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与乡村振兴——第二届中国西南农村金融论坛综述

彭艳玲 吴平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2018年11月3日，第二届中国西南农村金融论坛在蓉隆重召开。此次论坛由四川省金融学会、四川农业大学和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办，由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农业金融专业委员会、广元农村商业银行、四川农业大学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承办，并获《农村经济》杂志社、《西南金融》杂志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新闻网财经频道的大力支持。此次论坛旨在更好地推动西南地区学术界、金融实践界、政界等社会各界的交流与探讨，探讨在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普惠金融发展和精准扶贫等方面加快发展，提升西南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

论坛开幕式上，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庄天慧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她指出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业实现现代化、产业化、专业化的重要作用以及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性，肯定了2017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西南农村金融论坛带来的广泛且深刻的社会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方昕副行长围绕“农业组织制度：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主题展开了演讲，他认为农村金融应该围绕降低要素成本和提高回报率来提供农村金融产品和农村金融服务，进而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在于重构既有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建议制度改革应从引入现代农业资本、探索多种形式的农业保证保险、大力发展农村绿色金融等方面进行着手。随后，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以“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为主题，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制度变迁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的历史进程，评估了当前我国所处改革阶段和面临的重要问题，并指出满足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层次需求是改革目的，构建一个金融机构多元化、竞争性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普惠金融体系是当前改革的战略选择，发展多元化机构和供给推动金融组织机构创新和产品服务创新，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理事长王挺就“农村商业银行转型与省联社改革”主题，介绍了省联社自2003年以来的相关改革政策，指出成都农商行改革的目标是适应金融发展形势、满足客户需求、提升服务运营效率，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水平、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以及促进全省农村信用社的健康发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罗剑朝教授以“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为主题，阐述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发展背景、历程以及近十年来的相关政策，并基于2016—2017年来自陕西省高陵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和同心县的1420户入户调查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年度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农地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平均效应和持续效应，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模式农地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果。罗剑朝教授研究发现，农地抵押贷款使农户农业收入平均提高了7.99%，且对农户收入的正向影响具有显著的持续效应；获得农地抵押贷款会显著增加农户农业生产中的资本要素投入，但不会影响其劳动力要素投入；相较于政府主导型农地抵押贷款，市场主导型农地抵押贷款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和激励农户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方面效果更好。由此，罗剑朝教授提出，各地金融机构在开展农地抵押贷款业务时，应充分考虑农户自身禀赋和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特点等因素，合理调整和优化农地抵押贷款合约；应持续加大对农地抵押贷款的宣传力度，特别是政府主导型农地抵押贷款；应进一步规范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制定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抵押物价值评估标准，特别是对于市场主导型农地抵押贷款，要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解决农地经营权价值评估公信力的问题；应完善贷款发放激励机制，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农地抵押贷款业务，特别是对开展政府主导型农地抵押贷款业务积极性不高的金融机构。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教授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金融需求、挑战与改革思路”首先阐述了乡村振兴及其推进下存在的巨额资金需求、资本市场融资需求、风险管理与保险服务需求、非银行金融创新的需求、信用环境提升与普惠金融等金融需求，深度剖析了四川省农村金融面临的县域农村金融规模、普惠度等差异大；粮油养殖需要金融支持，但比较效益低；特色农产品发展过快，金融支持的风险加大；涉农加工业效益不高，贷款利息承受能力不强；金融市场竞争加剧；在财政优先投入保障机制下，财政、金融与工商资本协同创新空间巨大等问题与挑战。蒋远胜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优先，以改进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为核心的总体改革思路。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熊德平教授围绕“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市场竞争机制研究——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主题展开了演讲。熊德平教授认为在金融整体层面，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农村金融发展则是整个金融普惠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在农村金融层面，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是解决农村金融排斥，构建包容农村弱势金融需求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贤教授以“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为主题，指出农村普惠金融的实现面临着农村金融市场上参与者较少、交易量较低，交易成本高，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等困难，而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基于解决农户金融服务获得难而合作自助的金融组织，可以有效地落实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但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合作金融功能弱化，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未得到实现的困境。李明贤教授进而提出，应明确政府对资金互助社的职责，既要给予农户自发成立的资金互助社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但也要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

本次会议围绕精准与金融扶贫及其减贫效应、普惠金融发展、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素养、“两权”抵押贷款、乡村振兴、农商行改革等主题，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

蒋瑛、陈钰晓根据北大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公布的四年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的影响，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东、中部地区的绝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显著，对西部地区的绝对贫困减缓作用不显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不显著，其中普惠金融反而会加剧西部地区的贫富悬殊。唐海春基于多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对四川彝族金融扶贫持续性模式开展了研究，提出了两种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合作的扶贫模型：一是针对彝族的产业扶贫，引入龙头企业，在给龙头企业提供放贷基础上，联结农户，建立相互合作的依赖模式；二是采用农房抵押，加入旅游开发，建立合作关系。巩艳红从县级以下层面探讨了中国藏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以及影响因素，表明藏区的普惠金融指数整体偏低，其中四川、甘肃、云南这一带普惠金融指数相对高一些，西藏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辖内除拉萨外其他地方均较低，其中经济因素、政府因素以及宗教因素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吴剑对普惠保险及其发展的测度与中国普惠理念的辨析进行了研究，指出普惠保险是一种使弱势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险的总称。普惠理念是普惠保险的前提，且当前我国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较低，不同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赵健兵指出金融精准扶贫存在资金配置效率优势，但也存在交易成本高、收益低的问题。卢黎霞指出土地证券化可以改善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确定性和持续性。刘后平认为通过优化金融生态、健全金融体系、促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可以有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刘志勇指出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中存在扶贫任务重和资金需求大的双重压力、金融扶贫抗风险能力弱、贫困户自主脱贫和主动还款意识不强等问题。蔡昌艳认为普惠金融要发挥其减贫作用，应该更多地关注农户的金融需求，而不应局限于扩大金融机构覆盖面。

二、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张杰介绍了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构建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体系、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农村产权交易风控体系、农村产权交易保障体系。任瑞洪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具有成本低、收入高、投入劳动力少等优势，因此其平均单位劳动产出会高于普通农户，建议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而土地流转困难、初始投资门槛高、资金不足和经营能力弱是当前阻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王家柏认为，当前农产品订单融资业务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订单融资业务覆盖面窄和不能有效满足整个产业链融资需求。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一是政府不够重视订单农业，产业扶持措施不足；二是农产品订单融资潜在风险高，风险分担机制不够完善；三是金融机构思想认识僵化，信贷支持力度不够；四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受损，融资功能发挥不充分。张迎春、韩科飞的研究表明，农业经营者金融素养不高、金融能力差，而金融能力对其融资获得性、生产经营、收入水平及消费状况等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不能有效利用已有的金融资源是造成农村金融受约束的重要原因。郭卫红认为政府与博弈主体强化地标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公开表彰使用地标农产品品牌的优秀企业可以有效促进企业获得资源捐助。王斌瑜指出农村金融目前面临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风险把控难、信息技术低等问题，倡导采用惠农时贷等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村金融，可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中交易成本高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彭艳玲、张力文对成都市“农贷通”运行成效进行了分析，且分析表明“农贷通”运行相对有效，但大多数地区在推广中存在金融要素投入不足和放贷规模效应发挥不足问题，且技术效率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王童认为农户对于农房抵押贷款的响应并没有预期中的积极，金融素养对于农民农房抵押贷款需求存在显著增强影响，已参与农房抵押贷款农户的正面评价对其他未参与的农户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乡村振兴与投融资创新

贾晋认为在乡村振兴中存在城市绿道金融债券、宅基地金融、集体资产股权管理、土地信托管理、绿色金融债券等方面的投融资发展的重要方向。薛蕾构建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具体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要素层，包括动力体系、产业体系、供给体系、制度体系、开放体系、绿色体系；二是主体层，包括人、政府和企业；三是目标层，包括高质量和高效益。李庆海指出，金融知识对信贷约束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其对供给型信贷约束的负影响作用更强。王淳指出政府和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博弈行为，在当前政府强制干预的情境下，两者博弈的结果是被动的“妥协”成了农户唯一的选择，进而造成农户的合法权益不能获得相应的保障。张克俊认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集体经济组织缺位和乡村土地要素权利抑制两大障碍，他建议从城乡土地权利鸿沟、城市资本下乡堡垒、人才双向流动瓶颈这三个重点方面进行突破。高远卓指出，从全国整体来看，当前城市与农村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均呈下降趋势，且近五年来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比值已日渐趋近；分地区看，东部地区近年来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始终低于城镇；中、西部地区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虽然略高于城镇，但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有缩窄并趋于零的趋势；只有东北地区的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显著高于城市，但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同样有收窄的趋势。换言之，除东北地区以外，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均不存在价值投资洼地，而市场化推进是造成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和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大幅收窄的关键。因此，农村难以继续单纯依靠极差收益吸引更多的工商资本下乡，而应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向农村，支持乡村振兴。

四、农商银行改革

王龙认为可以从加强制度创新，尤其是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完善和创新金融产品和业务体系，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投放力度，创新渠道建设和服务方式等方面可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蒋万兵从金融科技发展角度指出，围绕市场需求，以金融科技为驱动创新产品和服务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必然选择。王挺指出，随着新型经营主体队伍的发展壮大，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户信贷不再局限于小额的资金需求，而是转向规模农业生产的生产型消费信贷需求。蒋远胜认为，在金融科技上需要完善相应的服务，与农户建立良好的情感交流，以共同维持其金融消费黏性。邝光胜指出尽管当前土地经营权抵押有试点，但仍受到法律方面的较大限制，且表示对风险控制仍有较大的担忧，最后，其提出“土地经营权抵押+民宿”这一种推进农地金融发展的新模式。陈书明认为乡村振兴发展中资金的风险把握非常关键，尤其是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中的资金风险把控。魏哲平基于雅安经济果林的抵押实践，指出林权估值定价需要综合参考评估公司提供的评估价值和市场交易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