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东北亚地区及其族群在历史上的角色和地位，耐人寻味。早期，南部的秦汉王朝与北部的匈奴对立，就当时整个东亚来说，东北亚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过随着东北亚地区渐次形成国家政权形态，开始显露出强烈的对外扩张的态势。从鲜卑到契丹，东北亚种族势力不断推进，有时还占据了华北地区。10世纪晚期至12世纪初期，形成了宋、西夏、辽朝的三足鼎立。嗣后，从金朝开始，女真人入主中原，与南宋并立，东北亚人群开始逐渐扮演中国历史的主角。元亡后，明朝与北元对立，双方皆明显呈现衰败的迹象，而处于较为边缘地带的东北亚女真各部之一的建州女真即满洲却渐露锋芒，创立后金国，后改国号为大清，不久入主中原。概括而言，在亚洲北部、东北部的历史中，除了亚洲南北部两个强大的族群之外，兴安岭以南的东北亚历史世界总是呈现出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时期改变了整个东亚历史格局。

满洲人，崛起于东北亚，并建立了清朝这个前近代帝国，是这种可能性的有力实践者。16—17世纪之交，满洲从东北亚一个弱小部落逐渐发展强大，1644年入关占据整个原明朝的版图。其后，又通过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的发展，至18世纪中叶，将其领土拓展到内亚广大区域。满洲何以能建立包括中原汉地和内亚广大地区在内的强大帝国？如何理解清朝统治的特色？抑或说清代政治成功的奥秘？考察满洲建立广域帝国的原因，必须重视其在王朝初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文化特征。其中，包括蒙古在内的内亚政治文化背景对新王朝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后金政权处于明朝、北元和朝鲜之间，彼此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通过梳理元亡明兴以后女真各部历史，知晓其纷繁复杂、颠沛流离的迁徙和流变过程，以及当时女真人与以上各朝、各族及其文化的交融和相互影响，我们首先认识到的是，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族群建立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权，其疆域辽阔，文化多元。但是，一般的看法是，清朝继承明制。毋庸置疑，在清朝的中央官制、汉地的地方官制中，明朝的痕迹随处可见。这种早已形成定式的研究状况因日本学者的学术贡献而发生一些变化。日本学者对明代女真史、^[1]朝鲜和女真关系^[2]的探究，独树一帜。这些研究，一方面证明元亡以后女真与明朝存在较为频繁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当时女真各部接受李朝朝鲜影响的状况。比如，明将元亡以后的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等三大部分，这三大部中的部分人众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受明朝的羁縻统治，政治上的羁縻(卫所的设置和贡敕制的推行)伴随的是经济上的控制和文化上的渗透。在此期间，女真各部与朝鲜朝廷的关系往来也是较为频繁的，建州各部甚至有一段时间受朝鲜方面的官职委任。这个问题前人有深入探讨，不再赘述。然而，最近二十多年来，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异军突起，强调从满洲民族认同的视角讨论清朝国家特质问题，^[3]强调“满族”在清朝的主体地位。那么，不可回避的是，在满洲的历史发展进程初期，与女真各部密切相邻的蒙古对满洲的影响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摆到了研究者面前。换言之，蒙古在清朝的地位是怎样的？围绕这一问题，迄今为止还缺少深入探究的成果。

讨论蒙古的影响问题，更确切地说，内亚传统是如何通过蒙古施加于满洲的影响问题，当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考虑到先行成果和所需时间，本书主要从政治制度和与其相关的政治文化的角度，来阐释满洲崛起过程中蒙古的影响和蒙古背景问题。

满洲霸权的建立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对蒙元遗产的继承是一个关键因素。蒙元遗产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有形遗产，包括人口、土地等；二是无形遗产，包括传国玉玺、护法神麻哈噶喇佛像和政治制度中的名号、官号等政治性符号及意识观念。清初的这种经历和经验，为清入主中原和长时期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基础。当然，我们观察和评价关外满洲的蒙古化和继承蒙元遗产的历史进程时，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制度的复制过程。满洲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发展、创造了新的制度。

在概念上，文中采用“蒙元遗产”时，不仅涵盖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1206—1368)，还包括北元时期(1368—1634)。本书拟从后金(清朝)继承蒙元遗产(分为有形和无形)的角度出发，以政治制度史为研究中心，将纷繁复杂的清初满蒙关系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即学习阶段、同盟阶段和管辖阶段。

第一阶段从努尔哈赤早期政权的建立到后金国和内喀尔喀订立攻守同盟关系的1619年，这一阶段是满洲学习、模仿蒙古的时期。这一时期，汗、扎尔固齐、巴克什、达尔汗、巴图鲁等官号、名号，为满洲所继承，虽有流变，却极大地影响到努尔哈赤早期政权的构造。这是蒙元政治文化背景下满洲初期国家形态显著的特征。

第二阶段从1619年开始至天聪朝之始。1619年，是满蒙关系的转折点，后金从此不仅与明朝对抗，也开始和蒙古林丹汗争夺内亚世界的霸权。满洲统治者采用的是满蒙地区的惯用作法——盟誓、质子等制度运作方式，拉拢、分化蒙古各部。例如清廷通过九白之贡制度建立了与喀尔喀的朝贡关系，就是上述方式在蒙古地区成功的实例。另外，本书对之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推出自己的观点。

第三阶段是后金(清)有效管辖漠南蒙古的阶段。进入天聪朝以后，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阿鲁等蒙古各部纷纷归附后金，后金与蒙古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更为适合新形势的新制度。书中通过梳理早期后金对蒙政策、制度的演变历程，对册封蒙古王公、会盟制度、蒙古衙门和初期理藩院的机构及职权行为等焦点问题进行探讨。

二、学术史的回顾

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虽然还没有与本书所涉及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专著问世，但几代学者在研究相关论题时也注意到了满蒙关系中的一些制度问题。其中，张晋藩、郭成康的《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国内最早研究有关清初政治制度的专著。书中有些章节准确地叙述了巴克什、扎尔固齐制的演变。赵云田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一书中的有些章节也涉及理藩院、盟旗制等清初有关蒙古的制度。刘小萌的《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1年，初版为1995年)则用一节的篇幅探讨了蒙古文化对满洲的影响，内容涉及经济、语言、宗教、政治制度、地理、社会组织等领域。

达力扎布的早期著作《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年)的最后一章概述了漠南蒙古归附后金(清)的过程、理藩院的设置和盟旗制的建立。随着一部分清初蒙古文档案的公布，他的另一部著作《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也涉及了蒙古部落与后金的关系问题。乌云毕力格的《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探讨明末清初喀喇沁部的历史变迁时，提及喀喇沁部与后金的同盟关系。他的论文集《十七世纪蒙古史论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所辑14篇论文中，大部分内容涉及明末清初满蒙关系，澄清了诸多模糊的史实。另外，赵志强的《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的相关章节讨论了有关“汗”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新观点。杜家骥的《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从满洲领主分封制入手，探究以八旗为特色的清朝政治演变轨迹。虽与蒙古关系的内容不多，但对本课题很有启发。

另外，还有一些论著也涉及了清代制度的特殊性问题。其中，白新良在《清史考辨》(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谈到满洲早期旗制、左右翼等问题。姚念慈的《清初政治史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是具有独特研究视角的论著，内容涉及五大臣、扎尔固齐等。白初一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明末清初满蒙关系，内容涉及盟誓惯例。李勤璞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古之道：西藏佛教和太宗时代的清朝国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一文，明显借鉴了美国“新清史”和日本学界的成果，探讨了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在清朝国家意识形态上的表现。王宝平的硕士学位论文《明初至后金兴起前蒙古与女真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在利用前人研究(日本学者和田清等)的基础上，梳理了整个明代蒙古与女真的关系。

此外，台湾学者的著作也涉及相关问题。陈捷先的《满洲丛考》(《台湾大学文史丛刊》)谈到了清初官制问题。林士铉的著作《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政治大学历史系，台北，2009年)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主要谈论清中后期的问题，但与早期满蒙关系也有关联。

在研究论文方面，台湾学者黄彰健的《论清太祖于称汗后称帝，清太宗即位时亦称帝》(《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是涉猎相关课题的第一篇中文文章。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第一个专题论文是蔡美彪先生的《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文章提出：“努尔哈赤在立汗号的同时所建立的国家统治机构，在许多方面也采取了蒙古的制度。”“在大清国的统治机构中，蒙古贵族在许多方面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就国家总体制度来说，却由依仿蒙古汗国制转变到依仿汉族王朝的体制。皇太极的建号乃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此外，阎崇年的论文《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1期)，从历史、地理、语系、习俗、政治等因素入手讨论了清初满洲文化的满蒙二元性。

还有一些作者和他们的个别论文中也谈到了与本课题有关的话题。如白翠琴的《明代前期蒙古与女真关系述略》(《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滕绍箴的《试论明代女真与蒙古的关系》(《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浅论明代女真与蒙古关系演变中的经济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李红的《清代笔帖式》(《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白初一的《试论明朝初期明廷与北元和女真地区的政治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沈一民的《清初的笔帖式》(《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季永海的《清代赐号考释》(《满语研究》1993年第2期)、奇文瑛的《满蒙文化渊源关系浅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邹兰欣的《简述满语赐号“巴图鲁”》(《满族研究》1999年第4期)、齐木德道尔吉的《“蒙古衙门”与其首任承政阿什达尔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祁美琴的《组织、官号与明末清初的满族社会》(《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达力扎布的《清代外藩蒙古会盟制度浅探》(《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钟焓的《从<满文老档>的相关记事看满洲文化中蒙古—突厥因素》(《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等等。

国外研究领域内，日本学者的研究较为丰厚。首先涉及此领域的是稻叶君山，其著作《清朝全史》(但焘译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914年日文初版)中考察了清初满蒙关系问题，不乏真知灼见。其后，著名满蒙史家和田清的《东洋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刊，1955年)和《东洋史研究·蒙古篇》(汉译本《明代蒙古史论集》上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1959年日文初版)两部巨著中，缜密地考证和梳理了明初对女真地区的经略、建州女真的迁徙、蒙古兀良哈三卫、内喀尔喀等各部有关内容，最早系统地论述了明代蒙古与女真的关系，对本课题的深入研究颇为有益。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在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和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创文社，1971年)的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清初蒙古“和硕”制的演变过程等问题。

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国外研究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三田村泰助的研究(《清朝前史之研究》,1965年)。他第一次提出以下观点：“在统治机构组织方面，蒙古和女真是极其相似的。”文中虽然没有展开讨论相关问题，但其敏锐的发现，令人赞叹。冈田英弘的文章《清初满族文化中的蒙古要素》(《松村润先生古稀记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年)，显现出作者独具慧眼的研究视角。论文从太宗日常训话中的两段故事出发，指出清初蒙古文化影响满洲文化的情形。他的另一篇探讨宏观历史问题的论文《蒙古帝国及其继承国家》(《地域文化研究》2,1997年)，放眼观察蒙古帝国及其后起的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明朝等国家政权的数百年的历史传承问题，并指出，从东面的朝鲜半岛、中国一直到西面的地中海为止，几乎全部的国家都由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产生出来的，可以说是成吉思汗创造了世界。这种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和见地，对仅仅纠缠于地域历史的学者来讲，其震撼力不言而喻。新近的研究有真下裕之的《关于莫卧儿帝国的巴克什——在大巴克什职的运用中人的要素》(《东洋史研究》第71卷第3号， 2012年)，通过考察就任者的经历和亲属关系，解析在莫卧儿帝国军事部门任职的巴克什和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大巴克什职责的实际运行情况，为我们提供了蒙元帝国遗产在其他后成吉思汗帝国中的传承和发展的事例。

此外，在老一辈日本学者当中，神田信夫的《清朝史论考》(山川出版社， 2005年)和细谷良夫的《清初八旗制度的“gūsa”和“旗”》(《满学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1994年)等文章，虽未直接涉及满蒙关系，但也值得参考。

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还应注意的是石桥秀雄(《清初的伊尔根》, 《日本女子大学纪要》14,1964年；《清初的汗——从太祖到太宗》, 《世界史研究》155,1993年)和石桥崇雄(《大清帝国》，讲谈社，2000年)父子对满蒙制度关系的研究。楠木贤道的几篇文章《天聪年间爱新国对蒙古诸部的法律支配进程》(《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清太宗皇太极的册封蒙古王公》(《满学研究》第七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和《编入清朝八旗的扎鲁特部蒙古族》(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也涉及清初对蒙古管理和蒙古台吉们的分流等问题，视角新颖。

在国外满学研究中，美国学者的成果也较为丰富。有些博士学位论文是有关本课题的，如保罗·赫伯特·巴罗·高登林的《满蒙关系：一项关于政治结合的研究》(Mongol Manchu Relations:A Study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明尼苏达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有参考价值。文章考察了1636年以后满蒙政治结合的背景、合法性、效果、现实要求等。还有一些“新清史”研究中出现的成果，也是本课题参考和吸纳的对象，具体情况已在文中注明。

总之，有关清初满蒙关系中包括制度的政治文化问题研究，在国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从发现问题到逐渐深入，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我们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如从本书的问题意识来考察，前人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以往满蒙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联姻、八旗、文字等个别事件上或个别蒙古部与满洲后金(清)之间的关系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清与蒙元之间全面的历史传承和发展关系，也不会从后金(清)继承和发展蒙元遗产、资源的角度去探讨双方的关系问题。基于此，本书从这一视角出发，试图恰如其分地解释和评价清初三朝(包括太祖、太宗和世祖时期)满蒙关系中的诸多制度性问题，并分辨出其中存在的女真因素；探究满洲在崛起中，学习蒙古、结盟蒙古，借助蒙古力量最终入主中原，统治全中国的历史现象；澄清当时满蒙关系中的诸多事实，进而探讨蒙古在清代的地位问题，并解释清朝国家政权的特征等，以努力深化相关研究。在具体的制度史方面，对汗、扎尔固齐、巴克什等后金借用的蒙古制度的来龙去脉进行清楚梳理，从另一个侧面把握早期满洲的历史经历。

本课题难度在于，入关前后，清统治者因统治的现实需要，极力在政权中“去内亚因素”或模糊化“蒙古因素”，为后世学界理解其入关前的政治文化带来困难。加之，前人研究不足，学者们的思想意识受到所谓“正统王朝论”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束缚。换言之，迄今为止，束缚和困扰当下民族史研究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不是语言工具或研究方法，而是传统的历史观念。不仅元、清两朝的统治者为成为中原正统王朝而殚精竭虑，就是目前学界的研究视角也仍然多关注元、清入主中原以后的历史，而很少探究其入主中原以前的历史文化渊源。由此导致清入关以后在政治文化上的特色很难解释清楚，或一语断言其统治的稳定性取决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云云。

这种情况给美国“新清史”的崛起提供了机遇。本书无意展开对“新清史”得失的讨论，只是应该肯定的一点是，新清史思潮从“满洲”的立场、视角来努力评价清朝国家政权特征，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以往我们研究的不足。也就是说，清朝能够入主中原建立一个庞大的复合式政体的国家政权，与其入关前的政治文化经历有相当关系。早期与明朝、北元的关系是清朝后来能建立庞大国家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探究清朝的内亚因素(主要是蒙古因素)，对进一步理解满洲人何以能够成功建立起拥有广阔版图的国家政权，无疑是有益的。

[1] 参阅〔日〕稻叶君山：《光海君时代满鲜关系》，国书刊行会，1976年(1933年初版)。园田一龟：《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国立书院版，1948年；《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续篇)》，东洋文库，1953年。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1955年。江岛寿雄：《明代清初女直研究》，中国书店，1999年。

[2] 主要研究有〔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同朋舍出版社，1992年。

[3] 有关中文发表的论著主要有，定宜庄：《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 “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