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探索篇
西柏坡与西柏坡精神[1]
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交汇处，处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西柏坡时期的特定历史主题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做准备，即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并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共中央在这个重大转折时期必须完成的任务是：一是如何打败国民党；二是如何建立新中国；三是如何建设新中国；四是如何进行执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正是紧紧把握历史转折的主题，在完成上述历史任务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思考中，铸就了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转变道路，进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
一、西柏坡是“中共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西柏坡——滹沱河畔、太行山麓、柏坡岭下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因历史的青睐，使这个太行深处的山村浓缩了厚重的历史内涵，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绘制出名垂史册的画卷。
历史选择了西柏坡。当年，在偌大的中国，中共中央为何选定西柏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作为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的总指挥部？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途中到达清涧县枣林沟村，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划分为三部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去华北开展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委，留在晋西北配合中央前委工作。随后，刘少奇、朱德即率中央工委出发，渡黄河，过晋绥，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到底将驻地选在哪里？刘少奇的意见是，“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2]；朱德的思路是，“要选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在大平原上”[3]。经实地勘察，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被定格在中央工委的选址方案中。因为西柏坡地处太行山东麓，是太行山和华北平原的交汇处，更是华北平原通往山西高原的重要通道，交通便利，进可攻退可守，是指挥战略大决战的理想位置；还因为西柏坡作为晋察冀的革命老区，有很好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老百姓政治觉悟高，民风淳朴厚道，是可信赖和依托的根据地；还因为西柏坡是滹沱河畔的鱼米之乡，每年稻麦两熟，物产丰富，可充分满足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可为后方提供补给。据此，历史选择了西柏坡。
1947年5月3日，中央工委便安营扎寨在西柏坡村，随行的机关各部门，分散在西柏坡附近的10多个村庄。西柏坡，这个风光秀美的小山村，此时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之一。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至此，使西柏坡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指挥中枢，成为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从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开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赴北平建国，在这短暂的1年10个月里，中国共产党人战绩赫赫，功勋卓著，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书写出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和第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撼动了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摧枯拉朽的三大战役，推翻了蒋家王朝；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勾画出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制定了新中国的建国方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创立了一个新世界，使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从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到建设、从农村到城市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走出了大山，走进北平，走向全中国。
周恩来总理为西柏坡题词：“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黄镇将军写道：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西柏坡，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壮丽篇章的圣地。近代中国经过百年漫漫长夜，在这里终于走向黎明，走向破晓。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创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业，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的巨轮在这里起航，共产党人即将全面执掌国家政权的“赶考”之旅在这里启程。西柏坡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积累了宝贵的西柏坡经验，更培育了惠泽后世的西柏坡精神。
二、西柏坡精神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虽然非常短暂，但却功勋卓著。在这里，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为共和国的大厦夯实了牢牢的地基，而且在推翻旧中国、构建新中国的如火如荼的实践中，以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基因，以中国共产党既往的革命精神为基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培育和形成了具有突出时代特征的西柏坡精神。
（一）历史转折的实践基础
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必然从哪里开始。
西柏坡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这一时期，因承载着打碎一个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而成为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实践过程中，酝酿和完成了中国革命从战争到和平、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到建设的三大转变，这三大转变既具有共同的实践前提，又具有一致的面向未来的价值指向，既需要打碎一个旧中国的勇敢和智慧，更需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勇敢和智慧。西柏坡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1. 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彻底胜利。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前24年是为革命的胜利做准备，那么，自解放战争则开始了实现胜利的征程，而且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全国军民奋起反抗，虽然在内战爆发的头一年，共产党处于极为艰难和凶险的战略防御态势，但却顽强善战且越战越勇。如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25万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要占领延安，毛泽东率部主动撤离，在转战陕北的一年中，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7000人，与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大部队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迂回周旋，斗智斗勇，却能屡屡获胜。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陈粟、陈谢两军分别出击，策应刘邓部队，三军在中原地区实行战略配合，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以调动敌人主力回援。我军终于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杨家沟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4]
中央工委和中共中央先后进驻西柏坡后，还相继成功领导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挫败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并完成了进行战略大决战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和党中央以纵横捭阖、经天纬地的大智慧和大手笔，在西柏坡军委作战室的小土屋里，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为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之第一役——辽沈战役胜利即震惊了世界，路透社记者评论说：“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20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5]美国驻华使馆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称，东北的失利，是“国民党军最后一连串军事失败的开始”[6]。三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发动内战和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亦即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这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进行的政权建设的实践，以及在西柏坡提出的建设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诞生做了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伟大时代，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
2. 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即将付诸实施。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一个旧世界即将被打碎，而代之的新世界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个课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去回答、去完成。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一面指挥战争，一面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的政治纲领。但是，对于何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此时并未列入党的议事日程。在陕北的杨家沟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宣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重申了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政治纲领”。[8]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由此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在西柏坡，党中央紧紧把握革命发展的具体进程，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确立了中国社会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全国革命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10]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阐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以及如何转移的问题。在新中国的蓝图已经绘制并准备付诸实施的历史转变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1]并要求全党自觉地实行和适应这个转变，努力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斗争；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同时还要利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培养大批能够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干部。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柏坡时期作出的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是求真务实、科学客观的，它适应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为新中国的建立、新政权的巩固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也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3. 中国共产党即将全面执掌国家政权。
西柏坡时期，历史不仅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及时完成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把从在野到执政的严峻考验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要承担起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使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和本领？应该拥有何等能力和水平？这是全党必须认真书写的第一张“考卷”。
鉴于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由残酷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毛泽东向全党敲起了警钟，要求全党必须预防因胜利而带来的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以及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四种情绪。对于有些共产党人可能经不起执掌政权的考验、可能出现的腐化堕落现象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在西柏坡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要“以史为鉴，力戒骄傲”，不要重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错误。毛泽东还客观地估计了革命胜利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警示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腐蚀干部的主要危险，“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2]所以，全党同志务必戒骄戒躁，务必艰苦奋斗。
鉴于革命即将胜利，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转入经济建设，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要能够追随历史前进的步伐，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全党同志就必须具有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用极大的努力和毅力，去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由经济建设的外行变为内行。这样才能使国家建设的领导权、社会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13]。
中共中央采取的种种举措、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可谓是防患于未然，警示于未来。对于共产党人在进城以后能够保持政治上清醒、思想上谨慎、作风上清廉至关重要，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经受住执政的严峻考验至关重要。应该说，共产党人面临的这种历史节点和未来发展，既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客观要求，也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主体要求。
（二）革命精神的历史积淀
固然，西柏坡精神是西柏坡时期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但它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家园中的一朵奇葩，绝非无根之萍、无源之水，必定“都是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4]的。就其文化血脉而言，西柏坡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沃土，得益于丰富的民族精神滋养。就其直接渊源来说，西柏坡精神则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是以往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实践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就不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没有建党初期就具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及在不同革命时期形成的各具特色的革命精神，就不会有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实现革命转变和即将全面执掌国家政权的历史高度，对以往革命精神的进一步升华。
1. 群众路线进一步丰富。
西柏坡时期，共产党人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竭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紧紧依靠、组织和发动广大民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改写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西柏坡时期尤其注重将实行群众路线同党的政策的决定和实施紧密联系。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要求，“决定政策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执行政策也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一切政策的决定、修改和执行，口号的提出与转变，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比如，十年内战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到抗日战争时期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是从群众利益出发决定的。‘五四指示’也是从群众利益出发决定的。今天彻底平分土地，对解放区群众有利，对自卫战争有利，即对全国人民有利。”[15]而决定政策的方法，是将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进行提炼和升华，政策形成以后，则要拿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拿到群众中去执行，检验其正确与否。并且，还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16]贯彻群众路线要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在领导群众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防止两种片面性，当“群众没起来，去代替群众，是不对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必须有领导，对群众中的错误意见，要说服教育。不是说，不要包办代替就什么也不做了，尾巴主义、自发论也要不得。”[17]应该说，西柏坡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是贯彻群众路线最彻底、群众工作做得最出色、取得成果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西柏坡时期的党群关系达到最为融洽无间的境界。我们借用一位国民党军官的感慨来展示这种境界。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原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从战场上被押送到后方的路上，所见所闻，令他不胜唏嘘，曾这样记述道：“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解放军经过的一些集市，“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而从前国民党军队经过时，则是“户户紧闭，死寂无人”，尤其是“第十二兵团11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新蔡、临泉一带，一年前第十八军曾在这里大抓壮丁补充兵额。这样老百姓见了国民党军队，就像躲洪水猛兽一样逃避了。蒙城、永城一线，第十八军也光顾过，真有‘军行所至，鸡犬为空’模样”。他的感受是：“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回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和国民党脱离人民群众，甚至敌视人民群众的情形相反，“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18]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进一步阐释和践行，在打碎旧中国、构建新中国的实践中彰显出巨大功能。群众路线作为共产党的生命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
2. 探索创新进一步发展。
西柏坡时期，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转折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即将完成、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来临之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摆在全党面前，在政治、军事、外交、党建、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系列崭新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革命就不能前进，就会半途而废。所以继续探索创新是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根据党的中心任务转变，需要回答“怎样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性课题；根据党的工作重心转变，需要回答“怎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的历史性课题；根据党的历史方位转变，需要回答“执什么样的政和怎样执政”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把握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探索，使古老中国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有许多集中创新的时期，但西柏坡时期的创新则呈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气魄，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为党的创新业绩添加了最具改天换地色彩的一笔。
3. 执政理念进一步明晰。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将由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历史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适时将革命胜利成功地转化为政治胜利，走向执掌全国政权的政治历史舞台。当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便日益明晰。
首先，要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依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做出的选择。因为艰巨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得“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19]新中国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而且还要团结各党、各派及各人民团体，组成联合政府。正是依据此立国思路，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
其次，要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如何执好政的问题。在踏上新征程之际，中国共产党人要肩负起领导新中国建设的重任，必须放下熟悉的枪杆子，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学习充电，尽快掌握搞管理、搞建设的本领。同时，中国共产党更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在新的“赶考”路上，能否考取好成绩，能否跳出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率，这是一个关乎党的前途和命运、关乎新中国生死的历史课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加强拒腐防变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要求中央领导从自身做起，严于律己，置身于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监督之中；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对全党做出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为增强全党在胜利之后对糖衣炮弹的免疫力、抵抗力，关键是要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毛泽东更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继承，又是进一步的升华。
三、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其中有许多是共性的东西。比如，依靠群众、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等。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革命主题和实践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革命精神必然表现出自身的特点。故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就既不同于被逼迫上井冈山，以坚定信念、敢闯新路为特征的井冈山精神；也不同于长征时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为显著特点的长征精神；也不同于以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实事求是为主题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既是以往革命精神的传承，又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它产生于革命转折时期，是一种不仅指向当下更是指向未来的革命精神。
产生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交汇处的西柏坡精神，集中表现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以民为本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在西柏坡精神中，“两个敢于”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两个一切”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以及决战决胜的力量根基；“两个善于”表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破坏旧世界中探索建设新世界的智慧和创造；“两个务必”表明的是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这是由西柏坡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的。
（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以重兵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标志着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和平的大门被最后关上，用战争的手段来决定中国命运，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至此，敢不敢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敢不敢争取中国革命更大胜利的历史任务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坚信我们必须而且能够战胜蒋介石，坚信我们能够引导人民继续前进，并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1. 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
蒋介石蓄意挑起内战，似乎胜券在握。在国民党看来，消灭兵力、武力、物力弱小许多的共产党不是大问题，国民政府参谋总长陈诚曾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整个解决”[20]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就当时的实力对比来说，国民党方面占据明显优势，在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共产党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且武器装备落后，没有空军和海军，没有外部援助，共产党面临的局势相当严峻。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怎样才能在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21]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首先要解决的是我军官兵是否敢于应战、是否具有胜利信心这个前提性的问题。虽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力图避免内战，曾努力争取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但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执意挑起内战。毛泽东于1946年6月19日就对国内形势作出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可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22]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23]尤其是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因为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这是国共通过谈判达成的重要政治原则。现在，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等于否定了之前所有和谈的成果，等于宣布与共产党在政治上彻底决裂。蒋介石撕下了所有伪装面具，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人民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我们必须经过战争打败蒋介石，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总方针，使全党全军树立起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鼓足不畏强敌、敢于拼搏的勇气和意志。这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
2. 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我们即使能以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敢于痛击敌人的进攻，但能不能打败敌人，如何打败敌人？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慎重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党中央经过对敌我力量全面辩证的分析，认定对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正义战争，而正义的战争符合历史潮流，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全党应该树立必胜的信心。毛泽东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中，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心的向背等因素，分析了蒋介石所发动的是反人民、反革命性质的战争，必然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是正义的革命战争，必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的最基本的依据，毛泽东这样分析道：“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24]中国共产党用正义战争反对蒋介石的非正义战争，是正义的、求和平的，而且是为求永久和平而战，归根结底是要胜利的。
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毛泽东对国共两党这场恶战超越现象直击本质的判断。当时国民党政府自恃拥有较共产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对他们发动的内战十分乐观，信心百倍。因为蒋介石当时拥有数倍于我的兵力，先进的武器装备，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美国政府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支持国民党，他们依仗其后台的强大而气势汹汹；在战争初期，国内一些中间派人士被反动派的表面强大所迷惑，产生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有的人主张解放区应妥协退让；国际上，美国加紧进行“冷战”，苏联领导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等等。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毛泽东从战争的性质上、从战略上揭示出这场战争的发展趋势，在1946年8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25]毛泽东还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26]毛泽东从战略的高度阐明了国共两党两军战争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从思想上和斗志上鼓舞了全党全军的士气、勇敢和信心。
所以，蒋介石不仅必须被打败，而且一定能够被我们打败。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正确的政治路线、经济政策和军事路线。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关键就是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27]。为此，在农村，要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并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进一步巩固各解放区，使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在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我们打败蒋介石的一大法宝。
在经济上，党中央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一方面，号召军民努力生产，自力更生，力戒浪费；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逐步进行土地制度改革，适时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保障。
在军事上，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成为指导人民军队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军事法典：（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28]“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29]“十大军事原则”中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发挥出克敌制胜的无比威力。这些战术方法也为蒋介石和美国的在华军事人员所熟知，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研究共产党的军事书籍，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读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后，不仅惊讶于毛对战略战术的精通，更不解的是在国共战争正处于决战前夕，共产党人竟然把自己的战略战术公开给对手，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非常罕见。他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信中说：“就大使馆所能断定的来说，毛氏的详尽分析共产党战术与战略是对共产党军队确定如何作战的一个非常直率的解释。共产党毫不迟疑地说明他们的战略，也许是表示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思想与情报之鄙视，应该承认这种战略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没有成功的。”[30]而蒋介石不管如何研究这些方法，都不能挽回他们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31]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在西柏坡时期获得了实践的验证，为发起战略进攻、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战略统领和战术指导作用。
事实也充分证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蒋介石都打了败仗。从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在人民军队战略防御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采取了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政策，在前8个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4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一年作战中，人民军队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我军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由于国民党的重兵深陷在山东、陕北战场，而两个战场之间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区的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状布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继之又千里跃进大别山，标志着人民军队结束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战略进攻。1947年10月10日，根据敌我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蒋介石反动政府被推翻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3. 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西柏坡精神是在解放战争这个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彻底革命精神的集中表现。为了从根本上彻底打败蒋介石，毛泽东、党中央在西柏坡运筹帷幄，组织并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战略大决战，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在望，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即将被彻底摧垮之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十分明朗：中国共产党已经叩开了胜利的大门，国民党政府像一艘破船将在历史中沉没。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曾经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又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烟幕，以求得喘息之机。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官邸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宣读了乞求和谈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当天，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头版刊登了这篇文告。人们读后无不大失所望，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告无半分和谈之诚意，只有推脱内战责任之用心，但在当时也有少数人为蒋介石的虚假言辞所蒙蔽，对应该何去何从感到迷惘，对革命到底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命运的大抉择。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独立、统一、自由、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接受蒋介石的“和谈”条件？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毛泽东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辨别能力和政治的坚定性，及时抓住问题的根本，明确提出共产党的主张，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的开篇就不容置疑地宣告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32]并毫不含糊地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33]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克服革命队伍里的麻痹思想，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模糊动摇的观点，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除恶务尽、彻底革命的道理，告诫人们决不能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他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则寓言：一位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了，他很可怜它，便将蛇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蛇受暖苏醒后，恢复了它的天性，咬了它的恩人一口，使农夫受了致命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现如今，外国和中国的毒蛇都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毒蛇的好心肠。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34]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高超的语言艺术把深刻的道理阐述得非常通俗明白、犀利深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充满讥讽刻薄之词，有浓烈的火药味。这篇文章，教育了许多尚未觉悟的革命群众，重振了解放区军民的革命信念，促使他们对蒋介石的“求和”烟幕弹重新保持警惕。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觉悟，明确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自觉意识。这一切，为向长江以南和西北各省大进军、为完成战略追击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为彻底戳穿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出蒋介石“和平”建议的虚伪性，指出他所推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5]根据这一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灭亡。
拿破仑曾经说，世界上有两种武器：笔和剑，但前者往往更犀利、更有力。毛泽东手中所握的就是这样一支笔，指挥着全党全民在政治上更清醒，行动上更坚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追求民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的有机结合，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坚强决心，集中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秉承和发扬这种精神，英勇作战、顽强拼搏，推翻了蒋家王朝，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以民为本精神
西柏坡时期的主旋律是推翻旧中国的革命战争，而战争进程的摧枯拉朽、节节取胜，铸就了西柏坡的辉煌与荣光。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社会历史的三大转变，最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着眼于解决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时刻服务人民，而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这一伟大的实践积淀和升华，形成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以民为本精神。
1. 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共产党的奋斗基点。
服务人民、依靠人民，是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法宝，也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法宝。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从来都是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依靠群众的前提是服务群众，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群众才能成为可依靠的力量。
西柏坡时期的土地改革，着眼的就是农民的根本利益，解决农民的“命根子”——土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地是农民的民生之本，是制约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农民称它为“命根子”，解决土地问题就是解决农民最切身的利益问题。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则是土地问题。历史上，李自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曾经唤起千军万马，赢得了广大农民拥护。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主张“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出身农村，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有精到的研究，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更加了解农民最需要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关注国计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央苏区实行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调动各阶层共同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党在各根据地广泛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地主富农有限制地获得利益。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广大农民纷纷要求直接获得土地，砸碎套在自己头上的封建枷锁。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能否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的一个关键问题。“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36]当解放战争进入到攻坚阶段，更彻底地争取农民支持以打败国民党，成为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
所以，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一面在军事上与蒋介石斗智斗勇，一面酝酿在四亿多人口的土地上掀起一场“土改风暴”。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赴华北开展工作，肩负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把全国土地会议开好。中央工委不负重托，一到西柏坡，立足未稳，就马上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彻底平均分配乡村一切土地。继之，由各解放区派出的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他们进驻农村后，首先通过“访贫问苦”，寻找进行土改的中坚力量，对苦大仇深的农民重点启发，使其认识到，过去受苦受穷的根源就是地主恶霸的剥削；通过召开控诉大会，激发农民感情，张扬原来因贫穷而抬不起头的农民的信心，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下去；由土改积极分子组成贫农团或农会，管理全村事务，划分阶级成分，负责按人口平均分配全村的土地，及地主恶霸的房产、财物等等，并颁发土地证，农民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土地改革，标志着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将亿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一位叫韩丁的美国人曾把《中国土地法大纲》同美国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相比，他在考察了华北一个村庄的土改运动后，这样写道：“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37]土地改革运动的巨大历史功效在于：在经济上，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在经济上翻了身；在政治上摧毁了农村中原有的政治格局，打倒了地主、恶霸和汉奸，使农民获得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解放，“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38]；在革命力量上，农民获得了土地、财富和权威，激发了阶级觉悟，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密切联系，成为共产党最可靠的依赖力量。正如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的结论中所说：“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39]
2. 依靠民力是打败蒋介石的秘密武器。
解放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这个根本利益，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中国土地法大纲》则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的基本纲领。解放战争期间曾访问过毛泽东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所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谈到土地改革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当我问毛泽东他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回答时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40]毛泽东在此道出了中国革命能够获胜的一大奥秘，即为人民解决了根本利益问题，人民就能成为共产党的靠山，依靠人民的力量就能战胜一切敌人。
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像共产党那样，把自己和农民、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理解得那样深透。在中国，“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41]。毛泽东认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42]。因此，解决了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主要问题。而能否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正是通过土地革命，把党和农民连结在一起——农民要的是土地，党要的是政权，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必须要有革命政权来捍卫和巩固，而革命政权的取得和巩固则要靠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土地革命成为共产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佳模式。
土地改革在满足农民对土地要求的同时，也赢得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拥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勇气，释放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使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土改后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保家卫田，各解放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上前线的支前参战热潮。仅三大战役期间，全国支前民工就达到880多万人，比人民解放军投入部队的总数要超出4倍以上。除东北解放区外，各地没有或几乎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各种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全靠民工以体力或手工工具完成。“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战争打到哪里，车轮就推到哪里。”陈毅曾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43]当时解放区流行着这样一段顺口溜：“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44]朴素的民谣里，蕴含着一个朴素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把人民当做靠山，顺应民心就能克服困难战胜强敌，就能推进事业争取胜利。广大老百姓是通过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主动选择的，他们坚信跟着共产党就能争取到生存的权利，就能过上好日子。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这一铜墙铁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西柏坡的军委作战室里，面对色彩斑斓阡陌交错的硕大军事地图，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置国民党百万大军于股掌之上，导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战争奇观。
共产党的领袖们在西柏坡指挥了24场战争，特别是震撼世界的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被称为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周恩来说，在西柏坡的军委作战室（四间普通的土坯民房）里，我们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只靠每天发电报，就打败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党中央指挥三大战役的实践，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智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能力，在斯诺看来是近乎于“天命的力量”，他曾这样认为：“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45]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将中国农民世代积聚起来的反抗激情，最大限度地调动和释放出来，并将它引导和汇聚成为革命的洪流，这一洪流势不可挡，能冲走“一切妖魔鬼怪”。
中国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最先进的思想和最能战斗的群体的结合。正如毛泽东所说，“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6]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7]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以为民族争得独立、为人民求得解放和争得最大利益为目标，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既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理所当然的唯一归宿。这是智慧的源泉，力量的源泉。解放战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人民是共产党的靠山。
3. 军民团结、铁的纪律是克敌制胜的金色盾牌。
西柏坡时期，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能获得巨大成功，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党全军民主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
西柏坡时期，军民团结，众志成城，形成了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号召，“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48]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广泛发动和依靠各界群众，根据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团结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党外民主人士、团结国外进步力量的具体政策，从而形成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解放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出现了“一切为了前线胜利”，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全民支援前线的生动景象。
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且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取得的胜利”[49]。严格的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是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的保证，是铸就钢铁般意志的前提。西柏坡时期，一方面，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出现在全党全军面前的，已经不再是狭小的、被分割的和相对独立的农村地域，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和全国范围的乡村。因而，加强全党统一的铁的纪律，也就成为夺取全国胜利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了。另一方面，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允许各地方和军事的领导机关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这种情况曾使各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困难，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分散主义问题。为了保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必须维护党的纪律，迅速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为了使伟大祖国早一天由黑暗转入光明，为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政府，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坚决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50]同时，解放军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8年5月，毛泽东针对有些地方存在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把一切应当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中。1948年11月，党中央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中，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51]的口号。正因为党中央对纪律的高度重视，使我们的军队高度统一，高度团结，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在执行纪律方面，党中央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为全党做出了榜样。中共中央建立报告制度后，虽然大别山地区条件艰苦，工作繁忙，但邓小平仍严格遵守制度，按规定向中央主席作综合报告。党中央对此予以表扬，并将邓小平的综合报告转发全党，供全党阅读。在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广泛征求广大指战员的意见，最后形成决议。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从一定意义上讲，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纪律的结果。
由于全党全军严格执行纪律，革命事业迅猛向前发展，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欢声雷动，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保持全党的统一和团结，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三）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
西柏坡时期，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立国兴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英勇拼搏，就是要实现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转折。西柏坡这片热土，孕育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的战斗、创造和思考即将变成现实，古老的民族，新生的中国，由此而自立、自强，由此而起步、腾飞。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标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破坏旧世界中探索建设新世界的精神和智慧。
1.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推翻旧中国，关键是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善于破坏旧世界的根本之点。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的世纪难题，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破解的。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利用唯物史观这一观察和分析社会的根本法则来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得出的结论。
中国革命的道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虽然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还是取决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在表现形态上却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先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后使生产力获得解放；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经过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缓慢地生长起来，诞生了以近代大机器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新生产力。虽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百分之十的比重，但这种新质态的生产力，却蕴藏着一种迅速发展的强烈要求。可是，封建阶级、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所代表和支持的腐朽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严重束缚着这种新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使已经很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由于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52]所以毛泽东认定，在中国必须进行反封建、反殖民地、反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其中心任务是用革命的办法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使受着严重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但革命的前途不是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却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再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实际上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又一次实践，即实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这一规律在中国的特殊表现的统一。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直接引用的资料，但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成功经验：实践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在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如果俄国能够抓住历史提供给它的有利机遇，就有可能通过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肯定的积极成果，改造自身的古代形式，选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则直接借鉴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特性出发，选择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再次成功实践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这既是中国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也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选择的结果。
2. 辩证地否定旧中国。
完成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固然是先破后立，只有打碎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这是从国家政权、从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说的。但从历史发展、物质基础和文化传承上我们决不能割断历史，在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上更不能割断历史。所谓“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就是对旧世界的推翻，但一定要持辩证否定的态度，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对于旧中国，我们要打碎的是旧的国家机器和经济制度，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对民族发展的历史基础、社会生产力、文化遗产、设施等等，我们则要保护和继承。
比如，随着战略反攻的推进，我人民解放军迭克名城。中共中央要求对各新接管的城市，一定要保护好和利用好城市中现有的物质基础，保护好城市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并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要求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工作方针。并且要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等等。在我党较早占领的东北地区，由于中央对商业问题、市民问题、职工生活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农民进城问题等，在政策规定上明确具体，哈尔滨和其他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都顺利地解决了城市工作中的一系列具体难题。中共中央转批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城市的重要作用，懂得进行大兵团作战不仅要依靠农村而且要依靠城市，懂得使城市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战争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意义。这就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科学态度和科学实践。
再比如，解放北平的过程中，就特别注意保护城市的工业基础、城市设施、建筑文物等等。1948年底，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迟迟没有结果，必须做好武力攻城的准备。解放军代表便带上北平的城防图找到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让这位建筑学家在地图上画出北京重要建筑、文物的标志，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于是，那张北平城防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挂在西柏坡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指挥所的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第一项第一级。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这即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典型例证。
3. 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
打碎旧中国的目的是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满怀信心地宣布：“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53]西柏坡时期，新中国的航船已经驶达历史的此岸。中国共产党为迎接新中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把握着中国革命的大局，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凝聚全党，团结人民，立国兴邦，全力推进历史的转折进程。
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变。三大战役后，人民夺取了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结束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战乱局面，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确定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宣告终结，党的工作进入重大转折时期，即由战争进入和平、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经济建设成为全党的工作重心。过去革命28年，搞武装斗争，为了推翻旧世界，现在则要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我们的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毛泽东指出：“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5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全党要践行的总的工作纲领。
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国家制度。在西柏坡，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同时，对如何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进行了更为明确、科学的界定。
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55]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代表米高扬时，对新中国的政权性质进行了解释，说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为了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必须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唯有各革命阶级的团结，才能使这个专政得到巩固。毛泽东在1949年6月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阐释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内容、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纲领，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家性质的认识日臻科学和完善。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新中国的政体，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具体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分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区别。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近似于苏维埃制，不过，“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56]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可以参加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
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在探索和研究建国的大政方针的同时，也在思考和谋划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政策，西柏坡时期确立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发展对外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它使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迈开踏上新征程的步伐。
4. 政治协商，民主建国。
新中国为什么要采取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革命条件、群众条件以及采用这种形式最有利于民主人士合作等诸因素决定的，最适合于中国的国情。
正是依据这种立国思路，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并在政府的各个岗位上给其留下一定位置。这些人虽然力量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但在知识界和海外侨胞中仍有一定影响，且与我们合作多年。当然，“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57]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
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时候，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1948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强调，“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8]“五一”口号，表达了各阶层人民的要求，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意愿，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随后，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名单，邀请李济深等77位著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与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在联合发表的《对时局的意见》中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与中共一起商定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起草《共同纲领》，一起规划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从而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初形态。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新政协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这一举措为日后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从西柏坡向北平转移途中，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对做出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59]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构成中，民主人士成为重要力量。这说明坚持政治协商和人民民主，是建立新中国、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新生政权的政治保证。毛泽东在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满怀豪情地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60]
共产党在开国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创造。它既不同于苏联式的一党制，又不同于欧美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竭智尽虑，大胆发表意见，献计献策，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监督。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到西柏坡时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61]这“四个深刻”，是对“两个务必”全面系统的阐释，是对西柏坡精神核心内涵的高度概括。
1. 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
“两个务必”，是对人类历史经验的借鉴和升华。“因胜而骄，因骄而衰，由衰而败”，是历代政权更替的一条普遍规律。回首历史，任何一个政权，若不能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就必然走向覆灭。
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伴随其一生，正是从这些历史典籍中，非常熟悉历代王朝“始兴终亡”的事实，并深谙历史周期性动荡的重要根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洪秀全由胜而败的教训，大顺政权、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结局，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因暂时的胜利而骄傲，因私欲的膨胀而腐败，因权力的争夺而自相残杀。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对此进行过深刻剖析，思考如何应对“历史盛衰周期率”的执政难题，特别要求全党要认真研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并将其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警示全党，要以史为鉴，引以为戒，千万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体悟、对社会现实状况的全面分析，以及根据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预测，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党内很可能出现骄傲、自满、懈怠、享乐等种种不良情绪。而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怎么办？承担建设新中国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迫切回答的实践课题。所以，在离开西柏坡前夕，毛泽东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思绪万千，他把共产党走过的路同李自成做了一个比较，发现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面对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严峻局势；都是在当局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揭竿而起；都是带领农民革命军打天下。李自成金戈铁马16载，于1644年进了北京。305年后，共产党经过28年的战争和革命，也要进驻同一座城市。面对这么多的相似之处，通古博今的毛泽东反复重申“我们决不做李自成”。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百姓说“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在交出北平城时，曾以他军人的直率对前来接收的解放军代表说，国民党统治了30年就垮台了，你们共产党当然不会那么快就重蹈覆辙，但是40年以后、50年以后又会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也是毛泽东甚为忧虑的问题。所以，就有了在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进京赶考”的著名对话。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前往北平建立新中国。车队出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62]在去往北平的车上，毛泽东又和大家谈起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泽东一路都在说“我们不能做李自成”。
2. 对共产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曲折和艰难的，虽历经跌宕起伏，却能一次又一次绝处逢生。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63]共产党只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戒骄戒躁，就能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当然，这个历史的经验也是在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中获得的，尤其是数次因骄傲自满、居功自傲而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譬如第一次是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达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了，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使革命力量遭到了损失。第三次是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辛苦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使我们的工作遭到很大损失。毛泽东认为，骄傲自满、不求上进、不坚持艰苦奋斗是革命屡遭挫折和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并告诫全党“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64]这些重大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骄傲自满就必然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而停滞不前，就会犯路线、政策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如果全党在革命高潮时期，在胜利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谦虚谨慎，那么中国革命就会少走弯路少受损失。我们党强调的是要以历史的教训作为镜子，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千万不能骄傲，不能忘乎所以。能否坚持“两个务必”，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否顺利执政的重要制约因素，过去是如此，现在和将来也都概莫能外。
3. 对执政党永葆纯洁性、对新生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
西柏坡时期，革命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由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但是“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65]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6]
因为，共产党面临着胜利的严峻考验。面对巨大胜利，尤其需要格外清醒。西柏坡时期，我们党之所以在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之时，能如秋风扫落叶，所向披靡，关键在于有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在于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然而，解放战争的胜利毕竟来得太快了，不仅国民党没想到，共产党也始料未及。毛泽东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还说，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打败国民党。结果仅仅一年多就把国民党打败了，这是令人陶醉的胜利。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会滋长。此外，帝国主义，国民党残敌、特务，及其他各色反革命分子还会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来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我们的党要从胜利继续走向胜利，必须谦虚谨慎，以史为戒，常怀忧患，着眼于未来的目标，才能兢兢业业，不懈奋斗，不辱使命。
因为，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的严峻考验。共产党即将全面执政，面临的客观形势却极其严峻。革命胜利后，现实的任务是要建设新国家，而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当时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占到10％，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再加上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我们不仅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且是在一片废墟上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还是完全陌生的事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面临着“超极限”的使命——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之下追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它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艰辛创业，因为要巩固夺取政权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而且我们还必须学会搞建设，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实践本身就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执政本领、建设水平、创造能力等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严峻的考验。
还因为，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体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作战勇敢、不怕吃苦，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但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贪图安逸、封闭保守、不思进取等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内来。当时就已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一些党员骄傲自满情绪滋长，以为革命成功了，准备享清福，要“打江山坐江山”；还有些党员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开始出现，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上，不关心群众利益，不体察群众疾苦，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等等。如若对上述现象听之任之，我们的党就有沉沦于历代王朝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率”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曾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不思进取，甚至蜕化变质。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67]这是一个关乎党的前途和命运、涉及新中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更是一个值得深思而有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要全党切记，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对于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必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4. 对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
“两个务必”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回顾我党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工作的全部实践聚焦到为人民谋利益上。多少危急时刻，多少重大关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绝处逢生，就在于党一向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人民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要求和期待，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服务群众、争取群众。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68]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在战略大反攻中适时举行大决战，且一举取胜，关键在于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命根子——土地问题，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
“两个务必”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应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奋发向上的一种巨大的力量源泉。无论我们党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都必须高度重视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长存忧患、不懈进取，努力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四、西柏坡精神的主要特点
西柏坡精神作为时代的产物，同样受制约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实践基础。确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9]在中国革命转折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西柏坡精神，与以往的革命精神相比较，带有突出的时代特征，是一种继往开来的革命精神，具有探索性、尝试性、学习性和前瞻性等自身特点。
（一）探索性
大胆探索，是西柏坡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西柏坡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将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创建新国家的任务。这就需要以大胆创新的探索精神，确立新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探寻新国家的发展路径，以及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崭新的课题，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探索和创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探索。
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就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思想。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思考有着承接关系。但在这两个时期的转换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虽然没有变，但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中国的国体必然与原先设想的国共联合政府有重大不同。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主专政”。[70]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政权必然要求一种与它相对应的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概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虽然只占10％左右，却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国家经济的最可靠的和最有力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一种经济形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靠新民主主义国家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轨道；小生产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最大量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一定要鼓励小生产者发家致富，引导他们走向合作化、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探索成果被写进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说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且还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施政纲领。为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做出了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二是，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和利用的方针。这两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现代产业最主要部分的社会属性，从整体上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西柏坡时期，在面临全国革命胜利、新民主主义国家即将建立之际，毛泽东又进一步就如何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以及建立新国家的基本方略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探索和论证，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尝试性
勇于尝试，把理论付诸实践是西柏坡精神的突出特征。华北人民政府的建立，就集中体现了西柏坡精神的尝试性、实践性特点。
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历史转折关头，为进一步加强华北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彻底消灭蒋介石，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局，建立解放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华北人民政府就是1948年9月26日在华北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我党为准备建立新中国而进行政权建设的一次大胆尝试，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政权建设的雏形和萌芽，也是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一次尝试性的成功实践。
华北人民政府，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河。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开幕，“大会的任务是：制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织法；选举华北政府委员会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决定华北政府的施政方针；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71]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大会还广泛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董必武说，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72]人民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最高形式，华北人民政府就是这种最高形式的实践样本。
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创建了组织基础，为新中国的各级政权机构确立了基本模式和组织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工作中始终掌握三项原则：（1）工作重心转到城市，但不忽视农村；（2）开始着手和平建设，但不放松对战争的注意和支援；（3）积极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1949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撤销华北人民政府的命令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迅速建立起来。”[73]
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成功实践，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集中体现了西柏坡精神所具有的尝试性和实践性。
（三）学习性
“两个善于”的立国兴邦精神，内涵着共产党人强烈的学习意识和顽强的学习能力。
因为当时我们党面临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夺取政权向建设国家转变的执政考验，还面临着建设新国家“本领恐慌”的能力考验。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必须强化“本领恐慌”的危机意识和学习意识。为此，向全党下达了“重新学习”的任务。因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74]毛泽东多次号召，“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亲自组织领导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作为重大任务来完成。毛泽东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现在形势发展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要落后了。并亲自安排身边的警卫战士轮流去学校学习文化，还为他们题词：“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毛泽东充满信心地鼓励全党：“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75]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全党同志必须勤奋学习，要把学习意识转化为学习能力，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才能克服适应建设新国家、管理新国家的“本领恐慌”。
针对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工农干部是主体的现状，我们党首先抓的是干部的学习，要求各级干部必须立足于在干中学习，迅速提高两种水平，即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迅速提高两种能力，即管理能力和业务能力。一是，学习文化知识，学习理论知识，提高全党干部的知识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开办各级各类的文化学校，培养各类人才，要求各级干部结合自己的工作，学习各门各类的知识。开办党校或加强或扩大已有的党校，还在西柏坡创办高级党校及马列学院，刘少奇亲任院长。马列学院对培养干部的理论水平，提高干部的理论素养，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毛泽东还普遍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有针对性地读书，读马列的书，中央编印了12本干部必读书，毛泽东称为“干部必读”，这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二是，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总政策，提高各级干部的政策水平。毛泽东指出：如果忘记了总路线总政策，我们将是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76]三是，学习接收城市、管理城市的政策、技术和方法。毛泽东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77]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的党员干部边打仗边学习，走进各类课堂，学经济、钻管理、搞建设，不骄不躁，勤奋克勉，很好地完成了学习的任务，提高了接管城市、建设国家的能力，有效克服了适应执政的“本领恐慌”，为我党顺利实现革命转变奠定了基础。30年后邓小平回顾西柏坡时期的全党学习时曾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78]
（四）前瞻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恪守的一个原则。西柏坡精神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善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预见到事物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1949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建设一个新国家是极其艰难的任务，尤其是我们的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79]正是基于对未来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深刻思考，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更何况，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一些意志薄弱者，可能抵挡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这是新生政权面临的极大危险。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0]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领悟，基于对中国共产党能否顺利执掌新政权的深刻忧思。
常怀忧患，才在充分估计前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前瞻性的认识，使我们党始终秉承一种基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充满生存智慧的进取精神，形成一系列科学的理念和策略，既能对现实做出清醒、理性的判断和分析，也能对未来进行科学、合理的洞察和预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81]共产党进城不久，这些话便不幸被言中了。一些在枪林弹雨中未曾被敌人枪杆子征服的党员干部，以为革命胜利，大功告成，放松了思想警戒，开始贪图享受、生活腐化。在金钱、贿赂、美色和人们的阿谀奉承面前作了俘虏，由贪而腐，由腐而堕落，乃至蜕化变质，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的人物，其中，刘青山、张子善可谓反面的典型。我党对于贪污腐败分子表现了零容忍的态度，果断地依法惩处了一大批贪污罪犯者，有效打击了贪污腐化行为，维护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在新中国建设即将启程之际，毛泽东用“两个务必”来警诫全党，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深刻领悟和历史总结，是对已经取得的巨大胜利的理性反思，更是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自觉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赶考”的必修课，也充分彰显出西柏坡精神的前瞻性特征。
五、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链条中，西柏坡精神是具有承上启下重要功能的一环。西柏坡精神既是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孕育和形成的产物，又是激励和引导中国革命转折走向成功的强大力量。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于创新，使积弱积贫的旧中国站了起来，找到了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使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执政，并不断获得新的生机。正如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曾经说过的，因人数少而力量薄弱，因灾难和贫困而疲惫不堪的我国无产阶级在这种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它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它获得了精神力量因而变得强大有力。”
（一）共和国的立国之魂
1. 古老中国浴火重生。
西柏坡精神的一个直接指向就是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就是要立国兴邦。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核心课题。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们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紧紧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紧紧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来探索新中国的具体样态。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2]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83]所以革命胜利后，中国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待夯实了经济基础，新中国的政权初步巩固之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
基于这样的立国思路，共产党的领袖们不断探索，对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做出了创新性的理论设计。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此问题就开始进行思考和探讨，从最初提出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从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其认识的变化是依据战争过程中敌我双方力量的重大变化，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修正认识、不断创新理论的智慧和勇气。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用“人民民主专政”指称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84]而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为了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称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的组成，必须是个联合政府，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85]据此，中国共产党设计出符合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即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导成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国家经济最可靠和最有力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一种经济形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靠新民主主义国家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轨道，小生产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大量的，需着力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86]显然，共和国的大厦凝聚着全民族的合力。
当时目标已经明确了，打败国民党之后的新中国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路径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这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科学探索的结果。
2. 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开启。
西柏坡时期的不懈进取、立国兴邦精神，支撑我们党探索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了现实性的问题，即只要对官僚资本没收归国家所有，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构成。农民土改后搞合作社，只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就更明确了，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7]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思想路线、建设纲领和发展路径上，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了总目标、总纲领，以及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具体目标。总目标是，通过搞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是为社会主义准备和积累物质基础，创造条件；工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起先进的工业国和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引导农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全党必须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这个任务来开展。“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88]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党要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解决了日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谁来领导”和“依靠谁”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探索，开启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从西柏坡走来的新中国，在这里确定了当时乃至后来我国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和实现它的一系列最基本的政策和方法。社会主义的航船由此开启。
（二）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1.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不懈“赶考”的法宝。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战争走向和平、由农村走向城市、由革命走向建设的“赶考”之旅。这个时期的实践，生动诠释了西柏坡精神中“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丰富内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经济基础，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旧政权，能够实现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党真正地服务人民，真正地践行群众路线，依靠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进而与人民群众一起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
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瓦解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着眼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夺回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彻底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打碎了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完成了一次农村社会大变革。获得土地的农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成为打败蒋介石的关键环节，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这个胜利。土地改革，满足了千百万农民祖祖辈辈对土地的渴求，夺回了农民最本质的权利；还根本改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的政权，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
二是，浓厚的公仆意识，始终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彰显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始终将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制定科学的农村阶级划分标准，又片面强调贫雇农的领导，以及受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土改运动出现了这样那样“左”的偏差。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全党必须纠正“左”的错误，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在工商业政策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党中央为此发出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专门指示，严肃指出必须迅速纠正侵犯工商业现象，重申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要求要坚定不移地团结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人士和开明绅士。对工商业政策“左”倾错误的纠正，不仅使城市对繁荣解放区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纠“左”过程中使我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逐步得到充实和完善，为以后接管城市及在政治上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为了人民，赢得民心，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在西柏坡，党中央要谋划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大决战。这场决战，究竟鹿死谁手？应该说，毛泽东比蒋介石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当蒋介石把目光投注在既有的军事装备、统治地盘、美国援助等因素上时，毛泽东却把目光投注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投注在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无穷力量上。客观地说，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相反她所面临的常常是敌人的围剿、装备的落后和物资的贫乏。不过，历史给了蒋介石很多机会，但他没有抓住；历史给了共产党很多苦难，很少的机会，但共产党战胜了无数苦难，抓住了极少的机会。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战胜困难，是因为她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有无尽的民气、民力为之所用。因为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
西柏坡时期，我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赢得了民心，获得了时代的认同，再次诠释了人心向背这一历史规律。应该说，党的群众路线生动地体现于唯物史观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之中，表现为真心实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历史实践之中，统一于党领导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奋斗之中。今天，践行群众路线仍然是共产党人执政“赶考”的胜利之本。
2. 坚持“两个务必”是共产党人的永恒课题。
“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是我们党处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头提出的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前瞻预见性的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获得的切身体悟，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具有特殊的警示意义。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源于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写的《纪念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鉴于历史的教训，说明骄傲、懈怠就会亡党亡国。毛泽东看后非常认同，大加赞赏。当即就决定把郭沫若的文章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推荐给全党干部学习，以此警示全党，小胜不能骄傲，大胜更不能骄傲。如果骄傲了，那就难以逃脱李自成的下场。毛泽东后来曾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非常谨慎，如履薄冰。
1948年，革命即将胜利。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给学员讲课时，深刻剖析国民党那么快就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战胜利后腐败泛滥，一发而不可收，让老百姓失望了而失掉民心，于是节节败退，最后逃命到台湾。刘少奇说，国民党是这样腐败灭亡的，我们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坐了天下之后，如果不谨慎，不为人民服务，贪污腐化成风，同样也会导致国民党那样的下场。所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这个历史教训作为总结，强调取得革命胜利，只是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怎样使无数先烈换来的政权得到巩固？怎样使无数先烈用热血染红的党旗不改变颜色？就是要靠我们党永远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永远坚持“两个务必”的思想警戒和工作作风。
“两个务必”体现的就是一种不骄傲自满、不慵懒懈怠、不受权力腐蚀、不被糖弹击中、勤政廉政、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创业精神。“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之基，我们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都必须坚持和践行“两个务必”。
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是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经验的升华，是共产党探索执政能力建设的源头，有了这样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党就能够基于对使命的执着、对责任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的忠诚来形成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
六、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9]因为西柏坡精神在立国、建国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在党的执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巨大功能，以及西柏坡精神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具有的探索性、前瞻性特征，必然彰显出其永恒的时代价值。
（一）共产党人继续“赶考”的精神富矿
当年，毛泽东、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到北平建国，称之为我们是“进京赶考”去。在六十多年的“赶考”路上，我们党秉承西柏坡精神，历经曲折艰辛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优异的“赶考”成绩，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拥有了雄厚的执政资源，为新世纪答好执政“赶考”试卷、跳出“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继续，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未有穷期。在新世纪的“赶考”中，我们要考出让人民更加满意的好成绩，就必须继续弘扬西柏坡精神，尤其要着力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将党的宗旨意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共产党人要保持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时刻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第一标准。真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二是，以勇于创新的气魄和顽强的学习精神，不断提升自身的执政素质和执政本领。在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90]。通过勤奋学习，增长本领和才干，因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学习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问题”[91]。三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勇于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92]这对于即将面临全国执政地位的党来说，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接受胜利的考验、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正是有自我批评这样的传统和机制，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和意见，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错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能力。
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93]
（二）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理性支撑
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征程的下一个大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94]。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需历经两大历史跨越：争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既“圆”了争得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之梦，又“源”起了实现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梦。西柏坡与中国梦有着不解之缘，西柏坡精神对实现中国梦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启迪和现实借鉴价值。
西柏坡精神的核心“两个务必”，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戒律和清醒剂。实现中国梦不是一条坦途，而是充满艰难险阻，充满坎坷曲折。从现实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仍是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主要矛盾，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严重。改革攻坚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尤其是社会转型带来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要清醒地看到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以“两个务必”的精神，居安思危，常怀忧患，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坚强的执政能力善于化危为机，肩负起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为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
西柏坡精神的丰富内涵，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西柏坡精神中的不懈进取、开拓创新意识，为民务实、关注民生的情怀，都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工作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柏坡精神更凸显出其时代价值：共产党人必须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以为民务实的精神，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不懈进取的精神不断探索创新，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坚定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加强党性锻炼，以戒骄戒躁的自律意识和永不自满的学习意识，提高水平，增长才干，提高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95]依此，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赶考”路上，不骄傲、不懈怠，勇于创新，艰苦奋斗。
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西柏坡精神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不仅是革命时期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要求，更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要求；不仅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富国强民、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社会主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警自律、开拓创新、不懈进取的永恒动力。
历史不能忘却，精神永远传承。体现着实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时代要求的西柏坡精神，反映出置身于特定实践境遇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用血与火铸就的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西柏坡精神因其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性，伴随时间的磨砺必将愈益熠熠生辉，它们不仅映照着昨日的辉煌，更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高地，深深地启迪着我们今天的实践和对明天的思考……
[1] 原载：《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读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该文系初始稿）。
[2] 参见张志平：《感受西柏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3] 参见张志平：《感受西柏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5] 转引自王树增：《解放战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6] 转引自上书。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
[8]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2页。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6]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3页。
[1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8] 参见杨伯涛：《杨伯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193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4页。
[20] 《陈诚1946年10月17日对记者的谈话》，载《中央日报》 1946年10月18日。
[21]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6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7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1248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30] 参见王树增：《解放战争》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2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7—1379页。
[35]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页。
[37] 韩丁：《翻身》，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38] 韩丁：《翻身》，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3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204页。
[40] 常毅：《土地革命 开国前的暴风骤雨》，《现代快报》2009年9月27日。
[4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43] 参见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44] 参见《西柏坡展览馆解说词》。
[45] 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2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991年版，第511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9页。
[4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9页。
[51]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54]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9页。
[55]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56]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57] 转引自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页。
[5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版，第146页。
[5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
[61] 参见《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载《光明日报》 2013年7月14日。
[62]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6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64]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65]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67] 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68]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7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860页。
[71] 中央档案馆：《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72] 董必武：《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载《人民日报》1948年9月4日。
[73] 范捷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74]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7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页。
[76]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7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78]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79]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80]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8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8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84]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85]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7页。
[8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640页。
[8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8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854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90] 《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载《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12月13日。
[9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学习时报》2012年9月10日。
[92]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93]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载《人民日报》2013年7月14日。
[94]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95] 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