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化为先”的传统的确立
明代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另一显著的共同之处，便是大多数作者都相当强调作品向读者灌输封建思想的作用。在上一章中已讨论了明初文言小说创作中理学说教意味逐渐增强及其对后来创作影响的问题，这里对此不再作赘言，而是着重考察通俗小说方面的情形。首先，自然还是先对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作讨论，然后再分析它们在这方面对后来创作的影响。
不能否认，《三国演义》在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达人民渴望安定统一，以及《水浒传》在描述官逼民反的严酷现实时，都表现出了作品较强烈的人民性，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罗贯中与施耐庵创作时也不可避免地怀着这样的强烈动机，即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述，向读者灌输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思想。《三国演义》十分强调封建的正统观，着意渲染诸葛亮等人之忠，歌颂刘、关、张三人之义，并且不遗余力地斥责董卓、曹操、司马懿等人的不臣之心。《三国演义》在嘉靖元年（1522）首次被刊印，而被刊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重视它在这方面的功用：
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囤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
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33]
经史只有“通儒夙学”阅读，而通俗小说却可以使“天下之人”为读者，而且是通过形象生动的故事使人们“悟其义”，“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封建统治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率先刊出了《三国演义》。后来，又有不少人不断地宣传这一观点，如明末时的东山主人就写道：“倘鉴于此，人人顺时安命，不为邪说之所动摇，斯演义之益，岂不甚伟！”[34]
至于《水浒传》，作者虽痛恨贪官污吏，同情被逼上梁山的英雄，但他却又将忠于封建朝廷视为第一要义。在他笔下，不仅宋江等人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就连反抗较为坚决的阮氏兄弟也在唱着“忠心报答赵家官”之类的曲儿。明代的大涤余人曾对施耐庵作《水浒传》的动机作了分析，他写道：“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人乱则盗贼繁兴，文乱则邪说横恣，识者有忧之”，这是施耐庵创作的大背景；“正史不能摄下流，而稗说可以醒通国”则是他采用通俗小说的形式的原因。从这两点出发，大涤余人又发挥道：
百年树人，匪伊朝夕。急则治标，莫若用俗易俗，反经以正经。……《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奸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也。道揆法守，讵不相因哉？故能大法小廉，不拂民性，使好男疾贫之类，无以为口实，则盗弭矣。[35]
稍后的金圣叹对作品的理解与这位大涤余人有所不同，他认为施耐庵对于梁山好汉并不是同情歌颂，而是憎恶：
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不知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
总之，施耐庵作《水浒传》的目的，是“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36]在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上，大涤余人与金圣叹分别代表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然而，这两种观点尽管是互相对立，其成立前提却是完全一致，即认为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目的是向读者强调与灌输“忠义”思想。
通俗小说中的第一个创作流派是讲史演义。如果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描写使人感受到“教化”在作品中的地位，那么后来讲史演义的作者与评论家则常常在作品的序跋中声明与强调“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37]的原则，并告诉读者，这类作品并非是只供人玩赏，他们读后应该在思想教育方面也有所收获：“篡逆乱臣贼子，忠贞贤明节孝，悉采载之传中，今人得而观之，岂无爽心而有浩然之气者”。[38]“严华夷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统系之正闰，声猾夏之罪愆”，[39]或者“读其词，绎其旨，令人忠义勃勃”[40]等等，这些都是作者们对作品影响的期望，同时他们也希望作品能产生“使奸人顶上猛着一针”[41]的效果。类似的作品序跋举不胜举，这些作家与评论家的反复强调，使得讲史演义创作中的“教化为先”的原则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他们在阐述作品的教化意义后又常会加上“当与《三国演义》并传”[42]之类的话，即点明了通俗小说创作中这一原则的确立者。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读者、作者兴趣的转移，在讲史演义风靡一时之后，通俗小说中的其他创作流派也相继登台。可是，尽管题材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但“教化为先”的原则却仍然被后来的作家们所遵循。继讲史演义之后，最先出现的流派是神魔小说，其间所述荒诞怪异，但作者的主观目的却常是“穷人天水陆之幻境，阐道德性命之奥旨”，[43]希望“观者有感，愿为忠良，愿为孝友，莫谓天道人伦不孚”。[44]他们编创神魔小说，仍然是含有“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45]的动机与期望。到了明末清初交替之际，时事小说与拟话本又盛行于世。时事小说与讲史演义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它自然是“忠”、“孝”两字不离口。撰写《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吴越草莽臣在序中就明确指出，他著此书的“立言之意”，是歌颂“诸臣工之忠鲠，勇于击奸”，以及惩戒“奸谀之徒缩舌，知奸之不可为”；而编写《新编剿闯小说》的无竞氏则认为自己的作品可“用以激发忠义，惩创叛徒，其于天理人心，大有关系”。[46]拟话本虽然对当时社会生活面的反映极其广泛，但其要旨始终是劝善惩恶，以期“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47]总之是“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48]清初时，才子佳人小说风行一时，尽管那些作品明明是在描写情意缠绵的青年男女的恋爱，然而作者还是仍然强调他们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教育读者，因为“情定由此而收心正性，以合于圣贤之大道不难矣”。[49]清中叶以降，又出现了狭邪小说与侠义小说，前者着重描绘优伶与妓女的故事，然而其创作宗旨之一却是“有关风化，辅翼世教，可以惩恶劝善，可以激浊扬清焉”；[50]后者“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作品中“烈妇烈女、义仆义鬟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侠尚义者不可枚举”，其内容则又可用四句话作概括：“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51]
到了清末时，世风大坏，局势动荡，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此时又出现了以抉摘弊恶自命的谴责小说。这些作品“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52]反复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夫今日者，人心已死，公道久绝”，而他们写揭发卑污苟贱之事的小说，则是可“伸大义于天下，使若辈凛乎不敢犯清议”。[53]而梁启超竭力宣扬的“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泰半”[54]的论点，更是加剧了当时以小说谋取直接的政治功利的倾向。虽然这时的作者所强调的已不一定全是劝善惩恶，要读者们努力学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自以为只有靠他们的小说教育大众才能救中国，这实在是把创作中“教化为先”的思想推至极端。
综上所述，应当认为“教化为先”几乎是从明初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直至清末的那些作品的共有特点，尽管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中表现的方式并不一致。当然，不能绝对地认为所有的明清通俗小说都是如此。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曾称，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读者“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时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其创作动机固然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即是如此，但是这部作品没有将灌输某种教义为第一要旨却完全可以断定。另外，有些作者自称其创作目的是教育读者，但实情却未必如此。如有的淫秽小说作者这样宣称：“余将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趋矣，人必不受。余以诲之者止之，因其势而利导焉，人不必不变也”。[55]说得似乎振振有辞，但作品津津乐道于床笫闺帏，足证这种声明全是一派鬼话。不过，那些不甚强调封建思想灌输的作品毕竟只是少数，因此还是应该承认，“教化为先”是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传统。
如前所述，通俗小说创作中“教化为先”传统的形成与确立，与它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率先示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传统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在唐代时，传奇创作虽然“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但不少作品已含有“谈祸福以寓惩劝”[56]的内容，如那最著名的《莺莺传》，作者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宋时理学兴起，于是也相应地产生了“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57]的观念。这些都是通俗小说创作中形成“教化为先”传统的预前准备，而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开始的这一传统之所以能得以确立并不断强化，则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思想状态有关。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伊始，便明确地宣布了他的基本国策：“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因此他认为“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堕于小人”。[58]于是，有利于对各阶层民众实行精神奴役的程朱理学便被统治者定为官方哲学，成为我国思想界的统治思想。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清初的康熙帝就曾宣称：要“正人心，厚风俗”，就必须“崇尚经学”与“严绝非圣之书”。[59]封建统治者甚至还开动了国家机器，向人们强行灌输程朱理学，这种巨大的压力是迫使通俗小说创作走上“教化为先”道路的外在因素。
在另一方面，从罗贯中、施耐庵开始，通俗小说的作者一般都是不甚得意的文人，困于场屋者居多，获有一官半职者极少，可是自幼接受的教育及其社会地位，却使他们很难摆脱程朱理学思想的羁绊。有些作者真诚地相信，撰写通俗小说的目的就应该是鼓吹经传，因为“经史之学，仅可悟儒流，何如此作，为大众慈航也”。[60]另有些作者对社会现实有着种种不满与评判揭露，但是一涉及封建伦理纲常，却又总是毫不犹豫地加以维护，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进步的精华与陈腐的说教往往是混杂在一起。正是上述的因素内外结合，使得“教化为先”的传统不仅能在通俗小说创作中得到确立，而且还使其能长时期地保持甚至强化。然而可悲的是，即使如此，通俗小说仍遭到了封建卫道士的斥责与仇视，时被禁毁。这是因为作家们在创作时，又须遵循艺术创作的原则，特别是那些杰出的作家，总是力图更深更广地概括现实，力图反映出时代的生活与人民的情绪。这些作品程度不等地批评了社会现实中的卑污与黑暗，揭露了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虚伪与奸诈贪婪，抨击了一些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如扼杀人才的科举制度），并正面歌颂了人民群众品行的高尚。尽管作者的主观愿望或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与道德风化，但是广大读者却可由那些形象的故事得出自己的带有否定性的感受，而以上这一些，正是封建卫道士们所不能容忍的。
最后还需要指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虽是“教化为先”传统的最先确立者，并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们却不是作生硬说教或思想灌输的作品。修髯子论及《三国演义》的阅读时曾说：“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义，因义而兴乎感”，因此“不待研精覃思”，就能做到“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61]也就是说，作品提供了感人的艺术形象与故事情节，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了共鸣，从而进一步由此观照自我与社会，并引起更多的思索，简言之，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体现了作品的教育功能。明清通俗小说中能较好地做到这点的作品并不很多，不少作品往往只是在图解封建伦理道德，另有一些则常在矛盾冲突十分尖锐时，硬装上了违反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逻辑发展的，但却符合封建纲常的结局。对“教化为先”的强调已至极端，作品的教育功能被拔高到了不恰当的位置，通俗小说的创作也因此受到相当严重的伤害。这是罗贯中、施耐庵所未能想到的局面，当然，他们对此也无须承担责任。
至此，我们已讨论了明初小说创作的状况，也讨论了它与先前小说创作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它对后来创作的影响。总的来说，在洪武、建文、永乐与洪熙四朝五十八年中，新出现的小说并不多，然而在通俗小说中有《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文言小说中有《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这足以表明明初的小说创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也就是说，明代的小说创作是从一个良好的开端步入了自己的发展历程。若按常理推测，紧随其后的应是兴旺发达的景象，可是实际的情形却正相反，小说创作反而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萧条期。这是因为创作并不纯然是作家个人的事，它要受到社会生活中诸多因素的制约，其实就是作家自己，又何尝不是时代的产物呢？就明代小说的发展而言，它得经过这长时期的几为空白的状态之后才慢慢地复兴，并逐步走向繁荣，可是对明代小说史的研究来说，却不能因为创作的空白而相应地留下一段研究的空白，相反，该空白将引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而关于它们的具体探讨，则是下一编中的主要内容。
[1] 自《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开始，明代的通俗小说基本上都是为供案头阅读而创作的作品。为了行文方便，自本章起除另作说明的之外，“通俗小说”一词均是指供案头阅读而创作的通俗小说。
[2] 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
[3] 参见王利器所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4] 《江苏省例》同治六年藩政“查禁淫词小说”。
[5]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6] 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或谓此序为假托袁宏道之名之伪作，但这并不影响此处的讨论，因为它毕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通俗小说的见解。
[7] 陈继儒：《唐书演义序》。
[8] 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
[9] 朱之蕃：《三教开迷演义序》。
[10] 金圣叹伪托的“古本”《水浒传序》。
[11]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12]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3] 有些作品是分“则”而不是分“回”，但这两者并无实质上的差别。
[14]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六“二酉缀遗（中）”。
[15] 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16] 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
[17] 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
[18] 谐野道人：《照世杯序》。
[19] 此篇名为笔者自拟。该篇叙孙
与宋苏轼妾朝云相遇故事，然篇中大段嵌入集句。详见弘治间黄瑜《双槐岁钞》卷一“朝云集句”条。
[20] 据袁行霈、侯忠义所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作统计，明代文言小说计有694种，为历朝最多者，其他数量较多的各朝依序排列如下：清549种，宋361种，唐184种。
[21] 如万历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九流绪论（下）”称：“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小说概念之混乱，由此可见。
[22] 鲁迅：《坟·宋民间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23] 瞿佑：《剪灯新话序》。
[24] 桂衡：《剪灯新话序》。
[2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瞿长史佑”。
[26] 《论语·述而》。
[27] 李昌祺：《剪灯余话序》。
[28] 王英：《剪灯余话序》。
[29] 刘敬：《剪灯余话序》。
[30] 刘敬：《剪灯余话序》。
[31]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32]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
[33]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34] 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
[35] 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
[36]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
[37] 《隋炀帝艳史凡例》。
[38] 王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序》。
[39] 陈氏尺蠖斋：《评释东西两晋演义序》。
[40] 陈继儒：《叙列国传》。
[41] 锦城居士：《孙庞斗志演义跋》。
[42] 陈氏尺蠖斋：《评释东西两晋演义序》。
[43] 烟霞外史：《韩湘子全传序》。
[44] 世裕堂主人：《新编东游记序》。
[45] 李云翔：《封神演义序》。
[46] 无竞氏：《新编剿闯小说序》。
[47] 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
[48] 钟离睿水：《十二楼序》。
[49] 天花藏主人：《定情人序》。
[50] 栖霞居士：《花月痕序》。
[51] 问竹主人：《忠烈侠义传序》。
[5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
[53] 无名氏：《官场现形记序》。
[54] 梁启超：《告小说家》。
[55] 憨憨子：《绣榻野史序》。
[5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
[57]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58] 黄佐：《南雍志》卷一。
[59] 《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之八“圣治”之三，转引自王利器所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60] 睡乡祭酒：《连城璧序》。
[61]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