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印度语翻译：不可译还是文化上的失衡？
［印度］狄伯杰（B. R. Deepak）
张婧 译
【作者简介】 狄伯杰，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印关系和中国文学。
【译者简介】 张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南亚伊期兰文化，印度近现代文学。
一、引言
印度和中国是两个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学传统。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从未间断的文明对话已有两千年之久。两国的对话深入各个领域，但大体可以归为两类——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分属后者的文学对话是这文明对话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历史文献为这些交流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众多杰出的研究者如中国方面的季羡林、薛克翘、耿引曾，以及印度方面的学者H.P.Ray、谭中（Tan Chung）和Tansen Sen等都曾提到过这一点。中国和印度的学术研究大多都在试图证明中国的文学图景是如何被印度文学影响的，以及印度文学的内容是如何被吸收进中国文学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这种对话是双向的，但中国古代文学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更多，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佛教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上述结论也可通过一个事实来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在印度鲜有译本，尽管以四五世纪的鸠摩罗什和7世纪的玄奘所代表的印度学术开启了翻译领域的先河。我们要是说这两位高僧负责翻译了现存知识宝库里全部的佛教文学也不为过。中国学者已提出理由来说明这其中的差异是由中国强大的书面传统与印度口头传统（shrutis）的相悖所造成的。书面传统不能说就单单是那个中的原因，因为中国文学有一条庞大的、无与伦比的时间线索，而在整个文明对话的历史中没有一部经典被译成印度的语言并被保存下来，这是多么令人费解！中国的《诗经》[1]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了，甚至唐诗和宋词也存在了1000到1300年，但在印度却没有一首以译文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这是个相当有趣的现象。
相反，在中国包括当代，翻译印度文学的不平衡传统仍在继续。比如中国分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出版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云使》，80年代从梵文译成了《罗摩衍那》，2000年翻译出版24卷本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作品全集，以及2005年由梵文译出了中文全译本《摩诃婆罗多》。[2]在印度，人们相信最早被译为梵语的中国作品是《道德经》[3]，而这正是玄奘应迦摩缕波国国王婆什迦罗·伐摩（玄奘称之为“拘摩罗王”）的请求翻译的。除部分皇胄贵族外，当时的印度人对于中国一无所知，看到这种情形，玄奘必定十分痛心。他对《道德经》的翻译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尝试，以此将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介绍到印度。但是可惜，他的梵语译文我们今天是看不到了。[4]遗憾的是，梵文译文既已佚失，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包括印地语在内的《道德经》版本，却也主要译自英译本。中国的小说、戏剧以及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在印度也是如此。例如，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NBT）于2013年出版了关汉卿的戏剧选集，由阿肖克·拉尔（Ashok Lal）翻译。此版译自戴乃迭（Gladys Yang）的英文译本，翻译者也许已经尽可能忠实原文了，但由于语言问题，基本的名字却一直存在拼写错误。关汉卿的Qing被写为Jing，文中很多其他的名字也是如此。不过，近来印度对中国作家及其作品颇为关注，这一点倒是很令人鼓舞。
二、中国诗歌在印度的翻译
不管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说，翻译诗歌都一直被视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这里面的困难就在语言的基本表义与诗歌中社会文化、历史和地理的内涵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就诗歌翻译而言，“美即不忠”的观点正确无误。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是不可译的。各种用不同目标语言翻译成的本国或外国诗歌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常常被目标语言再现，译本和原本同样富有美感。但很遗憾，在印度我们没找到多少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者。
在中国语境下谈及诗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唐诗和宋词。从历史上看，这些诗歌也确实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并被广泛翻译，尽管大多数都是从第二语言转译的。也许印度最早的中国作品集是现存于国际大学博物馆（Visva-Bharati Museum）出版于20世纪初的英文版《唐诗三百首》。也许在印度将中国诗歌从源头语言译为英文的第一人就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谭中教授。《中国古典诗歌》（Classical Chinese Poetry，东方经典系列丛书Classics of the East series）出版于1991年，由MP Birla基金会赞助。著名的当代印度作家维克拉姆·塞特（Vikram Seth）也于1991年出版了一部选集，名为《三位中国诗人》（Three Chinese Poets）。在这部选集中塞特翻译了王维的诗歌12首，李白诗歌11首，杜甫诗歌13首，并附上由他自己撰写的长达13页的介绍。[5]很明显，以上这些诗歌译自英文译本。
间或也有更多唐诗的印地语译文零星问世，翻译者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校友Trinetra Joshi等人。而首部译自中文原文的印地语版中国诗歌选全编则是由本文作者完成的。Cheeni Kavita: Gayahrvin Shatavdi Isa Poorv se Gayahrvin Shatavdi tak（《中国诗歌：公元前11世纪到14世纪》），Prakashan Sansthan出版，德里2010。从先秦的《诗经》到元代的《西厢记》[6]，本书在这段中国诗歌史那浩若繁星的诗歌中选出88首进行翻译并加以注释，这在同类著作中还属首次。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诗歌传统及诗歌类型如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等因时而变的观点，由于附有汉语原文，它对那些懂得中文的读者同样适用。选集也囊括了从《诗经》，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到南北朝民歌再到元杂剧唱词在内的诗歌。印度读者，尤其是绝大多数的印地语读者也许是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诗歌传统及文化。每一段诗歌时期或类型前都有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发展、文学体裁和诗人的介绍。2011年本书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本文作者也成为了第一名在中国获得文学奖项的印度人。郁龙余教授在为“中国社会科学在线”撰写本书评论时写道，作者明智地选择了一种简洁、流畅的现代诗歌语言，他始终考虑到诗歌的可读性及其预设的读者群体。[7]根据这篇评论所说，格律若不这样处理就会使诗歌显得死板、晦涩。
在对中文作品的翻译中，孟加拉语是唯一能看到大多数译自第二语言和汉语译文的印度语种。孟加拉语生机勃勃的文学和智慧传统以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奖达到顶点，如此成就毫无疑问就来源于此。直至今日，如果有人说西孟加拉孕育了最早的汉学家估计也不会错；西孟加拉的知识分子一直主导着印度的汉学界，尽管近来汉学研究的范围已扩大至印度的其他地方。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文系教授P. 墨普德（P.Mukherji）也许已将大部分中国现代诗歌从汉语译为了孟加拉语。他最早的翻译作品是《鲁迅的诗：鲁迅45首诗歌选集》（1991）。在这本集子中，38首诗为古体，7首为现代诗歌或民谣形式。另一个选集1998年出版，名为Samkaaleen Cheeni Kavita（《中国当代诗歌集》），内收27位中国当代诗人的54首诗歌作品以及每位诗人的简介，还有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大体轮廓的介绍和中国诗歌的着重介绍，内容详备。这个选集以臧克家（1905—2004）的诗歌开始，接着是艾青（1910—1996）；女诗人如舒婷（1952— ）、张烨（1949— ），以及很多出生于1953到1972年之间的女诗人都被囊括在内。被收录的诗歌主要是自省式的，伴随着深深的伤痛印记、失落感，带有寻根、朦胧以及寻求安慰、寻找自我的内在精神，它们被设定于一种“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无所逃遁的伤痛、失落的背景之下。
2000年3月出版的孟加拉文版《艾青诗歌和寓言集》收录了86首艾青的诗歌——时间跨度从1928年一直到1983年。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还收入了一篇难得一见的墨普德教授在1990年7月对艾青的采访稿。所选诗歌按照艾青生平的不同创作时期加以分类。墨普德教授已经把艾青更多的诗歌从汉语译成了英文，收进了另一部2004年出版的名为《跨文化的印象：艾青、巴勃罗·聂鲁达、尼克拉斯·纪廉诗歌集》（Cross-Cultural Impressions: Ai Qing, Pablo Neruda and Nicolas Guillen）的作品集中。这本集子包含了三位国际诗人：艾青（1910—1996），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以及著名的非裔古巴诗人尼克拉斯·桂连（1902—1990）所写的回忆录或诗歌，记录了他们在横跨大陆的旅行中所产生的跨文化印象。诗歌对上述东、西方诗人在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里如何看待世界其他地区的迥异社会进行了描绘。艾青对于欧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印象；聂鲁达和桂连对中国、越南和印度的印象组成了这本书的语料库。墨普德教授最近的译文作品是2012年出版的孟加拉语《毛泽东诗歌全集和文学赏析》，直接译自中文。这个选集的95首诗歌配有详尽的注释、主题分类、年表以及诗歌的文学赏析。
在Bisvin sadi ki Cheeni kavita（《20世纪中国诗歌》）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D.S. 拉瓦特（D.S.Rawat）将31首诗歌从汉语译成了印地语，译者选取了包括两位女诗人在内的十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代表作，尝试借此描绘一幅20世纪的中国诗歌图景。在这些诗歌中，12首来自郭沫若，10首来自蒋茂文，其余的作品分别出自臧克家、艾青、李瑛、邹狄帆、杨牧、舒婷、雷抒雁和北岛之手。按拉瓦特的说法，这些诗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现实。除了对自然、爱情、生命、死亡以及个体抗争等方面的表现，意识形态上的压迫也在作品中体现得相当明显。译者也曾将其翻译的诗歌发表于2003年第一季度关于中国文学的《文字》特刊和第二季度专门介绍中国诗歌的Saar-Sansar特刊上。
此外，中国诗歌在泰米尔语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市场。2012年，印度驻中国外交官史达仁（Sridharan Madhusudhanan），将《诗经》中的36首诗歌翻译为了泰米尔语。此译本直接翻译自中文，名为Vaari Choodinum Paarppavar Illai: Kavi Thogai-Chinaavin ‘Sanga Ilakkiyam’.Arimugamum, Neradi Thamizhakkamum（《谁适为容：诗经——中国“桑伽姆文学”导论与直译作品集》）。此译本也被认为是将中文译为泰米尔语的首部作品。
史达仁将中国诗歌作品与泰米尔桑伽姆文学比较后，发现二者竟异乎寻常地相似。正是出于对桑伽姆文学的热爱，他对《诗经》和中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总是很谦虚地说：“我知道这个译本并不完美，”“在汉语到泰米尔语的直译领域，我的书就像个单细胞生物。在未来几年内，还会有人拿出更好的翻译作品，人们到时可能会笑话我的这本书。”[8]另外一个评论家P. 拉贾拉姆（P.Rajaram）曾于2004年到2006年就职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他认为“似乎这本书压根儿就不是个翻译作品，读泰米尔版译文时，我觉得我读的就是中文原版。”
在2013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印期间，印度外交部与中国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互译、出版古典及当代作品的合作”事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无异于给中国文学的印地语翻译和印度文学的中文翻译注射了一支兴奋剂。根据备忘录第2条，5年时间里每个国家都要翻译25本书。被交给另外一方用于翻译和出版的图书，其版权问题各国要负起责任。本文作者目前正在领导的是印度方面的中文翻译团队。联合工作组也已组建，双方在2014年2月27-28日中国专家组访问期间交换了待翻图书清单。本项目所翻译的书籍囊括了如《四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等经典典籍，也有元杂剧的杰出代表作，还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在内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除此之外，笔者已经建议，项目还应将一部更全的唐诗、宋词选集纳入进来。
三、没有获得普及的问题所在
尽管中国文化部一直在通过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如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和英语等各种语言并付梓出版的方式促使其走出国门，但印度乃至其他目标语言国总体上却对此反应平平。就中国文学的翻译，尤其是其印地语翻译而言，这几乎是很糟糕的情形。吴承恩的《西游记》《鲁迅短篇小说集》以及其他作品的英文转译本或中文直译本经笔者了解都受到了冷遇，不过诗歌的情况还不得而知。大多数中文作品都被翻译为英文，由外国语言出版社出版。导致这平淡反响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笔者尝试着找出了如下几点：
1. 欧美中心主义
这也许对印度和全球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最普遍的现象。欧美中心主义的产生有政治、经济的多方面因素，19、20世纪整个文化和哲学的话语权都是被欧美中心主义所主导的。因此，印度教育系统也是为西方话语所支配的，这个系统本身也就会将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等课程以最高的水准在小学开设。相反，中国研究在印度还是相对晚近的现象，即使最近逐渐热门起来，但在我们的中国专家中，由于缺少真正的语言人才，因此印度的中国研究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劣势。中国有句话叫“后来者居上”，意思是后来的人会超过先来的人，不管这个现象对于中国研究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发展是否适用，我们都会拭目以待。
2. 文化制约
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传统迥然有别。尽管唐宋时期是韵文的天下，但中国文学有一个以散文和小说为主导的强大的书面文学传统，而印度所拥有的则是一个极为发达的口头传统，主要是以韵文的形式加以表现的。其次，印度文学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为精神上的内容所支配，然而中国文学除道教哲学外，都是被儒家实用主义思想所主导。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国即使在文化交流密切的全盛时期，印度的主要作品几乎没有被译为中文，中国文学作品亦然。因此，两国对彼此文学传统的认识是不够的，这种状况直至今日仍在继续。对彼此文学传统的匮乏认识导致了这两个昔日的“文化兄弟”间产生了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不过多亏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两位文学巨人的作品被分别译成了中文和印度诸语言。但是像茅盾、老舍、巴金以及很多其他的印度作家呢？
3. 语言难题
中国表意系统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就需要掌握汉语这门语言。现在，让我们先忘记关于外国人说汉语是最难学的语言以及中国本国人不无自豪地承认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这回事。汉语不好掌握是有原因的，与世界诸语言中的拼音文字相反，汉语是表意文字而非拼音文字，它在本质上并不表音。它是一种声调语言，有大量的形近字，但其意义和写法不尽相同。此外，大多数的中国古典文学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文言文之于现代汉语就像拉丁文之于意大利语（或梵语之于印地语）。在印度，学生学习的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如果我们想的是让接受现代汉语训练的人来阅读和翻译孔孟之作，那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有，中国诗歌，尤其是汉代以后的中国诗歌，充满了典故和历史信息。由此，若要正确翻译这些诗歌，翻译者需要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和传统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很明显，诗歌翻译带来的困难要多于散文翻译。
4. 市场
虽然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其“软实力”的输出却没能赶上其制造业产品出口的脚步，尽管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孔子学院也许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但国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接受还是要由市场来决定。目前在印度只有一些中文专家凭借着绝对的毅力或他们对于这一领域的热爱，才使得中国文学在印度的普及取得了一点成效。由于基金资助机构没有多少项目，因此从事这项工作报酬很低；此外完成一个项目所需要的时间投入是巨大的。即使现在有了几个项目，但出版商也会因为读者有限而让其胎死腹中。
5. 双边关系
两国文学传统均没能在对方国家里生根发芽，这多少要归咎于中印在1947年后的关系状况。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持续存在的安全赤字阻碍了两国间更为牢固的文学交流。由于中印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印度也就没有多少学习中文的人。此外，中文以及中国学一直以德里为中心，这不仅是就教学和研究而言的，也同样体现在各种资源和资金方面。由于近来印中有了更多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迫使印度政府在很多大学启动了中国研究方案，这对于中国研究而言确实是一线希望。
6. 中国文学文献来源的不足
印度在中国研究领域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源来展开实质性的、高级的研究，也没有一个活跃的学界环境来分享研究成果，这是人所共识的。桑地尼克坦有一个很棒的佛教文献来源汇编，但这一珍贵材料却无人问津，因为懂中国文言文的人寥寥无几。掌握文言文不仅对于理解佛教经典，还对理解包括中国二十四史、中国哲学以及古代典籍在内的其他所有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很有必要的。
尼赫鲁大学的中国语言学科在印度名列前茅，但在对历史、语言、文学等中文原材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它还尚且不能与德里大学相提并论，在收集其他中国相关学科的文献来源方面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关系，东亚研究相应地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同时，由于图书馆没有中文方面的专业人才，大学的管理部门为了节省开支也不会另外聘请人员来为中文图书编目。最后一点，中印间的互不信任也阻碍了双方进行大学间的学者交流和建立文献数据库等备受期待的互惠互助活动。印度图书馆的计算机化可以称得上是“印度式增长”，阻碍、推迟了中印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两国图书馆内容的实施；且孔子学院本应成为备忘录商讨的重点对象之一，但悬而未决的“安全问题”使得其大部分条款被搁置起来。
四、结论
在这平淡的反响之外其实也不乏乐观的迹象。首先，中国和印度两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不管是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其往来的密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应被看作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促进印中全面的文化交流。中国总理李克强2013年5月访印期间签署的“互译、出版古典及当代作品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应被看作是这些交流活动的成果，它也代表了一种希望深化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强烈愿望。其次，中国的崛起也迫使印度政府加强了印度的中国研究。印度邀请22位中文教师在印度的初中介绍其汉语教学计划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为了组建一支印度的专业语言人才队伍，在2009年《中央大学法案》的支持下，印度政府在没有中央大学的邦（果阿邦除外）新建了16所中央大学。这些大学中像古吉拉特中央大学、马哈拉施特拉邦瓦尔达市的圣·甘地国际印度语大学、锡金邦中央大学、贾坎德邦中央大学、德里的安贝德卡大学、赫姆阿蒂·难达·巴胡古纳葛瓦尔大学都启动了中文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培养计划，同时开设了区域研究的相关课程；而有些学校在设置成熟的学位培养方案前，就已经开设了证书类课程。对中文的需求使得很多邦立大学也启动了类似的计划。目前这类需求大多还是以商业为导向的，但学术上的兴趣也在呈上升趋势，我们由此可以预见到印中文学的一个美好的未来。
可以看出，印度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的翻译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市场反应至今萎靡，那么肯定会有迹象表明，市场还在孕育，政府、私企及个人层面都正在培养这种接受能力。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内，我们会见证中国研究在印度的蓬勃发展，到时要是有谁发现同一部作品有很多不同的印度语言版本，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1] 《诗经》共收录中国从公元前11世纪到前7世纪的诗歌305首，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2]Zeng Qiong（2012）, “Text and Alter Text: Chinese Literature in Indian Translations,” in RizioYohannan Raj（ed.）Quest of a Discipline: Academic Directions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undation Books, pp.182-190.
[3] 《道德经》是公元前6世纪为老子所作，它是道教哲学的主要经典。
[4]H. P. Ray（1998）, “Understanding Xuanzang and the Xuanzang Spirit,” in Tan Chung（ed.）Across the Himal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Gyan Publishing House, New Delhi, http://ignca.nic.in/ks_41020.htm（March 16, 2014）.
[5]Zeng Qiong（2012）, “Text and Alter Text: Chinese Literature in Indian Translations” in RizioYohannan Raj（ed.）Quest of a Discipline: Academic Directions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undation Books, pp. 182-190
[6] 《西厢记》是中国最著名的戏剧之一，作者是元代的剧作家王实甫。
[7] Yu Longyu（2012），《印译中国诗歌：古老文化的交融字号》（“Chinese Poetry in Indian Translations: Confluence of ancient cultures”）Chinese Social Sciences online, http://www.csstoday.net/Item/48373.aspx（March 18, 2014）
[8] Arunava Das（2012）, “China classic gets Tamil voice,” China Daily, March 30, 2012 http://www.chinadailyapac.com/article/china-classic-gets-tamil-v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