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代俄罗斯语言国情学的新进展

90年代，语言国情学在走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之路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解决语言国情学的出路和发展方向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对语言国情学一系列问题的深入反思与探讨，促使语言国情学不断澄清谬误、走向成熟，推动了该学科的建设、完善与发展。

90年代，科斯托马罗夫和布尔维科娃（Н. Д. Бурвикова）先后发表了《文本如何成为先例文本》（«Как тексты становятся прецедентными»）（Костомаров, Бурвикова 1994），《俄语符号体系单位作为描写和掌握的对象》（«Единицы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предмет описания и усвоения»）（Костомаров, Бурвикова, 1999），«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иалоге»（《现代对话中的俄语》）（Костомаров, 1999），《旧瓶与新酒》（«Старые мехи и молодое вино»）（Костомаров, Бурвикова, 2000）等文章和专著，更正了苏联时期语言国情学的一些学术观点，提出了该学科未来发展的新思路。

新时期语言国情学的新变化、新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1. 人类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作为语言国情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2. 针对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世界范围内民族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和不断深化，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平等的文化间对话（диалог культур），纠正了语言国情学的文化迁移概念。

3. 重新确立了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指出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应该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4. 外语教学的任务是教授交际，教授文化间对话的基础。教学本身也是一种对话，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应该把关注的重心从交际工具（语言）转移到交际本身和交际的多重性质（语言的、社会的、实用的和文化的性质）上来。

5. 教学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包括：宽容地看待和接受异文化事实的能力、了解异文化的积极愿望、善于从异文化的角度审视其主体的行为等等。

6.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语言—X—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其中X是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的、现实的、可感知的中介单位，寻找中介单位成为包括语言国情学在内的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各学派的共同追求。

7. 作为语言国情学的新的研究对象——语言与文化的中介单位，科斯托马罗夫和布尔维科娃提出了语言信息单位（логоэпистема）和言语行为方式（рече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е тактики），科斯托马罗夫的弟子沃罗比约夫（В. В. Воробьев）提出了语言文化场（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ле）和语言文化单位（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ема），普罗霍罗夫（Ю. Е. Прохоров）提出了言语交际的社会文化定型（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一、语言信息单位和言语行为方式

语言信息单位（логоэпистема）这一术语由两个希腊词的词根组成，логос指词语，эпистема 指知识、信息。该术语用来指称存在于民族意识之中、为文化记忆所固定的、反映现实世界的语言表达，是一个民族的经验和“历史声音”留下的痕迹^[2]。

这一术语的构词特点清楚地说明了它所表达的概念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某一语言的语言单位，可以是词汇、词组、句子和超句统一体，谚语、俗语、名人警句、人物的姓名、称呼都可能成为语言信息单位；另一方面，它承载的信息是文化事实，具有文化单位性质，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知识、思想、传统、风俗、征兆和观念，是民族性格特征的素朴表达形式，具有符号性和象征性。因此，对语言信息单位的研究应该结合它的语言能指和文化所指。

科斯托马罗夫和布尔维科娃认为，语言信息单位的背后是某个文本，包含一定的信息、意义、知识。语言信息单位通常以文本的标题、第一句或最后一句、关键词的形式呈现文本^[3]，因此，理解和掌握语言信息单位有赖于建立它与相关文本的关联，即互文关系。此外，由于语言信息单位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多次复现，所以它具有较为固定的表达形式，但在言语使用中容许一定程度的变异形式。例如：

“Все смешалось в доме Облонских.”（“奥布隆斯基家一切都乱了。”）语句出自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现代俄语中表示“一片混乱、杂乱无章的景象”，带有诙谐的语气。

“Люблю тебя, Петра творение!”（“爱你，彼得的杰作！”）出自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彼得的杰作指彼得堡，彼得大帝是这座城市的奠基人。这句话抒发了对彼得堡的热爱。

“Обломовщина”（“奥勃洛莫夫习气”）源自冈察洛夫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主人公，但是该语言信息单位所传递的意义和信息出自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的文章，指“冷淡”“萎靡不振”“懒惰”。

“Вот тебе, бабушка, и Юрьев день”（“倒霉的日子临头了。”）指向俄罗斯的一段历史：16世纪末俄国取消了农民可以在每年的尤里日（Юрьев день）更换主人（地主）的自由权利，农民的自由被剥夺。今天的人们或许对这段历史的具体背景有所淡忘，但是，对历史记忆的追溯赋予该语言信息单位一定的联想和表现力，现代俄语中人们通常用这句话来表示“因情况发生变化愿望无法实现或自由行动被中止”，如：

例1：На дверях было пробито краткое объявление, гласившее, что чтение лекции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прекращено впредь до дальнейших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 Вот тебе бабушка, и Юрьев день! -- острил кто-то в кучке.

校门口张贴着一份告示，通知学生，学校的课程停开，直至新指令下达。人群中有人甩出一句“倒霉的日子临头了”。

例2：Не пристегни мужика к его месту, не отними у него Юрьев день, он будет как рыба, искать, где глубже, чтобы ты не поймал его на крючок.

不要把男人拴在一个地方，剥夺他的自由。男人像鱼，往深处游，不会轻易上钩的。

语言信息单位“Вот тебе, бабушка, и Юрьев день”在例1完整复现，表达了说话人的不满与讽刺；在例2以后半句“Юрьев день”的形式出现，表示“自由”之意。

作为一种象征和信号，语言信息单位对生成它的初始文本、情景、知识、信息、事件、事实有指称功能，它背后的纵向语境（вертикальный контекст）总能唤起人们记忆中的某些背景知识、某个文本、某种信息。

与语言信息单位密切相关的是言语行为方式（рече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е тактики）。言语行为方式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言语文明和言语礼节中。它既可以指在固定场合下通常采取的、符合该民族文化规范的行为（如俄罗斯人在远行前静坐片刻的习惯），也可以指某种情景下该民族在意识、道德、审美等方面的评价。

例如，在表示同情、安慰对方的生活情景中，俄罗斯人会下意识地采取以下的行为方式^[4]：

1. 淡化不幸。

Это еще не конец света（这还不是世界末日）. Так уж жизнь устроена（生活本来如此）. Ты еще настоящего горя невидел（你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悲伤）. Бывает хуже（有比这更糟糕的）. Это горюшко—не горе（这是小灾，不是大难）. Не велика беда（没什么了不起的）. Это еще полбеды（这还算不了什么）. Нашел с чего горевать（这也算难过的理由）. Не так страшен черт, как его малюют（魔鬼不像描绘的那么可怕）.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не произошло（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Не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й（不要夸大其辞）...

2. 劝导对方忘却不幸。

Жизнь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生活在继续）. Все идет своим чередом（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Время залечит раны（时间能愈合伤口）. Забудешь и думать（终会忘记的）. До свадьбы заживет（对受伤人说的安慰话：结婚前伤会好的，耽误不了结婚）...

3. 建议接受事实、顺从天意。

Такая уж судьба（命运如此）. Ничего не поделаешь（毫无办法）. Потерпи немного（忍忍吧）. Ничего не изменишь（什么都改变不了）.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на роду, то и будет（命中注定）. Бог терпел и нам велел（上帝忍受了，也吩咐我们忍受）. Наказание за грехи（对罪过的惩罚）. Грехи наши тяжкие（我们罪过深重）. Кого Бог любит, того и наказует（上帝爱谁就惩罚谁）...

4. 引导对方释放内心的悲痛和郁闷。

Чего ты как каменная? Не держи слез-то（你怎么像个石头，想哭就哭吧）. Ничего——поплачь, пореви в голос——легче станет（没事，哭一哭，吼一吼，心情会好些）...

5. 鼓励对方振作精神。

Не горюй. Стоит ли так надрываться（别难过，不值得这样痛苦）. Не плачь. Слезами горю не поможешь（别哭，眼泪无济于事）. Не падай духом（别泄气）. Ну, что нос повесил（怎么，干嘛垂头丧气的）.

6. 建议乐观地看待未来。

Все еще наладится（一切还会好起来的）. Счастье еще улыбнется（幸福还会光临的）. Жизнь-то в полоску: не без праздников（生活有好有坏，会有快乐的）. Все перемелется——мука будет（一切困难事都会得到解决；熬着总有出头之日）. Выглянет и солнышко（太阳将会出来）.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новый день（明天将是崭新的一天）. Будет и на нашей улице праздник（我们也会好事将至，也会有出头之日）. На Бога уповай（指望上帝吧）. Господь тебя не оставит（上帝不会遗弃你的）.

7. 道出生活经验、人生哲理。

С кем не бывает（谁都会经历）. Не ты первый, не ты последний（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С каждым может случиться（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事）. Жизнь прожить——не поле перейти（度过一生不容易）.

8. 鼓励对方吃一堑，长一智。

Это тебе впредь наука（往后这对你是个教训）. Теперь будешь знать друзей（你将会认清朋友）. На ошибках учимся（从错误中学习）. Умнее стал（越来越聪明了）. За одного битого двух небитых дают...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上述言语行为反映了同类生活场景中俄罗斯人惯常采取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记，通常还伴有非言语的安慰动作（握手、拥抱、亲吻、面部表情、叹气、沉默等等）。

言语行为方式的形成深受一个民族的思维、性格、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和熏陶。它或以言语形式为载体，或以非言语形式为载体。原则上，它是非言语的，扎根于人的意识中，确切说是人的潜意识中。它的非言语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肢体语言、舞步、图画、造型、习惯等^[5]。

语言信息单位经常充当言语行为方式的语言载体、象征和符号，参与现实情景，发挥指导性作用，传递道德、认知、审美等方面的态度。

语言信息单位和言语行为方式都是语言与文化有机的结合体，是连接语言与文化的中介单位，具有双重属性。语言信息单位和言语行为方式的学习和掌握是通过接受一定的教育、深入某一文化的过程来实现的^[6]。

语言信息单位和言语行为方式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使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对象得到扩展：从词汇单位扩展到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从语言单位扩展到言语行为。其理论意义在于为语言国情学发展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其教学价值在于它们既是学习语言国情知识的要素，也是评价交际者语言修养的要素；其实践意义在于为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建立轻松而平等的文化间对话提供了外语教学的新素材。

二、语言文化场和语言文化单位

（一）沃罗比约夫语言文化学理论的构想

基于对苏联语言国情学的批判与继承，俄罗斯学者沃罗比约夫提出了建立语言文化学的构想。他的代表性著作是《个性的语言文化范式》（«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адигма личности». М., 1996）和《语言文化学：理论与方法》（«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доты». М., 1997）。

沃罗比约夫对语言文化学的定义是：“语言文化学是研究语言运用中语言与文化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整合性科学。它着眼于现代生活和文化规则理论（规范和人类价值体系），采用系统方法揭示包括语言内、外内容单位的整体结构”^[7]。

什么方法能够使我们对语言运用中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系统研究呢？沃罗比约夫提出了“语言文化场”（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ле）的方法。

“场”是科学研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术语，它源于物理学。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将物理学中的这一术语运用到语义研究中来，提出了语义场理论。借助语义场，可以揭示词汇语义系统各个层面之间的等级性，反映传统语言范畴的各种关系，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等。此后，这一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词汇研究、语法研究、构词法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等。

沃罗比约夫提出的语言文化场也是一个等级结构，结构内部各个单位具有共同的意义并反映某一文化的特征^[8]。这里的“单位”即指“语言文化单位”（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ема），它是语言文化场的基本构素。语言文化单位集符号、意义和相应的文化事物的概念于一身，既包括纯语言内容，也包括文化内容^[9]。与纯语言单位不同，语言文化单位除了符号意义之外，还具有语言外内容即文化概念成素。因此，语言文化单位具有双重性，既属于语言，又属于文化，是一个语言意义和语言外意义的统一体。语言文化单位的结构形式各异，可以是词、词组、段落、一行诗、整个诗篇或整个文本。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是语言文化场的一个结构成分，指向一定的语义内涵。

语言文化场包括：场名、中心结构和边缘结构^[10]。

——场名，即场的核心（ядро），表达某种恒定的语言文化意义（инвариантный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мысл），是该语言文化场共同的语义特征（义素），构成该场的内涵。

——中心结构（центр），是具有主导地位的基本语言文化单位的集合，表达该语言文化场基本的概念、现实；

——边缘结构（периферия），即此语言文化场与彼语言文化场相邻、相交的部分。

场内各单位之间既有同义关系和反义关系，也有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语言文化单位根据语言文化场场名的要求，按照核心、中心结构、边缘结构的整体架构逐级分布，最终形成一个多层级的符号系统。场内的不同层级的语言文化单位具有以下特点：

1. 具有所属的语言文化场的共同的语义特征；

2. 有明确的结构；

3. 概念关系同类的语言文化单位结合在一起，形成最基础的小场，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

语言文化单位的双重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场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结构。沃罗比约夫分别从聚合场（парадигма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和组合场（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两个角度对语言文化单位进行系统描写^[11]。他认为，语言文化场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最有效的途径，语言文化场和语言文化单位构成语言文化学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

沃罗比约夫的著作《个性的语言文化范式》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研究范例。他认为，民族个性“是阐释民族文化及其特色的核心和决定性范畴”，通过它可以揭示民族文化类型。沃罗比约夫试图以语言为媒介，深入到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存在中，揭示其特有的民族个性。他把“俄罗斯民族个性”（рус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ичность）确立为语言文化场场名，选取有代表性的、反映“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与民族典范的观点和结论作为俄罗斯民族个性的主导特征：宗教性（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团契精神（соборность）、世界使命意识（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经验的最高形式（высшие формы опыта）和极性化（поляризованность）^[12]。这些特征构成“俄罗斯民族个性”语言文化场的核心内涵，构成该场中心语言文化单位的共同意义。其中：

1. 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和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宗教的道德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斗、不惜流血牺牲的价值观、家庭关系等无不和东正教的观念息息相关。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性体现在诸多俄语成语中，如：Ради Бога（看在上帝的份上）；Слава Богу（谢天谢地）. Бог миловал（上帝赐福）. Бог судья（кому-либо）（上帝对……的审判）. Сам Бог велел（上帝的吩咐）. 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宗教性特征体现在表达“追求美好”“把宗教理想作为未来追求”意义的语言文化单位中。

2. 团契精神与宗教性密不可分。所谓团契精神是指人们在对上帝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基础上形成的自愿集合。团契精神表现为一种协作互助、集体主义、共同克服困难的精神。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团契精神在具有“团结”“善于交往”“村社生活”意义的语言文化单位中有所体现。

3. 世界使命意识与上述两个主导特征密切相联。俄罗斯人的内心饱含着为全人类而感受的悲哀、悲痛，弥赛亚情结尤深。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文学作品《少年》（«Подросток»）、《作家日记》（«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中曾深刻描绘了俄罗斯民族的这一特点。

4. 对经验最高形式的追求。这里的经验包括宗教经验、道德经验、美学经验、对他人精神生活的感知、知识分子的本能。对经验最高形式的追求包括对宗教伦理、科学和艺术作为现实的最高级反映的追求。这一特征的对立面是单纯的经验论和日常需求。

5. 灵魂的极性化指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两极分化和矛盾性：求知、勤奋与懒惰、非理性；善良与凶残；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妄自菲薄与傲慢自大、沙文主义；神圣、崇高与放纵；追求自由与顺从屈服；目标坚定与侥幸、碰运气等等。它们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沃罗比约夫认为，“俄罗斯性”可以体现在表示诸如русский（俄罗斯的）、 русский（俄罗斯男人）、русская（俄罗斯女性）、российский（俄罗斯的）、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й（大俄罗斯的）、россиянин（俄国人）、славянский（斯拉夫的）、советский（苏联的）之意的语言文化单位中，这些单位构成了场的核心，它们与该场的其他语言文化单位的联系表现为两类^[13]：

第一类关系是组合关系，表现为合成式的语言文化单位，如：русские блины（俄罗斯薄饼）、русские женщины（俄罗斯妇女）、рус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俄罗斯性格）。这些合成式语言文化单位中的修饰语都具有“俄罗斯性”这一共同的语义特征，这些单位在共同语义特征基础上表现俄罗斯人或事物最鲜明的民族特点。

第二类关系是聚合关系，表现在同类概念单位构成的聚合体中，既反映俄罗斯民族个性的物质文化内容，也反映其精神文化内容。

沃罗比约夫分别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俄罗斯民族个性展开分析。

在物质文化方面，他选择了具有计算、测量意义及日常生活（民俗、饮食等）意义的语言文化单位类别进行分析，因为这些带有物质文化意义的语言文化单位反映了俄罗斯早期的物质文明，展现了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基本特征^[14]。比如：

1. 表俄罗斯货币意义的语言文化单位

沃罗比约夫以“копейка”（戈比）为标准计算单位，列举和分析了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货币单位：

沃罗比约夫认为，从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俄罗斯货币体系与民族个性的关系，是正确理解其内容与意义的最基本的方法。如，货币грош最初的价值相当于两戈比，1838—1917年期间它的价值标准降到了半戈比。只有熟悉这一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奥斯特洛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歌剧中的一句谚语“Не было ни гроша, а вдруг алтын.”（从前一贫如洗，突然一夜暴富）的含义。грош与алтын这两个货币词汇所表达的绝对价值本无很大的差别，但谚语中它们的实际意义却大相径庭。分析俄罗斯历史上货币聚合系统中的每个称名单位有助于揭示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

与此同时，语言文化单位之间的组合关系也体现该聚合体的语言文化意义，如下列谚语和成语：“За морем телушка – полушка, да рубль перевозу”（海外的牛犊价钱低，可是运费贵）这句谚语指“东西不值钱，可运费贵”；“У кого ни на полушку совести нет”指“某人毫无良心”；“Алтын сам ворота отпирает и путь очищает”指“钱能通天”；“Денежка маленька, да имя велико”指“金钱是小事，名誉是大事”。

2. 表俄罗斯长度测量意义的语言文化单位

вершок　　俄寸（4.4cm）

пядь　　一拃（拇指和中指或小指伸开量东西的长度）

локоть　　自肘到中指尖的长度

аршин　　俄尺（0.71m）

сажень　　俄丈（2.134m，约3 俄尺）

верста　　俄里（1.06km）

上述度量单位的意义决定了语言文化单位的组合特点，如：на вершок от гибели（距离死亡1俄寸的地方）指“危在旦夕”；видеть на два аршина под землей（看到地下2俄尺的地方）指“明察秋毫”；（Кто）семи пядей во лбу（谁的额头有七拃宽）指“绝顶聪明”；чувство локтя（1肘距离的感觉）指“互助精神”；видеть на сажень сквозь землю（看透地下1俄丈的地方）指“看问题入木三分”等。

3. 表时间意义的语言文化单位

Семь пятниц на неделе.　（一周有七个周五）指“朝三暮四”，“反复无常”；

красная суббота（红色周六）指“自愿的集体性劳动”；

Понедельник – похмельник；вторник – повторник；среда – пост；четверг – перевал；пятница – не работница；суббота – уборка；воскресенье – гулянки.　（周一——因头天醉酒身体不适，喝酒以解宿酒，周二——继续喝酒以解宿酒，周三——戒酒戒食，周四——转折点，周五——无心工作，周六——打扫卫生，周日——酒宴畅饮）该段话语以戏谑的口吻调侃一周内每日的生活内容和安排。俄罗斯男人经常以此为自己无心或无力做事开脱辩解。

4. 表饮食意义的语言文化单位

Хлеб-соль ешь, правду режь.　（吃面包和盐，说实话）指“受人款待，但直言不讳”；

Не будет хлеба, не будет обеда.　（没有面包不成席）强调面包在俄罗斯饮食中的作用；

Сам заварил кашу, сам и расхлебывай.　（自己煮的粥，自己喝干净）指“自己惹祸，自己解决”；

Первый блин комом .　（第一张饼难圆）指“万事开头难”；

квасной патриатизм（克瓦斯爱国主义）指“推崇自己国家的一切，排斥国外的一切”。

在精神文化方面，沃罗比约夫选取了“俄罗斯家庭”“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文化价值观”“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心智”等语言文化单位类别^[15]。他着重分析了家庭亲属关系语言文化单位系统和俄罗斯思想，因为“文化”这一概念不仅与人类创造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总和相关，而且涵盖了思想产生和思想物化的全过程。家庭亲属关系的聚合结构、有关家庭亲属关系的道德伦理评价以及揭示俄罗斯思想的聚合结构都是评价俄罗斯民族个性精神世界的重要方面^[16]。

沃罗比约夫通过建构俄罗斯民族个性的语言文化场，逐层描写和阐释，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征、价值观、人生观以整合的形式呈现出来，最终获得关于俄罗斯民族价值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为其价值体系的质的重构提供了依据^[1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俄罗斯民族在世界的地位、对比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差异。

沃罗比约夫认为，语言文化场的研究不仅具有语言方法论的价值，而且对编写俄语教科书和实用文化学参考书、编纂双语词典、进行语言文化对比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语言文化学与传统语言国情学的异同

谈及语言文化学与传统语言国情学的异同，沃罗比约夫认为，他“对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进行语言文化学的描写不是对传统语言国情学的背叛”。语言文化单位概念的理论基础仍然是语言的载蓄功能。它着眼于语言单位蕴含的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内容，既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方面，又可深入到民族精神文化的意识深处，探究该民族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审美观和世界观。但另一方面，语言文化学作为一门在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和联系之中系统描写语言和文化事实的学科，作为研究语言世界图景的新的语文学学科，与传统语言国情学相比，有它独特之处^[18][19]：

1. 从研究范围看，语言文化学主要研究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所谓的人工制品，如人类活动的产物、思潮等。其他问题，如大自然、气候等不在研究之列。因此，其研究范围要比语言国情学相对窄一些。

2. 语言文化学将语言内因素与语言外因素统一在场性分工的系统描写之中，它采用的是一种整体的方法；而传统语言国情学对文化多采用选择性的、片断性的描写方法。

3. 语言文化学力求全面、客观、不带成见地展示该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用一种不对文化本身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来揭示其形成的过程，因为某种文化事实只有在了解其来龙去脉、保证其信息真实的情况下才能全部展现出来。

4. 语言文化场着眼于负载有民族文化信息的内容，而不满足于对意指单位进行辞典式的描写。

5. 以语言文化场为工具进行的研究，目标不再单纯地为辨析词义而进行义素分析。除了对比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指称的异同，还可以在一定的语言社会内部通过文本分析揭示和解释该语言共同体共有的“理解、思维和话语方式”^[20]。

综上所述，沃罗比约夫的语言文化学理论具有人文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虽然这门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语言文化场的中心结构与边缘结构的划分无明确原则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是，它推动了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从表层走向深层、从部分走向整体，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真实客观所在。语言文化场为我们进行语言与文化的整合研究提供了参考的范本。参照沃罗比约夫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在俄罗斯民族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方面建构多个反映俄罗斯民族个性语言文化场的子场，比如，“俄罗斯白桦”“俄罗斯面包”“俄罗斯冬天”“俄罗斯蒸汽浴”“俄罗斯伏特加”“俄罗斯妇女”等等。我们可以分别从聚合关系、组合关系的角度，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方面或者是从实体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对该场辐射下的语言文化单位进行排列、组合和场性分工，对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与阐释，揭示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共性特征。

三、民族社会文化定型

（一）关于定型概念的认识

定型（stereotype）最初是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它指某群体成员对另一群体成员简单化的、固定的看法。美国社会学家利普曼（W. Lippmann）在1922年出版的《大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首次使用“定型”这一概念。他指出，人所处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对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逐一地亲身进行体验和认识。为了节省时间，人们采用简化的认知方法，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群人或任何民族、种族塑造成一定的形象。这种定型即“人的头脑里有序的、模式化的并由文化确定的世界图景”^[21]。

利普曼最初界定的定型概念具有如下特征：1）定型的形成与人类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出于思维的省力原则，人们需要采取范畴化、概念化、简单化的方式来加快认识外部世界；2）定型是以群体类型为基础的简单化、概念化的认识，主要用来概括不同类的人，不包括关于事物或现象的认识；3）定型属于消极概念，它是“刻板印象”，具有非理性成分，带有一定的偏见。

定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研究者试图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角度对“定型”进行界定，分析定型的形成原因、性质和作用，提出了“社会定型”“文化定型”“思维定型”“行为定型”“交际定型”等概念^[22][23][24]。

现今，人们对“定型”概念的认识已经突破了最初的界定，有了更宽泛、中性的评定，归纳起来主要包括：1）定型是一个观念系统，它的形成既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和结果，也是一个分类和归纳的结果，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2）定型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出现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逻辑性；3）定型不仅仅指对某一个群体成员的看法或观念，也可以是关于事物和现象的范畴化认识，或者是某一群体活动行为的固有模式；4）定型按照指涉对象可分为“自定型”（autostereotypes）和“他定型”（heterostereotypes）。前者指某一个社会群体关于自身价值和行为特征的普遍性和概括性的认识，后者指对另一个社会和文化群体的价值和行为特征的基本评价；5）定型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直接而重要：一方面，它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客观而有效的定型提高人们的认知效率、有助于跨文化交际；另一方面，它的作用也可以是消极的，比如，被夸大了的群体特征的等同性会影响我们对个体差异特征的认知和判断，以偏概全的定型会招致偏见，甚至民族歧视。

（二）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者普罗霍罗夫（Ю. Е. Прохоров）提出了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理论，试图探讨言语交际活动的民族文化特征，揭示其中的语言与文化关系。普罗霍罗夫认为，现实生活中，很难将一些定型的观念和行为明确地划归到某一类，因此，可以将定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他提出了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概念。所谓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是指“打上社会文化烙印的、反映一定民族文化成员心智——语言综合体（ментально-лингвальный комплекс）的单位，它们在言语交际中表现出适应该文化中常见的标准交际情景的固有联想关系”^[25]。普罗霍罗夫在《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及其在对外俄语教学中的作用》（«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об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М., 1997）一书中对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这一概念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同类行为在不同的民族那里会按照本民族惯有的方式去完成。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常见的交际语境中，言语交际的组织和内容上的民族文化特点体现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定型规范上，这种定型规范反映了该民族的心智特征，具有社会、文化、心理等内涵。

如何揭示言语交际中适应该文化中常见的标准交际情景的固有联想关系呢？普罗霍罗夫选取了《俄语联想辞典》（«Русский ассоциа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 Кн.1 Прямой словарь: от стимула к реакции. Кн.2 Обратный словарь: от реакции к стимулу. М., 1994）作为研究语料。该辞典是俄罗斯科学院语言所和俄语所的学者们基于大量的联想实验成果编写而成的，包括正向联想（从刺激词到反应词）和反向联想（从反应词到刺激词）两个部分，其中刺激词汇单位1277个，词汇联想网包括12500个词汇单位。普罗霍洛夫认为，联想实验的成果为筛选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提供了基本的材料。

民族社会文化交际定型有三种确定的方式^[26]，其中一种方法是：根据正向联想词典（从刺激词到反应词），挑选出频率最高且最先联想到的反应词，该选择可以给出以下定型参数：1）挑选出俄罗斯人最常见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2）确定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在俄语全部典型“两词模式”中的地位；3）确定民族社会文化定型的类型及每一类在构成言语交际中的作用^[27]。

普罗霍罗夫从1277个刺激词汇中筛选出344个常见的俄语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28]。根据不同的言语表达形式，他划分出四种社会文化定型^[29]：

1. 独立词汇单位，如：

друг – верный（朋友——忠诚的）

снег – белый（雪——白色的）

деревянный – дом（木头的——房子）

женщинам – цветы（给妇女——鲜花）

продуктов – запас（食品的——储备）

дитя – природы（孩子——大自然的）

шаг – вперед（步伐——向前）

слово – дело（言语——行为）

рассказать – сказку（讲述——故事）

зайти – в гости（去——做客）

надеяться – на лучшее（期待——更好的）

поступить – в интститут（进入——大学）

попробовать – на вкус（品尝——味道）

по блату – достать（走后门——搞到）

за – против（同意——反对）

все – вместе（大家——一起）

2. 熟语体系单位，如：

гость – незваный（客人——未请自到的，合指“不速之客”，源自俄罗斯谚语“Незванный гость хуже татарина”，指不请自来的客人比鞑靼人还不受欢迎）

тише – едешь（静些——行驶，源自俄罗斯谚语“Тише едешь, дальше будешь”，指“宁静致远”）

пятниц – семь（星期五——7个，源自俄罗斯谚语“Семь пятниц в неделе”（一个星期有七个星期五），指“朝三暮四”“反复无常”）

совет – да любовь（和睦——和恩爱，源自俄罗斯人对新婚夫妇常用的祝福语“Совет да любовь”，指“相亲相爱”“和谐美满”）

3. 先例文本的联想，如：

дядя – Ваня（舅舅——万尼亚，源自契诃夫话剧《万尼亚舅舅》）

вишневый – сад（樱桃——园，源自契诃夫话剧《樱桃园》）

мастер – и Маргарита（大师——和玛格丽特，源自布尔加科夫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

учительница – первая（女教师——第一位，源自歌曲《第一位女教师》）

поэта – смерть（诗人的——死亡，源自莱蒙托夫的诗《诗人之死》）

4. 具有先例性特征的民族文化语用反射（прагмарефлексы），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与该民族言语交际体系中的个性行为需求结构相对应，多属于言语行为的无意识表现。例如，不同国家的人对颜色和颜色词的反应不同，同样的行为在不同国家会引发不同的评价。下面我们引用俄罗斯人的一段对话为例：

— Как ваши дела?（近况可好？）

— Спасибо, хорошо. А ваши?（谢谢，挺好的。您呢？）

— Ничего.　（还好。）

这段对话是俄罗斯人见面打招呼时最常用的一种对话形式。在俄罗斯，“Как ваши дела？”只是礼节性的问候，并不需要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回答，如果一个人如实讲述他的近况，那么很可能会让人厌烦或不解。而德国人在交谈中对于“近况可好？”这样的问题则会详细地讲述自己的事情，不漏掉一个细节，会详细到自己的整个身体状况，甚至是每个器官的状况^[30]。

再如，在飞机上用英语宣布的通知最后一句总是“谢谢”，而用俄语宣布的通知从不以“谢谢”作为结束语。

刺激词与反应词之间固有的关联反映了该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语言意识、常规评价等。

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普罗霍罗夫指出，民族社会文化定型约占反应词汇总数的30%，这说明：1）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属于言语交际组织常用的单位，在言语交际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民族社会文化定型表现为对某一标准交际情景固有的联想关系，反映了某一民族特有的意识模式和对某一交际情景的常规评价；3）民族社会文化定型体现了交际中的民族文化特点^[31]。

（三）民族社会文化定型的研究意义

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反映了言语交际中某一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意识里词与词之间的常规关系，或者说共同的刺激——反应模式。共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使同一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交际语境下的交际行为有共同的心理定势和惯常的心理联想。言语交际中，不了解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往往会导致误解甚至是交际的失败。例如，下面的一段男女对话，就因为女方对相关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一无所知，影响了男方交际意图的实现^[32]。

Иван: Людмила, теперь пока мы одни, можно задать вам один интимный вопрос? У вас есть Руслан?

伊万：柳德米拉，趁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问您一个隐私的问题吗？您有鲁斯兰了吗？

Людмила: Что? Руслан? Почему вы спрашиваете?

柳德米拉：什么？鲁斯兰？为什么这么问？

Иван: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е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伊万：因为我很感兴趣。

Людмила: Я не понимаю.

柳德米拉：我不明白。

普希金的作品《鲁斯兰和柳德米拉》（«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动人爱情故事，为广大俄罗斯人所熟知。在俄罗斯人意识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两词之间存在固定的联想关系，如同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和“织女”，他们代表真挚相爱的一对青年男女。显然，女方柳德米拉对她的名字所引发的固有联想和对方暗示的交际意图没有做出应有的、合乎俄罗斯民族社会文化定型的常规评价和反映，对话的另一方伊万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交际目的：希望成为柳德米拉的“鲁斯兰”。

民族社会文化定型是联系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纽带，或者说是这种关系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普罗霍罗夫认为，语言国情学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研究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在交际中的作用和地位，为外语教学提供一套适应俄语言语交际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清单。

相对于语言国情学的词汇背景理论而言，普罗霍罗夫不再局限于词汇文化语义内涵的静态研究，而是将视野扩展到言语行为的民族特征，借鉴社会学、心理学和交际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言语交际过程中两个事物或特征之间存在的、为某一民族所接受和惯常使用的联系，论证了民族社会文化定型的研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和对外俄语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之后，普罗霍罗夫和斯捷尔宁（И. А. Стернин）合著出版了《俄罗斯人：交际行为》（«Русски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М., 2011）一书。在这本书中，“交际行为”被定义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文化共同体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他们强调，语言是文化历史现象，研究语言不能缺少对交际行为的研究。作者将对交际行为的系统研究与描写归入“跨文化交际学”范畴，呼吁语言学者和外语教师重视并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其语言教学意义在于：“交际行为”应该是外语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连同“听”“说”“读”“写”“译”等共同构成掌握外语的基本技能要素^[33]。

（四）俄汉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对比分析

参照普罗霍罗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笔者曾指导研究生做了一次俄汉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对比分析^[34]。

研究方法：联想实验方法，对比分析法。

实验材料：从《俄语联想词典》中选取50个刺激词，这些词符合如下要求：1）反映民族文化特点和差异；2）涉及社会热点问题；3）汉语中有与之等值的对应词。

实验对象：受试者为在中国出生和成长、熟知且深受本土文化影响的中国青年学生。共200人，男女生各占一半，年龄范围20—30岁，所学专业包括文科、理科、工科，受教育程度从本科到博士后。考虑到外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一定程度地受到语言对象国民族文化的熏陶，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本土化，受试者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非外语专业学生。本实验将受试人群锁定在就读于中国著名学府的青年学生，其原因如下：1）他们是对社会变化最敏感、对民族文化感兴趣的群体之一；2）他们是思维活跃、联想丰富、参与积极的群体；3）他们是国家的未来，了解年青人语言意识中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对认识世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验步骤：将向受试者展示50个汉语刺激词，即与取自《俄语联想词典》的50个刺激词相对应的汉语等值词。请受试者看到刺激词后写出最先引发联想的反应词，不超过三个。

研究目的：1）获取50个汉语刺激词在汉语受试者的词语网中与其他词汇交织构成的常规关系，确定汉民族社会文化定型；2）与对应的俄语民族社会文化定型进行对比分析。

实验结果：200份问卷中50个刺激词在联想中产生了7684个反应词，其中带有民族社会文化定型特征的反应词有2475个，大约占到反应词汇总数的32%。表1—3所列举的是同一刺激词在50% 以上的中国受试者中引发共同联想的反应词。

实验结果显示：1）构成联想的语言形式以词汇单位为主，其中不乏流行语汇；2）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的刺激词引发的反应词多表达对人、事物、现象的评价、界定、描述，如：可怜的——农民、弱势群体，住房——房价高、房奴；3）颜色词引发的联想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中国的传统风俗、历史特点，如：红色——节日，黑色——丧事，黄色——帝王；4）一部分刺激词唤起受试者头脑中的固定联想是具有先例性特征的典型人物、场景等，如：月亮——嫦娥，诗人——李白、杜甫等；5）一部分属于“自定型”联想关系，如：中国——幅员辽阔、国富民穷、发展中；6）一部分属于“他定型”联想关系，如:美国——自由民主、霸权、富裕，俄罗斯——地大物博、寒冷、前苏联；7）一部分与汉语中经常使用的成语或惯常搭配有关系，如：心灵——手巧；婚姻——美满；历史——五千年，和谐——社会，黑色——幽默，中国——幅员辽阔。

我们以对照的形式将中俄两国受试者对同一刺激词（中文和俄文）所产生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联想呈现在表1—4中。俄罗斯受试者联想实验材料来自《俄语联想词典》。

对比分析显示，词与词之间的固有联想关系揭示了两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语言意识和常规评价，反映了中国与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异同。我们根据定型的异同程度将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划分为：等同型、近似型、差异型。

等同型定型指不同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对同类事物、现象、人的固定联想基本一致。比如，中国受试者与俄罗斯人对以下刺激词给出的反应词惊人的一致：1）政府\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腐败\коррупция；2）民主\демократия→目标\цель страны；3）金钱\деньги→必需品\потребность；4）敌人\враг→凶残\лютый；5）中国\Китай→幅员辽阔\огромный，发展中\развивающийся；6. 中国人\китаец→多\много。

1—2组联想反映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3—4组联想说明中俄两国人民对待金钱和对待敌人的态度相同；5—6组说明中国人自定型认识和俄罗斯人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他定型认识上有着难得的一致。

近似型定型指不同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对同类事物、现象、人的固定联想有部分的近似，如：法治\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 основе закона→强化\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必需）；高学历女性\женщина с высоким уровне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知性\образованная（有学识的）；年轻人\молодежь→活力\веселая（快活的）；尊重的\уважаемый→长辈\отец（父亲）；中国人\китаец→勤劳\борец（奋斗者）；俄罗斯人\россиянин→酗酒\пьяница（酒鬼）。

差异型定型指不同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对同类事物、现象、人的固定联想有明显差异。在中、俄受试者词汇联想实验中差异型定型占多数，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语言因素，也有语言外因素。

差异型定型的语言因素有：1）固定词组与惯常搭配，如горький→ перец（合指“辣椒”），душа→нараспашку（合指“坦率直爽”），красный→диплом（合指“优秀毕业证书”），желтый→дурдом（因为俄语中желтый дом作为固定词组指“精神病院”，дурдом与желтый дом是同义词，所以желтый与дурдом两词之间产生联想）；2）姓名关联горький→Максим（горький一词在俄语中作为形容词表示“苦的”，作为专有名词〈大写〉表姓“高尔基”。高尔基·马克西姆，即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姓和名）；3）支配关系хвастливый→нечем（具有支配关系的形容词+否定代词，合指“没什么可炫耀的”）；4）构词关系одиночка→мать-одиночка（刺激词“одиночка”〈单身〉是复合词“мать-одиночка”〈单身母亲〉的一部分）。

差异型定型的语言外因素有：1）社会现实的差异，如中国的“贫穷”突出体现在城乡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上，俄罗斯的“贫穷”突出体现在退休群体因养老金低而导致生活水平的低落（俄罗斯经济私有化后遗症的表现）；2）生活方式差异，如中国人选择睡觉作为主要的休息方式，而俄罗斯人选择在海边或大自然中放松身心；3）观念差异，如关于“知识分子”的联想反映了两个民族对知识分子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被看做是人类良知的代表，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肩负着为改变国家而进行文明创造的使命。在中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仍是很多人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4）两种文化有不同的先例现象，如бедность→не порок（穷非罪）源自俄罗斯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的同名喜剧；бедная→Лиза（可怜的丽莎）源自俄罗斯作家卡拉姆辛（Н. М. Карамзин）的同名中篇小说，застой→Брежнев“停滞”是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典型特征。

我们发现，由于俄语词法形态丰富，词法范畴与词汇单位之间的关联（无论是组合关系，还是聚合关系）有密切关系，所以，语言因素在俄语词汇联想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而汉语的词法形态特征极少，词汇单位之间的关系基本不受词法范畴的制约，因此，决定汉语词汇联想的语言因素在类型上和数量上均少于俄语。

（五）跨文化交际中的民族社会文化定型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勾勒并定义着世界，每一个民族及其人民都有其独特的关于世界、人、异文化、异民族的认知和评价。人们在本民族文化空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定型能够带给人一种归属感，促进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发展，但在跨文化交际中，受定型的影响，交际者会对异族的文化现象、行为方式、思维模式产生认知偏移和判断失误，形成隔离感甚至对立感，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

如何克服跨文化交际中定型的障碍，英国跨文化交际学家霍利迪（A. Holliday）提出了四项原则：1）根据你在接触中的实际感受而不是根据听到的情况对他人做出反应；2）对于人们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要避免简单化的答案；3）要认识到每个社会都像你自己的社会一样复杂并具有文化多样性；4）对待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要学会给出多种解释，在交际中学会交际^[35]。

上述四项原则告诫我们：不应该用本民族的定型认识去对另一个民族的所作所为，品头论足、妄加指责；他人（特别是来自另外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跨文化交际中对不同社会的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包容的心态；交际是需要学习的。

世界上每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本无优劣之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应力求在积极平等的对话中实现相互理解。俄汉民族社会文化定型对比分析表明，在强调各民族的文化差异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人类文化存在的共性。等同型和近似型定型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契合点，为跨文化交际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差异型定型是认识、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积极了解差异型定型对预防文化休克、扫除交际障碍、实现交际目的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在和俄罗斯人交流的时候，可以安全放心地和他们谈论赡养父母或养育孩子的话题，因为这是多数俄罗斯人感兴趣的题目，且中俄两国在家庭关系方面的价值观非常一致。在集体观念、尊重多数人意见等方面两国人民也有很多共性。这些共同之处有助于交际双方在交往中产生共鸣、好感和继续交往的意愿。与此同时，关于差异型定型的认识（如赠送俄罗斯人鲜花必须是单数，因为在俄罗斯双数鲜花是送给逝者的；不应将客人带来的礼物不动声色地放在屋角，俄罗斯人认为这是对客人不尊重的表现，应该当面及时打开以示重视；去俄罗斯剧院看演出应身着正装而非便装，走到自己的座位席时应面朝观众而不是背对观众穿过过道等）会使我们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甚至是反感。因此，民族社会文化定型的研究、确定与习得对跨文化交际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应该是一个积极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际者不断开阔视野，增强认知能力，建立起全面的、发展的文化观。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交际双方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达成更多的等同型和近似型定型认识，而差异型定型逐渐被淡化或者被理解，各民族人民之间互相尊重、和谐共处。

[1] 李向东：《关于语言国情学的反思及其发展趋势》，《中国俄语教学》2003年第4期。

[2]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иалоге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1999（3）. C. 84.

[3]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Бурикова Н. Д. Единицы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предмет описания и усвоения // Доклад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ученых - МАПРЯЛ'99, Москва, 1999. C. 254.

[4]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иалоге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1999(3). C. 82-83.

[5]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иалоге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1999(3). C. 83.

[6]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Бурикова Н. Д. Единицы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предмет описания и усвоения // Доклад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ученых - МАПРЯЛ'99, Москва, 1999. C. 256.

[7] b Воробьев В. 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Москва: РУНД, 1997. C. 36-37.

[8] c Там же. C. 64-65.

[9] Воробьев В. В. Теорио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иклодные аспекты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Москва: РУНД, 1996. C. 66.

[10] b Воробьев В. 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Москва: РУНД, 1997. C. 64-65.

[11] Воробьев В. В. К понятию поля 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1991（5）.

[12] Воробьев В. В. Теорио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иклодные аспекты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Москва: РУНД, 1996. C. 101-105.

[13] Воробьев В. 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Москва: РУНД, 1997. C. 108.

[14] Там же. C.121-132.

[15] Воробьев В. 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Москва: РУНД, 1997. C. 133-183.

[16] 许高渝：《语言文化研究在俄罗斯的新发展——弗·瓦·沃罗比约夫的语言文化学理论初探》，《中国俄语教学》2001年第3期，第24页。

[17] Воробьев В. 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адигма личности. Москва: РУНД, 1996. C. 2.

[18] a 许高渝：《语言文化研究在俄罗斯的新发展——弗·瓦·沃罗比约夫的语言文化学理论初探》，《中国俄语教学》2001年第3期，第20页。

[19] 彭文钊、赵亮：《语言文化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4—65页。

[20] Воробьев В. 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Москва: РУНД, 1997. C. 60.

[21]Lippmann W. Public Opinion [M]. NY, Harcourt, 1992，P.16-17.

[22] 高一虹：《“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2期。

[23] 文卫平：《跨文化交际中的定型观念》，《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

[24] 林碧玲：《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定型的认识与超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1年第1期。

[25] Прохоров Ю. 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об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Москва: Икар, 1997. C. 98.

[26] Прохоров Ю. 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об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Москва: Икар, 1997. C. 127-149.

[27] 彭文钊、赵亮：《语言文化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28] Прохоров Ю. 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об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Москва: Икар, 1997. C. 119-149.

[29] Там же. C. 155-161.

[30] Красных В. В. «Свой» среди «чужих»: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осква: ИТДГК «Гнозис», 2003. C. 319.

[31] Прохоров Ю. 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и их роль в об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Москва: Икар, 1997. C. 148-149.

[32] Прохоров Ю. Е.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оли и мес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х стереотипов рече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содержани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 Лингвокогнити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осква: Икар, 1997. C. 8.

[33] Прохоров Ю. Е., Стернин И. А. Русски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4-ое издание). Москва: Икар, 2011. C. 10-35.

[34] 陈璐：《俄汉社会文化定型对比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5]Holliday A. M. Hyde & kullm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s book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