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2003年开始写《外滩：影像与传奇》第一稿，到2012年写完《成为和平饭店》最后一稿，我的“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写了十年。

1937年，美国作家豪塞在他描写外滩的书里写道：外滩是上海外置的心脏。而我，则在六十多年后描写了外滩如何成为新中国上海无可争辩的象征。上海是个反复经历沧海桑田剧变的都会，而外滩，则是这种剧变的纪念碑。

2014年，我的“外滩三部曲”集合成套，在外滩所在的城市——上海出版印行。时至今日，我想，自己努力承担了对养育我的城市的作家使命——尽我所能，为这条充满象征并不断变化的河滩留下有血肉的历史细节，为它的过去与现在，更为它的将来。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十年来用文字和照片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探索中，摸索着表达它层层叠叠故事的写作方式，写作手法和词语库。我在努力尽到一个作家的本分。作为自幼随父母迁徙而来的移民，我是在长年对上海往事的探究中渐渐认同它为家乡的。

外滩三部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

陈丹燕

201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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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一号，民国四年建立的外滩大楼。1928年坚固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l954年以后的大楼，目前正在等待一次新的改造——消费大厦遗留下来的海事时代式的奢侈，和后殖民时代的哀愁。这是一栋典型的外滩旧大厦，花岗岩的墙，巴洛克的面貌加上折中主义的混杂，爱奥尼克立柱。门楣上有被毁坏的痕迹，那是l954年亚细亚火油公司最终撤离时，将自己的招牌卸下带走时留下的。这是海事时代在外滩结束的标志。

以及风。

这雄伟大厦的底楼，时常有风贴着地面快快扫过，那是在有高大天花板的大厦里盘桓已久的风，阴凉整洁，浮沉着一种让人想起装饰着护壁板的办公室的气味，只是没有来自室外的烟火气，也没有来自不远处的江面上的土腥气。这就是外滩旧大厦里的气味，与安装了完善的通风系统的新大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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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二号，上海总会遗址。这里曾经是外滩最老的外侨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里不接待女宾。也是外滩最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十九世纪末，这里的酒吧就已经号称是世界上最长的吧台了。如今遍布全球的汇丰银行，传说中是在这里的一间吸烟室里的闲谈中诞生的。二十世纪初来到上海的英国青年，为这里远不如欧亚班轮的甲板上听说的妖媚放肆而感到失落。

这里也是1990年代初的上海孩子最向往的地方，这里曾经是肯德基家乡炸鸡的上海旗舰店。孩子们向往吃到地道的美式快餐，许多1970年代出生的人，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服务生在递给你食物时的美国式微笑。

现在，这里是禁止闲人入内的危房，肯德基家乡炸鸡店的遗址，王家卫电影里通往2046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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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会的楼上曾经是会员制的高级酒店。2004年，整栋大楼都已废弃，早先的高级酒店也人去楼空，幽暗的空房间里匍匐着饥饿的蚊子，它们甚至不发出嗡嗡声，像沙尘般一卷卷地扑过来。走廊里徜徉着久未流动的自来水管散发出的腐败的水汽。站在2004年夏天的房间里，往前看，是1904年东亚最高级的会员制酒店的过去；传说中，当时连晨报都要用熨斗熨暖方才送到客房里。往后看，是2014年外滩最受欢迎的高级酒店：华尔道夫酒店的现在。底楼的长吧又恢复营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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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站在新天安堂的屋顶，透过看门人晒着的棉被，能看到旧英国领事馆的院落。院子里有古老的带外廊的房子，那曾经是张爱玲准备去英国读书时，前来申请签证之地，也是外滩最早保留着华人永租地契的英租界档案室。那棵曾在《孽海花》里出现过的古银杏树后面，是上海友谊商店所在地。它后面那丑陋的蓝色玻璃幕墙房子，是上海友谊商店大楼，现在它已经消失在半岛酒店里。它旁边细长的灰白色楼房应该就是《文汇报》大厦，它也已经消失在半岛酒店的车道上。至2014年，外滩源的天际线恢复了租界传统的空间，新天安堂全面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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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飘扬在“外滩的老夫人”的屋顶上。

《字林西报》大厦曾被人称为“外滩的老夫人”，但却不知道由来。是因为它的姿态最复古，还是因为它的前身是上海第一栋高楼，或者因为它的旧主人是外滩最早的英文报纸。这样或那样的传说总是免不了的，但大多数都没有证据。

《字林西报》的记者们却为外滩留下了一些私人的回忆，在外滩公园有人注意到了在十九世纪末的一个傍晚散步的女士们，她们穿得很正式，丝绸的长裙裾在夜色中泛出微光，令人想起了伦敦摄政王公园的傍晚。在华懋饭店门口有人注意到了在二十世纪中的一个上午，一队国民党士兵带着机枪和骡子，试图征用饭店的屋顶花园。1951年，《字林西报》印行休刊辞，这份中国最早的英文报纸正式退出外滩。外国记者们随后离开了。本地的记者们取了遣散费回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终身都不再做新闻工作，而成为各家外贸公司里的职业笔译。

红旗飘扬在“外滩的老夫人”屋顶上。她现在是一家保险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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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英式老酒店的房间，传说中的银质水龙头，特地从涌泉井输送过来的优质水，伦敦老酒店里必备的窗前卧榻，亚麻床单，如今全都没有了踪影，这是自然的。不过，英式酒店室内的那种幽暗却仍旧保留着，还有被一百多年来的英侨回忆录总是提及的江水的气味，那种冰凉的淤泥的水腥气，从狭窄的钢窗缝隙里钻进室内，它如同按在嘴唇上竖起的手指，提醒你，不要忘记，这里曾经是一片泥滩。

酒店就要大修了，要恢复到1930年代末、大战前夕的面貌，那时它是远东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春天正午的幽暗房间里，突然鬼影幢幢。沉默的镜子里一派喧闹，仿佛有人彼此正推挤着，争着要在镜子里显形。紧张的寂静中，自己的脚仿佛也不是自己的了，像是还有另一个人也静静躺在白色的床单上，就要惊呼一声：“你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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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租界已是孤岛，离开上海的国际班轮一票难求，大班们的家眷大多离开了日军包围下的租界，1940年的大班们仿佛又回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外滩，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从公事房出来，就去上海总会喝一杯。不过，有时他们聚集在华懋饭店底楼的英国乡村式酒吧里，当时这间酒吧叫马与马鞍，因为沙逊爵士酷爱赛马。那里还有充足的爱尔兰威士忌和谣言，有时能看到沙逊爵士从伦敦带回来的欧洲战事的新闻片。

在那里聚集的，常常是反日的侨民，沙逊爵士在离开上海之前，常常到此地来请大家喝一杯，并鼓励惶恐不安的大班们稳住神，保持住往昔的骄傲。他认为日本人是绝对不可能赢得战争的，他们终将被中国人赶出上海。

酒吧的灯是当时的灯，酒吧里的八角台子也是从前的台子，吧台上不过比六十多年前多附了一层三夹板，略微变厚了几个毫米，爱尔兰威士忌和苏格兰威士忌并排放在酒柜里，还有从美国西海岸进口的各种葡萄酒。

现在这里是爵士酒吧。上海唯一的一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上海少年组成的老年爵士乐队在这里驻唱，演奏的都是美军太平洋军用电台播放的曲子。那几年，沙逊爵士在英国出版了他从上海带走的上百尊象牙雕刻图录，那是他最心爱的收藏品。

这一夜，老年爵士乐队的核心人物因为年事已高，已不再演出。沙逊爵士已去世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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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30日，上海外滩源。居民都已经离开，留下了整条人去楼空的街道，堆满各色垃圾的夹弄，和显得格外陌生的1920年代建筑。1846年，这里曾经是外滩第一块成为英租界的土地，1926年这里则是租界最体面的街道，博物馆、洋行、教会、领事馆、商学院、银行和剧场都聚集在这里。1949年，这街区的尽头曾经是共产党进入上海市区的最后一个战场，1960年以后，这里渐渐成为拥挤不堪的居民区，人们在嵌在墙壁里的美国保险箱里放换季的被褥，在主日学校的走廊里烧饭，在洋行窗外的小阳台里装上热水器，铺上瓷砖，改建成一个独立的浴间，冬天在巴洛克风格的窗台下吊着没有拔毛的风鸡和用小竹棍撑开肚皮的鳗鱼干。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这个街区被命名为外滩源，将要恢复它1920年代的建筑风貌。

六十年的岁月人生，留下一大堆垃圾，转身离开了。

这以后，你才能体会到1920年代建筑的陌生。继而，你才能体会到空洞：1920年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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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外滩三号在改造前的唯一一次晚会，由《费加罗夫人》杂志主办。已经拆空的大厦，已经到处都能闻到建筑垃圾的味道了：那是种凉飕飕的水泥气味，还有石灰的粉末气味。但这一切都夹杂在希尔顿酒店自助餐散发出来的新鲜罗勒草，融化的忌司，烤乳猪的脆皮等等散发出来的香味里，当然还有客人们暖烘烘的身上散发出来的各种香水气味，以及法国葡萄酒经过了口腔的温度散发出来的清洌酸气。当建筑垃圾冰凉的气味和晚会奢侈的温暖气味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外滩就醒来了：它海事时代油腻的机灵醒来了，它的金钱至上醒来了，它对冒险的热爱醒来了，它全无心肝的攫取和拓展的动力也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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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安的江水，无声但不安地向前流去，无休止地目睹着外滩。它是一片李家庄潮湿的坟场，它是简陋的英国租界，它是英国的远东模范殖民地，它建立了远东最讲究的殖民地建筑，它被中国飞机的炸弹炸塌了房顶，它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它的旗杆上飘满了红色的中国旗。它的外墙上被简陋的十五瓦的灯泡装饰起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个在美国诞生的劳工节日，它的屋顶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飘扬着法国葡萄酒、古巴雪茄、泰国兰花的气味，那是国际化的夜店一个接一个在外滩开张了。江水不安但无声地向前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