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水浒传》与元末的农民大起义
《三国演义》反映了天下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历史进程，但对这一进程的开端，即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却是稍作叙述便一笔带过。作者不满于农民起义可能是原因之一，不过如此处理也确实是为了服从创作整体格局的安排，因为作品的主旨是描写三国鼎立的历程。对此无须苛责，人们也不会感到缺憾，因为另有一部小说仿佛有意作补充似的，对农民起义的发生原因、历程与结局作了全面的描写，这部作品便是与《三国演义》几乎同时问世的《水浒传》。
《水浒传》是与《三国演义》齐名的优秀巨著，但其作者面目却不甚清晰。早在明代时，就曾有过三种不同的说法，它不仅见于明人的著述，而且也为现已知的明刊本的题署所证实。较早的刊本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7]另一嘉靖刊本则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即认为该书是施耐庵作罗贯中编，嘉靖时人郎瑛也持这种看法。[8]然而同为嘉靖时人，王圻与田汝成却认为此书纯为罗贯中所作，[9]明双峰堂刊本的题署则是“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全不提施耐庵之名。第三种说法认为施耐庵是作者，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就赞同这种主张，明雄飞馆《英雄谱》中的《水浒传》署“钱塘施耐庵编辑”，金圣叹删定的七十回本则题“东都施耐庵撰”。由此可见，明代人已是意见不一，但对作者的认定，却并未超出施耐庵、罗贯中两人，而在当代的学术界，一般多倾向于《水浒传》为施耐庵所作。
关于施耐庵其人，目前所知甚少，有一些材料的记载还互相抵触，或云其“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10]或云“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屡聘不至。……明洪武初，徵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11]而兴化施姓族谱则称其一世祖为施彦端，字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12]这些文字记载互有出入，故而对此存疑者不少，但以上记载中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施耐庵为元末明初时人，且主要是生活在元末，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已作认定的共同看法。[13]施耐庵同样是一位经历过战乱的作家，这对于理解《水浒传》的创作极为重要，因为他亲眼目睹甚至可能亲身经历了一场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当然，元末农民大起义与《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起义的情形不完全相同，其中最突出的差别，便是前者具有显著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从规模上来看，后者因仅限于山东一地的缘故，也缺乏前者那般的气势。然而，不管是现实中发生的还是小说中所描写的，它们毕竟都是封建时代的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武装抗争，受到了相似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其具体面貌、模式或有不同，但在导致爆发的直接原因，义军由弱小到逐渐壮大的过程，其间的主张与策略以及最后的结局等方面，却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与规律。《水浒传》之所以能够成为描写农民起义的经典作品，这与作家本人就生活在农民大起义的时代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小说中寄寓了作家对眼前现实的理解，其内容也应视为对该现实的一种非直接的艺术反映。
自《水浒传》问世后，社会上便开始流传着一句新的俗语，即“逼上梁山”。这一“逼”字生动而精炼地概括了各位英雄奔投梁山的过程，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农民起义发生原因的探寻与思考，作品中那一个个令人悲愤的故事，其实也是对诸如谁在逼、怎样逼、被逼后为何只能上梁山等问题的回答。在《水浒传》中，那些走上公开反叛道路的英雄们都有着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与经历。武松冲破官府阻扰，杀了西门庆为兄报仇后，只是驯服地去吃官司；鲁智深为救金氏父女，打死了镇关西，其后寻找的出路是皈依佛门，去五台山出家；林冲明知遭高俅陷害，但仍是忍气吞声地踏上了流放之途，还盼望日后能“挣扎得回来”；至于梁山义军的首领宋江，开始时更是宁可坐牢流放，也决不肯上山入伙，因为那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然而，黑暗的封建势力并不就此罢休，而是非将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些英雄忍无可忍，退无可退，最后只好奋起反抗，成了公然与朝廷作对头的梁山好汉。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众好汉从忍耐到反抗的曲折过程，同时也精心勾勒了逼他们上梁山的恶徒的嘴脸。在中央政权里有高俅、蔡京那班把持朝政的奸佞；各州府有残害良民、搜括钱财的慕容彦达、高廉、梁中书等地方官僚；在社会基层有张都监、蒋门神、西门庆与毛太公等一帮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此外还有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和各式各样的爪牙。作为个人来说，这些形象各是逼迫某个英雄上梁山的具体人物，而他们的全体又织成了从上到下、纵横交错的一张残酷压榨和迫害百姓的黑暗势力网。这是农民起义的根源所在，而且也正是这种迫害和反抗，使农民起义从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水浒传》以北宋末年为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其实元末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那些反抗元朝统治的领袖人物，也都曾有过与梁山好汉颇为相像的经历。就拿朱元璋来说，他十七岁时“父母相继殁，贫不克葬”，“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14]，可是后来皇觉寺也遭乱军劫掠、焚毁，他无路可走，便参加了红巾军。张士诚本是“操舟运盐为业”，“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张士诚不堪忍受，最后终于率十八人反抗，“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15]方国珍原也是贩盐为生，后来被仇家诬陷为通匪。他不愿冤屈地遭逮捕、杀戮，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仇家，“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亡入海，聚众数千，劫运艘，梗海道”。[16]明玉珍的情况与前三人有所不同。在乱世之中，明玉珍组织了一支地主武装自保乡里，然而有一天，他收到了红巾军领袖徐寿辉的一份最后通牒：“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他选择了参加红巾军的道路，[17]而这一经历很容易使人想起《水浒传》中某些朝廷军官遭梁山义军围困、追杀，最后迫不得已归顺山寨的故事。至于那个后来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是一个渔民的儿子，此人“少读书，略通文义”，“尝为县小吏”，握掌兵权后又“好以权术驭下”。[18]这里当然不应作轻率的比拟，但是在陈友谅与《水浒传》中的宋江的身上，也确实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共同的东西。如果将元末的农民大起义和小说中的梁山起义作比较，那么便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首先应归于农民战争的普遍规律的作用，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另一因素，是这部小说是出自一个生活在元明之交的作家之手，这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作品后来为何要写梁山好汉全伙受招安的故事，而且还写得如此绘声绘色的原因。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的结局大致可归纳成三种模式：一是被镇压，一是受招安，另外一种便是农民义军领袖当上了新的皇帝，但这只是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改朝换代。既然归宿有三种形式，那么为什么施耐庵要为梁山义军选择受招安的结局呢？当然，首要的原因是史实与以往平话奠定的故事框架起了很大的限制作用。不过施耐庵在进行集大成式的再创作时，对已有的故事作了大量的改写与增补，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若为梁山义军选择别样的结局，也当是未可厚非的，更何况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关于宋江受招安一事并没有展开，而只是极简略地提及：“（张叔夜）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为了更全面、充分地解释上述问题，有必要排列若干史料以便作对比分析。首先考察正史中有关宋江受招安的记载：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虏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19]
在施耐庵生活的时代里，也发生过几起农民起义军受朝廷招安的事：
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诚。士德间道贻士诚书俾降元。士诚遂决计请降。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迩为言于朝，授士诚太尉，官其将吏有差。
……
行省参政朵儿只班讨之（指方国珍），兵败，为所执，胁使请于朝，授定海尉。寻叛，寇温州。元以孛罗帖木儿为行省左丞，督兵往讨，复败，被执。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招之降。已而汝、颍兵起，元募舟师守江。国珍疑惧，复叛。诱杀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亡入海。使人潜至京师，赂诸权贵，仍许降，授徽州路治中。国珍不听命，陷台州，焚苏之太仓。元复以海道漕运万户招之，乃受官。寻进行省参政，俾以兵攻张士诚。士诚遣将御之昆山。国珍七战七捷。会士诚亦降，乃罢兵。
在《水浒传》中，梁山义军先是两赢童贯，俘虏了御前飞龙大将酆美，接着又三败高俅，并将他生擒活拿，完全是在屡败官兵、朝廷无奈的情况下，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了招安。但是历史上宋江接受招安时的形势却是兵败遭困，难以突围，并且副将又被俘虏，这里的胜利者是朝廷，而宋江投降才是出于无奈。由此可见，施耐庵在创作时仅取“招安”这一点，但具体的叙述并没有拘泥史实，而是严重地背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再接受招安，作者的那些描写也是《水浒传》中的精彩篇章，而上面载列的后两条材料表明，这并不是施耐庵的闭门杜撰，它在元末的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依据。张士诚由于与朱元璋的矛盾而接受了元朝的招安，但他的接受招安，是在刚打败了元将杨完者之后。元顺帝在招安时曾派人给张士诚送去了御酒，这一细节被载入了正史，可见在当时是颇为轰动的事件，而在《水浒传》中，则可以读到作者对招安时御酒事件的着力渲染。与张士诚相比，方国珍接受招安的过程要曲折些，他曾先后三次投降元廷，每次都必是在打了大胜战之后，前两次还俘虏了前来讨伐他的元军主将。为了招安，方国珍曾派人去京城活动权贵，而招安后，他又率部去镇压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这一切也与《水浒传》中宋江在招安前去东京寻觅门路，招安后又率军镇压方腊义军的举动很是相似。
《水浒传》的创作始于元末天下大乱之时，生活在动荡社会中的施耐庵对于眼前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理应是关切与了解的，何况方国珍就活动在浙江、苏南一带，与施耐庵相距不远，而根据一些传说来看，施耐庵似还与张士诚有过个人的接触与联系。如一则传说称施、张二人“曾同事一老师，学习文事和武艺，……张士诚据苏州称王，施耐庵则参佐枢密，赞襄戎幕”，后因遭猜忌，“终于施耐庵舍弃故人而去，到江阴一个大地主家作西席”。[20]另一则传说则言，张士诚曾亲自登门，请施耐庵出山相助，但遭到婉言谢绝：
元亨以耐庵才荐士诚，屡聘不至。迨据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士诚笑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笔再遣，不虚糜岁月乎？”耐庵闻而搁笔，顿首对曰：“不佞无所长，惟持柔翰为知己。大王豪气横溢，海内望风瞻拜。今枉驾辱临，不佞诚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奈母老不能远离，一旦舍去，则母失所依。大王仁义遍施，怜悯愚孝，衔结有日。”言已，伏地不起。士诚不悦，拂袖而去。[21]
当然，即使已有长久流传的历史，这一类传说也不能当作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它们都将施耐庵与张士诚联系在一起，其间却含有一定的可信成分，因为这两人毕竟生活于同一时期，同为兴化白驹场人，而且张士诚的经历、业绩，又与《水浒传》中的某些描写有相合之处。虽然张士诚未必对施耐庵怀有什么兴趣，但作为作家的施耐庵关注自己那位名声显赫的同乡的活动，却实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水浒传》中对宋江的刻画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描写，已违背了《宋史》中的有关记载，与《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品的叙述也不甚符合，但它们与作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与事件倒有几分相似。对此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施耐庵广泛地从眼前的现实生活中撷取了素材，经概括、提炼后融入了作品，而这与他创作时以正史、平话以及戏曲、传说等为重要基础的事实也并不矛盾。所谓施耐庵的再创作，其实就是将以上两者糅合为一体，而并非是对现成的描述、传闻等作简单的缀连组合。正因为如此，作品中那位“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的宋江，已不是北宋末年的那位历史人物，或是以往平话、戏曲所塑造的宋江，也不可简单地以元末揭竿而起的诸雄作比拟。虽然这其间确有某种有机的联系，但他已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具有明显个性又带有某些共性的艺术形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水浒传》的创作与《三国演义》一样，也是与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没有元末的农民大起义，施耐庵未必会以梁山的故事为创作题材，甚至未必会萌生创作小说的欲望。作者又恰好生活在农民起义军所控制的区域内，有机会目睹农民起义的全过程。丰富的见闻与经历使施耐庵在创作时拥有了大量的生动素材，那些人物与事件又会影响到作家的生活，这便迫使他有心作更敏锐的观察、更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思考。就这个意义而言，《水浒传》的创作可以看作是施耐庵曲折地反映现实的一种方式。如果换在平和的时代，《水浒传》的创作就很可能不会如此杰出，因为那时的作者不会再有施耐庵那样的对事件的了解，以及在特定的环境中才会产生的心境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