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学习的问题

语言有三个要素，就是语音、语法、词汇。那么，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这三个方面，哪方面最重要呢？应该说是词汇最重要。我们读古书，因为不懂古代语法而读不懂，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所以语法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不是太重要的。至于语音方面，更不那么重要了。比方说散文，跟语音就没有很大关系，诗歌跟语音有点关系，但也不是重要的。不过，不重要不等于说不要学，还是要学，三方面都要学。现在我先就这三方面讲讲学习的必要性。

首先要提醒大家，学习古代汉语最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观点的问题。我们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当然古今相同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古今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历史观点。不管是从语音方面，从语法方面，还是从词汇方面来看，都应该注重这个历史观点。

先讲语音方面。从《诗经》起一直到唐诗宋词，这些都有语音的问题，就是古音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研究古音。举一个很浅近的例子，唐诗宋词里边有平仄的问题，这是诗词的一种格律。这个要懂，不懂，有时候就会弄错。我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有位同志在杭州图书馆里发现了岳飞的一首诗，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目是《池州翠微亭》，是一首七绝：“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按照那首诗的格律来看，应该是“好水好山”，如果是“好山好水”，就不合平仄，不合诗的格律。因此我用不着到杭州去看他是不是抄错了，就能够断定他是抄错了，因为岳飞虽是一个名将，同时也是一个文人，他不会写一首七绝都不合格律的。前年，我看到一个同志注解李商隐的诗，其中有一首《无题》诗，最后两句是：“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个同志抄错了，他抄成了“此去蓬莱无多路”。为什么抄错了呢？他感到自己抄的比较合语法，“从这里去到蓬莱没有多少路”嘛，所以他就抄成了“此去蓬莱无多路”。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此去蓬莱无多路”这不合平仄，而李商隐是个大诗人，作诗能够不合平仄吗？所以，语音方面要注意。

其次讲到语法方面。语法不是说完全不要注意，读古文有些地方是跟语法有关系的；古代的语法有的跟现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要注意。举个例子，也是刚才说到的那位同志，写李商隐诗注，就碰到一个语法问题，他没有解决好。李商隐有一首诗，题为《韩碑》，讲的是韩愈写的那个碑，里边有两句：“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碑高三丈字如斗”，是说那个石碑有三丈那么高，字写得很大，像斗那么大。“负以灵鳌”,“鳌”。就是一种大鳌，也可以说是大龟一类的吧，现在我们在北京都常常看见的，石碑底下有个乌龟，背着那个石碑，那个乌龟就叫做“鳌”负以灵鳌”就是“以灵鳌负之”，以大龟来背着那个石碑。“蟠以螭”,“螭”，是一种龙，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犄角的龙叫做“螭”。“蟠以螭”按照语法看，上面的“负以灵鳌”就是“以灵鳌负之”。那么“蟠以螭”就应该是“以螭蟠之”。但是这位同志不懂，他不从语法上考虑问题。他怎么注呢？他注；“蟠也是龙，螭也是龙”，那么这样一注呢，就不好懂了，既然应该是“以螭蟠之”，你要说两个都是龙，那就成了“以龙龙之”了，行吗？不行。他不知道“蟠”不是龙。“蟠龙”才是龙。有一种龙叫“蟠龙”，即龙没有飞的时候叫做“蟠龙”。但是单独一个“蟠”呢，就不是那个意思，单独的“蟠”是“绕”的意思，即“盘绕”。“蟠以螭”即“以螭蟠之”，就是用一条龙绕着那个石碑。全句诗的意思是：“石碑底下有乌龟背着，石碑上边有龙绕着。”所以，从这里看，语法还是相当重要的。

下面着重谈谈词汇问题。刚才说了，学习古代汉语最重要的是词汇问题。我们在编《古代汉语》教科书的时候，有位同志提到，古代汉语的问题，主要是词汇问题，解决了词汇问题，古代汉语就解决了一大半问题了。这话我非常赞赏。为什么有人学习古代汉语时，在词汇问题上常常出差错呢？这就是因为他没有历史观点。他不知道古代，特别是上古时代，同样一个字，它的意义和现代汉语的意义不一样。前年。我在广西大学讲怎样学古代汉语时，举了个例子，这里不妨再举一下。有位教授，引《韩非子·显学》里面的话：“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的主要意思是说，古代所谓尧舜的事。不会是真的，那么你肯定尧舜的事是有的，你不是愚，就是诬。“愚”是“愚蠢”,“诬”是“说谎”。这就是说，你要是不知道尧舜的事本来没有，而肯定说有，就是愚蠢受骗；你要是知道尧舜的事本来没有，却偏要说有，就是说谎骗人。可是这位教授却把“非愚则诬”解释为：“不是愚蠢，就是诬蔑。”这就错了。他不知道，在上古汉语里，这个“诬”字不当“诬蔑”讲，而当“说谎、说假话”讲。所以这位老教授解释为“不是愚蠢，就是诬蔑”，那就不好讲了。诬蔑谁呀？诬蔑尧舜吗？不对。后来他见人家都注作“不是愚蠢，就是说谎”，他才改过来。这就是古今词义的不同。我再举一个例子，《孟子·告子上》:“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这里面有个“羹”字，现在我们注解“羹”字常常说“羹”就是“羹汤”，我们看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编的《孟子译注》，那里面怎么注解“一豆羹”呢？是这样注的：“豆，古代盛羹汤之具。”（甚至在译文里就干脆将“一豆羹”译为“一碗汤”了。）我们认为这个注解是错误的。我们的古人只说，“豆”是古代盛羹之器，没有说汤，他把一个汤字添上去就错了，错得很厉害。为什么只能说是“盛羹之器”呢？“羹”是什么东西？“羹”就是煮熟的肉，是肉煮熟以后，带点汁的，所以是带汁的肉。“羹”，一般都是加佐料的，即所谓五味羹，酸甜苦辣咸，有五种味道，但主要是加两种佐料：盐跟梅。《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梅子是酸的，盐是咸的。要是穷人没有肉吃怎么办呢？穷人也有羹，那叫“菜羹”，但“菜羹”也不是菜汤，“菜羹”是煮熟的菜。总之，羹是拿来就饭吃的，所以《孟子》的“一箪食，一豆羹”就是一筐饭，还加上一碗羹。“箪”是古代盛饭的筐（一种圆形的竹器）;“食”，是饭；“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碗吧，就是你们看过的故宫博物院里边陈列的那个带高座的东西，是盛肉菜的。所以《孟子译注》的那个注解在“羹”字后加上个“汤”字就错了，因为“羹”根本就不是“汤”。我们再看《史记·项羽本纪》，楚霸王项羽把刘邦的爸爸抓住了，他对刘邦说，如果你不赶快投降，我就把你爸爸烹（煮）了。刘邦说，我曾经和你结拜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一定要烹你的父亲呢，就希望你分给我一杯羹。（“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以前我没有教古代汉语，连我也误会了，我以为一杯羹的“杯”就是盛茶、盛汤的东西，“一杯羹”就是一杯汤啰。后来教了古代汉语。研究了古代汉语，才知道这是不对的。在上古的时候，“杯”不是指的茶杯的“杯”而是盘子之类的东西叫“杯”。“羹”呢，是肉。“分我一杯羹”，就是分给我一碗肉。刘邦不会那么客气的，只要一碗汤。这个就是所谓历史的观点。对于我们读古文来说很重要。

现在我再举一些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那个中学语文课本的一些错误，也是从历史观点上看，这些注解是错的。我不是在这里批评那个课本，不是这个意思，那个课本后来都给我看了，我提了意见，大概现在已经改了，或者将要改。我不是在这里批评语文课本，而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听众有一部分是中学的语文教师，我这样讲比较有针对性。语文课本的《愚公移山》里有一句话：“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语文课本怎么注的呢？注解说：“曾”，是“竟”的意思。那么“曾不能”就变成“竟不能”了。这样注我看是不妥当的。在上古汉语里，“曾”，是一种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所以常常是“曾不”用在一起。加强“不”字。“曾不”就是“并不”的意思，“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就是“并不能够损魁父之丘”，也就是“连魁父之丘那么一个小丘也不能损”。所以把这个“曾”字解释为“竟”不对。在另外一篇课文《核舟记》里有一句“而计其长曾不盈寸”，注解说：“曾”，是“尚”，就是“还”。这个注解就比较好了，注意到了“曾不”是“还不”，比刚才那个注好。但最好还是将“曾不”一起注，“曾不”就是“并不”。另外一篇课文《楚辞·九歌·国殇》里有一句话：“首身离兮心不惩。”注解说：“惩，惩创，损伤。”注为“惩创”，原则上是不错的，因为古人也是把“惩”注为“惩创”，但是注为“损伤”，就不妥当了。《国殇》里讲“首身离兮心不惩”，这是说，战士们被敌人杀掉，而身跟首分离，也不后悔。“心不惩”，就是“不后悔”。《说文解字》云：“懲，也。”“[yì]就等于艾[yì]”。“自怨自艾”，就是自己埋怨自己，“自己埋怨自己”跟“后悔”的意思就差不多了。自己埋怨自己不应该那样做，那是自己做错了，但是“首身离兮心不惩”，是说“为国家而牺牲，决不埋怨自己，而认为自己做对了”。如果说，“首身分离了，心没有损伤”, “没有损伤”怎么好懂啊？不好懂。再举一个例子，司马光《赤壁之战》有一句话：“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语文课本注为“指刘表的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不合作。协是和协，合作，不协就是不合作”，我认为这个注解是不妥当的。我们注解古书，注解古人的话，不要用现代的话来解释它。你说刘表两个儿子不合作，这个话太现代化了吧！古人没有这个话。“不协”，就是“不和”。刘表的两个儿子不和，你看《三国演义》里都讲了，刘琦就怕刘琮害死他，所以请刘备指教他，他就躲开了，那是不和，跟合作没关系。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所谓合作的问题，怎么合作呀？如果这两个人都同居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一个做这方面的官，一个做那方面的官，都很重要，这才有一个合作问题。这里根本没有合作的问题。而是弟弟要把哥哥杀死的问题，要害死他哥哥的问题，跟合作有什么关系呀！所以我们注解古文，最忌把现代人的思想摆到古人那里去。“协”，就是“和”，就不要说“合作”。再举一个例子，苏洵的《六国论》中说：“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这句话就是说，到了燕太子丹，他相信荆轲的话，让荆轲行刺秦始皇，后来没成功，这样子秦国就赶快把燕国灭了，所以叫“始速祸焉”，才招来了祸害。“速”，是“招来”的意思。语文课本注为“速，招致，这里作动词”。“速，是招致的意思”，这个话不错。错在哪里呢？错在后面的“这里作动词”。为什么要说这里作动词呢？因为注者认为这个“速”是“快速”嘛，是个形容词，但这个地方是个动词，所以这个形容词“速”是作动词用。错就错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速”字有“招致”的意思，又有“快速”的意思，“招致”这个意思跟“快速”的意思是没有关系的。不是说“快速”的意思引申了，引申为“招致”，不是这样的。所以注为“招致”就不应说“这里作动词”，它本来就是动词嘛，怎么说“这里作动词”呢？

此外，还有关于现代汉语同近代汉语的差别问题。例如在徐宏祖《徐霞客游记》里边有一篇文章是《游黄山记》，其中有句话：“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课本注：“夫仆，就是仆人。”这个注不妥当。“夫仆”是两个名词，“夫”是“夫”,“仆”是“仆”，并不是一个双音词，所以并不是“夫仆，就是仆人”,“夫”，是“挑夫”，是给他挑行李的。“仆”是“仆人”，是跟随他的，不是给他挑行李的，“夫”，有时也指的是“轿夫”（抬轿的）。反正“夫”跟“仆”不是一回事，所以“夫仆，就是仆人”这个注解就不对了。这牵扯到近代汉语的问题。你们恐怕很少看见“夫”了，现在“挑夫”也没有了，“轿夫”更没有了，所以注起来就没有注意到“夫”和“仆”不是一回事。

下面我想再谈谈我们在阅读古文、注解古文的时候常犯的错误。我想谈三个问题，即“望文生义”、“误用通假”和“滥用通假”。

（一）望文生义

什么叫做“望文生义”，就是看到一句话，其中的某个字用这个意思解释它，好像讲得通，以为就对了。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那个字所固有的意思，在其它的地方从来没有这么用过，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讲似乎讲得通。但是“通”不等于“对”，不等于“正确”。你要说这样解释就通了，那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都能通的。为什么“通”不等于“对”呢？我们知道，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全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一个词在一定的时代表示一定的意思，是具有社会性的。某个人使用某个词，不可能随便给那个词另外增添一种意思。因此，我们阅读古文或注解古文时，就要仔细体会古人当时说那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才是对的。我们的老前辈最忌讳望文生义，常常批评望文生义。可是我们现在犯这种毛病的人非常多。前几年我们北京大学编了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看见他们原来写的稿子很多地方都是望文生义的。所以这个要着重地讲一讲。

举一个例子，如“信”字，有个学校编了一本字典，编字典的同志亲自到我家来征求意见，我看到里边有一条：“信，旧社会指媒人。”举的例子是《孔雀东南飞》里的一句话：“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拒绝那个来使，以后再谈吧。这个字典的草稿把“信”字注为“媒人”，为什么要那么讲呢？因为很清楚嘛，将这句话解释为“就回绝了那个媒人，叫他以后再说”，这不就讲通了吗？这就叫做望文生义。我们要问，如果这个“信”字有“媒人”的意思，为什么别的书，别的文章里边都没有“信”当“媒人”讲的呢？这里就有个语言的社会性问题。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你说出来的话就要人家懂，如果这个“信”字一般都没有“媒人”的意思，唯独《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把“信”用作“媒人”的意思，人家能懂吗？我们看余冠英同志是怎么注的，他说：“信，使者。“信”，当“使者”讲，那是很常见的。“断来信”就是“回绝来使”，后面再加个括号注明：“来使，指媒人”。“来使”的“使”，在这里指的是“媒人”，这个话就没有毛病了，这就是说在这个上下文里边，指的是那个人。但是解释的时候，先要讲这个“信”字是“使者”的意思，然后再指出这个地方可以当“媒人”讲，那就不错了。我们编的古汉语教材里，就常常用这个方法，先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再说这个地方当什么讲，就是把一般的情况讲清楚了，然后讲特殊的情况。

再举一个例子，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胡云翼《宋词选》注：“惊涛，惊人的巨浪。”这么解释好像也讲得通，其实也是望文生义。“惊”并没有“惊人”的意思，“惊”的本义是指“马因害怕而狂奔起来”，也就是指“马受惊”。《说文》:“驚，马骇也。”《战国策·赵策一》:“襄子至桥而马驚。”我看，按照“惊”（驚）字的这个本义，“惊涛”就是形容“像马受惊而狂奔那样汹涌的波涛”。这样理解才确切，也更形象些。此外，如旧时比喻美人体态轻盈的“惊鸿”（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陆游《沈园》诗：“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中的“惊”字也是这种本义的引申。

下面还是举中学语文课本的一些倒子，说明望文生义的问题。

《曹刿论战》有一句话：“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语文课本注：“衣食这样养生的东西，不敢独自享受。安，有‘养’的意思。”我认为这也是望文生义。为什么呢？“食”能养人，“衣”还能养人吗？衣服是保暖的，不是养活人的，养活人靠“食”。“衣食所安”，怎么能说是衣食养生呢？这是不妥的。我翻了王伯祥编的《春秋左传读本》，他注得比较好。王伯祥说：“衣食二者，系吾身之所安。”这样，“身之所安”，意义就广泛了。衣食都是我们靠它安身的，“安身”，就可以包括衣在内，食在内。我看王伯祥这个解释比我们中学语文课本的解释要好得多。在语文课本里，就是这同一篇文章，还另外有个注，“一鼓作气”，注为：“作，激发、振作。”就这句话来讲，“作”，解释为“激发”是讲得通的。但是就这个“作”字的意思来讲呢，就没有“激发”的意思。“振作”这个意思倒比较好。“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作”，就是“起来”，比方说，站起来就叫做“作”。那“一鼓作气”呢？就是“一鼓使勇气起来”，所以这里讲“振作”就比较合适，讲“激发”就不大合适。这个问题不大，不过也提一提。

另外一篇文章有个问题比较复杂。《陈涉世家》说：陈胜“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语文课本注：“守丞，当地的行政助理员。”我觉得这个注最不妥当的是把“丞”解释为“行政助理员”。在汉代，“丞”是什么意思呢？“丞”是一种副职。郡有太守，副太守就叫做“丞”。县有县令，副县令也就是“丞”,“丞”仅次于“守”，仅次于“令”。“丞”主要是管武事的，所以说“守丞与战谯门中”。因为“丞”是管武事的，保卫城就是他的责任。语文课本注为“行政助理员”，秦末时有那么个官叫行政助理员吗？这种说法太现代化了。什么叫“守丞”？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守丞”是守那个城的副县令或副太守。“守”是动词，守那个城的。另一种解释就不一样了：“守丞”就是郡守的副职，就是副郡守。我比较同意后一种说法。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人说，秦朝那个时候，“陈”，只是一个县，不是一个郡。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不详细讲了。这里只是说注为“行政助理员”是不妥当的，因为没有那个官，况且行政助理员就不是管武事的，他也就没有那么大权力负责指挥守那个城了。

再举一个例子，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有一句“青春作伴好还乡”。语文课本注：“青春，明媚的春光。”这句话讲得通讲不通呢？看来好像是非常通，“青春作伴好还乡”，这不是很好吗？但是不行，这是望文生义，不是本来的意思。杜甫为什么要用“青春”呢？为什么不用“明春”或别的什么“春”呢？我们查了一下《辞海》（旧《辞海》），里边说：“青春，春时草木滋茂，其色青葱，故曰青春。”春天，因为草木都返青了，所以叫“青春”。我看这个解释不但比“明媚的春光”正确，而且更有诗意。可见，就是看来很浅近的词，我们也要留意，应该怎么注才不是望文生义。

另有一个例子，陆游的诗《书愤》有两句：“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语文课本这样注：“伯为长，仲为次，后来伯仲就被用作衡量事物等差之词。”这个注解也是不妥当的，不妥就在于“等差”两个字。一讲“等差”，就说“伯为长，仲为次”，就是哥哥比弟弟高，所以有“等差”嘛。当然，注为“等差”这也不是中学语文课本的错。错的来源在旧《辞海》，那本书也是那么错的，所以是有根据的。旧《辞海》注：“伯仲，评判人物之等差也。”并引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为例。旧《辞海》误以“伯仲”为“等差”，跟原意正好相反，原意“伯”是哥哥，“仲”是弟弟，哥哥和弟弟差那么一两岁，所差不远，所以是强调没有多大差别。你说是“等差”，又说“伯为长，仲为次”，就强调了“差”。正好“伯仲是强调差不多少。在肖统的《文选》上，曹丕《典论·论文》李善注得很好，李善注“伯仲”说：“言胜负在兄弟之间；不甚相踰也。”他说，谁胜谁负，谁高谁低呢？“不甚相踰也”，差不多。很难说谁比较高，顶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像哥哥、弟弟那样差一两岁，所差无几。他是强调“不甚相踰也”，差不离，都一样。这样，我们就好懂了。陆游《书愤》的那两句诗：“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闻？”是说诸葛亮千载之下谁能够比得上他呢？谁能跟他相为伯仲呢？就是说谁能跟他差不多呢？最好是再看杜甫的《咏怀古迹》诗，也有一首是讲诸葛亮的：“伯仲之间见伊吕”，原来的杜甫诗注云：“孔明之品足上方伊吕”，就是孔明要讲起品德，可以上比伊尹跟吕尚（姜太公）。这个注解就很好，这里就没有“等差”，没有讲诸葛亮比不上伊吕，而是说“伯仲之间见伊吕”，诸葛亮跟伊吕差不多，这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等差”就把这意思弄反了，谁是伯，谁是仲啊？是要追究谁是伯，谁是仲吗？其实不是。还有个例子，《诗经·魏风·硕鼠》中“三岁贯女，莫我肯德。”中学语文课本注为：“德，恩惠，作动词用，感恩的意思。”我认为，“德”，解释为“恩惠”是对的，作动词用也是对的，但是最后说是“感恩的意思”，恐怕就不对了。这一次的望文生义更容易使人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把“三岁贯女，莫我肯德”解释为“我对你那么好，你不肯感我的恩”，这不是很通了吗？这种望文生义，就很典型。我们想想，“感恩”本来是心里边感嘛，怎么还说“肯不肯感恩”呢？这讲不通。所以若作“感恩”讲，就没有“肯不肯”的问题了。我们看郑玄怎么注的，郑玄注为：“不肯施德于我。”就是对你那么好，你不肯给我一点好处，反倒恩将仇报，不肯施德于我。我看郑玄的这个注是对的。“施德于我”,“施”是一种行为、动作，才谈得上“肯不肯”。朱熹作“归恩”讲，也较好，“归恩”是“报恩”的意思。

关于望文生义，还有个例子：《廉颇蔺相如列传》里的一句话：“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语文课本注：“璧，玉的通称。”这个注也可以说是望文生义的一个典型。我们查遍字典、辞书，都没有说“璧”是玉的通称。“璧”，就是一种玉器。你看故宫里边就陈列着很多璧，璧有璧的形状，是玉经过雕琢而成的，它是一种玉器。不是玉的通称，所有的玉都能叫壁吗？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那么注呢？原先不懂，后来我体会到了。你看“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我们念《韩非子》的时候念到过：和氏在楚的深山里边找到一种玉，先是璞玉，经开凿发现玉，然后才雕琢成为璧。所以下文说：“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而这位同志注解这句话时，就认为，和氏得到的既然不是璧，是一块玉，怎么能说是得到璧呢？噢，这个璧一定是玉。这样子去解释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没有什么道理。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古人行文的逻辑思维是没有我们现代人的逻辑思维那么严密的。说得到和氏璧，不但不是璧，也不是玉，是一块石头，里边有玉。那应该怎么注呢？应该说，得到和氏璧是得到和氏的那块石头才对！因为那时还不知道里边有玉没玉呢？最近还有读者给我来信，要辩论一个问题，他说，赵惠文王得楚和氏璧，不是他得到的，是楚王得到的，怎么是赵王得到的呢？我看，你不要纠缠那些问题，古人不跟你讲那么多逻辑。

关于望文生义，最后再举一个例子，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中学语文课本注：“加少，增加少的程度。”这样讲通不通呢？完全通，但是刚才我说了，“通”，不等于“对”。要是讲成“增加少的程度”, “加”字就是一个动词，而我们古汉语里的这个“加”字，除了当作动词之外，还有一种副词的作用，“加”就是“更”, “加少”就是“更少”。我在我主编的《古代汉语》这部书的常用词里特别讲“加”字有“更”的意思，并且还强调指出：“这种‘加’字不能解作‘增加’，否则，‘加少’不好讲。”“加”在古代有“更”的意思，“加少”就是“更少”，那不是更好懂吗？为什么要注“增加少的程度”呢？倒不好懂了。这里再补一个例子吧，《六国论》:“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中学语文课本注：“判，分，清清楚楚的意思。”这也是望文生义，好像是讲通了，“没有经过打仗，强弱胜负已经清清楚楚地分开了”，但是从“判”的原来意思看，没有“清清楚楚”的意思。“判”字的本义是“一分为二”，一样东西分为两半，叫做“判”。要把“判”解释为“分”倒也不错，最好解释为一个东西分为两个，叫“判”。这样，强弱是两个东西，一个强，一个弱，还有胜负，也是这样子。一个强、一个弱，一个胜、一个负，分开了，这样说就行了。

以上讲的是望文生义的毛病，而这个毛病现在是越来越多，好像把这话讲通了就行了，而不管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要反对望文生义。现在有新出版的字书、词典之类的书，这类毛病也是很多的，也值得我们注意。

（二）误用通假

在汉字里，有所谓“假借字”。“假借字”有两种，一种是本无其字，假借另外一个字来用。比方说，有很多虚词，起初没有为虚词造字，如“而”字，本来是一个实词，原写作。《说文》:“而，颊毛也，象毛之形。”后来人们假借这个“而”字当连词用，这就叫本无其字。另一种是本有其字的，也假借。最典型的字是早晚的“早”字，本来很早就有，可是很多古书都写跳蚤的“蚤”，将“蚤”假借为早晚的“早”。这个就叫做本有其字。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本来没有那个字，但后来也造出来了。比如喜悦的“悦”字，本来写成个“说”字，后来就写成“悦”字了。现在我们有争论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叫“本有其字”？一般所谓的“本字”实际不能叫“本字”。有人说，可以因为“本字”是“多用字”。如果把“本字”看成“多用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是关于“本字”的定义的问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反对的就是要不要讲为通假。比方古书中喜悦的“悦”，一般都写成言字旁的“说”，读古书“说”字就读成“悦”。“说”同“悦”这样的注解就是不妥当的，我认为这是误用通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人写“说”字当“悦”讲的时候，还没有“悦”字，怎么能说成“说”同“悦”呢？古人所谓“通假”，其实呢，就是有点像现在的写别字，写成另外一个字。我们应该认为古人写别字的情况是有的，但是不多。像这个喜悦的“悦”字，既然一般都写成“说”，就不能说这个字同那个字。心字旁的“悦”字是上古时没有的。《说文解字》这部书没收这个字，可见在那个时代这个喜悦的“悦”字还没有产生。《孟子》里有这个喜悦的“悦”字，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古书是经过后人改过的。有些人拿当代用的字去看，认为这里本该这么写的，就把《孟子》这部书里的一些字改了。所以有人说《孟子》这部书是俗字的渊薮，就是说俗字最多的是《孟子》。为什么俗字最多的是《孟子》呢？本来，经书从前人们是不敢随便改的，但是因为《孟子》很晚才作为经书，大概在宋代吧，这样，在此之前，《孟子》里被人改动的字就很多。再举个例子，打仗的那个“阵”字，过去一向写作“陈”字，不写作“阵”字，“阵”字是后来才这样写的。这种字我们叫做区别字，是后来为了和“陈”字区别开来，才另外造个打仗的“阵”字。所以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特别讲“阵”字本来只能写成“陈”字。但是，我们发现《吕氏春秋》就有“阵”字，怎么解释呢？也是后人改的。后人因为一般人都写这个“阵”字，就改了，要不颜师古那么有学问的人，他怎么会说应该写成“陈”呢？难道颜师古没有念过《吕氏春秋》吗？这是不可能的。这说明这些字是后人改了。这样，我们就要明确，作注解的时候不能说这个字“同”那个字，因为那个字当时本来并不存在，怎么能说“同”呢？

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诗经·魏风·伐檀》有一句，“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课本注：“县，同悬。”这样注解是不妥当的。因为《诗经》的时代还没有底下带“心”字的“悬”字，怎么能说同“悬”呢？刚才说了，通假等于写别字，有人不叫“同”，叫“通”，说通“悬”。怎么能说“通”呢？古时没有那个字，你冤枉古人了，说古人写别字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会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引导到没有历史观点的错误道路。这个悬挂的“悬”字，有没有这个字呢？有。出在《孟子》这部书里边，但那也是后人改的，我们不能这样做。另外，《廉颇蔺相如列传》有句话：“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语文课本注解说：“孰，同熟。”这个错误跟刚才我说的那个错误是一样的。我们查《说文解字》,“孰”字已经解释为煮熟的“熟”了。那个四点是后来的人加的。为什么加呢？就是要搞个区别字，“孰”字后来当“谁”讲，煮熟的“熟”就另外造个字区别开来，这样“孰”字底下才加了四点。如果《史记》里的“孰”同“熟”，也是冤枉司马迁写别字了。司马迁没有写别字，司马迁那个时代还没有“熟”字。如果像这种情况，我们编《古代汉语》教科书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比如“说”字，这样注：说，应念yuè，喜悦。后来写成“悦”。孰，等于熟，后来写成“熟”。这就没有毛病了。还有《赤壁之战》有句话：“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语文课本注：“禽，同擒。”这是同样的错误。因为古代没有“擒”字，《说文解字》里“熟”字、“擒”字都没有。《说文解字》另外有个字，是提手旁一个金银铜铁的“金”，即“捦”。有人说这是“擒”字，也不可靠。我们古书里一般都写禽兽的“禽”，把它当做“擒”，所以我们不能说同“擒”。《赤壁之战》另外有句话：“五万兵难卒合。”语文课本注：“卒，同猝。”这错误是一样的。《六国论》的“暴秦之欲无厌”，怎么注的呢？注：“厌，同餍。”这种错误也是一样的。因为“厌”（厭）字本来是当“吃饱”讲，最早的时候连上面的两笔都没有（）。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将来我们注古文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办法，用这个办法就使青年人误会了，以为我们的古人很喜欢写别字，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字，怎么会是“同”或“通”呢？应该换一个办法，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说”字，注作：“说，读成yuè，喜悦。”不要说“同”，这就没有毛病了。

（三）滥用通假

“滥用通假”，跟刚才说的“误用通假”是不一样的。“误用通假”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还说“通”，还说“同”，那就是“误用”了。所谓“滥用”，按照道理来说，它是有那个字的，但是究竟是不是假借为这个字，那就成问题了。我们清代的学者们，叫做乾嘉学派的，在语文研究上有很大的成就，就是很会用通假。特别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谓“通假”，就是本有其字，但不用那字，而是用另外一个字，即同音字替代。王念孙还有个理论：“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这就是说，要冲破字形的束缚，来追究本来意思。不同的字形，只要声音相同，意义就可能相同。这是很大的成就。古书上原来很多讲不通的字，他用通假的办法就讲通了，但是到了乾嘉学派的末流就坏了。真理走过了一步就是错误。善用通假，就能作出很大的成绩；滥用通假，那就错了。“滥用通假”就是你主观臆测这个字应该那么解释，就从通假上来找一个理由，这样子就坏了，所以“通假”是好的，“滥用”就不好。近来很多同志写信给我都谈通假的问题，说某句话应该怎么解释，用通假就讲通了，而我们平常却讲的不好。现在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辛弃疾的《摸鱼儿》词有句话：“惜春长怕花开早。”这话不是很好懂吗？我们爱惜这春光，常常怕花开得太早了，因为早开就早谢，所以我“惜春长怕花开早”。最近有位中学教师写信给我，他说这个问题有争论，连断句都有争论。他讲：有人说应该那么断句，“惜春长”我就“怕花开早”。但是这位同志说，不对，“长”应该通“常”，经常害怕花开早。叫我回答他，谁对。我说，你们两位都不对。当然把“惜春长”断成句，那个错误就更大了，但是你一定要把长短的“长”说成通“常”，也不对。我说根本就不要讲通“常”。长短的“长”只要引申一下就是经常的“常”,“天长地久”，不就是“长久”的意思吗？“长久”的意思再一转就转到“常常”了，那不是很好转过去的吗？为什么要说“假借”呢？说“假借“问题就大了。因为那个长短的“长”古音应该念“澄”母，经常的“常”，古音应该念“禅”母，差别很大。那你这样“通”就没有学会“通假”。“通假”是古音的通假，拿现在的读音通假讲古文就不对了。这就叫做“滥用通假”。

另外一个例子，苏轼《石钟山记》:“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我想大家讲的时候很好讲嘛，人们常常怀疑《水经注》的这个说法，即，“郦道元的这个说法，人们常常怀疑”这不是好懂吗？可是有位中学教师写信给我，他说，这不对，郦道元说“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这个话大家都会相信的，因为他是个权威，怎么会常常怀疑他呢？“常”字是“曾经”那个意思的“尝”,《辞源》、《辞海》以及《史记》他查了，那里面也曾把这个“常”字当做“曾经”的意思，也通“尝”。《汉书》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么在苏轼这篇文章中也应为“人们曾经怀疑过”，这不是更好吗？这位中学教师在那里讲通假，他认为“常”通“尝”。于是在中学教师中就辩论开了。有人说，你这个说服力不强，为什么呢？司马迁、班固那时候是一个时代，司马迁、班固借用“常”来表示“曾经”那个意思的“尝”是可以的，但是苏轼是宋朝人，唐宋时没有人把“常”当做“尝”用过，所以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他不服，就写信给我。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一个“滥用通假”的问题。《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准备发表我一封回信，我想要把这个问题拉远一点，讲到“滥用通假”，不单是回答这个问题。我同意另外一派人的说法，到了苏轼那个时代就再没有人把“常”假借为“尝”了。但是这样说还不够，还应该说明一个道理，即古人不写别字是正常的情况，写别字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凡是不该认为通假也能讲得通的话，就应该依照平常的讲法，不要再讲什么“通假”，否则，就会造成错误。“人常疑之”——人们常常怀疑这种说法。这样讲为什么不好哇？就是“人们常常怀疑”嘛，为什么不对？为什么偏要讲“通假”呀？

我想应把反对滥用通假作为一个原则。因为近来接触到这些情况，发现这已变成一种风气，好像一讲“通假”就比较高明。这是受了乾嘉学派末流的影响。在清代乾嘉学派的末流中，有一个典型的人物就是俞樾，他喜欢讲“通假”，却常常是讲错的。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诗经·魏风·伐檀》第一章有那么一句话：“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第二章又有一句：“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第三章还有一句：“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我们中学语文课本就是采用俞樾的注法：“廛，同‘缠’，束（量词）”, “亿，同‘繶'”。“囷，同‘稛’”。都是讲成差不多的意思，即把它绑起来的意思。我们就感到奇怪了，本来“通假”是写别字，那么这个诗人文化水平就太低了，怎么三个地方都写别字啊？怎么那么巧哇？为什么他一定要写别字呢？特别是三百亿的那个“亿”字，《诗经》另外有很多地方，“亿”都是作为数目来讲的。十万把禾叫做一个亿，三百亿，就是三百亿个禾把。别的诗中都这么用，为什么偏在这个地方写个别字呢？而这个别字通一个很偏僻的“繶”字，奇怪呀！为什么诗人摆着本字不用，去写个别字呢？这不可信。我们看郑玄等人怎么解释的呢？他们解释的很好。“三百廛”毛传：“一夫之居日廛。”就是说，一个农夫所住的地方叫做“廛”。后来孔颖达疏：“胡取禾三百夫之田谷兮？你不稼穑为什么取三百会农夫所收的谷物呢？这不是很好吗？不是讲通了吗？为什么要改为那个用绳子缠起来的“缠”呢？我们看那个“三百亿”。郑笺：“十万曰亿。三百亿，禾秉之数。”十万叫做一亿（我们现在把“万万”叫“一亿”，古人是把“十万”叫做“一亿”），三百亿是禾秉之数。“禾秉”就是“禾把”，禾把的数目是三百亿。孔颖达疏：“三百亿与三百廛，三百囷相类，故为禾秉之数。秉，把也。”我们再看看“三百囷”，毛传：“圆者为囷。”圆的谷仓叫囷（方的谷仓叫仓）。陆德观的《经典释文》说：“囷，圆仓。”那么，“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很好懂嘛，你不种庄稼；怎么能够取到禾三百仓那么多呢？为什么一定要改为三百稛呢？三百个谷仓不是比三百稛还多得多吗？为什么要改呀？这就叫做“滥用通假”。

另外再举个例子，《庄子·养生主》。中学语文课本没有选，我主编的《古代汉语》选了，里面有一句话：“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我们看郭象是这样注的：“技之妙也，常游刃于空，未尝经于微碍也。”郭象注得很好。“技经肯綮之未尝”这个话有点倒装。“技”这里断一断，底下是“未尝经肯綮”。这意思是说，庖丁的技巧是很好的，庖丁的技巧妙在游刃于空，空隙的地方刀子进去了，却未尝经过那个骨头。那不是很好懂吗？后来成玄英疏：“夫技术之妙，游刃尚未曾经。”也是同样的意思。技术很高明，他用的刀是走的空隙的地方，没有经过“肯綮”。俞樾说：“郭注以技经为技之所经，殊不成义。”俞樾说，郭象把“技经”注为“技之所经”，这话是不通的。“技术”怎么能够说“经过”呢？这位老先生就不知道，古代汉语有些话不是那样解释的。郭象不是注得很清楚吗？不是技术经过，而是刀经过嘛，你就这样批评他！“技之所经”，这是你的话呀，不是庄子的话。接着俞樾解释道：“技疑枝字之误。”他怀疑“技”字是“枝”字之误，他引了古书《素问·三部九侯论》的话来加以证明：“治其经络。”王注引灵枢经：“经脉为裹，支而横者为络。”古字“支”与“枝”通。他说古字“支”与“枝”通。说技术的“技”字，应该是“枝”字，而这“枝”字又通“支”。这个“枝”通“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说那个技术的“技”通“枝”字呢？这就大有问题了。《庄子·养生主》那篇文章就有几个“技”字，为什么那些个“技”字不改呢？而这个地方偏要改为“枝”字呢？你引的是唐朝王冰的注，唐朝人讲的话就算庄子时代的话了吗？本来好懂的，你偏要用“通假”的说法，倒反难懂了，并且也讲不通。我主编的《古代汉语》原来是依照俞樾那个说法来注的，最近我们在修订时，要把它改过来，还是要郭象那个原注，不依照俞樾的这个说法。俞樾的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

有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苏洵《六国论》中“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这句话的“再”字，中学语文课本的注解是“多次”的意思。但是查《史记》及其他参考书，在李牧防守边疆的时候秦是两次进攻，都被李牧击退，因此有的老师在教学中给学生讲“再”是“两次”，这样解释是否正确？我认为老师这样解释是正确的。这也是历史观点的问题。这个“再”字，恐怕一直到宋代吧，都指“两次”，没有“多次”的意思，“第三次”就不能叫“再”了。所以老师把“再”字解释为“两次”，完全正确。甚至我们现代有些人还将“再”字的这种古义用在自己的研究文章中。比方说郭老（郭沫若）在讲甲骨文时就说某某字在甲骨文中再见。这就是说，某某字在甲骨文中见了两次。

总的来说，讲古代汉语的时候，要建立历史观点，要注意不要误用通假，也不要滥用通假，更不要望文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