文书，第4页。

[42] 达力扎布：《蒙古文档案研究——有关科尔沁部档案译释》, 《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

[43] 相关研究参阅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商务印书馆， 2014年。

[44]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第138页。

[45] 《满洲实录》卷三。

[46] 《满文原档》第一册，第7、15、16页。

[47] 同上书，第18页。

[48] 同上书，第153、159页。

[4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实录》卷一。

[50] 《清太祖实录》卷一。

[51] 〔日〕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1太祖1，东洋文库，1955年，第67页；《内阁藏本满文老档》19，第15页。

[52] 〔日〕《满文老档》1太祖1，第161页；《内阁藏本满文老档》19，第34页。

[53] 〔美〕戴维·M．法夸尔：《满族蒙古政策的起源》,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

[54] 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 《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55] 康熙本《清太祖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戌。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03页。

[56] 黄彰健：《论清太祖于称汗后称帝，清太宗即位时亦称帝》, 《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57] 《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二月丙申。

[58] 据《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辑，第1页)，这一档册的名字为《丙子夏四月即大汗位档》。

[59] 《满文原档》第十册，第118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20，第691页。

[60] 《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天聪十年四月乙酉。

[61]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一辑，第10—13页。

[62] 〔日〕石桥崇雄：《大清帝国》，讲谈社，2003年，第102—104页。

[63] 蔡美彪：《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

[64] 〔日〕石桥崇雄：《大清帝国》，第46—47页。

[65] 〔日〕楠木贤道：《清太祖皇太极的册封蒙古王公》，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主办《满学研究》第七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

[66] 《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乙亥。

[67]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二辑，第7页。

[68] 同上书，第24页。

[69] 同上书，第33页。

[70] 《满文老档》2太祖2，第630页；《内阁藏本满文老档》19，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