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体
No.1 藏药的精神病人
1983年从医学院毕业时，我觉得精神医学是一个超越、抽象而博大精深的学科，于是决定要做精神科医生。一时间，亲友们大惑不解、一片哗然，有至亲者甚至哭兮兮，以为我误入歧途。我则独行其是，一时间还算是泰然自若。
上班伊始，我在女病房轮转，分管着七八个病人。她们大多数患了精神分裂症，还有一些自杀、自伤、厌食、癫痫、吸毒的病人。我仿佛看到了光天化日下的地狱景象。
一位女病人40多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妄想）型。病历上记录着她发病10年来的流水账：她闻到自家厨房水龙头里放出来的自来水有毒气，把水槽都腐蚀了；电灯泡、电话机里有辐射，导致她头昏眼花；她牙齿里被安装了窃听器，连大街上的人都知道她心里头在想什么；电视上也随时有人在说她的坏话、造谣；她走在街上，发现公安局的警车在跟踪自己……这些想法很顽固，她坚信不疑。虽然先后用过氯丙嗪、舒必利治疗，但她的想法丝毫没有动摇。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她的单位和家属，也就没有人来探视她。日子过得倒还清静，平日里只要不谈那些受迫害的糟心事，她就安安静静地吃饭、睡觉，当模范病人。
哪知某天上级医生来查房，她又滔滔不绝地说起那些下毒、跟踪的事。结果，医生当即指示：“把药渐渐换成氯氮平，看这些幻觉妄想能不能动摇点儿。”就这样，氯氮平陆陆续续地加到了每天12片，300毫克。
她总是无声无息，多少有点儿矜持，每天翻翻书本，看看铁窗外面的荒草绿树。一个面容和身姿如此优雅的女人站在窗前，本身就是一道欧洲古典油画般的风景。
我渐渐发现，她有一本甚为珍爱的淡绿色绸面笔记本，与她形影不离，睡觉时就放在枕头下面。有一天，我恰好看见她正在专心研读笔记本，就上去与她寒暄：“这本子好漂亮啊……能看看吧？”她有些害羞，但还是翻开来，稍微给我展示了一下：里面夹着干枯的银杏叶、香樟叶、蒲公英、玫瑰花瓣、蝴蝶翅膀，还有从报刊杂志上剪下来的一些小小的豆腐干文段，粘贴得方方正正。令人惊讶的是，有的地方甚至还配上了简笔插画和诗文，看上去淡雅、美丽、柔和，真是画如其人、诗如其人。这个淡绿色笔记本昭示出另一个风清月明的世界，它和窃听、下毒、跟踪这些魑魅魍魉无论如何都拉不上关系。看来她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之中。突然翻到几片紫色的枫叶，她盯了很长时间，慢慢地有点儿失神，轻轻地自语：“北京西山，秋天。”然后闭目静默，进入冥想，不再介意当下，甚至忘了近前还有个观众。看来无意识之流汹涌澎湃，与紫色枫叶密切相关。
悠然自得、与世无争，唯淡绿笔记本是念……本以为她的日子会这样过下去，哪知有一天，护士长突然找到我，很严肃地说：“你这个病人没吃药，你要注意啊！这些病人都很会藏药，窗子外边、草丛中间，你去看看嘛，药丢得多得很……”我有点儿吃惊：“好的，发药的时候我来看一下。”那时，我刚刚读完医科大学，对西医诊疗体系的信赖接近于信仰，初次知晓了藏药的事，有些痛心疾首。
早上10点半，病人在大厅里开始排队吃药，我站在旁边仔细观看。每个病人都端着自己的搪瓷缸子，里面有小半缸温开水。护士先将一个塑料小盒里的药一次性倒入病人的手心，然后看着病人把药放进嘴里、喝水、吞下。最后一个程序是每个病人必须张大嘴巴，卷起舌头，让护士检查一下嘴里有没有药。
轮到她了，也是一模一样的程序性动作：左手端水，右手接药，把药全部倒进嘴里，低头喝水，仰头吞药，“咕嘟咕嘟”就下去了；再张嘴接受检查，舌头上下、牙床内外、咽部左右都打着电筒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都没有。看来确实没什么破绽，但我还是示意她到窗边来。我准备和她多聊一会儿，一是看看她有没有把药藏在身体某个未知部位；二是防止她马上回病房或进厕所去设法悄悄地把药抠出来、呕出来，就像电影《追捕》里演的那样。
于是，我们就站在窗边开始拉家常：“你小时候常常住在东北吧？”她回答：“我在辽宁本溪的奶奶家长大，后来随父母在山东济南上小学和中学。”听来口齿甚清晰，完全不像嘴里藏着什么东西。我又问：“你上中学时喜欢什么课？”她眼睛发亮：“我喜欢语文、地理，最讨厌数学、物理，外语也不喜欢。”我想起了她的笔记本，就问：“那你平时喜欢读些小说吧？”“喜欢，《简・爱》《红楼梦》《镜花缘》……这些我都很喜欢。”看样子她兴致很高，我们便聊了一阵小说。随后，我又发起一个话题：“你原先做过几年编辑，对吧？”“对，我编过厂区、工地的小报……”我尽量争取多找点儿话说，拖延时间：“南方的生活还习惯吧？”“现在都还好，我是大学毕业时支援三线被分配来的，刚来时……”她以惯常的优雅和礼貌精准地回应了各样问题。谈了约莫有半个多小时，我确实没看出她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我跟护士长说：“我亲眼看到她吃下去了，还跟她聊了半个多钟头，肯定没问题。”护士长摇摇头，完全不相信：“你还要好好看看。”
第二天，我又看到她从从容容地把药片吞下去了，没有任何特殊的嘴形变化。她的左手一直端着搪瓷缸子，右手自从把药倒进嘴里后就自然下垂，没做过任何让人疑心的延迟或掩饰的动作。这次我连她的指缝、衣袖里也都看了看，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又叫住她到窗边闲聊。北方的山脉、南方的河流、植物花卉、剪纸、藏书票……谈到默契之时，我干脆直截了当地劝她：“你要好好吃药哦。你是专门来治疗的，总要好点儿才能出院啊。你看××床，明天就要出院了。”她安静地点点头：“是的，好的。”我又说：“况且药也是用钱买的，浪费了也不好，对吧？”她又点点头，表情很平静：“是的，对的。”
过了一两天，护士长又来找我说：“她肯定没吃药，你不相信嘛，这些病人个个都精灵得很。”我说：“我亲眼看到她吃下去了，确实没发现任何破绽。”护士长有点儿不高兴了：“她根本就没有吃，要不然怎么会一点儿副作用都没有呢？”“啊！”我大吃一惊。对的，12片药吃下去，人总该有些药物反应，比如口齿不清、流口水、迟钝、疲乏、嗜睡、脉搏快、颜面潮红等。但她口齿清晰，目光犀利，面色一直都呈浅浅的粉色。我赶紧去病房摸了摸她的脉搏，发现每分钟只有70次左右。而且，我正待用手搭上去摸脉时，她的手腕竟然迅速回缩了一下。这个动作颇微妙。同时，我从她的眼睛里似乎读到些许警觉、提防的意味。怎么办？再跟她谈谈？我就又同她聊了聊生病就要吃药这回事，给她讲朴素的道理、科学的常识，从各种角度劝说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谓诚恳又全面。她频频点头，看上去完全同意。
两天后，上级医生来查房，护士长立即汇报了这个病人藏药的事情。上级医生说：“这个好办，把药碾成粉末，直接从胃管灌下去。”医生还特别提醒，虽然医嘱是一次六片的剂量，但第一次也不能灌那么多，只能灌两三片。因为如果她真的没吃药，那突然把六片药灌下去，副作用会很大。
查完房就开始插胃管。她当然不会合作，死命地挣扎抗拒，结果被约束着斜靠在床上，并被医生护士们团团围住，就像狐狸落在陷阱里一样。我们轮番好说歹说，才终于给她放进了胃管。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惊惧、恨意和绝望。我猛然意识到，她确实没有吃药。果然，药灌下去后10多分钟，她的脉搏就很快了，一摸便是每分钟120次。护士赶紧准备心电监护，给她静脉补液。又过了10多分钟，她睡意蒙眬，颜面潮红，脉搏已达130多次。我们只好用些药物为她降心率。看来氯氮平的副作用的确厉害，上级医生实在经验丰富。一个多小时过去，她陷入深睡，然后出现大小便失禁。我们开始轮班加强监护她。
她这一觉睡了很久，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还有点儿迷迷糊糊的。第三天早晨，她坐起来时依旧提不起精神，歪歪倒倒的。此后，我们断断续续地使用胃管给她灌药，千方百计地慢慢增加氯氮平的剂量，直到每次12片。她的药物反应越来越明显：口齿不清、流口水、行动迟钝、疲乏、嗜睡、便秘、体重增加……人也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敌视、抗拒医生和护士。我仍要天天去看她几次，但基本都无话可说，气氛凄凉、沉重而尴尬。
谢天谢地，终于有一天，她的弟弟——一个同样严肃、清瘦、少言、忧虑的书生——来了，要接她出院。他也说不清姐姐的病情是否好转了，只是挽着包袱客客气气地结账、买药、道谢、告别。
天下事之无解、无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力。我左思右想，既然单位和家人都要将她送来住院，可见大家都认为她病情严重，不得不治疗。医护人员也不得不给她吃药。否则，在如此密集的都市人群中，到处都有人迫害、跟踪、窃听她，四面楚歌的她怎么活下去呢？此外，她怀揣着一个笔记本，就可以安安生生地在这里住大半年。这样的女人如果活在百年前会身处何种状态，是幸运一些还是更加不幸？依她的安静聪慧，如果某种姻缘果真到来，做个贤妻良母大概没什么问题。在某些男士眼中，她这种类型的女人多少有些魅力吧。但她怎么会走到这般田地？药究竟进了她的嘴没有，之后又藏在哪里？一切都不得而知。遗憾的是，当日我并未找到与她推心置腹的机缘。
百思不得其解。我忍不住向一位老师请教此事，哪知老师讲了一个更惊人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末期，老师被分配到精神科当医生。刚来时，他分管一个男病人。这个病人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病情反反复复，单位远在新疆，一直都联系不上，也就没人来接他出院。于是，医院派老师护送病人回新疆，顺便收回住院费。路途漫长，两个人有足够的时间相处，结果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老师发现，这个人在旅途中和在医院里判若两人，简直比正常人更加正常。老师只好直接问他：“你在医院时的那些幻觉妄想是怎么回事呢？”对方的回答是：“那些全都是装的。”“那每天发的药呢？”“都从厕所冲走了，很多人的药都是这样被冲走的。”老师又低声告诉我，他们俩就此成了莫逆之交，常常通信，此人如今就在某某研究所工作。言毕，老师感叹不已：“他真比《红岩》里的华子良还会装。幸好走了这么一趟，对人心才懂得多了些。”此后，老师对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就有了“第三只眼睛和第三只耳朵”的功夫，即运用无意识和直觉来判断的智慧。
后来，我继续在精神科做了多年医生，对药物的信仰三落三起，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其他各种治疗思路。
那位女病人心灵的雷达异常敏锐，能捕捉到一些微妙的信号，甚至还能“于无声处听惊雷”。遗憾的是，它们常常是一些消极、灰暗的信号。她的病情其实不重。依她的禀赋，如果机缘凑巧，在久远的过去，她也许能做个跳神、算命的巫婆；在如今这个可能性甚多、生活资源丰富的时代，她可以好好学习，试试魔术师之类的行当。假如此类人入世实在无计，那么能否在大自然中兴办一所世外桃源，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饮食起居条件，让他们栖身呢？任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其中，或梦或醒，或歌或哭，或呆或傻，或癫或狂……只要能确保其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好。
多年来，我隐隐约约地做着这样一个桃花源之梦，可惜一直未见圆梦的可能性。作为折中，我渐渐张罗起艺术治疗，希望像她那样的患者能借绘画、音乐、舞蹈、故事、诗歌等形式实现自由表达。好在多年耕耘，略有收获，总算看到天边的一抹曙光，也便有了今天进一步的奢望：将他们如是表达的作品——无论其形式、内容是否稀奇古怪——部分转化成他们生活的来源，铸就他们的饭碗，甚至变成连接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当然，像任何事情一样，这需要个人竭尽全力，而后老天自有安排。
毫无疑问的是，精神医学确实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