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颜海英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课题组成立于2012年，旨在整理、提炼和推介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东方国家研究群体对于东方文化的认知，以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视角来揭示东方文化的深层内涵，促进中国与西方在学术层面的互动和理解。2012年4月至2014年10月，课题组基本完成了学科史的回顾与总结、专题研究特色的发掘等工作，并以实证研究方法、诠释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研究方法四个研究小组进行了深度研讨。在此基础上，2014年5月15-17日课题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举行，邀请国内外东方学研究领域成就突出、独具特色的专家学者，结合他们各自的学术探索和实践，围绕四个议题展开讨论：

1. 东方学研究的方法论范式

2. 文学作品中的东方

3. 东方的历史与遗产

4. 跨学科研究中的东方

本书是此次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的汇总，也是课题组成员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展示。此次国际会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承前启后，对前一阶段的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听取各方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规划，对研究重点和方向进行适度调整，在逐渐拓宽视野的过程中，不断凝聚东方学者的最新成果和智慧，使之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家之言，推动东方学研究的多元化。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的目标是以东方学者的视角发掘和展现东方文化的传统价值，对东方文化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梳理和研究，在东方与西方、过去和现在之间搭建一个桥梁，既保持现代化的成就，同时也收获古代东方智慧的果实。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现代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被日益切断，失去了精神文化之根和先祖那种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观，在全球范围内，各个社会并没有对此偏离进行调整，而是逐渐迷失在现代化及物质主义的泛滥中，不再懂得传统价值观的珍贵之处。东方文化对于生命及其意义有整体而深刻的理解，这是现代科学所不能提供的。现代人不断陷入焦虑、迷茫和困惑中，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狂热怀旧，对古老观念和思想的迷信和沉迷。在这场弥漫全球的精神危机中，东方学者责无旁贷，要承担起诠释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大任，通过对东方文学和神话的形象、象征、寓意的深入剖析，对东方历史的全方位解读，用现代理论和话语解说古代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观念、文化和世界观。这种解说使得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在更高层次、更宽广的平台上进行，也使得复兴传统文化的美好愿望落到实处，不是简单庸俗地复制古代的礼仪和经典，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前提下通过改造传统使之合理延续，这项工作，只有东方文化的研究者能够胜任。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的原则是坚持东方学研究的人文特色，跨越学科界限，融合人文和科学，走出近世以来学科碎片化的泥沼，迎接整合大潮的到来。以本体论的视角，将个人的整体生命和文化体验与其特定专项学术研究相结合，全面、综合、多层次地展开研究，在社会实践层面，才能避免以割裂化的方式来制定短视的政策，使得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相和谐。从这个意义上，“东方学研究方法论”是对学术界旷日持久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反思，目的是超越二者的对立。在不同学科的各种方法的无休止争论中，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二元对立一直都是矛盾的根源，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这是一个根本上的哲学分歧，已经内置于学术研究体系内部，将之分为人文和科学、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两极，它们既争夺着社会的认可也争夺着研究经费。而学科的碎片化、研究领域的专业化也导致割裂化的思维，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随着学科分工细化，专家数量越来越多，他们的知识和方法越来越专业，习惯于甚至只会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和理论来理解和诠释一切生活事件，生命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遇到视野狭窄、专业领域相互脱节的专家，常常爆出诸多的雷人雷语。打破学科壁垒，迈向整合思维，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

此次国际会议就是上述原则的最好实践，四个议题为研究领域和方法截然不同的各类专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大家既分享各自的案例研究和理论路径，也探讨普适性的原则如何在各自的领域运作，以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探讨同一主题，发现重大概念的相同脉络。

黎跃进的《“东方学”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的构想》一文，继《认识“东方学”》论文集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东方学的学科特性和学术价值，该文提出要注意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即东方主义）和作为科学的学科的东方学的观点，对于客观认识东方学，避免和纠正曾经一股脑地将东方学简单地等同于东方主义的偏见，显然具有正面的和积极意义。该文同时设计出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方案，描绘了一幅中国东方学学科体系的蓝图，令人鼓舞，催人发奋。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狄伯杰博士，在《中国诗歌的印度语翻译：不可译还是文化上的失衡？》文中，对古代和近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文学互译的不对等现象，作出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指出其原因为欧美中心主义、文化制约、语言难题、市场、双边关系以及中国文学文献来源不足，这其中“欧美中心主义”和“市场”两个因素特别让人寻味，即一个文化（价值）指向，一个经济（消费）选择，是东方主义的遗祸，还是后殖民主义的遭遇，让人费解，令人反思。论者在最后还是乐观地展示出中印文化交流、文学互译的可为前景，让人们有理由期待并走出困惑和焦虑的阴影。

北大外国语学院西亚系访问学者美籍教授阿姆鲁拉博士的《“噢，东就是东，西就是西”：跨文化理解的挑战》一文的精彩和精道之处是：通过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不准确假设的例子，对普遍认可的东方与西方文化遗产及身份认同问题进行批判性剖析，从而揭示某些关于所谓东方、西方及两者互动的误导性解读。阿姆鲁拉从当代诠释学角度、结合后殖民主义思潮、以文化研究方法分析虚构的东方与西方，对“自我”与“他者”概念的想象与构建作出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研究“东方”和“西方”的方法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见解。

与埃及学这个形成比较早的东方学分支学科相比，诸如蒙古学、朝鲜—韩国学、满学等相对年轻的东方学分支学科最近十几年的发展已经获得显学的地位。这些通过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语言、文献，研究其宗教、历史、政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已经并正在以交织、互渗、跨际、观照的方式，为梳理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断进行有益的尝试，提供新的视角和有意义的认识路径。本集刊载了刘广铭的《“燕行录”研究三论：价值、文献、视野及方法》可谓是这个领域的力作。论者通过对“燕行录”研究中的中国北方民族形象的个案，考察这些学科重叠的边缘地带所出现的新的研究视角的演变轨迹，展望这些当代显学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科际整合与重构中的发展前景，强调指出这些学科的开放和对话，对于走出僵化的研究范式，追求学术创新，无疑会是有益的尝试，读者可以从文中翔实的史料、细致的分析和独到的论述，看到我国的东方学学者的治学功力。

刘英军发表在本集的文章《中国形象在波斯语古典叙事文学里的演变》，可谓是之前发表的《波斯语叙事诗里的中国形象浅析》的姊妹篇，这是一篇典型的“他者”叙事研究的考察。作者先对中国形象在波斯古典叙事文学中做了归类，接着分析了其成因和演变，继而是在伊朗民众集体记忆中的形象演变，然后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那就是与东方主义的“他者”形象相迥异，波斯语古典文献中书写的中国形象“被奇异化，甚至是美化了”，因为“与上古时期他们在伊朗高原立足过程中经历的同古闪族一些部族的血腥、残酷的斗争相比”，伊朗族群与东方各部族的冲突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的形象在波斯人的集体记忆里不同于“闪族入侵者形象在波斯语古典叙事文学作品里被丑化、妖魔化”，对此，作者认为这是“中立性的“误读”，或是“集体想象中的美化”。

戴鑫的论文《托勒密埃及的官方族群划分》从希腊移民特权的角度探讨希腊化问题，综合利用托勒密政府的税收记录和法律文书两方面的材料进行研究，采取了新的分类模式及研究视角，从而摆脱了国外同类研究对统计资料和数据的过度依赖。作者从纸草文献中提到的托勒密相关税收和法律登记法令入手，利用现有的学术成果，结合具体案例对税收人口登记进行再分类，并从家庭（户）和群体（籍）两个层面归纳和总结托勒密政府的人口管理和族群、职业登记模式，进一步探讨在这种以户籍为核心内容的税收和法律管理制度下，特权群体的确立和变迁。文中屡有创新亮点，如“虚拟希腊人身份”的发现，即托勒密统治者把希腊人身份作为特权给予非希腊人，等等。

本书所展现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跨学科整合的趋势，充满人文关怀的选题和视角，以及全面、综合、多层次展开研究，超越主观、客观二元对立的崭新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东方学研究的新特征：

一是对“视域融合”的追求。视域融合只有在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实践和和行动的相互遭遇中方可达成。不同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或许是不能以同一标准来衡量的，但却可以理性地予以比较。当文化冲突发生时，通过有意地对两种视角和视野导致的不同观点进行循环往复的比较；面对文本，在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以及作者的本意这两者之间往返转换，一个文本不是作者最初创作，而是与不同时代对话的动态文本的一部分（“互文性”）；面对历史，体会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过往的对话；面对艺术品，则是诠释者和艺术品的创造者之间进行对话。在目光流转的过程中，理解在加深，共识在扩大。

二是加强理解现实的能力，通过理解，一种蜕变得以产生。在读者与文本互动、读者与读者互动、整体与部分互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互动、反思与文本互动中，把研究者自身的背景从局限变成优势。“理性被认为是历史的、有条件的理性，它在一个有生命的传统中获得力量（伯恩斯坦）。对异文化传统的研究可以发起对话，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形式和偏见。“只有通过他者，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我。”

本课题的成果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造福社会。东方文化的原型是普世性的，扎根于各种文化之中，跨越文化的藩篱，在这种意义上，原型的存在证明了人类拥有着共同的遗产。对于所有文化和族群的共同基因的探寻，将有助于消除分歧、偏见和误解，将促成人们共建一个和谐的、和平的、全球化的世界，在目前世界格局下，这是最为迫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