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跨越“1949”：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 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

“1949”，划开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也成了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但当我们深入考察1949年前后文学转型包含的丰富内容时，我们会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恰恰是以其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跨越了“1949”，呈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原本就贯通的历史血脉。跨越“1949”，绝非忽视“1949”的历史转折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理解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把此期间中国大陆由解放区文学“扩展”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结合在一起考察，这会推动我们对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的内容及其实质进行深入思考。

一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其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也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固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而跨越“1949”正是这种根本性贯通生成的重要历史现象。

以往将1949年前后的文学划分开来是因为1949年以后“人民的文学”在中国大陆占据了主导，乃至唯一的地位，于是1949年前后的文学被视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学。然而，在1940年代后期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人民的文学”兴起之时，就有识见者在肯定“现阶段中国文学运动中人民文学的出现是有历史上、社会上的必然性的”，其“去路也极为显明，前途更极其辉煌”时，也明确指出，“人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中一个阶段”，“终必在‘人的文学’的传统里溶化消解，得到归宿；终必在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中嵌稳本身的地位，找出本身的意义”。[1]这里所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正是文学的现有阶段与总体化的历史进程的关系。五四开启的“人的文学”在个性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等互有联系的不同层面上追求人本位或生命本位的审美表现，而“人民的文学”也只有在这种传统中才能充分显示其意义和价值。“人民的文学”是“积极地通过‘人民’来完成‘人’，通过‘社会’来完成‘生命’”[2]，这是文学对于中国社会走向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的积极回应。也正因为如此，“人民的文学”才“知所依归——归于人的文学”，在丰富“人的文学”传统中实现积极的“自我扬弃”，在完成自身的文学使命中走向文学的终极关切。

处于“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中的“人民的文学”，才会坚持人民本位的立场而又不企图统一文学，看重“阶级本位”而又承认还有阶级性之外的文学表现空间，倡导文学的战斗性、工具性而又尊重文学的艺术本质，视自己的主张（政策）为文学视野和空间的扩大而非决定一切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样的“人民的文学”才可能完成“人民的文学”的历史使命，也才可能孕育“人民的文学”自身的生命力。如果我们细致辨识、梳理跨越“1949”的线索，我们会感受到，尽管“人民的文学”有过种种历史曲折和自身失落，甚至导致过文学的毁灭，但包含在作家创作实践、作品生成中的深层因素仍是通过“人民的文学”的努力来实现“人的文学”的价值。为人民而写作，写人民的世界，作为人民的一员而写作，从赵树理、孙犁到周立波、柳青，从“百花时期”到“调整时期”，作家们正是抱着这样的追求展开他们的创作，几乎每一部有价值的作品都是这种实践的产物。但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民的文学”强调的人民本位、阶级本位、战斗性、工具性及相关政策等密切联系着中国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并且是由政治领袖依据其政治判断提出的，如果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裹挟下无法保持其适度，而成为绝对性的存在，实际上就脱离了“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而导致文学的失落，甚至毁灭。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确立的延安文学理想，其原旨意义是要持久地建立一种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是服务于工农兵的新文学。这中间本来包含对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拓展和丰富。但这一理想主要是作为政治理想产生于战争年代，服从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需要建立文、武两支军队的现实，文学被视为重要战线而展开，这构成了从《讲话》到“文革”“内在理路的一致”[3]。而当这种文学被驱入非常现实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人民性”在狭隘化中成为唯一的标准时，它往往转化为破坏性的激进实践。正是这种复杂的纠结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跨越“1949”的内在冲突的重要内容。

历史的总体化趋势包含着差异，甚至是由种种对抗的力量形成的差异。或者可以说，历史的总体化进程是多元辩证决定的过程。种种差异、相对自律性、不连续性、不平衡性，甚至异质、断裂，恰恰使总体化成为一种不断被超越的开放性过程，使其不断深化、拓展。就如詹姆逊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构成或历史上现存的社会事实上都包含了几种生产方式的同时交叠和共存，包括现在在结构上已被贬到新的生产方式之内的从属位置的旧的生产方式的痕迹和残存，以及与现存制度不相一致但又未生成自己的自治空间预示倾向。”[4]这种“交叠和共存”的社会构成改变了以往线性演进的社会模式，也必然使各种社会思潮（包括文学思潮）以种种进退纠结、“先”“后”交叠的形态存在。面对差异丰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既要找到各个时期“主导性的种种形式”，又要敏锐关注“自由的潜在可能”，在两者的“协合”中呈现“新”“旧”之间叠合、附生、共存等丰富状态。不同时期的文学存在的种种差异反而包含着“相互涵盖”“相互补充”，其缘由就是它们在以差异为前提的总体化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性。历史的联系性、文学的整体性中恰恰包含丰富的差异性。就“人民的文学”而言，它恰恰以与此前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差异而被包含在“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中，而其自身也包含作家在文学层面的展开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导引之间的差异；当然差异会有丰富或失落文学自身的不同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人民的文学”也与其他非“人民的文学”同时存在于“人民的文学”阶段。在它成为此阶段文学的主导型形式时，其他“自由的潜在可能”也存在；而当后者被驱逐时，也损害了前者自身。正是所有这些差异才构成了跨越“1949”的历史联系性和文学整体性。从抗战时期文学多中心格局的形成，到战后文学“重建”多路向的呈现，直至“百花时期”“调整时期”文学空间有限度的拓展，丰富的差异性始终内在地推动着文学跨越诸如“1949”那样的历史门槛。

在历史的联系性中，传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值得充分关注的是，文学具有顽强的在展开自身传统中转型的力量，由此产生的超越二元对峙但又接纳二元的历史张力使文学得以避免冷战意识形态宰制。政治力量，尤其是一种“强行”介入历史的政治力量，有时会“割断”历史的联系性，传统的断裂由此产生。而如果进入文学层面，传统却是不会断裂也无法被割断的，这是因为文学的情感想象性、生命体验性、思想包容性、语言审美性等都具有人类文化中最强韧的延续发展力，只要展开的是文学实践，这些延续发展力就会发挥主导作用。这使得文学转型往往在自身传统的展开中完成。当文学的现代转型得以在传统展开中进行时，它就获得了历史张力。这种历史张力是一种超越二元对峙但又接纳二元的“空间”，往往呈现出不同方向的尺度。“左”和“右”、现实功利性和艺术超越性、本土性和国际性等等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文学的现实空间。尤其当我们把此时期中国大陆、台湾、香港[5]文学互为参照地考察时，我们会发现，这种历史张力更是明显地存在。

二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1949年前后文学格局的考察更需要纳入台湾、香港文学。因为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之间发生了极为频繁、密切的文学（作家）流动，“北上”“南来”“跨海”……这些作家的流动方式使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各种传统此时以包括“离散”在内的方式存在于大陆、台湾、香港，和当地的文学传统结合，以丰富的差异性深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其情况是多种的。

一种情况是同一种文学形态在大陆、台湾、香港不同的存在状态，恰恰揭示出这种文学形态深层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再次表明差异性成为一体性的存在前提。1949年前后最重要的文学形态自然是左翼文学，然而，当时出现了三种左翼文学形态。大陆体制化、主导型的左翼文学已被我们感同身受；而在台湾，左翼文学一直以在野而受压制的状态顽强生存着；在香港，左翼文学则在体制外的言论较自由的环境中和自由主义文学等处于一种自由竞争的状态。这三种左翼文学形态都提供了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左翼思潮创作的丰富经验。台湾和香港的左翼文学都不以直接推翻当地的现有统治、改变现有体制为目的，这使得两地的左翼文学更有可能在文学层面上展开。台湾的左翼创作队伍由日据时期的台湾左翼作家和战后大陆赴台左翼文人会合而成。台湾虽一度有左翼政党，但台湾左翼作家并不直接依附于左翼政党，他们大多是从自己的体验、信念、追求出发，选择了左翼文学创作，基本上表现为继承鲁迅的文学精神，积极传播其思想，坚持人民的立场，倡导和平、民主、平等，关注劳苦大众，展开大众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虽然左翼文学有其共同追求，但台湾左翼作家非组织化的实践不仅使其创作更具有文学的个人化性质，也使其在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下得以延续。而其在政治压制下的“边缘”地位也极大激发了左翼文学的战斗性。这种阶级的战斗性和文学的个人性的结合不失为左翼文学的“理想”状态。香港的左翼文学虽有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但中国共产党并不谋求改变香港体制，而是侧重利用香港的窗口作用，扩大新中国的政治影响，这使得香港左翼文学比1930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学更有活动空间。而香港所谓右翼文学也没有当局的直接操控，港英当局自然倾向于有利于稳定统治的保守文化，但也尊重英国自身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只要不危及其统治，它并不干涉文化、言论自由。所以左、右翼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思想、文学等层面上却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共同面对香港商业社会的文化消费环境。香港左翼文学甚至成功利用武侠小说、历史演义等形式传播爱国思想，就是其应对现代都市文化环境的一种努力。思想、文化自由竞争环境中的左翼文学可能不如政治高压下的左翼文学有战斗性，但它的活力更显示出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左翼文学毕竟是“人的文学”在20世纪的重要表现，不应受到压制，也不应独尊专断。和其他文学形态一样，左翼文学只有处于思想、文化自由竞争环境中才能发挥其全部潜能，走向自身的完善。台湾在野受压的左翼文学、香港自由竞争状态中的左翼文学和大陆的左翼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展开着潜在的对话，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考察，才足以全面揭示左翼文学的丰富内涵和运行机制，总结左翼文学的文学经验，吸取其教训。

另一种情况是笔者和其他论者多次谈过的五四文学传统的“离散”，主要指一些在大陆难以存身的文学传统有效转移到台湾、香港，一些原先在大陆五四后文学中被“边缘”遮蔽的文学流脉也得以呈现，如散文中以夏丏尊、许地山、徐志摩、林语堂等分别开风气的记叙、寓言、抒情、说理散文等传统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中都被“放逐”，而在此时期的台湾、香港文学中却有众多继承者，成果斐然，得以延续成某种有影响的散文形态，揭示出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不同侧面。笔者一直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拓展出多种思想资源，随后又展开了多种传统的流脉。[6]抗战胜利后，在大陆左翼文学逐步主导全局且进入体制的过程中，各种文学力量对于战后中国文学的“重建”仍有丰富的不同想象（如“京派”战后在平津地区的重新聚合、兴起和“终结”），有着不同的文学变革的路向，正是五四新文学多源多流的延续。当解放区文学在大陆逐步扩展为共和国文学的同时，国统区文学在“萎缩”中退出大陆但并没有彻底消亡。尤其是香港，接纳了现代文学的各种传统。即便是就文学史著述而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多源多流性仍在延续。

在大陆，196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文学”完成学科命名，表明从第一次文代会报告开始，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已借助于文学史叙述得以建构，但这种建构的“缝隙”存在表明五四新文学传统并未完全消失。而在台湾、香港，明显延续五四新文学传统多源多流性的文学史叙述在不断拓展。例如，在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1951年开始的历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主张一直被提及，尤其在胡适等人的报告中更得到强调；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是孤立的，台湾五六十年代包括《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纯文学》《自由中国》《明道文艺》等在内的众多文学刊物（民营、私资、校园刊物居多），其文论展开了现代文学史的各种论述，和《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各种呼应。香港的文学史叙述此时没有“当代文学”的概念，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和刘以鬯的《酒徒》，一是学术著述，一是文学创作，具体论述也有较大不同，但都有很深的五四情结。尤其是1961年出版的《酒徒》，借小说主人公即一个在香港社会谋生的作家之口，深广地展开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各种图景。《酒徒》中，“酒徒”醉后把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和195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相提并论，意在揭示中国新文学传统是走向世界的最有效途径。“酒徒”的醉狂之语恰恰见出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真知灼见：“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张爱玲的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砂》与《鹭湖的忧郁》，都是第一流作品……他（师陀）的《期待》应该归入新文学短篇创作的十大之一。”[7]在中国内地“消失”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在这里一一得以清晰呈现。《酒徒》最看重的是三四十年代的创作。而刘以鬯很早就跟司马长风说过，写新文学史“值得重视而未被重视的作家”是刘盛亚、丰村、路翎等40年代青年作家。[8]这中间正有着对于1950年代文学继承性的思考，即对三四十年代文学传统的展开和深化。而《酒徒》的“文学史叙述”并非纸上谈兵，1950年代的香港，无论是文学阅读、传播环境，还是创作走向、成果，对三四十年代内地文学传统的延续是明显的，强调艺术本位的自由主义文学、开掘都市文化资源的现代主义文学、应对消费文化环境的通俗文学，不仅存在发展，而且对左、右翼作家都有影响。例如，徐当时在香港倡导“作家看重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人格尊重有觉醒而不愿为任何力量做奴隶”的“新个性主义”，同时又强调“新个性主义必须在文艺绝对自由中提倡”。[9]这其中包含了一种可贵的思路，就是要构成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精神、三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传统跟香港环境的历史互动，从而逐步滋养成香港文学的丰富性、异质性。所以，将此时期的香港文学置于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无疑沟通了被1949年划分开的“现代”“当代”两个时期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其一体相关性也会重新引起许多思考。

1950年代的香港文坛，曾非常明确地提出过要与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分手的主张，那时香港文学已意识到大陆“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的相通性：“‘到工农兵中去’是一个号召，‘战斗的文艺’是另一个号召”，都是“党向作家号召”，“以为文艺是可以无条件地响应急迫的政治号召的”；[10]“大陆与台湾”都有“广大的有良好读书风气的读者群”和“有创作技巧与工作信心的作者”，但“执政者过分的政治警觉，有意的加以控制，窒息了所有学术的自由生命，文艺也无法超出生天”。[11]这里提出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是难以被我们认识到的，我们会批判台湾的“战斗文艺”，同时倡导大陆的“工农兵文艺”。而1950年代香港文坛的认识可以启发我们去深入思考1942年后内地“工农兵文艺”的变化。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工农兵文艺”和“战斗文艺”各自的“经典之作”比较考察，问题就可能一目了然了。一个有某种学术难度的问题被置于大陆、台湾、香港互为参照的整体中予以考察，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也说明，包含丰富差异性的历史整体性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跨越“1949”的内在动力。

三

战后的冷战格局、历史胜败都极大影响了共、国两党的政策，使原先的解放区、国统区文学发生变化，社会主义、三民主义、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文学突围呈现的文学自由空间的扩张和紧缩，主流与非主流文学力量位置的调整和转移提供了中国文学主体性建构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涉及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雅与俗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话题。而它们产生于抗战胜利后到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转型中，同样呈现出跨越“1949”的意义和价值，既可以回答当代文学研究对“发生”的追问，也包含了现代文学研究对“后续”的关注。

就主流文学思潮而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自然始终得到凸显，丰富着192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实践。本来，五四后的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一直密切，而意识形态作为人想象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认知模式也一直影响作家的创作。随着中国革命的扩展，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阶级意识、政党意识越来越深地侵入文学领域，在1940年代后期“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达到了激化的状态，意识形态的社会集团因素及其强制力越来越强大，个人想象性越来越被排斥，作家也难以置身于具体的社会体制变革之外（不管是置身于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阵营，此时期作家的“革命”情绪都显得高昂）。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部问题几乎都被提出来了。而此时开始形成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个体制迥然相异的社会空间又为这些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种可能性，其经验、教训如能得到认真回顾，确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重要财富。

恰如前面所言，跨越“1949”的文学传统自身在“缝隙”“离散”中延续。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课题，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雅与俗等关系，在此时期都未中断而是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例如，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抗战时期的日占区文学（从大陆到台湾）中就有了对抗异族高压的文学意义，在国统区文学中也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体悟人类悲悯情怀的提升作用，此时期在台湾、香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仅因为倡导者、实践者或亲身经历过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或在香港、台湾环境中直接受到大陆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影响，因而明显延续了中国大陆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流脉，更因为它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文学语境中，大大深化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对话。其中“中国经验”和“现代（善性）西化”的沟通对五四文学主体性的发展，中国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对接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拓展和深化等，都极具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提升了五六十年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五四前后分流的雅、俗文学到了1940年代有了合流的趋势，这一趋势到了1950年代后虽显得复杂。但各种文学实践使雅俗关系的处理有了深入，政党推动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运动在开展，张爱玲式的沟通雅俗的个人行为也在延续（张爱玲本人也在1949年前后形成她创作的又一个突破性高潮，非常值得关注）。例如在香港，左翼文学阵营启用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宣传爱国情怀；在台湾，言情、武侠、历史演义、科幻等小说文类都开始了个人化创作。而经济发展、文化消费方式的变化，也使文学更为关注雅俗关系。1950年代的香港，作家要应对的主要问题并非冷战意识形态，而是香港商业文化环境中文学的生存；香港文学更注重对现代工商社会的价值尺度、社会节奏、消费方式调适、抗衡的实践，关注在速食文化环境中坚持从容的审美创作，在商业的集体消费方式中保留、拓展个性的多元形态。影响文学的雅俗关系的所有因素几乎都得到展开，这一课题的解决也获得极为开阔的空间。事实上，这一时期雅俗互相渗透的成果丰富，提供的经验也很有益，同样构成了文学转型的重要内容。

上述经验并没有隔断在“1949”两边，相反，却因为跨越“1949”而获得了极大丰富，也让人看到了沟通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文学转型的内容和实质。

四

战后中国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新时代的开启和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的延续。两者共存于文学分割中的流动。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开启和现代文学的延续得以共存，一个重要缘由在于战后，尤其是40、50年代之交汉语文学[12]的分割、流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处于分割、流动中，而战后中国文学的分割、流动最多向、最频繁，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最久。从社会制度、政治格局而言，战后中国逐步被分割成共和国体制的中国大陆、民国体制的台湾和仍然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互相之间的隔绝，尤其是大陆和台湾的隔绝是严峻的，然而，文学的流动却使得这一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产生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说，二战结束前，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尚可分别论述，那么，战后至五六十年代的三地文学，如果分割开来审视，整个中国文学难免模糊不清。如果从战后汉语文学的分割、流动去审视，那么，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文学，乃至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从整体而言，不属于中国文学，而是作为各国华人的族群文学，成为世界性汉语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战后，尤其是40、50年代之交，从事海外华文创作的还多为华侨而非已加入移居国的“华人”身份，双重国籍的问题也未解决；海外华文作家更流动于中国和海外各国之间，此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又刚经历二战期间援华抗日的热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打破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和华文文学的历史界限，跨越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尤其是东亚、东南亚的区域界限，有利于考察战后这一转折年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当下影响，但本书论述的仍主要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所显示的战后中国文学转型）呈现出包含丰富差异性的历史整体性。正是这种流动成就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的基本版图，形成多元复杂情境决定的文学格局，也使得这一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产生密切的内在联系。

战后中国文学在流动中形成了各个地区的文学版图，从而使得被分割的地区文学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战后文学流动性最大的是台湾。1945年台湾光复后以左翼人士为主的大陆“南渡”作家群和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以自由主义立场为主的大批大陆作家进入台湾。前者以鲁迅为典范，以五四文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为旗帜，开辟了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以三民主义为旗帜推行的中国化文化重建政策之外的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重建方向，并与台湾日据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汇流；后者在国民党政治高压下，坚守文学本位的立场，倡导五四“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多种文学主张，与日据时期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等汇合。大陆迁台作家带入台湾的五四文学传统和台湾日据时期文学传统这两个传统交汇的内容丰富而多元，成为战后台湾文学的基本格局。此后，台湾汉族本土文学一直在现代和乡土、本土与外来的交融中显得丰盈，成为中华地域文化开掘深入、草根性丰满、传统丰富的一种文学；而大陆各省作家会合于台湾，各种传统、地域的文化奇妙交汇于台湾土地，成就了中华文化史上难得的扬长显美，其出生于台湾的后代创作更可以视为本土孕育。战后台湾文学的主要力量有这两种文学组成，其基石是深厚稳固的。[13]

同样的流动也发生在香港。1945年二战结束后和1949年中国内地政局根本性变动后，两次大规模南来人口流动中，进入香港的南来作家（我们称战后大陆赴台和赴港作家为南渡和南来作家，而非“南下”，恰恰不是以“中原”为视点，而是以台湾、香港为视点来审视作家的流动，这其中包含着意识到台湾、香港在与中国大陆的“分割”中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学存在）之多是百年香港历史中未有的。而且，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来作家的中原心态和过客状态不同，相当多的南来作家此后定居香港。南来传统与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得以交汇。战后香港的好处在于1949年后的“大陆与台湾都出现过新文学上的‘断层’……而香港读者却从未受到限制，即使绝版的作品，也有出版商翻印出版”，这种接纳中的开放性使得发生在香港的流动成为在全面的新文学传统中展开的创新和转型。战后开启的香港文学新时期，其文学成就及其影响，使得“香港不但有文学，而且有站在时代尖端的文学”。[14]这种文学版图呈现香港文学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接轨世界文化潮流、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建构城市文学传统等），并延续至今。

上述流动中形成的文学版图呈现出“多元决定”的文学存在，即一个地区的文学是一种多元复杂情境决定的文学：由于分割，各地区聚合起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技术等因素，影响着文学的存在；由于流动，各地区文学互相之间的关联密切，包含着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的多种因素。战后中国转型文学的考察，取决于对这种文学流动中“多元决定”存在的把握。

战后跨地区的文学流动开始于1945年末大陆文化人士南渡来到台湾和南来香港，而两拨文学流动的方式有所不同。台湾光复后的大陆作家赴台虽是国民党当局推行台湾文化重建政策的具体内容之一，“受邀赴台”的作家却是选择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作为台湾文化重建的旗帜和资源；在如何看待台湾故有文化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与“行政长官公署”完全不同的包容和尊重。这从本书后面专门述及这一段历史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许寿裳、黎烈文、台静农和魏建功等大陆南渡文化人士实际上开辟了官方中国化文化重建政策之外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重建方向，即“在地”化的台湾文化重建，将以五四传统为文化核心，以鲁迅精神为主要思想资源的文化重建与台湾的历史、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一种文化建设，虽然其展开不乏曲折，但它使得大陆迁台作家所带来的五四文学传统与台湾本土日据时期文学传统得以汇合。大陆迁台作家的创作原本是大陆五四文学的旅台形态，却成为台湾“在地”文学传统的重要部分。

本书后面会专门论及的此时期流动至香港的左翼文学力量在香港的活动却是另一种情况，它可能是同一时期各地区文学中最活跃、最全面、最顺畅的，但完全服务于、服从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政治目标，与香港文学的本地化进程关联甚少。或者说，它基本上是以“外来”而非“在地”的形式出现在香港。1940年代后期，这种“在香港”而非“属香港”的左翼文学作为内地左翼文学的旅港形态，最终离港北上，在中国内地文学中显示其成效。

两种不同的文学流动包含了汉语文学的两种基本形态：“旅外”和“在地”。两者形态不同而又可以互相转化。“旅外”是就原所在地文学传统而言，就是说，一种文学只有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才可能产生自身的“旅外”形态。大陆五四新文学恰恰是在形成了自身传统（这一传统应被视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后，才在1940年代后产生其“旅外”形态。“旅外”文学不能仅仅消费原有文学传统的资源，而要具有文学的再生产能力，这就需要“在地”化。文学的“在地”是与所在地关系而言，它需要落实于所在地本土之中，从而蕴蓄起文学的再生产能力，进而丰富、发展文学传统。“旅外”不能“在地”化，也许“永远注定做一个异地的异地人”[15]；“旅外”而能“在地”化，才会异地“灵根自植”，成就新的家园。对于战后中国文学而言，“旅外”和“在地”的考察格外重要。

文学的流动，是不同的文化迁徙群体将自身原先拥有的文化资源“旅外”迁移至现时文化空间，以“在地”的方式与原先的“在地”文化相遇、对话、交融，并逐步产生自身的“在地”性。这些文化的迁徙发生在战后，交织着东西方、国共意识形态对峙和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复杂影响。然而，其结果却是使包括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传统在内的中华文化多种传统以“旅外”与“在地”的多种方式存在于大陆、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和当地原有的文学传统互相激活、交汇，有力推动了各地汉语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也极大丰富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一位祖籍广东，战后在澳门、香港、台湾分别接受了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著名诗人回顾他所受到的中华文化影响时说：“虽说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支，但自一九四七年以来，这一支已旁生枝叶了，无论在广义文化，到狭义的文学、艺术，都像云门《薪传》内那些离乡背井的游子，虽然血缘上依然无悔的归祖列宗，但在成长过程里，却无疑在台湾本土找到养料更多更甚于在中国内地。”[16]确实，恰恰是“一九四七年以来”这样一个“转折的年代”，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种“旅外”和“在地”历程，巨大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分割中的流动、流动后的分割，使得离乡背井的游子在“旅外”之地“找到养料更多更甚于在中国内地”，在地生根，从而成就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更多种传统。

“旅外”和“在地”使得同一种文学在大陆、台湾、香港产生不同的“在地”状态，其文学能量得以充分释放，让人窥见战后文学流动的丰富内蕴。例如，纪弦、马朗、张爱玲的文学“起点”都在“孤岛”时期的上海，那时的文学活动就有交集，张爱玲撰文称赞纪弦（路易士）的诗歌，马朗则在其主编的《文潮》评述张爱玲小说。战后他们分别流徙到台湾、香港、海外（曾停留香港），而成为这三地文学最有影响的一种文学源流。纪弦在国民党政治高压下的台湾，延续其上海沦陷时期“诗领土社”的现代诗主张，而他得到的最有力的支持来自跨越台湾日据和光复时期的现代诗社“银铃会”成员林亨泰等。中国大陆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与台湾本土现代诗传统汇合，成为文学突围出国民党当局意识形态最有效的途径，甚至成就了中国新诗一次“小小的盛唐”，其取向主要是发挥现代诗“主知”的特性，以个人化的写作抗衡国民党当局的“国族”政治。而其所身处的整个50、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则是要将中国文学传统与世界文学潮流接轨。马朗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主编《文潮》，是出于抗衡“有闲阶级”糟蹋文学的左翼倾向；而在自由竞争的香港，他主编的《文艺新潮》则是要抗衡战后政治对文学的压抑。两者都是要逃离“社会的功利和肤浅”。当年倾向于左翼的文学青年此时“认定了‘文艺新潮’的‘新潮’就是现代主义”[17]，“绝对大大‘超前’海峡两岸当时‘政治挂帅’的封闭”[18]，促成香港城市文学传统的形成，由此树立了“香港文坛的一座永远耸立不倒的里程碑”[19]。三人中，张爱玲最迟离开中国大陆。1949年后张爱玲在上海赖以发表作品的《亦报》面临停刊是她离开大陆的重要动因，而《亦报》正是上海沦陷时期办报力量的战后延续。张爱玲由此开始她说的“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的“艰难”离散写作。[20]张爱玲战后第一部作品《异乡记》（1946）[21]和她在香港所写的最为人关注的长篇小说《秧歌》（1954）的一些意象，乃至某些词语完全一样，表明从大陆离散到海外，张爱玲携带的文学“种子”是“真个销魂”的日常生活的中国性，即她1946年11月在《传奇》（增订本）之跋《中国的日夜》中所说的，菜场买菜那样琐细而纷杂的日常场景中所呈现的普通、贫贱，乃至平庸的生活趣味，“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22]。1956年，张爱玲去了美国，此后的“张爱玲现象”成为海外华文写作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离散中对“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的中国的回望，关注更实在的日常中国。仅此三人而言，就让人看到1940年代的上海文学，如何成为1950年代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源头，但又在台湾、香港、海外获得了适宜的“在地”环境，得以充分发展，甚至成为文学的主导力量。可以说，恰恰是文学的流动，才使得一种文学传统的力量得以全面发挥，其丰富内涵才得以彻底呈现。

流动中“旅外”文学的“在地”化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同一种文学“旅外”至不同社会空间“在地”形成的不同形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切把握这种文学的存在本质，且让人认识到，差异性成为一体性的存在前提，这正是我们把握文学史需要有的历史意识，而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血脉自然贯通。战后中国文学的流动提供了最丰富的“旅外”和“在地”形式，一地的“旅外”成为另一地的“在地”。“在地”程度的加深，呈现“旅外”源头的丰富；“旅外”空间的拓展，表明“在地”资源的丰沛。战后文学流动开启的“旅外”和“在地”，在日后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文学中得以充分展开，显示了“旅外”源头和“在地”资源的丰厚。我们由此去审视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乃至海外的汉语文学，就能把握到各地汉语文学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学的流动性叙述，即在不同时空汉语文学的内在联系中把握文学的存在。这一文学史观同样让人把握到“1949”断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丰富的差异性中呈现出的历史总体性。

1949年前后发生的文学转型需要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展开研究，而本书涉及的“战后”这一时段大致指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二战结束之后，至1960年代这一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澳门文学尚未进入其“自立自足”阶段，所能提供的战后文学转型的经验少，故未列入本书具体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