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赋予了生命某种意义。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情、习惯，乃至性格特征等，都蕴含着他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看法。
人类的生命必须要有意义。也就是说，生命与“意义”是如影随形的。
事实证明，我们所体验的，不是单纯的环境，而是环境对人的重要性。我们的经验也是以目的来对所有事物加以衡量的。我们一直是以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它。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我们有效地解释之后的东西。“木头”指的是与人类有实际关系的木头，“石头”指的是能作为人类生活因素之一的石头。假如有哪一个人想脱离“意义”的范畴，偏偏要使自己生活在单纯的环境之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自绝于他人。他的言行举止对他自己或别人都丝毫不起作用，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意义也是充满着谬误，或者说是常常会出现片面性的。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人人都能自圆其说，但未必人人都能回答得很准确。尤其是处在矛盾中的人，不是因此而使自己困扰，就是用老生常谈式的回答来搪塞。但是，自有人类历史起，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如今，青年人(老年人也不例外)也常会爆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断言：他们只有在遭遇失败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疑问；假使每件事情都平平淡淡，在他们面前没有阻碍，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被诉诸笔端。如果我们对每个人的话语充耳不闻，而只观察他的行为，我们将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意义”。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情、礼貌、野心、习惯，乃至性格特征等，都遵循这个“生命意义”而行。他的作风，他的一举一动，都蕴含着他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看法，好像在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而宇宙就是那种形态。”这便是他赋予自己的意义以及他赋予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我们说过，每一种意义多少含有错误的成分，都在正确和错误两端变化。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生命意义，然而，在此我们却可以将意义分出高下：有的美好，有的糟糕；有的错得多，有的错得少。我们还能发现：较好的意义具有哪些共同特征，而较差的意义都缺少哪些东西。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科学的“生命意义”，它是真正的意义的共同尺度，也是能使我们应付与人类有关的现实“意义”的。在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实指的是对人类的真实，对人类目标和计划的真实。除此之外，别无真实可言。
生命中的三种联系
每个人的生命线都有三个重要的联系，这些联系是每个人必须铭记于心的。他们的现实由这些联系构成，他们面临的问题都是这些联系造成的。由于这些问题总是不停地缠绕着人类，人类就必须不断地回答这些问题，并表现出每个人对生命意义的个人概念。
首先，我们居住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并借其所提供的资源而得以成长。因此，我们如何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是一个向每个人索取答案的问题，没有人能逃避它的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的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活情境的解答：它们显现出我们心目中认为哪些事情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而所有解答又都被“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于地球”等事实限制。
当我们虑及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居住环境的不安全性时，为了我们身心的生命和全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确定答案，这就像面对一个数学问题而必须努力解答一样。我们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希图侥幸，而必须用尽各种方法，坚定地从事此事。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但是能竭尽所能来找出近似的答案，并通过不停的奋斗，以求更为完善的解答。这个解答能针对“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这个事实，以及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利害关系。
其次，我们并非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必然要和他人发生关系。为自己的幸福，为人类的福利，每个人都要和别人发生关联。个人的脆弱性和种种限制，使得他无法单独达到自己的目标。只凭个人的力量来应付自己的问题，他必然无法保持自己的生命，也无法将人类的生命延续下去。因此，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即必须顾及“我们生活于和他人的联系之中，假使我们变得孤独，我们必将灭亡”这个事实。我们的最大目标就是：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和我们的同类合作，以延续我们的生命。
最后，我们还被另一种联系所束缚。人类有两种性别，爱情和婚姻即属于这种关系。个人和团体共同生命的保存都必须顾及这个事实，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不能对此问题避而不答。人类面临这个问题时的所作所为，就是答案。
前面阐述的三种联系，构成了三个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使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之下得以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之中获取地位，以便我们能互相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自身，以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
个体心理学发现，生命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在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反应，都明白地表现出他对生命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很不完美，他对职业也不尽心竭力，他的朋友很少，他又发现和同伴接触是件痛苦的事，那么，凭他的生命中的这些拘束和限制，我们可以断定：他一定会感到“活下去”是件艰苦而危险的事，他拥有的机会太少，而承受的挫折太多。他活动范围的狭窄，可以用他的判断来加以解释，即“生命的意义是保护我自己以免受到伤害，把自己圈围起来，避免和别人接触”。反过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爱情生活的各方面都非常甜蜜而融洽，他的工作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他的朋友很多，他的交友广阔而且成果丰硕，那么我们能断定：这个人必然感到生活是富于创造性的历程，它提供了许多机会，却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凭他应付生命中多种问题的勇气，即可作出如下断言：生命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作为团体的一分子，要对人类幸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分别得出多种错误生命意义和多种正确生命意义的共同尺度。所有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娼妓)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从属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决不相信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职业、友谊和性等问题。他们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他们以为，没有哪个人能从完成其目标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也只停留在自己身上。他们争取的目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谋杀者在手中握有一瓶毒药时，可能会体会到一种权力之感，但是，对别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事实上，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意义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时，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每个人都努力地想使自己变得重要，但是如果他不能领会人类的重要性是依照他们对别人生活所作的贡献而定的话，他必会踏上错误之途。
生命的意义
我曾听过一则关于一个小宗教团体领袖的轶事。
有一天，这位领袖召集了她的教友，然后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在下星期三就要来临了。教友们在她的蛊惑下，大为震惊，纷纷变卖了自己的财产，放弃了俗世的杂念，紧张地等待灾难的到来。结果，星期三毫无异象地过去了。星期四，教友们聚在一起向她兴师问罪：“瞧瞧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并把消息告诉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消息是从绝对权威处听来的。现在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怎么仍然完整无恙呢？”可是，这位女“预言家”说：“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呀！”她就这样用属于她私人的意义来逃避别人的攻击。属于私人的意义，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有真正“生命意义”的标志是：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且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东西。能够用优良方法解决生活问题的人，必然也能为别人解决类似的问题。即便是天才，也只能是因为他的生命被别人认定为对他们很需要时，才被称为天才。因此这种生命的意义必然表现在：“生命意味着——对团体贡献力量。”在此，我们谈的不是职业动机。我们不管职业，而只注重成就，能够成功地应付人类生活中问题的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被其同类的喜好所指引，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用不与别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方法来加以克服。
也许有很多人会说，赋予生命的意义难道真应该是奉献，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他们或许会问：“对于自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老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奉献自己，他岂不是要感到痛苦？如果一个人想要发展自己，至少他也应该为自己设想。难道没有人应该学习怎样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或加强我们本身的人格么？”这种观点，我相信是大谬不然的。假如一个人在他赋予生命的意义里，希望对别人能有所贡献，而且他的情绪也都指向了这个目标，他们自然把自己塑造成最有贡献的理想状态。他会为他的目标而调整自己，他会以他的社会感觉来训练自己，他也会从练习中获得适应生活的种种技巧。认清目标后，他会通过学习并充实自己来解决上述三种生活问题，并扩展自己的能力。且让我们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着我们的伴侣，并致力于充裕我们爱侣的生活，那么自然会竭尽所能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假如我们没有奉献的目标，而只想凭空发展自我人格，那只能是装腔作势，徒然使自己更不愉快罢了。
另外，还有一点足以证实：奉献乃生命的真正意义。正视现实，我们便发现祖先留下的东西——公路、建筑物、开发过的土地以及在处理人类问题技术方面的种种生活经验，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而那些不合作分子，那些赋予生命另一种意义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仍只会问：“我该怎样逃避生活？”他们身后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整个生命疲惫不堪。我们的地球似乎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配活下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你所探讨的价值观念都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一无可取的人！快快消逝吧！”对于不是以合作为生命意义的人，我们所下的断语是：“你是没有用的。没有人需要你，走开。”在现代文化中，仍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一旦我们发现其弊端，就该改变它。
许多人都知道生命的意义是对人类地球发生兴趣，并努力地培养爱情和社会兴趣。在各种宗教中，我们便能看到这种救世济人的心情。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宗教便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最大力量之一。然而，宗教的本来面目却经常被曲解，在其现有的表现上，我们很难再看出它们能做更多的事，除非它更直接地致力于这项工作。
个体心理学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使人们对其同类的兴趣大为增加，所以它或许比政治或宗教等其他运动更能接近“为人类谋取福利”这一目标。
因为这种赋予生命的意义，其性质如同我们事业的守护神或随形魔王，所以我们如何形成这些意义，了解彼此间的不同点以及如何纠正错误，这些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心理学有别于生理学或生物学，就是它能利用“意义”以及它们对人类行为和人类未来的影响等事情的了解，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童年生活
从婴儿呱呱坠地之日起，我们就在探索这种生命的意义。即使是婴儿，也会设法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在生命中所占的分量。在生命开始的第五年末了之际，儿童已形成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付问题和工作的样式。这时，他已经树立“对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以后，他就凭借一张固定的感觉表来观察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即被赋予生命的意义，即使这种意义错得一塌糊涂，即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们也不会轻易地被放弃。
举个例子来说明：童年时的情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童年时期的不愉快经历是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的。不顾不愉快经历的人有三种。第一种人认为：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不良环境，以保证我们的孩子能被安置得更好；第二种人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别人总是占尽了便宜，既然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要善待世界？第三种人则可能觉得：由于我不幸的童年，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情有可原的。这三种人的解释都会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里。在此个体心理学扬弃了决定论。经历并不是成功或失败之因。我们不会被经历过的打击所困扰，我们只是从其中取得决定我们目标的东西。我们被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决定了自己。当我们以某种特殊经历的经验作为自己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很可能就犯了某种错误。我们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我们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
然而，在儿童时期，有某些情况却容易孕育出严重错误的意义。大部分的失败者是来自这种情况下成长的儿童。
首先，我们要考虑曾经因为在婴儿时期患病，或因为先天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缺陷的儿童。这种儿童心灵的负担很重，很难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这个道理。他们大都只会关心自己，除非有和他们很亲近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自身引导到他人身上。在现实中，他们还可能因为拿自己和周围的人比较而感到气馁，甚至还会因为同伴的怜悯、揶揄或逃避而加深了自卑感。从而失去了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机会。
我想，我是第一个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人。这门科学虽然已经相当进步，可是它发展的方向却非如所愿，我一直想找出可以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想寻找能够把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遗传或环境的证据。器官的缺陷并不能强迫人们采用错误的生活模式。我们无法找出内分泌腺对他们有同样效果的两个儿童。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儿童在克服困难时发挥出非常出色的才能。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学的选择。有许多对我们文化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都有器官上的缺陷，健康状况也很不好。但是，这些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因而，光看肉体，我们无法判断心灵的发展将会变好或变坏。可是器官和内分泌有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未被导入正途，他们的困难也未曾被解决，结果使他们多数人只对自己有兴趣。因此，我们在早年生活曾因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压力的儿童之中，便发现了许多失败者。
第二种经常造成错误的生命意义的情境是娇宠儿童。被娇宠的儿童大多会期待别人把他的愿望当法律看待，他不必努力便成为天之骄子，且常认为“与众不同是他的天赋权利”。结果，当他进入一个不是以他为众人注意中心的情境，而别人也不以体贴其感觉为主要目的时，他即会若有所失而觉得世界亏待了他。他一直被训练为只取不舍的人，而从未学会用别的方式来对待任何问题。当他面临困难时，他只有一种应付的方法——乞求别人的帮助。他似乎觉得，假使他能再获得突出的地位，假使他能强迫别人承认他是特殊人物，那么他就完全可以不可一世了。
被宠坏的孩子长大以后，很可能成为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群众。他们会装出“媚世”的容貌，以博取擅权的机会，而暗中却打击在日常工作事务上表现突出的人，从而严重地破坏其善良意志。其中有些人会作出更公开的反叛，当他们不再看到他们所习惯的谄媚和顺从时，他们即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充满敌意，而想要对他们的所有同类施以报复，假如社会真的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示敌意，他们就会拿出上述敌意作为他们被亏待的新证据。他们除了加强“别人都反对我”的信念外，便一无所用。被宠坏的孩子无论是暗中破坏，还是公开反叛，无论是以精心策划驾驭别人，还是以暴力施行报复，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发现：许多从小受娇宠的人使用以上两种不同方法，而目标却始终如一。在他们看来，生命的意义无非是独占鳌头，并借此获取心中想要的每件东西。
第三种容易造成错误生命意义的是被忽视的儿童。这类被忽视的儿童从小就不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的心灵里建构了一种怪异的生活方式。我们不难发现，当面临生活问题时，他们总会高估其中的困难，而低估自己应付问题的能力及旁人的帮助和善意。他们曾经发现社会对他们很冷漠，从此错以为社会永远是冷漠的；他们更不知道他们能用对别人有利的行为来赢取感情和尊敬。因而，他们既怀疑别人，也不能相信自己。事实上，感情的地位是任何经验都无法取代的。母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让她的孩子感受到她是值得信赖的人，然后她必须把这种信任感扩大，直到涵盖儿童生活环境中全部的东西。如果母亲的第一件工作——获取儿童的感情、兴趣和合作——失败了，那么这个儿童便不容易激发出对社会的兴趣，也很难对其同伴有友好之感。每个人都有对别人产生兴趣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受到启发和锻炼，否则这种能力必然会受到挫折。
我们发现：一个完全被忽视、被憎恨或受排斥的儿童往往很孤单，不善于和别人交往，无视合作的存在，也全然不顾能引导他和别人共同生活的任何帮助。
如前所述，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必然会死亡。实际上，儿童只要度过了婴儿期，便可以证明，他已经受到了某些照顾和关怀。在此，我们不讨论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只管那些受到正常照顾较少的儿童，或只是某方面遭到忽视，其他方面却一如常人的儿童。总之，被忽视的儿童必然未曾发现值得他十分信赖的人。我们的文明带有一种悲哀的讽刺，那就是有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其出身大多是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我们都把这类儿童归纳在被忽视的儿童之列。
这三种情境(器官缺陷，被娇宠，被忽视)最容易使人将错误的意义赋予生活。经历过这些情境的儿童几乎都需要帮助以修正他们对待生活的方法。如果我们关心过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们有真正的兴趣，并且在这方面下过工夫，我们将能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看出他们的意义。
最初的记忆和梦
梦和联想已被证实有很多用处。做梦时和清醒时的人格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较轻，人格能不受防卫和隐瞒而表现出来。当然，需了解个人赋予自己和生命的意义，最大的帮助来自其记忆。每种记忆都代表了某些值得回忆的事，尽管这些记忆的东西只是零星半点。而这些被想起的事即体现了在生命中的分量，它告诉你：“这就是你应该期待的东西”、“这就是你应该躲避的东西”或“这就是生命”！我们必须再强调：经验本身并不比留于记忆的生命意义来得重要。
对于表现个人对待生命的特殊方式，以及指出最先构成其生命态度的环境等方面，儿童早期的回忆是特别有用的：其一，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基本估计均含在其中，它是个人将他的外貌、他对自己最初的概念，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等第一次统一起来的结果；其二，它是个人主观的起点，也是他为自己所作记录的开始。
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对现实和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此，我们可以举出最初记忆的例子，并看看它们所造成的“生命意义”。
“桌子上的咖啡壶打破了，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当我们发现以这种方式开始其自述的女孩子总是无法摆脱孤独无助之感而高估生命中的危险和困难时，我们不必讶异；假如她在心中责备别人没有好好照顾她，我们也不用惊奇，因为必定有某些人非常粗心大意。某学生在最初记忆中亦呈现出类似的情况：“我记得我三岁的时候，曾经从婴孩车上摔下来。”随着这种最初记忆，他反复做着这样的梦：“世界末日已到。我在午夜醒来，发现天空被火照得通红。星辰都纷纷往下坠，我们也将和另一个星球相撞，可是，在撞毁之前，我醒过来了。”当这个学生被问及他是否惧怕何物时，他说：“我怕我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他最初的记忆和反复的噩梦构成了足以使他气馁的原因，使他害怕失败和灾难。
一个由于经常夜尿且不停地与母亲发生冲突而被带到医院来的12岁男孩，述说他的最初记忆：“母亲以为我丢失了。她非常害怕地跑到街上大声叫我，其实我一直藏在屋子里的一个橱柜中。”在此记忆里，我们不难看出：生命的意义是用“找麻烦”来博取注意。获取安全感的方法就是欺骗。“我虽然被忽视了，但是我却能愚弄别人。”他的夜尿也是用来使自己成为担心和注意中心的一种方法。他母亲对他表现的焦急和紧张，正加强了他对生命的一种印象，即认为外在世界的生活是充满危险的，只有在别人为他的行为担心时他才觉得安全。
有个35岁的妇女，她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3岁那一年，有一次，我独自走进地窖。当我在黑暗中走下楼梯时，比我稍大的堂兄也打开门，跟着我走了下来。我被他吓了一跳。”从这个记忆看，她可能很不习惯和其他孩子一起游玩，尤其是不喜欢和异性在一起。我们对“她是独生子”的猜测，结果被证实是正确的。35岁的她，居然还没结婚。
“我记得妈妈让我带着小妹一起玩娃娃。”这个记忆显示她对母亲的依赖以及她只有和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才觉得自在等征象。当新婴孩降生时，要得到年纪较大的孩子的合作，最好是让大孩子帮忙照顾，产生兴趣，并分担保护的责任。如果新生婴儿得到了他们的合作，他们便不会把父母集中在娃娃身上去评说了。
想和别人在一起的欲望，未必是对别人产生兴趣的征兆。有一个女孩子，在被问及最初记忆时说道：“我和妹妹及两个女孩一起游玩。”在此，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她正慢慢地学习和别人交际，可是，当她提起最大的畏惧感时说：“我怕别人都不理我。”我们却能觉察到她的抗争。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她缺乏独立性。
合作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发现并了解了生命的意义，我们即已拥有了把握整个人格的钥匙。有人说：人类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只有对那些未曾把握住解开此种困境之钥匙的人，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我们说过，如果无法找出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治疗就都将没有效果，而改进的唯一方法，在于训练他们更进一步的合作及更有勇气地面对生活。合作也是我们拥有的能防止神经症倾向发展的一种重要保障。因此，儿童应该被鼓励及被训练以合作精神，在日常工作及正常游戏中，他们也应该被允许在同龄儿童之间，找出自己的行为方式。任何妨碍合作的现象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只学会对自己有兴趣的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到学校。他对功课有兴趣，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换来老师的宠爱。当他接近成年时，因缺乏社会感觉对他造成的不利会变得愈来愈明显。当他的毛病再次发生时，他已经不再为责任感和独立性而训练自己，而他本身的特性也已经不足以应付任何生活的考验了。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短处而责备他。当他尝到苦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设法加以补救。不能期待一个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课的考卷上会答出好成绩；也不能期待一个未被训练以合作之道的孩子，在面临一个需要合作的工作之前，会有良好的表现。但是，任何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精神和能力，而每种工作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下，以能够增进人类福利的方式来予以执行，只有了解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以较大的勇气及成功机会来应付面临的所有困难。
如果老师们、父母们及心理学家们都能了解赋予生命以某种意义时可能犯的错误，我们就能相信：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对生活的机会，就会有较乐观的看法。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不会停止努力、寻找捷径、设法逃避、把肩上重担推给别人、口出怨言以博取关怀或同情，或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或问：“这种生活有什么用处？它使我们得到什么东西？”他们将会说：“我们必须开拓我们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能够对付它。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假使每个人都能独立自主，都能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应付其生活，那么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