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陈寅恪家世

第一节　“客家”“文化贵族”

一、客家“怀远”，江州义门

（一）客家“怀远”籍

寅恪是随祖父、父亲为官湖南长沙而出生于异地的，可谓“客居”异乡而出生的人，事实上，寅恪确是地道的“客家人”。身为客家人的客家学学者罗香林（1907—1978年），是寅恪早年在清华的学生，他回忆道：

陈师的籍贯，是江西义宁县，即前清义宁州的修水县，他的上代是从福建的上杭（汀州所属）迁去的，本属客家系统。义宁的客家人，多数是在清初从福建的汀州和广东的嘉义州迁去的。

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陈师曾对我说：这些从闽粤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甚至阻挡客家学子入场应考，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清廷，另设“怀远籍”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

陈师一家，自他高祖腾远公，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

陈师一家，正因为是客家系统，而客家又是保持中原文化特别浓厚的族群……这也是陈师因我研究客家语言和历史，所以特别对我说的。⁽¹⁾

罗香林与寅恪师生关系融洽，过从较多，而且在清华时期寅恪指导罗香林完成论文了《客家源流》，为他后来完成名著《客家源流考》奠定了基础。他的回忆记录了寅恪承认自己家族的两大源流：“客家人”和“怀远籍”。

“客家人”——处处为客，四海为家。这一个汉族的支系，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许多出门在外的客家人都曾被这样问过：客家人是少数民族吗？

20世纪30年代初，罗香林在研究“客家”问题时，首先引用“民系”的族属概念，来称呼汉族南迁的各大支系，首创了“民系”（the branches of nationality）一词。他认为，一个庞大的民族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逐渐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也就是“民系”，民系的认同有三个标准：血统、语言、文化认同，“他的内涵就是同一民族内部的各个独立的支系或单元，它涵盖了民族共同体内部多元一体的这一基本格局”⁽²⁾。

罗香林在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二书中，根据汉族移民史、汉语方言区的划分，将南迁汉族划分为五大民系：越海系（又称江浙系）、广府系（又称两广本地系、南汉系）、闽海系（又称福佬系）、湘赣系、客家系（又称闽粤赣系）；并指出，汉族在中原主体之外，还有潮汕、福佬、客家等民系，而且“客家”是唯一没有用地域来命名的汉族民系。通过民系的划分，罗香林把对方言区的研究上升到了对各民系，特别是客家民系族属源流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罗香林的这一研究成果，奠定了客家研究的基础，为海内外学术界所认同。“客家”民系的研究，对研究汉族各民系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推动了汉族内部其他民系的研究。

客家的先民，原是中原人士，居住于黄河流域。从东汉末期起，不得不背井离乡，另辟天地。西晋末年的民族融合，推动了中原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是为客家南迁之始。此后，一旦中原有乱，为了逃避战乱，或者因为“原籍地窄人稠”，或者因为官职调迁，或者因为游学、经商，或者为了躲避政治斗争，中原人士不断南迁。尤其是历代一有战乱，中原民众就成批南移，先后到达南方各地。如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南宋王朝灭亡前后的朝代更迭、公元17世纪满人入主中原、康熙年间的“湖广填四川”等，数次大规模迁徙，一批又一批汉人由中原南下，大规模迁往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或到赣南，或到闽西，再到粤东，甚至扩散到海外。也有部分客家人停留在湖南、四川的一些山区，形成了当今客家人散居南方多个地区的状态。这些人为了与所到之处的本地人相区别，因为他们“处处为客”“四海为家”，自称“客家”或“来人”，意为“客居他人家乡的人”，久而久之，他们在所到之处世代劳作生息，不再迁移。可见，客家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也是“保持中原文化特别浓厚的族群”传播中原文化的历史。

客家人信守中原传统文化，善于持家兴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团结一致。寅恪祖父陈宝箴与黄遵宪极其友好，与后者是广东嘉应客家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历史上，客家人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客家人聚居在一起，始终保持原来的方言、歌谣、风俗等文化特点，很少与所到之处的民众通婚，具有鲜明的特征。

陈家一直保持着客家人的本色。如寅恪父亲陈三立，到南昌后，见了廖国仁等客家后生，仍不忘讲客家话；到了晚年，三立老人依然不忘给孙辈讲祖辈客家人的历史，教孙辈唱客家人的儿歌。

寅恪先祖就是这样的客家人，原居于福建汀州的上杭县，雍正八年（1730年），寅恪六世祖陈公元（字腾远，号鲲池，1711—1795年）兄弟三人，携家带口，千里跋涉，从福建上杭县中都琳坊（来苏乡中都村）往西迁徙，落户江西南昌府的宁州（嘉庆六年易名义宁州，1912年易名义宁县，1914年分为修水、铜鼓两县）泰乡七都竹塅里（今属修水县）。

陈氏一直保持客家传统，经过几代人艰辛的拼搏、创业，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寅恪出世时，陈家已是义宁州很有名望的书香世家。由于这些迁居的客家子弟读书刻苦，屡取科举功名，引发了与当地原住民的矛盾，于是朝廷特设“怀远籍”学额，予以协调解决。

寅恪后来曾对学生罗香林说，从福建、广东迁到义宁的客家人及其子弟，“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想方设法地阻碍客家子弟去应考。后来，由地方官员奏请朝廷，另外开设了“怀远籍”学额，规定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而寅恪一家，如罗香林所述，从六世祖陈公元，“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

（二）“江州义门陈氏”

根据寅恪祖父陈宝箴《义门陈氏宗谱序》、郭嵩焘《陈府君墓碑铭》等文献，陈氏出自“江州义门陈氏”。⁽³⁾

“江州义门陈氏”，即“江右陈氏”，是发源于唐代江州（今江西德安县）的一个江右民系家族，以数代同居一百五十多年获得唐僖宗御笔亲赠“义门陈氏”匾额而闻名遐迩。至北宋始分家，此后，义门陈氏多次受到皇帝旌表。

寅恪一家自从六世祖陈公元于雍正八年（1730年）迁居义宁后，在这深山老林中勤奋耕作，“耕读传家”，繁衍生息。当时，在江西西部地区的遂川、万载、萍乡等地，清代迁入的客家人不仅来自福建上杭等地，也有迁自广东嘉应（今梅县）、江西赣州等地。

家境逐渐殷实之后，陈公元便设塾办学于陈氏祖宅——“陈家大屋”，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家大屋”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宁州镇竹塅村，占地约3亩，始建于乾隆时期，系典型的清代民间建筑风格：两层楼房，一进两幢，青砖黑瓦，分上下两厅堂。主厅名“凤竹堂”，源于“盖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名，竹有君子之节”，旨在训导陈氏子孙秉承好学、重德、爱国的良好家传。我国传统社会中，官员主要来自读书人，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的，而相当多的读书人都来自农村，因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家对子孙的期望与梦想，也是绝大多数人家选择“耕读传家”的理由。

陈家先祖正是这样的人家。他们努力奋斗，开荒辟野，同时，毫不放松对子孙读书的要求，所谓“世代耕读，忠孝传家”。“凤竹堂”松骨竹苞，高风亮节，凤竹堂下孕育出了“陈门五杰”，使得义宁陈氏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大族。

随着迁入义宁的“怀远”人经济地位的上升，联宗建祠、重修宗谱提上了日程。咸丰元年（1851年）恩科乡试，陈文凤、寅恪祖父陈宝箴中举。怀远陈姓欢欣鼓舞，推动陈文凤、陈宝箴编纂“合修宗谱”（通谱）。同治二年（1863年）秋季，通谱修成，确定了“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振彩复西江”的行辈派号，也规定了未来“江州义门陈氏”的子孙排序，推动子孙走上了“文化贵族”之路。

二、“文化贵族”义宁陈氏

（一）陈寅恪六世祖以来的简况

寅恪一家，从六世祖陈公元（字胜远）开始，“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寅恪之高祖陈克绳（字显梓，1760—1841年），以及寅恪之曾祖陈伟琳（字琢如，1798—1854年），均走“耕读传家”这条道路，他们通过童试“入学”，当上了秀才，到过京师、齐鲁、江浙等地游历，只是并未外出做官。

陈家祖屋的“凤竹堂”得名于陈公元。他“重信义、轻财贿”，娶何氏，生子四人。他对子孙指出：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陈家的子孙一定要仰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这样才能达到“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

陈公元之子陈克绳，陈克绳之子陈伟琳，均是“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陈腾远和他的子孙们就是这样做的。陈克绳、陈伟琳颇受当地人尊敬，陈克绳“用孝义化服乡里”，治理家政井井有条，热心于公益事业，修筑祠宇、建立义渡、修建考棚、建立浮桥……造福乡邦，因此被称为“韵亭先生”。陈伟琳六七岁时就能通晓儒经的大旨，稍长，读明代大学者王阳明之书，叹曰“为学应当如此”，后来，陈伟琳成为国子监生，还创办了义宁的“梯云书院”，专供怀远子弟入学，招徒授学，被清廷追赠为“光禄大夫”。

由于寅恪高祖母“体羸多病”，寅恪的高祖陈克绳、曾祖陈伟琳除了耕田种地、苦读国学典籍外，还潜心研究祖国的传统医学，能够以医为人解除痛苦，以至在地方声名大振，“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远近前往求医者接踵而来。陈伟琳对于上门求治的病者，“望色切脉，施诊无倦”。

为人疗病的余暇，陈伟琳还将医术传于子孙，因此寅恪晚年回忆自己六岁那年在湖北武汉，由于祖父陈宝箴治愈了湖北巡抚谭继洵的病，后者竟一次酬谢以鱼翅一榼、酒一瓮、银票五百两。祖辈的这些行医故事，给寅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称中医学是其“家学”。

陈伟琳生三子三女。其中，长子树年（字观瑚），曾为官四川；次子观端，早逝；三子宝箴（原字观善），即寅恪的祖父。陈伟琳教子甚严，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务以德化其乡人，尤相奖以孝友”，感化了不少人。伟琳的临终箴言“成德起自困窘，败身多因得志”，深刻影响了陈家子孙。⁽⁴⁾

考察寅恪的家族史，不难看出，从他的先祖陈公元、高祖陈克绳、曾祖陈伟琳、祖父陈宝箴，到父亲陈三立，五代人“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因此，笃定、务实，这可以说是陈氏的“家风”。

寅恪深受这一笃实严谨的家风影响，从小便培养出一种不囿于经书和已有定论的存疑精神，形成了寻根问底的学术风格，并把严谨治学、爱国爱家的精神传导给家人。

（二）四代五人并列“五杰”的“文化贵族”

梁启超认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吴宓指出，寅恪是“我国当代通儒第一人”，而义宁陈氏是“中国近世模范人家……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所谓文化贵族”；“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⁵⁾。

中国社会自古以家庭、宗族为重，家风、家训、家规，在家族延续、文化发展、家国情怀传承等方面，体现出了巨大的作用。法国学者汪德迈（Lon Vandermeersch，1928—　）使用“家庭、礼仪、文官制”三个词，来归纳中国儒家文化的特征，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古老社会模式”，“社会的一切行为规范都从家族关系规范中演绎改造而来”。“世家”现象为中国文化一大景观，文化艺术方面的世家名门可谓屡见不鲜。

寅恪曾祖陈伟琳生三子，三子宝箴即寅恪的祖父。陈伟琳教子甚严，《义宁州志》记载，陈伟琳教育儿子及亲戚子弟，循循善诱，终日不倦，即使是农夫野老也敬而爱之，因而感化了许多人。伟琳的临终箴言“成德起自困窘，败身多因得志”，不仅给予子孙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而且深刻影响了子孙的文化品格，铸造了陈氏后代淡泊清廉、锐意进取的良好品质。

义宁陈氏留给后世的家规家训，不仅是每一位陈氏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更是激励整个家族向着更高境界跋涉的精神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常用“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两句诗形容书香门第。书香门第教育成功的秘诀在于，始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族的传统、家族的表征，并把这条规则代代相传。家世背景对于寅恪的思想、日后的发展，影响不可谓不大。寅恪研究六朝史，在《崔浩与寇谦之》等论文中指出，东汉以后的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寄托。这就导致了汉魏之际，世家大族已经成为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文士大多出于豪门大族。寅恪由此认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东汉以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又指出：

所属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门风之优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⁶⁾

寅恪还指出：士族的特征，为“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厚高见重于人”。这一宏论揭示出，学术文化世家做学术，往往具备了现代学术体制所缺乏的能够超越具体的功利目的这一特点，具有士人气节。因此，在寅恪心目中，中古的世族文化、士人精神包括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家风、家学、士人气节。事实上，寅恪一家数代，因袭的不仅仅是门风、家学、士人气节，还有民族大义，乃至家国兴亡之爱恨。

因此，正是因为有了“特殊家庭环境”的熏陶，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才会志趣高远、知书达理、气质高雅、行为得体，具备某种贵族式的自由精神。

新《辞海》收录了“义宁陈氏一门”的三代四人：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年）、“同光体”诗代表人物陈三立（1853—1937年）、画家陈衡恪（1876—1923年）、学术宗师陈寅恪；江西修水县的城市中心有著名的“五杰广场”，所谓“陈门五杰”，指陈家的五位杰出人物：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和“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1900—1993年）。

1995年，程德林等人主编出版了《影响历史的家族》一书，作者编选了全世界有代表性的15个著名家族，包括美国肯尼迪家族等10个西方家族，以及5个中国家族。其中，陈宝箴家族与宋子文家族等并列。⁽⁷⁾

可见，从清代初期雍正八年（1730年）由福建上杭迁入江西义宁，时间跨越了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陈家历经陈公元、陈克绳、陈伟琳、陈宝箴、陈三立，到陈寅恪、陈封怀七代人，近两百年的文化积蓄，从“怀远”之民发展为耕读之家、文化大族，走过了家族史上的辉煌历程，更培育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五位杰出人物，后世誉为“陈氏五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凤竹之志、君子之节，是一门所系、一脉相承，十分难能可贵。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文化世家颇多，但是，像《辞海》将陈宝箴一门三代四人并列、“五杰广场”将陈宝箴一门四代五人并列，这样影响极大的文化显赫之家，在中华百家姓中，实属罕见。由此完全可以说，义宁陈氏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大家、“中国近世模范人家”“文化贵族”。

（三）义宁陈氏的“文化贵族”教育

陈家有重视后代教育的传统，寅恪五岁上下时，祖父陈宝箴在湖北武汉任上，就为孙子们请了老师，使子孙很早就发蒙读书。而且，陈家的家庭教育，与当时许多名门世家有所不同。

第一，陈家的私塾教育，十分重视延聘良师，当时知名学者周大烈、王伯沆、柳诒徵、萧泉等先后担任陈家的塾师。

开设家塾，重在良师。这是陈氏家塾教育的重要特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季，六岁的寅恪随任湖南巡抚的祖父陈宝箴迁往长沙。这一年，陈宝箴延聘湘潭大儒周大烈（1862—1934年，字印昆，别号夕红廔，又号十严居）为塾师，使陈家兄弟在家塾跟读。周大烈19岁在本乡教书，十年寒窗，教学相长，门生众多；后受聘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教学认真，爱护青年，在湖南省县之间颇有声望。他个性耿介，喜好交友，与清末民初名流多有交往，传为佳话。

此后，陈宝箴又延请了不少饱学之士来做塾师，陈三立也先后聘请王伯沆、柳诒徵、萧厔泉等著名学人担任塾师。

寅恪侄女小从回忆：

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萧厔泉等。萧兼为画家（《散原精舍诗》中所称萧稚泉），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⁸⁾

王伯沆（1871—1944年），名瀣，一字伯谦，晚年自号冬饮，又别署沆一、伯涵、伯韩、无想居士等，南京人，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的国学学者，曾先后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等高校，以学问精深、颇具道德气节而闻名。

柳诒徵（1880—1956年），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江苏丹徒人。17岁考中秀才，后就读三江师范学堂。历史学、文学、文化学者，现代儒学宗师。进入民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学衡派”国学支柱之一。

萧厔泉（1865—1949年），名俊贤，号铁夫，别署天和逸人，斋名净念楼，湖南衡阳人。早年从苍崖法师、沈咏荪学画，后曾任教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民国初年居北京，曾任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有《碧海青天图》《溪山无尽图》《山居图》等作品传世。

在私塾读书期间，寅恪从六七岁起，就跟从曾经留学日本的朋友学习日文，他晚年回忆说：“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

第二，陈家的家庭教育重视国学，子弟大都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都具有很深厚的国学修养，所谓“国学”，顾名思义，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大致可分经、史、子、集四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每一门都有心得，可称为大儒；其次，便是能专精一门，或通经、史，或擅诗、文。陈家为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因此，陈家的家庭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五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国学基础知识占了很大的比重，体现了陈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在少年时代学习国学名著时，寅恪很下过一番苦功夫。他的表弟、同学、妹夫俞大维在《谈陈寅恪先生》中特别指出：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⁹⁾

“十三经”“三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史著作，《皇清经解》是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收集清初至乾隆、嘉庆年间训释儒家经学著作74家180余种360册1412卷汇编而成的丛书。这套丛书既搜集了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又映现了从清初到乾隆、嘉庆年间经学的演变过程。《续皇清经解》则是光绪年间江苏学政王先谦收集《皇清经解》所遗漏的学者和乾隆、嘉庆以后的111家经学著作编成，这套丛书以收乾嘉学派著作为主，同时也收入不少其他学者的著作，共计209种1430卷。而所谓“三通”系三种书的合称：唐德宗时宰相杜佑编撰的《通典》，记述我国古代经济、政治制度的沿革变迁；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系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乃记述上古至宋时典章制度的鸿篇巨制。但是，陈寅恪的抱负不在“通经”，他的志趣只是“治史”，在他看来，经、史、子、集以外，集部的流派，诸如小说、传奇、弹词等俗文学，都可能是有用的历史资料。

俞大维还回忆道：“关于国学，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说明了寅恪对国学中的小学（音韵、训诂、文字）尤其下过一番苦功夫。东汉许慎所撰的《说文》（《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是研究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必读的入门书之一，后代影响深远；高邮王氏父子指籍贯为江苏高邮的清代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训诂学家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王氏父子的著作对学人研读国学有极大的帮助。寅恪刻苦钻研这些著作，为日后形成治学严谨、求实、质朴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并掌握德、英、日、法、藏、梵文等十几种语言，运用多种文字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与他早年对语言文字的特殊兴趣、爱好和所下的扎实功夫是不可分的。

陈家的家庭教育重视国学，因而，陈家子弟大都能作一手好诗文。这在寅恪身上也得以体现。

至于诗歌，寅恪在父亲陈三立的指点下，学诗以宋诗为主，但不局限于宋诗，兼及唐诗。正如俞大维所说：“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在宋诗中，他特别喜好苏轼、黄庭坚等的诗。赋诗喜用东坡韵；陈三立诗歌的空灵缥缈、用字新奇等风格，也直接影响了寅恪的诗歌创作。

至于文章，寅恪少年时苦读过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归有光、姚鼐、曾国藩等古文大家的著作，兼取唐宋八大家、桐城派之长。他很喜欢读曾国藩的诗文，认为桐城派散文大成者姚鼐之文，“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至于传统的义理、辞章、考据等方面，他又深得父亲三立的真传，他后来所写的文章言简意赅、义深旨远、古朴新奇、严密透彻、无一冗言赘语，这与他从小受到的良好训练有极大的关系。

可见，寅恪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下，又经塾师的教诲，从小就对祖国传统的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医学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刻苦学习，寅恪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学、史学、哲学典籍，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寅恪后来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及思维习惯等。寅恪的学术融汇中西古今，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童年深厚的国学功底，这是他成材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三，在重视国学的同时，陈家的家庭教育，比较注重在教学中融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即国学为主，并重西学。

1901年，陈三立挈眷将雏在南京定居，刚一安顿下来，就办起了家塾。而且，除了家塾，陈三立还在家中办起了“学堂”，他的侄儿陈封雄回忆说：

自祖父（陈三立）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六叔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打下他们对国学的基础。

另外，还具备良好的读书条件：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¹⁰⁾

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就是当时在陈家“附学”的小朋友，与寅恪兄弟一起接受教育，茅以升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

陈家的家塾和家办学堂，在教学安排上，四书五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教学内容以国学基础知识为主，体现了陈三立以中学为本位的思想。但家塾同时又“延聘西席”，设立数学、外文、音乐、绘画和文体等课程，在教学中融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

寅恪六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除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学习其时尚属新潮的数学、英文、音乐、绘画、文体等课程。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与幼年的数学、外文、音乐、绘画、文体等课程的近代教育是分不开的。

第四，陈家的家庭教育，将读书求知、正心、立志、做人结合起来，对于陈氏兄弟的优良人格的塑造、爱国思想的形成等，影响很大。

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陈宝箴、陈三立被革职后，陈宝箴更把心血倾注在子孙身上，他曾训示孙辈如何读书、成德、做人：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俱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四觉老人书示隆恪。⁽¹¹⁾

这一教导尽得《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真髓，以“立志”为读书、求知之第一要务。这一家训，尤其是“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说明求学、成德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重要方面，成为日后陈家小兄弟们读书做人的准则。祖上有德，自身力行，延及子孙。因此，寅恪幼承家训，很早就把从经史著作所阐发的大义，与正心、立志、做人结合起来，和当时许多读书人不一样，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求知识而求知识。

陈宝箴、陈三立等长期不放松教诲，使得经学中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尤其是儒家的纲纪之说，以礼为根本的立身之道和行为规范的原则，潜移默化地熏陶着苦读经史的寅恪兄弟。正如俞大维所说：

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

有其父必有其子。陈宝箴、陈三立等人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以及公正不阿、廉正高洁的品行和在仕途遭受挫折后仍然保持文人操守的言行，可谓现身说法，更是陈寅恪兄弟随时学习的活榜样。少年时代家庭教育所认同的儒家伦理观念，对寅恪一生都起着重要作用，从他日后表现出的文化人格的核心、学术精神的强大支柱、道德修养的基础、言行举止的准则，以及人格魅力、爱国主义等看，无一不如此。

第五，陈家的家庭教育，颇为开通。

每当新的塾师到来之际，陈宝箴一定前往拜会，要求塾师对孩子们不进行体罚、不背书。由此，陈家的小孩子们比同时期的同龄人自由活泼得多，反而因此心情舒畅，学习到了各方面的知识。

寅恪侄女小从回忆：

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¹²⁾

此外，陈宝箴对于裹足也极为开明。女子裹足是多年延续下来的陋习，清代后期仍然盛行。每当女孩子四五岁时，就要用很长的布将脚裹住，以使足部不再发育，成为所谓的“三寸金莲”，否则找不到婆家。陈寅恪的三个姐妹，只有大妹陈康晦被裹过两天足，便在开明的祖父陈宝箴的赞同下，得到了“解放”。由此，寅恪的三个胞妹都是“天足”，陈家能做到这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十分可贵，的确是开风气之先。

所以，陈家开风气之先的家塾和家庭教育，在新思想的指导下，能够延聘名师，又颇为开通，与当时许多名门世家所开设的家塾不同，很有特色。

在书香门第这一大背景下，异常聪明，理解力、记忆力、观察力、思辨力强，悟性高的陈氏子弟顺利成长，文化素养、精神气质、济世情怀、安身立命的智慧，均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尤其是陈寅恪，天赋禀异，因而，早年的他受益匪浅：一方面，他接受了全面、系统的传统教育，接受了儒家观念，从小就打下坚实的中国文化知识的基础，虽然以后他留学欧美多年，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知识，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尊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另一方面，他从小接受的中学、西学的教养，使他自幼对于西方文化就兼收并蓄，取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长，补中国传统文化之短。这不仅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而且也使他在童稚之年就形成融汇中西方文化知识的开放心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学贯中西作了充分的准备，对他以后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