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求学世界各地
在幼年得到名门世家的家塾教育后，寅恪在新思想的引领下，开启了他富有特色的求学之旅。他走出国门，游历世界名校，如饥似渴地学习人类的优秀文明，奠定了自己治学的深厚根基。
一、异域游学二十三年
在陈家开风气之先的家庭教育下，寅恪兄弟不断进步。随着年龄的增长，陈三立有计划地安排诸子走出国门，奔向世界，到世界各地著名大学留学，学习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与智慧的成果。
在父亲的安排下，寅恪的漫长留学岁月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未满12岁初出国门求学开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渡洋到美国，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再赴欧洲，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学习东方古文字。继而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学成归国，执教于清华，留学时间竟达23年，他为了求学而甘心情愿经受各种苦难，刻苦学习，成为莘莘学子的楷模。
寅恪从12岁留学日本，之后又曾赴美国、法国、德国留学，长达23年，其中在德国留学时间最长，生活也最为辛苦。
当时，陈家家境日衰，无力资助，而政府的资助款因政局动荡常常停寄，陈寅恪因此时常陷入穷困潦倒的窘境。长女陈流求后来追记其父的留学生活：
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一次，好友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游历，寅恪、俞大维表兄弟请他们听歌剧，两人把赵氏夫妇送到剧院门口，就转身告辞。赵元任夫妇感到奇怪，邀请他俩一道去欣赏，寅恪只得如实相告：“我们两个只有这点钱，不够给自己买票；如果买，就要吃好几天干面包了。”
此外，德国人不食猪内脏，所以，寅恪与其他几个留学生在吃饭时，常吃的一道菜就是炒腰花。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寅恪嗜吃猪腰子，其实他是为了省钱。
就其一生而言，寅恪足履亚、欧、美三洲，去过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瑞士、挪威、美国等多个国家，或留学，或游历，或讲学，或治疗眼病。详见下表。
表2-1 寅恪一生留学、游历简况表
总计寅恪一生，在三洲的五个国家留学，到日、德两个国家各有两次，留学德国两次共五年为最长，留学日本前后共三年。并且，留学日本每次均不足一年，“为期既短，年龄且幼，故旅日对其人格形成和学术吸收之影响亦最少”(1)。
寅恪在欧美游学各国大学，潜心读书，潜研覃思，特立独行，志在求得真才实学，而不在乎是否获得某种学位。寅恪之侄子曾问道：“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侄子后来向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大维回答：“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可见，寅恪求学东西洋，不为一文凭所限，只以读书、求学为唯一目的，其境界实乃大师气象。
二、两次留日与两次留欧
（一）两次留学日本
1902年春，寅恪还未满13岁，就离开南京家塾到达上海。抵沪后，他与长兄衡恪一道谒见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年，Timothy Richard）。这位在华已半个世纪、精通汉语的英国人，钻研过“四书”等国学典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同清政府上层的一些官员，尤其是与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一些著名人物关系甚好，其中就有寅恪所佩服的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维新派的重要支持者，陈家兄弟都知道李提摩太在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力主变法维新和戊戌政变失败后，掩护、帮助康有为逃亡国外的故事，尊敬这位对传播西方文化和促进中西文化交融做出过贡献的老人。李提摩太赞赏陈氏兄弟到东瀛求学的行动，勉励道：“你们世家子弟，能够去日本读书，真是很难得，很可贵。”
此后，随同大哥陈衡恪，寅恪从上海吴淞口搭船，自费前往日本留学，揭开23年的漫长留学岁月的序幕。
初出国门的寅恪，之所以首先选择了日本，主要原因是中日在文化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共同性或近似性：日本从隋朝起，主要向中国学习；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封闭、孤立状态，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国家生机重现，综合国力迅速强盛，但却误入军国主义歧途，将目标瞄准了邻国。甲午海战，腐败的清王朝遭到重创，震动全国。中日的这种巨大差异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反思，试想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来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不少有抱负的中国青年纷纷在痛定思痛后，都到日本学习科学技术、人文科学知识，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一时蔚然成风。陈氏兄弟到日本之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已达7000多人。
寅恪兄弟到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这是一所日本政府专门为清朝留学生教授日语及进行普通教育而开办的补习学校。
1904年夏天，寅恪在留日一年余后，乘暑假返回南京看望父亲，在国内，他与五兄隆恪一道通过了官费留日考试。这年秋天，陈氏兄弟再次联袂赴日求学。抵达日本后，寅恪仍在弘文书院学习。
寅恪留学日本前后三年，主要精力是在学习日文上。尽管在国内的家中，他曾跟从友人学习过日文，但是，这样的学习尚需实践。在日本留学期间，由于长兄陈衡恪周到的照顾，他与隆恪在学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掌握并精通了日文，这是他掌握的第一门外国语。同时，他还结识了同学鲁迅、林伯渠等人。
在学习日文的同时，寅恪对日本学术界东洋史研究的崛起给予了高度重视。留学期间，他在苦读东洋史研究著作、佛学典籍上很下了一番功夫。
寅恪初出国门，增长了不少见闻，因而他留心观察和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阅读日本的学术著作，研究日本历史、文化的特点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对日本文化、民族、社会的特性，了解逐渐加深。
寅恪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国人在历史研究中可以现在的日本为例，因为日本过去曾经全方位向中国学习，受中国唐代文化影响最深；日本制度多仿唐代，保存也较齐全。今日社会风气是经受宋以后的影响而成，因而现在的中国、日本的社会风俗，自然有所差别。这些识见，体现了他的敏锐观察力。
寅恪后来在学术研究中，经常引用日文文献，列举日本文化、生活习俗的例子来作为佐证，以增强其说服力。如他后来在考释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句中“温泉”的由来时，旁征博引，以说明温汤疗疾风气流传广远：“又今之日本所谓‘风吕’者，原由中国古代输入，或与今欧洲所谓土耳其浴者，同为中亚故俗之遗。”所谓“风吕”，就是日本人所说的沐浴，寅恪利用自己在日本的观察和体验，如日本洗浴风俗的由来，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能从中日常见民俗中提出这些新的识见，显然得益于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了解，以及他对日本文化、语言的熟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酝酿要定日本天皇为战犯，寅恪从报纸上听读了这一消息，曾指出：“这事绝对做不得。日本军人效忠天皇，视之如神。如果我们处置天皇，日本军人将拼死抵抗，盟军则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最后胜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议和，日本军人虽然反对，也不敢违抗，就会跑到皇宫门前切腹自杀。这样，盟军付出的牺牲就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会较易。”后来的事态发展结果，不出其所预料。
1905年冬，因环境潮湿，寅恪患脚气病，需要回国疗养。1906年初，他告别日本，渡船回到南京家中。虽然自此以后他再没有重返日本，却长期关注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史学、文学、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论著和文章。后来，在各所名校教书时，在讲授课程、指导学生之时，寅恪经常采用或引证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中吸收营养，充实学术研究的内容。抗战爆发前，他指导清华大学等校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时，要求学生注意采纳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成果。
1936年春，寅恪指导清华历史系毕业生张以诚完成毕业论文《唐代宰相制度》，6月6日，他在论文中批示道：“近年日本人既有论唐三省关系之著作，则凡本论文与日人著述之异同，似宜标出或叙明。”同年，他指导的国文系学生的毕业论文中，也多次采纳了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研究成果。
寅恪虽有两次留学日本，前后共三年，但是每次均不足一年，“为期既短，年龄且幼，故旅日对其人格形成和学术吸收之影响亦最少”。日本学习对他的影响力，远不如日后欧美学术的影响。
（二）两次留学欧洲
从日本回国后，寅恪在家调养了一年多。1907年，他在上海插班考入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的前身）。这所福建人李登辉创办的著名学校，人称“半唐番”，是他一生进过的唯一的中国学校。与在自己家塾学习的竺可桢，再次成为同班同学。竺可桢后来成了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同学还有徐子明，后来获得德国海德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在此校就学了三年，那时的复旦公学还不是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寅恪自己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
图2-1 早年留学德国的陈寅恪
1909年，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秋天，寅恪在上海乘船，自费到离家更远的德国留学。到德国后，寅恪于1910年考入柏林大学，刻苦学习语言文学。
1911年春天，寅恪的旧病脚气复发，需要转地疗养，于是他到挪威旅游了二十天。凭吊文学家易卜生墓，并赋诗。在诗中，他以“北欧今始有文章”的诗句，高度评价了这位文豪。他在陶醉于挪威春季明媚动人景色的同时，心中却萦绕着万里之外的祖国。他在北海海船中，远眺地平线上北极的极夜景观，不禁吟出“斜阳大月中宵见”的诗句，并联想到在家乡乘黄篾舫遨游的诸多乐趣，思乡之情顿生。
秋天，寅恪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文学。面对瑞士美丽的冬日雪景，他心系故土，“乡愁”徐来，可见他对祖国的热爱和依恋，这种依恋情结就是民族感情。可以说，在寅恪留学欧美的十几年生活中，民族感情始终贯穿，成为日后他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重要基础。
在苏黎世大学读书之初，寅恪从当地报纸得知当年爆发“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即到图书馆借阅德文原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他认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资本论》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可以说，寅恪是最早认真钻研过这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原版本的中国读者之一，由此产生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
寅恪在苏黎世大学本应继续学习下去，但因家中自宝箴老人去世后，经济上远不如昔年光景，眼看这次留学所带的费用即将罄尽，家中又一时接济不上来，不得已，1912年春，他从瑞士回国。
寅恪归国后，在上海拜访了名家夏曾佑（1863—1924年），得到了如何读书的启迪。在此期间，陈三立与老友沈曾植（1851—1922年）来往密切，沈也深深影响了他。沈曾植是“同光体之魁杰”，博学多才，能诗善文，精通音韵、训诂、梵文和佛学，因痛感边疆地区受到西方国家的威胁，十分注重探究西北边疆史地之学，以开发边地和巩固边防，著作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寅恪十分崇敬这位长辈，他在早期之所以选定西北边疆史地之学作为研究重点，除了爱国、报国之心外，沈曾植的影响不容忽视。
不久，筹足了留学需要的费用后，寅恪第二次前往欧洲游学。
1913年春，在法国，寅恪考上了巴黎大学，进入社会经济部学习。他之所以选中这所学校，选择社会经济专业，与他读《资本论》后产生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有关。
在巴黎，寅恪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并在思考后接受其中一些观点，同时初步学会了从阶级、政治、经济等方位考察和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方法。他后来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研究古代社会，如研究佛教，认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他注重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单纯的宗教现象。他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认为唐末黄巢的起义，打击了唐王朝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东南八道财税的供给，又断绝汴路、运河的交通，促使唐朝灭亡；经济因素可以促亡，也可促兴。他在分析明末郑成功父子兴起时指出，郑氏的崛起，“不是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的关系，以及通商贸易带来的巨大力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卓越的论述，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赞同。
就在这一年，寅恪从国内出版的报纸上读到关于袁世凯自己任命为终身大总统的消息，极为讨厌这个妄想“家天下”的窃国大盗，挥笔写诗嘲讽。他的德国同学回忆说：“寅恪早对日本人之印象不佳，而对于袁世凯之媚外篡国，尤其深恶痛绝。”(2)
1914年秋天，寅恪收到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电报，请他回到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答应用江西省政府的留学经费作为补偿，支持他阅卷完毕后继续享受官费留学。考虑到家庭的实况，寅恪接受并于冬天归国。
三、留美之后第三次留欧
（一）赴美留学
从1915年秋天开始，寅恪在江西阅卷连续达三年。其间，他于1915年春天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全国经界局督办（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的工作是翻译有关的东西方图书资料，详细探讨中国经界的源流。蔡锷（1882—1916年），湖南邵阳人，14岁中秀才；1898年受到陈三立的赏识，破格进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师事梁启超、谭嗣同。辛亥革命后，蔡锷曾任云南军政府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底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以虚职，如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经界局督办等。就任经界局长不久，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11月从北京潜回云南，12月25日宣布讨袁，成为讨袁的护国军统帅。所以，寅恪在北京工作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后来他回忆这段日子时说：“当时为袁氏（世凯）称帝颂扬功德的，达到了丑态百出、怪异不堪的地步。我深感风气的没有廉耻，至为痛心。”
在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袁世凯一命呜呼。1916年8月，继任总统黎元洪任命谭延
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任命林伯渠（1886—1960年，寅恪的留日同学）为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寅恪为省长公署的交涉科长。寅恪的主要工作是终日披阅档案，作为对外交涉的根据。虽然没有涉足官场的龌龊与钩心斗角，寅恪还是不习惯官场，很快就离开交涉署，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涉足官场了。
在国内停留的三年多时间中，寅恪的主要任务是在家中侍奉父母，继续深化对于哲学、文学、史学、经学等著作的研习。
在国内期间，寅恪留学之心不改，遂决定第五次出国留学。
1918年11月底，寅恪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1919年初，他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卓有名气的兰曼（C.R. Lanman，1850—1940年）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兰曼是耶鲁大学的梵学博士，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对印度哲学和佛学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梵文读本》及《印度泛神教之开端》等专著。当时，跟从兰曼学习的中国留美学生还有俞大维、汤用彤等人。俞大维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因成绩优秀由哈佛大学给予奖学金送往德国留学。
寅恪为什么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呢？因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梵文是古代印度的文字，佛教经文多用梵文或者巴利文写成。从一世纪开始，佛教经过中亚、西域传入中国，在传播中，许多西域民族信仰了佛教，一般来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又各有特点，因此，由于流传地区语言文字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佛教在亚洲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如在中国中原地区形成了汉传佛教，在中国西藏地区形成了藏传佛教，在泰国、缅甸等地区形成了南传佛教等多个流派；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汉文、藏文、梵文、巴利文以及后来的满文等东方语言文字书写的佛教经典，即《大藏经》。由于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后来在印度全面衰落，而梵文、巴利文的语法结构特殊，保留了佛教史以及印度古代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信息，学习、掌握梵文以及与佛教、西域各民族历史有关的语言文字，将梵文、巴利文的佛经与汉文、藏文的佛经进行比较研究，就能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和印度古代哲学史，从而推动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当时，寅恪的同学俞大维、汤用彤等人，都是如此考虑，如后来汤用彤一生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佛教史和印度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上，卓然成家，颇有建树。
而且，寅恪自幼就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对于钱大昕（1728—1804年）等清代学者极为服膺，对于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一贯认同“读书须先识字”的主张，假如自己能够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寅恪相信，自己采用这一科学方法，将取得超越乾隆、嘉庆时期钱大昕等前辈大学者的辉煌成就。由此，他这次出国留学的主攻专业仍然选定历史和语言文字，重点在梵文、巴利文，寅恪计划掌握这些文字工具后，深入研究外来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佛教文化及其变迁，以此为突破点，从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进一步地探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途径和规律，以及中国本土文化如何吸收、同化外来文化——佛教，外来文化又怎样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等重大问题。
后来，寅恪在研究实践中，广泛运用了梵文、巴利文等异域语言文字。例如，寅恪在论文《魏志司马芝传跋》中，考证出“无涧神”原作“无间神”，即地狱神；“无间”乃梵文Avici之意译，音译则为“阿鼻”，当时意译亦作“泰山”；他根据曹魏宫掖妇女供奉“无涧神”一事，推论出佛教已流行于曹魏宫廷之间，再由此又推论出佛教在民间流行的程度。
有趣的是，寅恪虽然下了很大力气学习异域语言文字，研究佛教，但是，他并不信奉佛教教义，“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的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和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至于道教等宗教，他也一概不信奉，甚至反对亲人们请和尚、道士做法事。
在哈佛除了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外，寅恪还如饥似渴地深钻中国史学、文学、经学等著作，并涉猎了天文、历算、地理、气象等书籍，对中国的儒学、佛学以及《红楼梦》《牡丹亭》等古代文学作品，都有独到的精辟见解。他在与著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又译“巴比妥”）讨论佛理时，引起了白璧德的重视，白璧德对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除了俞大维、汤用彤外，寅恪还与吴宓（1894—1979年）、张鑫海（后改名为张歆海）、梅光迪、汪懋祖等留美学生相识，时常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寅恪与吴宓、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他的博学多才和惊人的记忆力、分析力，使才子吴宓赞叹不已，吴宓本来自视甚高，但认为寅恪的学问、识见都高出自己和周围的留学生，坦然承认：“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后来，“哈佛三杰”均成为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名校教授，均于1942年成为“（教育）部聘教授”，以及当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成为名实相符的中国第一流学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寅恪在哈佛时，比较了美国的发达科技、物质条件与人民的精神面貌后认为，输入西方科技文化是中国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只是计划输入功利机械这类东西，而不图以精神的救药，则势必到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再要希望爱国，是不可能之事”。寅恪认识到“拯救国家，治理国家，尤其要以精神的学问（就是形而上学）作为根基”，于是，他毅然把研究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振兴、弘扬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化，定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后来，他选择学成回国，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一道路，就是自然的事了。
在哈佛学习两年多后，为了更进一步学习梵文、巴利文等语言文字，兼之老师兰曼曾经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赴德国深造，于是，1921年9月，寅恪告别老师，前往德国继续求学。
（二）第三次赴欧留学
1921年秋冬之际，寅恪为了更进一步学习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文字，横渡大西洋，从美国到德国，第二次赴欧。寅恪于1921年9月又进入柏林大学的名机构——东方语言研究所，向柏林大学教授、欧洲梵学泰斗路德施（Heinrich Lueders，1858—1943年）学习。
寅恪第二次留学留学德国。德国虽然是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国，但是，当时的柏林大学却有两门最著名的学科：一是近代物理学，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学说、勃朗克讲授的“量子力学”，都是自然科学中新兴的显学；二是久负盛名的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进行的以东方语言文字学为基础的东方学（含汉学尤其是印度学）研究，在世界东方学研究中名列前茅。两门学科都汇集了德国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和历史语言学家。
寅恪第二次留学德国，而且仍然是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梵文和多种东方语言文字。可见，寅恪在欧美读书的重点是研究语言文字，目的在于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亦即清代学者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门径。德国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语言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建立信史的最近途径，寅恪亦受其影响。
路德施在对梵文和巴利文等东方语言佛教文献的研究、吐鲁番出土佛教文书整理与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学界公认。在路德施的指导下，寅恪的东方语言文字水平精益求精，迈向了新的高峰。寅恪留学柏林期间，正是路德施学术创造力最丰沛、最辉煌的时期。在路德施的指导下，寅恪继续攻读梵文和多种东方语言文字将近四年时间。
在柏林，寅恪还时常旁听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缪勒（Mueller）、海尼斯（又译黑尼斯，Erich Haenisch，1880—1966年）、佛兰科（又译Herman Franke，佛兰阁）等名家的讲授。缪勒是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精通多种东方语言，对佛学研究的造诣很深，他讲授的是佛经文献阅读课程；海尼斯、佛兰科是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海尼斯对蒙古文、历史颇有研究，佛兰科是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教授、所长，藏文的额外教授，还是摩拉维亚传道会（the Moravian Mission）的传教士，属于当时知名的藏学家，他不仅对拉达克（Ladakh）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精深研究，并与西门华德（Walter Simon）一起增订过德国藏学先驱叶斯开（Heinrich August Joschke, 1817—1883年）的经典作品《藏文文法》（Tibetan Grammar，1929年）。这些欧洲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寅恪在此学习东方语言文字和西域边疆史地，在他们的指点下，又更上一层楼。
可见，寅恪在哈佛大学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之后1921年秋冬之际开始的两次留欧，寅恪两次进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国的边疆史地，这是他的重点。可以说，寅恪的海外求学受到的西学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他极为重视对历史语言的学习及其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表2-2 寅恪在欧美学习语言、文化一览表
归纳陈寅恪的海外求学经历，最重要的，就是受到了德国兰克学派的强烈影响，极为注重史料。
寅恪在德国留学，深受当时德国史学界的主流学派——兰克（Ranke）学派的影响。学者兰克（Leopold Rank，1795—1886年）早年研究语言，后来志趣转到了历史学，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历史语言比较考证学派前辈学者的理论和治学方法，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超然物外，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加起来，就可以再现全部的历史真相。”这一主张得到了德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而创立了兰克学派，成为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开拓者，也成为19世纪到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欧洲的主流史学。
兰克学派治学主张的核心，是重视和积累原始资料，及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证、辨析、求真，这与清代“乾嘉学派”的主张相通之处甚多。兰克学派的基本治学态度是客观主义，主张史学研究的唯一任务，是用史料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从经过考据的史料中提炼出符合真理的见解，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的诠释。寅恪后来确实采纳了兰克学派的理论，使之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并运用兰克学派的方法，在极其重视史料的价值、大量占有真实史料的基础上，以客观的态度考据和审订史料的真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寅恪后来治学，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非常强调和重视史料，而且，寅恪进行历史研究时，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历史观等联系紧密。
寅恪虽然极其重视史料的价值，以客观的态度考据和审订史料的真伪，恰如杨步伟、赵元任所回忆的那样：“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但是，占有大量真实的史料只是研究史学的基础，陈寅恪治史学“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
作为一代宗师，寅恪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寅恪弟子、清华毕业生何兆武（1921— ）曾深有洞见地指出：
陈寅恪先生继之以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蔚为一代宗师。陈先生曾留学德国多年，惜乎其受兰克学派的熏陶和影响，至今仍未能受到当代治史学者的重视。与人们通常的观念相反，兰克学派决不仅以考籍为尽史学研究之能事。在他们考订史学的背后，是有深厚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所谓‘客观如实’的那个‘如实’，乃是指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的体系。(3)
何兆武所言，指出寅恪之所以杰出，不在于如何熟悉史料、精通多少门外国语、考证本领如何精深，而在于寅恪掌握西学的“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后，形成的对于历史的深远认识与观察眼光。因为，仅有所谓“客观的”史料，未必能够推演出历史的大识见。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郭沫若曾号召北大历史系学生也来个大跃进，在史料掌握上超过寅恪。似乎寅恪的史学观已经陈旧不堪，只要在史料占有量上超过他，就可以超越。这个认识，就只看到了寅恪掌握史料之丰富，没有看见寅恪解读史料的深刻认识。
在欧洲留学期间，寅恪还持王国维所写的介绍信，前往巴黎拜访过法国汉学正统派领袖，世所公认的汉学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伯希和于1908年2月详细考察了敦煌石窟，第一个对敦煌石窟洞壁上的汉文、回鹘文、藏文、婆罗米文、西夏文、蒙古文等题识以及历代游人题记，做了较为全面、详细的记录，并且掠夺了不少敦煌卷子等珍贵文物。但作为一个功底深厚的汉学家，伯希和对敦煌和中亚史的研究著作颇丰，其中某些学术见解，特别是关于敦煌文物史料的考证，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法国现代汉学家戴密微（P. Demiéville）说，寅恪“在巴黎停留期间，很可能听过伯希和的讲课”。所以，后来寅恪研究敦煌文化和西域民族史，在学术见解等方面明显受到了伯希和的影响。
（三）结语
寅恪在国外读书虽然很专心，但毕竟不是生活于真空。身在遥远的异域，无论是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大洋彼岸的美国，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欧洲，他一直关心着祖国的一举一动，关注着中国文化的命运。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哈佛三杰”以及梅光迪等人横论中西，切磋学问；此时在国内，“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寅恪与吴宓等人，虽然不能回国投身其中，却非常关心20世纪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与胡适等人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等过激主张，有明显的差异。寅恪与吴宓等人，认为应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两年后的1921年7月，吴宓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担忧中国文化的命运，公费留学时间未满，就匆匆结束学业，回归祖国，向国人表达自己的主张。吴宓创办了著名的《学衡》杂志，向新文化运动发起公开辩论。寅恪远在大洋彼岸，虽然在《学衡》上发表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等五篇文章，而且大致赞同《学衡》的观点，却并未介入双方的学术论战，更未卷入双方的论争，寅恪还在苦读，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寻找着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正确出路。等到学成回国后，寅恪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自己与胡适等人在文化观上的差异、在文学等领域的某些分歧，对于胡适等人的某些主张表示了反对，对此，他在晚年曾坦言：“我对胡适也骂过。”
至于国内政治的兴亡、民族的盛衰，也一直萦绕在寅恪的脑海，儒家的入世思想时刻驱促着他思索救国的途径与策略。
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埋头读书之余，寅恪经常参加留学生的聚会。这些聚会，留学生的主题不外乎在一起纵谈古今、切磋学问，参观美术馆与博物馆等文化设施，有时还议论国内形势，抒发自己的报国志向等，如在哈佛时，寅恪参加过“中国国防会”的活动。中国国防会是1915年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因痛愤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而成立的爱国组织，以唤醒同胞、团结国人、共御外辱、救国图存为奋斗目标，“以促进国家自卫力之发展为宗旨”。1919年，国防会会员聚会时，向来省吃俭用的寅恪，还和吴宓共同宴请了到会的诸位朋友。
到柏林后，寅恪也参加过一些留学生切磋学问等的聚会，他也高谈国家大事，评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中兴名臣的功绩和学术成就，揭露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野心，抨击袁世凯媚外篡国和北洋军阀乱政，赞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主张。据参加过这种聚会的人回忆，每逢此时，寅恪总是情绪激昂，完全不似一位温文尔雅的书生，他以学人的缜密思维和渊博学识，融入了深远的前瞻性见解，浸透了深深的民族情感，表现了他为国家寻求富强之路的探索精神，得到了留学生们的尊敬。
寅恪在柏林交往的留学生中，大多是未来中国各方面的杰出人物。如国画大师徐悲鸿等，还有不少是政坛的风云人物，清华校长罗家伦、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当时就与寅恪结识。周恩来于1920年冬前往欧洲留学，1922年春到了德国，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1949年之前，寅恪曾对人谈起过昔年与周恩来交往的某些情况：“有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我无意中和周恩来还有曹谷冰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很雄辩，曹等三人都说不过他，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我一起打。我们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等走后才出来。”寅恪笑着说，“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新中国建立后，出任总理的周恩来与知识分子关系良好，更没有忘记寅恪，称赞他为“爱国学者。”后来周恩来还关照和保护过寅恪，照顾昔日朋友。
综观寅恪在国外留学前后二十多年，无论是在日本求学，还是在哈佛大学或者柏林大学，他都虚怀若谷，认真学习，尽情吸收和融汇异国的知识、智慧、德行和方法，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品性，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活跃思维；寅恪的欧美求学之行，得到了欧美一流大学、一流大师的指点，不仅学到包括梵文、巴利文在内的多种古今语言文字知识，及其历史文化（“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而且还深受兰克学派、欧洲汉学学者和东方文化学家谨严求实学风的熏陶；寅恪本人甘于清贫，潜心读书，仔细揣摩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加以掌握，立志推动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不仅奠定了百科全书式的中西文化知识的深厚基础，而且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季羡林说，寅恪的学术，“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这种对中西文化博大精深的研究，其深厚根基正是他在长期游学过程中，兼采中西之学，奋发潜研，开拓创新，不断超越自我而形成的。
蔡鸿生教授（1933— ）在《陈寅恪史学的魅力》中指出：
从《文集》中，可以见到寅恪先生多次提及深思、精思，乃至神游冥想之类的治学要诀，说明他非常重视史与思的关系。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无论是述论、笺证还是考释，寅恪先生都有非同凡响的独特思路，因而取得“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语出《与妹书》）的成效。(4)
所以，广泛地游学世界名校，使得寅恪日后的研究博采众家之长，比兰克学派、乾嘉学派更上一层楼，把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取得了震烁中外的巨大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