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写作一部较为全面地论述德里达及解构理论的书是我多年的夙愿。解构主义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十多年，“盛行”之说可能言过其实，或者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现在解构主义已经变成习以为常的概念术语，举凡对抗、批判、戏谑、PK等等，都叫解构。不管是在学术对话中，还是在媒体娱乐狂欢的场合，解构都变成一种时尚的佐料。如此的通俗化和庸俗化，对于解构一词的普及可能不无益处，但在学理的意义上，却是对解构的草率行事。也正因为人们把解构挂在嘴边，似乎谁都通晓解构，谁都可以解构，这就遮蔽了解构真正的学理意义。真正追问大学生、研究生乃至于一般的学界中人，解构为何物，恐怕还是不甚了了。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目前解构在中国还属于“学术谣言”，这就是说，还属于“传说”阶段，难免走样和似是而非，因而，更坚定了我重新写作解构的决心。因为早在80年代后期，我所写的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即是关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但是由于那个时期资料匮乏，加上文学系对论文的专业限制，论文最终成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先锋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上未免不够纯粹，这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这本论文经过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转折时期，1994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我在北京三联书店与德里达相遇时将这本论文送给了他，上面用英文写了给他的献辞：“您的思想对中国青年一代学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与他做了短暂的交谈。大师看到十多年前居然有用中文写的关于他的博士论文，很是惊讶。或许是出于客套，大师用英语说：他的著作能被中国学者重视并发挥作用，这是他最大的欣慰！当时张宁博士（时为德里达助手）也在场。可惜，我一向出于矜持（或担心给人添麻烦），不善于要求与名人照相，那次我们的交谈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很是遗憾。不想，大师于2004年10月9日去世，再也无缘拜望。如今另起炉灶重新写作，既是对当年论文写作缺憾的一次弥补和偿还，也是对自我的一次挑战和激励，更是对大师的一种追思和致敬。

德里达的思想，或者说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当今时代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这样来说，可能并不过分。仅就多年来，在SSCI的引用率中，德里达一直雄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同代学术大家，就很能说明问题。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构成了当今理论与批评的最根本的基石，深刻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立场、角度和方法。在解构主义之后，人们再难坚持原来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心和边缘、差异与同一性、能指与所指、声音与写作、终极性和目的论、主体与他者、法律与正义、多元主义、性别政治、马克思主义……如此之多的问题被彻底清理和重新定义，这都得益于德里达的卓越工作。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后现代时代到来的历史场合，是德里达提供了一整套完备的思想和阐释策略，使我们可以从容面对这个时代而没有失语的惊惶失措；同样是德里达，从80年代以来，一直给予我们以新的思想去穿越这个混乱的后现代时代，让我们去面对更具有开启性的未来。尽管这些思想并非都是德里达首创，他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在阅读前人经典或同代大家的基础上，但是在对他们认真的解构中去阐发他独特的思路。他如此富有热情而敏锐地读解了自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卢梭和马克思，从胡塞尔到索绪尔、弗洛伊德，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福科、巴塔耶、萨特和列维纳斯，从卡夫卡到本雅明、乔依斯、布朗肖、纪德和阿尔托……他的解构式阅读几乎涵盖了西方思想史上所有的大师名家，他的阅读本身就是一部浩瀚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他总是能抓住那些最有原创性的思想，那些最有再创造可能的要素加以发挥，从而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庞大背景上建构了一个巨大的解构谱系。他强化了这些思想品质，把它们建构在他的思想图谱中，使它们汇集到解构的名下，成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最庞大丰富、启示录式的百科全书。

德里达对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史情有独钟，且见解非凡，他的阅读本身就是最精彩、最独特的文学批评。他的思想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作用甚至远大于他在哲学领域里的影响，这除了表明主流正统哲学界壁垒森严，惧怕解构的威力之外，同时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解构确实天然地就是一种哲学/文学性思维。这是从德国的浪漫派到尼采，再到海德格尔直到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在追求的审美境界——前者把它当做替代哲学的更高境界，后者则当做人类历史救赎的最后希望。只有在德里达这里，这种统一才以更加本真自在的学理形式在人文科学话语体系中从容展开，才如此自由自在地在文本中穿行，并且给出面对当代现实难题的种种许诺。

德里达的解构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知识，新知识/思想的生成形式，或者可以不无夸大地说，最具有未来面向的知识生产形式。在解构主义之后，人们看待问题和谈论问题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甚至根本的变化，特别对于文学理论和批评来说，解构使原本作为预设的前提和要遵循的规则方法都不再具有永远在场的真理性。在当今的时代，如果不了解解构主义，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提出的命题和解释方案，其说服力就可能大打折扣。现在，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终极性、同一性、二元对立、等级秩序、身份政治等等命题，都成为重新质询的对象，成为学术讨论中非常明确地被要求重新界定的范畴。离开解构主义的参照系，我们几乎不能彻底讨论任何问题。解构主义像一束光照彻了原本幽暗和被遮蔽的那些区域，显示出全部的地貌特征，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原本平整规则的大地，原来布满了陷阱，道路如此崎岖，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力才能向前行进。就此而言，解构主义说出了真相，这到底是一件好事，让我们更明白我们思想的处境；还是一次不可饶恕的泄密，让我们不再能够轻松自如地在思想之境如履平地。我们变得忧心忡忡，疑神疑鬼，到处都是陷阱，前面很可能是深渊和急流。于是我们不再能够“散步”了，我们是在勘探和拓路。都说解构主义是玩世不恭，后现代时代是游戏的时代，何尝如此啊！

也许需要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维和说法，否则，如此悲剧性的风景实在令人沮丧。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打发搞解构主义的那些人去勘探和拓路，让他们变得忧心忡忡，让他们患上神经官能症，让他们去清理大地的领域，这样，更多的人，其他所有的人就可以更加自由自在地行走，可以跳跃、舞蹈和飞翔。牺牲掉这些好事者，天下完全可以归于太平。历史、思想史、学术史不都是这样展开的吗？其实，当代思想正是以这种两极分化的形式展开：一方面，解构开启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领域，它以怀疑主义的方式对所有的原命题加以质疑，对人们原以为真理性的那些论断进行拆解，这使人们的思想变得复杂而困难，解构开启的思想维度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的知识谱系，需要具有处理复杂逻辑的能力和更多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却又让人们的言说变得无比轻松和容易，人们似乎可以打破原有的权威命题，打破专业壁垒，也可以以更具个人性、想象性和修辞性的形式来表达。实际的情形是：德里达如此执拗地几十年如一日地推进他的解构，他确实把当代思想引领到一个极其玄奥却广阔无垠的场域，但也只是德里达本人如此偏执地要在绝境中思考，要去思考绝境，绝大多数人不会，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具有如此的天才、勇气和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去处理如此复杂的思想。德里达一直抱怨当代人很少能够真正领会他的思想，直到他晚年这种情形也没有真正改善。1999年，当代最负盛名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进行阐释和批判。（后来结集为《可怖的分界：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的讨论》，Verso，1999年版）客观地说，这些理论家还是肯定这部书的居多，但德里达似乎并不买账。2002年，德里达发表《马克思和儿子们》，予以回应。在他看来，这些人几乎在严重的程度上误解了他的思想。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像斯皮瓦克、杰姆逊、伊格尔顿、阿赫麦德、尼格里这些人都不可能正确或准确理解他的思想，那么还有谁能真正读懂他的理论呢？当然，在德里达看来，这些马克思的子嗣们是基于他们的左派阵营和立场来理解他的思想的，不可避免地会有所误解歪曲。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全面、深入、准确地理解德里达，始终并非易事。德里达当然是不可复制、不可重复的，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南希，虽然也已蔚然成大家，但他更偏向伦理学，理解和把握其思想要容易得多。也就是德里达一人给出了当代思想最复杂玄奥的地形图，他是启示录式的思想家，人们并不需要像他那样思与言说，只需要从中获得启示就足矣。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代理论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而并不需要像德里达那样走进思想史深处或走向理论极限。他是一个深处密室的孤独者，绝对的这一个，他也许给出道路，但却并不给予任何确实性答案；他是一个殉道者，我们只能望其项背，他提示方向和可能的道路，而道路却在我们脚下，我们要去拓路，去走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是他在开启后现代时代新的人文学，而全面铺开的道路则需要人们从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形式去完成。

本书试图在比较全面、综合的框架里来解读德里达，希望给出一个解读德里达思想的较为完备的图谱。德里达博大精深，著述近百种，要全面概括他的思想显然不可能，要全面涉及他的作品更是力所难及。因此，也就只能就他的主要代表作和主要思想展开阐释和分析，以求对他的思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解。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不断调整思路，目前的框架形式是我在北大的教学工作中所得的体会。面对德里达或解构理论，学生们都“听说过”，也有不少学生能说出一些要点。但真正让他们面对德里达的著作或一篇论文，却难以读懂，甚至不知所云。最根本处在于他们不知德里达何以如此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无法理清他的思路。尽管有些学生也读了一些论述德里达或解构理论的著作，但绝大部分都是在归纳出的某些论点之下来讨论，那些提纲挈领式的解构要点都可理解，诸如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声音中心主义、颠倒等级、反历史性或主体、延异与替补等等，但在阅读德里达的具体著作和论文中，却难以深入理解其论说，更难捕捉其思路的展开。因此，本书在确定理论框架时，注重对德里达最重要的那些代表论文展开分析。而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实际上无不是在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时才阐发出来的，回到德里达的文本，回到德里达对其他文本的细读，特别是对德里达解构思路展开过程的探究，这是真正切近德里达思想精微处的最重要的途径。

尽管迄今为止关于德里达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但依然众说纷纭，仿佛各说各家话。此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很难引证其他的研究材料，因为总是要在对德里达研究的自足的解释体系里来获得逻辑伸展的能量，其他的解释既证明不了，也替代不了自己的解释。目前国内外对德里达研究具有概论性质的著作，写得最清晰扼要的还是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可惜这本著作成书较早，对德里达80年代后期的著作没有涉猎。而这些著作无疑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重要。本书还是试图具有概论面貌，即试图在比较全面综合的结构中来呈现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层次和脉络。本书的理论框架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三个层面去揭示解构思想的基础：首先，注重德里达思想的理论层次，例如，解构最直接的针对对象就是结构主义，本书从“解—结构”开始论述；其次，现象学是德里达最早着手进行解构的领域，可以看到德里达的思想轨迹；再者，“文字学”是德里达最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现了解构的精义所在。随后关于延异、解构的方法和策略、文学性法则，则是解构在其方法论意义上的进一步展开。本书认为德里达的思想存在着前后期的转向，前期更倾向于语言符号学，后期转向则标示着一种“新人文学”的展开，这就是后四章的内容，关涉到宽恕与他者的伦理，法律与正义、友爱的政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这样，既给出了德里达解构的基本主题，也描述出德里达解构的历史演变、发展线索，特别是前后期的思想转折。如果参照德里达的代表作来阅读，则更可以突显本书所具有的导读特色。

关于批判性问题，这是一个难题。中国当代学术深受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影响（至于是否真正吸收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就很难说了），并由此形成一种学术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的任何理论学说，都要在批判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加上90年代以后形成的学术本土化立场，对西学更加警惕（这当然无可厚非），二者相加，对德里达及其解构这种异端邪说，当然要行使批判才能大快人心。然而，批判德里达，既容易又困难。容易在于，只要站在德里达解构的对立面就可以设定对其质疑的全部逻辑，且可以把德里达推倒。这就像德里达说西，我就说东。打个比方，我们说飞机不好，因为它离开地面。我们说裙子不好，因为它没有两条裤管。我们没有从尊重对象事物的本质的立场来理解对方，没有从尊重对象事物的存在性的角度来批判对方，这是否是真正的批判值得怀疑。飞机之所以是飞机，就因为它离开地面；而裙子之所以是裙子，就因为它剪去两条裤管。批判不应该是在一个从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给自足的逻辑框架内进行，而应该是在理解对方的逻辑的前提下，并且在对方的逻辑体系内工作，这才是合理的批判。解构之所以有力，就在于它总是在对方的逻辑中来解构，植根于对方或者生长于文本自身不可避免的矛盾结构中。如果在这一层面上去解构德里达，那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这样的难度就更大了。本书主要是阐释德里达的基本理论思想，因此，重点在于理解和解释，而不急于批判。要批判德里达，需要比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更高明的方法策略以及更加博大精深的思想。在这个时代，有几个人能像德里达那么渊博呢？从柏拉图到尼采，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举凡文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神学等等，没有他不能自如进出的领域，所有涉及的这些领域，他都能引发强烈的地震。本人自觉无此能耐，还是老老实实理解和阐释。如真有高人能做出恰切而深入的批判，那无疑是当代学术之幸事。

写作本书自觉遗憾处在于所用材料主要出自英版图书和中译著作。如能通过法语阅读德里达当然最好，但是否通过其他语种就不能研究呢？这一直是学术研究中不成文的某种戒律。虽然不通过法语材料确实不是最佳选择，但也并非绝不可行。德里达在英语世界走红这一事实，已然表明通过英语去阅读德里达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解构主义理论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反而在法国本国，由于学界的恩恩怨怨，德里达长期没有进入法兰西学院坐上院士交椅（多少平庸之辈在那里坐得心安理得，而德里达却在门外徘徊）。德里达是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直到他去世，法国总统希拉克才发话，说他是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给人类思想做出巨大贡献云云。但法语世界对他的兴趣远没有英语世界（及其他语种）浓厚，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说明德里达被非法语世界阅读理解的可能及传播的广泛性。德里达其实对英语语言霸权也无可奈何，后来不得不花费时间去打磨英语，他也多次用英文演讲，后来他有些书籍是先有英文版，才有法语版。德里达几十部著作，几乎都有英文版，有关德里达及解构主义的英文著作也车载斗量。另一方面，就汉语译著而言，德里达已经有一些著作是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如《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书写与差异》（张宁译）、《论文字学》（汪堂家译），其译者的语言水平都是非常过硬的。我想，如果是非法语专业人士，要达到他们的法语水平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是说，通过他们翻译成母语（汉语）来阅读，可能比并非精于法语的研究者去直接读法语版还更精确些。如果译著不能作为研究的材料，那表明迄今为止翻译这项工作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这未免太极端了。从另一方面来说，理解德里达显然不只是具备语言素质就可奏效的，而是需要庞大的人文学的背景知识和比较好的思想素养，以及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感悟能力。如无这几方面的能耐，单凭一项语言才能，要读懂德里达几乎不可能。这方面，陆扬、夏可君、胡继华、陈永国、方向红做的一系列翻译工作，无疑是极其出色的。虽然局部还有一些可再斟酌之处，但他们在人文学方面的素养，使得译文相当可靠。因此，有些先生认为做研究要依据原著的语种来进行，其建议当然是好的，是理想性的最佳选择，但从其可行性而言，毕竟是研究，不是阅读语言，特别是对德里达这样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最难解的哲学家，可能更重要的是长期培养的人文学方面的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

写作本书耗去了我数年的功夫，一方面带着紧迫感，另一方面又总是被眼前的事务所裹挟。2003年，正值动手写作此书时，我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研究机构调到大学，马上面临开课的难题。到北大迄今为止已近六年，我给本科生、研究生总共开设了六门新课程，都要从头开始备课写教案讲义。虽然教学用去不少时间，但与学生在一起，会让我感到快乐和年轻。特别是学生提出的问题，对我的研究工作无疑是非常积极的挑战。本书理应再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我总是不能在一个课题上停留太长，新的题目似乎总是更具诱惑力。有作家说过，一本书的完成就是一次死亡，从精神上来说也确实如此。一本书完成就是一次了结，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次夙愿的了结，是对一种思想的至诚敬仰和献祭。本书无疑存在很多疏漏和不足之处，有些是功力不逮，有些是时间不允许，只好请同行朋友和读者批评指正了。好在同行们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在当今中国，关于德里达的研究已经形成一支相当整齐的队伍，我的同龄人，特别是比我年轻一些的同行，如陆扬、尚杰、夏可君、胡继华、方向红、陆兴华等等，虽然我与他们大多数都未谋过面，但阅读他们的作品让我深信他们在解构主义方面的研究都有独到惊人之处，他们已经有或将有新作面世，中国的解构主义阵势已蔚然成形。

写作本书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文学研究所。本书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度B类重大项目。但项目立项不久，我就调往北京大学，文学所的领导和科研主管同志并未对我提出任何有压力的要求，依然支持我继续做下去。这里特别要感谢杨义先生、包明德先生、朱渊寿先生、严平女士，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对我要求延期，也没有任何苛责，而是表示：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把课题做好。他们宽仁为怀的态度，始终鞭策着我。本书原在中国社科院立项时计划写作28万字，写作中篇幅增加近一倍（现在成书已有五十多万字），后来又申请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在此感谢教育部基金项目主管的领导以及匿名的评审委员，虽然我不知悉你们的尊姓大名，但在我的心中，始终怀着对你们的感激和承担着你们的信任。

在这里我要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温儒敏先生、曹文轩先生，他们对我的教学和科研都给予了友善的关怀和慷慨的支持。还要感谢郑鹏博士，他最后帮我审读了全部书稿，花费了不少时间，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宝贵意见。同时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雅秋博士，她一直在关注我的写作，并在出版方面给我提供了非常诚恳的支持。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们：汪晖、孟繁华、程光炜、蒋寅、张宁、陈福民、高秀芹、靳大成，他们阅读了我的部分手稿，他们的意见和鼓励弥足珍贵。

最后把此书献给我的妻子陆波和儿子陈路奇。特别希望16岁的儿子长大成人，以他现在的志趣，期望他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一番作为。

是以为序。

陈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