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重新发现心灵

哈罗德·J. 莫洛维茨

（1980）

过去一百多年来，科学界一直有件稀罕事。许多研究者没有察觉到它，另一些甚至对自己的同事也不承认此事。但某种奇异正在蔓延。

事情是这样的，生物学家曾假定人类心灵在自然的层级中有着优越地位，现在他们却无情地转向了那种形塑了19世纪物理学的硬核物质主义（materialism）。而与此同时，物理学家们面对不容置疑的实验证据，已经与严格的机械论宇宙模型分道扬镳，转而认为心灵在所有物理事件中都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情况就好像这两门学科登上了两辆背道而驰的列车，都没有注意到轨道那边发生的事。

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这种角色调换，把当代心理学家放在了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远离确定的核心，即远离原子及分子的亚微观世界。从物理学的观点看，心理学家研究的“心灵”是一个没有定义的原始观念，既十分基本，又难以理解。很明显，这两种观点中都包含了一定的真相，而解决这一问题对扩大和加深行为科学的基础来说必不可少。

在现代，从社会行为到分子运动等所有层面来研究生命，都以还原论（reductionism）作为主要的解释性概念。这一认识方法试图用更低层级从而想必也更为基本的概念来理解高层级的科学现象。在化学中，宏观的化学反应要通过考察分子运动来解释。同样，生理学家在细胞器及其他亚细胞实体活动过程的层面上来研究活细胞的活动。地质学用成分晶体的特征来描述矿物的形成和特性。这些例子的实质就是在下层的结构和活动中寻找解释。

卡尔·萨根在他的畅销书《伊甸园的飞龙》（The Dragon of Eden）中提出的观点，就是心理学层面还原论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写道：“我对脑的基本假设是，脑的全部活动——我们有时称之为‘心灵’——都是其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的结果，仅此而已。”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思潮，我们要指出的是，萨根的词汇里没有心灵、意识、感知、察觉或思想之类的词，只有突触、脑叶切除术、蛋白质和电极之类的条目。

这种将人类行为还原至生物基础的尝试由来已久，最初的实践者是早期的达尔文主义者及他们在生理心理学领域中工作的同辈。19世纪之前，身心二元论（笛卡尔哲学的核心）往往把人类心灵置于生物学领域之外。后来，演化论者强调我们的“猿性”，让我们顺服于适合非人类灵长动物甚至其他动物的生物学研究方法。巴甫洛夫学派强化了这一主旨，此后渐成为多种行为理论的基石。尽管心理学家对还原论究竟能走多远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多数人都愿意承认，我们的行为中有荷尔蒙、神经系统及生理方面的因素。虽然萨根的前提仍处在心理学的大传统之中，但其激进的目标却是用下层概念为心理学提供完备的解释。我认为这一目标就是“仅此而已”一词的要点。

就在心理学各流派试图把心理学还原成生物学时，其他生命科学家也在寻找更基本的解释层级。我们可以在著名的分子生物学代言人弗朗西斯·克里克的著作中读到他们的观点。他的《论分子与人》（Of Molecules and Men）代表了当代生物学对生机论（vitalism）的攻击：生机论认为，生物需要用物理学领域之外的生命力来解释。在书中，克里克表示：“现代生物学运动的最终目标，其实就是用物理和化学来解释全部生物学。”他还说，所谓物理和化学是指原子层面上的知识，那个层面上的知识才是可靠的。通过强调“全部”，他表达了激进还原论的立场，这是整整一代生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中的支配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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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现在把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还原论相结合，并假定它们有所重叠，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解释序列，从心灵到解剖学、生理学，再到细胞生理学、分子生物学，一直到原子物理学。所有这些知识都被认为是建立在理解量子力学定律的坚实地基之上，而量子力学是关于原子结构和过程的最新、最完备的理论。在这一语境中，心理学成了物理学的一个分支，这个结果可能会让心理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感到不安。

用物质科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有关人类的一切，这一尝试并不是什么新想法，早在19世纪中叶，欧洲的生理学家就已对此形成了明确的观点。1848年，该学派的代表埃米尔·杜布瓦——雷蒙在一本动物电（animal electricity）方面著作的序言中宣讲了他的极端观点。他写道：“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方法，就有可能建立关于一般生命过程的分析力学（牛顿物理学），甚至能从根本上触及自由意志的问题。”

这些早期学者的话都带着点自大，托马斯·赫胥黎和他的同事们为达尔文主义辩护时也带有这种自大，即使今天，这种自大仍然回响在现代还原论者的理论中：他们想把心灵还原到原子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目前，这种自大在社会生物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的论调创生了当代的知识景象。不管怎么说，杜布瓦——雷蒙的观点与现代的激进还原论者一致，除了现在是量子力学取代牛顿力学成了底层学科。

就在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步步把各自的学科还原为物质科学的时候，他们基本没有注意到，物理学中涌现了一批新观点，会带给他们理解问题的全新思路。19世纪临近尾声之时，物理学所呈现的世界图景井然有序，事物根据牛顿的力学方程和麦克斯韦的电学方程，以典型而规则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些过程冰冷地运行，独立于科学家——科学家只是旁观者。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他们的学科已经基本完备。

自从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引入了相对论，这番整齐的图景就被毫不留情地打乱了。这种新理论假定，处于相对运动的不同系统中的观察者感知到的世界并不一样。因此，观察者也参与了物理现实的建立。科学家失去了旁观者的角色，成为所研究系统的主动参与者。

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观察者的角色越发成为物理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成为定义一个事件时不可或缺的成分。观察者的心灵成为理论结构中的必要元素。这个发展中的范式暗含的意思令早期量子物理学家大吃一惊，引得他们去研究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就我所知，所有对量子力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都撰写过书籍和论文，解释其成果的哲学及人文意义，这在科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新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维尔纳·海森堡对哲学、人文问题介入很深。他在《量子物理学的哲学问题》（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Quantum Physics）一书中写道，物理学家必须放弃如下想法：存在对所有观察者都一视同仁的客观时间尺度，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无关乎我们能否观察到它们。海森堡强调，自然法则不再关于基本粒子，而是关于我们对这些粒子的认识，即关于我们心灵的内容。1958年，埃尔温·薛定谔这位量子力学基本方程的提出者，写了一本名叫《心与物》（Mind and Matter）的非凡小书。这部文集从新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一直写到一种相当神秘的宇宙观，薛定谔认为这种宇宙观与阿道司·赫胥黎的“长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一致。薛定谔是第一位对《奥义书》和东方哲学思想表示赞同的量子理论家。现在阐述这种观点的著作越来越多，其中著名的两部是弗里乔夫·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和加里·祖卡夫的《物理大师之舞》（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

量子理论家们面对的难题在“谁杀了薛定谔的猫”这个著名的悖论中一目了然。在一个假想的情境中，把一只小猫放在一个封闭的盒子中，盒子里有一瓶毒药，还有一个随时准备砸碎瓶子的自动机械锤。自动锤由一个记录随机事件（如放射性衰变）的记录仪控制。实验持续的时间恰好使锤子砸碎瓶子的概率为1/2。用量子力学的数学方法来表示这个系统，就是把活猫和死猫的函数加起来，概率各是一半。问题是，既然在实验者向盒子里看之前，两种解的可能性一样大，那么是看（测量）这个行为杀死或挽救了猫吗？

这个轻松的例子反映了一个深奥的概念难题。用正式得多的语言来说，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只能用与实验的可能结果有关的概率分布来描述。要确定各种选项中究竟发生了哪一种，就需要测量。是这一测量构成了事件，把事件与作为数学抽象的概率区分开来。然而，物理学家们对测量能做出的唯一一个简单而一致的描述，就是它要包含观察者注意到观察结果。由此，物理事件与人类心灵的内容就不可分割了。这种联结促使许多研究者认真地把意识当作物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解释把科学推向与实在论哲学概念相对的唯心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尤金·维格纳在自己的文章《论身心问题》（“Remarks on the Mind-Body Question”）中总结了许多当代物理学家的观点。维格纳一开始就指出，多数物理学家已经重新回到“思想（即心灵）第一性”这一认识上。他继续说：“形成完全一致而又不涉及意识的量子力学定律是不可能的。”他总结道，对世界的科学研究导致意识内容成为终极实在，这真是太不同寻常了。

物理学另一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也支持了维格纳的观点。信息论的引入及其在热力学中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了如下结论：熵——热力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衡量的是观察者对系统的原子细节有多无知。当我们测量一个物体的压力、体积和温度时，我们对组成该物体的原子、分子的精确位置和速率的知识是残缺的。我们缺少的信息量的数值与熵成正比。在早期热力学中，从工程的角度来说，熵代表了系统中不能对外做功的能量。而在现代观点中，人类心灵再次介入，熵不仅与系统的状态有关，还与我们对系统状态的知识有关。

现代原子理论的诸位创始人一开始并没打算把“心理主义”（mentalist）图景强加在世界之上。他们是从相反的观点出发的，然而为了解释实验结果，被迫接受了今天的立场。

现在到了我们把心理学、生物学和物理学这三大领域的观点整合起来的时候了。结合萨根、克里克和维格纳所代表的不同观点，我们能得到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整体图景。

第一，人类的心灵——包括意识和反思性思维——可以用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来解释，后者又可以还原为生理系统的生物结构和功能。第二，所有层级的生物学现象都能完全通过原子物理学，即通过组成生物的碳、氮、氧等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来理解。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要建立原子物理学（现在对其最充分的理解方式来自量子力学），必须把心灵作为系统的首要成分。

因此，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在一个认识论的圈圈里面绕来绕去：发乎心，止乎心。这一推理链条的结果，大概会给东方神秘主义者，而非神经生理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带去更多助益和安慰；然而，这个闭环是直接将三门独立科学中公认专家们的解释过程组合而成的。由于一个人往往最多只与其中一种范式打交道，因此一般性的问题很少有人关注。

如果我们拒斥这个认识论圈圈，就会留下两个相反的阵营：一个是这样的物理学，它声称自己是完备的，因为它描述了所有的自然现象；一个是这样的心理学，它包罗万象，因为它处理的是心灵，而心灵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唯一来源。鉴于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或许我们最好还是回到圈圈中去，给予它更多积极的考虑。哪怕它让我们失去了确定、绝对的东西，但至少涵盖了整个身心问题，还给各门学科提供了一个沟通的框架。这个闭环给心理学理论家们提供了最好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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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型社会生物学的严格还原论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在更严格的生物学基础方面也会陷入困境。因为这一方法中包含了如下假设：从早期哺乳动物到人类的演化是连续的，这意味着心灵、意识不是一种根本上的与众不同。可是很难给这一假设找到成立的理由，只要想想演化中那些极为不连续的例子就知道了。宇宙自身的起源“大爆炸”，就是宇宙级尺度的不连续例子；生命的发端当然也是，虽然没那么惊天动地。

遗传分子中的信息编码带来了在掌管宇宙的各种法则中掀起深刻动荡的可能性。例如，在遗传生命到来之前，温度或噪声的波动会回到平均水平上，这使行星演化所遵循的法则变得精微。可是遗传生命到来之后，热噪声层面上的一个单分子事件就能带来宏观的后果。因为，如果有关事件是某个自我复制系统中的一个突变，那么整个生物演化过程都可能改变。一个单分子事件可能引发一种癌症，从而杀死一头鲸鱼，也可能产生一种致命病毒，攻击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从而毁掉这个生态系统。生命的起源并没有违背物理学的底层定律，而是为其增加了一个新特征：分子级事件引发大尺度后果。规则的这一改变使演化史变得不确定，于是它也参与构成了一种鲜明的不连续性。

不少当代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认为，灵长动物演化中出现的反思性思维的开端，也是一种改变规则的不连续性。这种新情况同样也没有违背生物学的基本定律，而是为其增加了一个特征，使我们必须用新方式来思考问题。演化生物学家劳伦斯·B.斯洛博金认为，这种新特征就是带有内省特点的自我形象。他主张，这一特性改变了我们应对演化问题的方式，还使我们不能到生物演化的法则中去给重大历史事件找原因。斯洛博金称，规则已经变了，我们不能用适用于其他哺乳动物的法则来理解人类，尽管它们的脑在生理机能方面与人脑非常相似。

许多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以各种方式讨论过人类所具有的这种涌现特征（emergent feature）。这是经验数据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为了保持还原主义的纯洁性而将其束之高阁。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和评估这种不连续性，但是首先需要承认它。灵长动物与其他动物有很大区别，人类又与其他灵长动物有很大区别。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把不加批判的还原论当作心灵问题的答案，这样的有力承诺中存在棘手的缺点。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立场的缺陷所在。这一观点不仅虚弱无力，还很危险，因为我们对待人类同胞的方式，依赖于我们如何在理论表述中定义他们。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的同胞看作动物或机器，我们的交往就会失去丰富的人文内涵。如果我们通过研究动物社会来寻找自己的行为规范，我们就会忽视那些独一无二的人类特征，正是它们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丰富。激进还原论在道德律令方面的贡献也寥寥无几。此外，它还给人文追求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词汇表。

科学界在认识大脑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我本人也对神经生物学充满了热情，它体现了当今科研的特点。但我们不能接受让这种热忱产生超出科学范围的论调，或者纵容它否认我们这个物种最有趣的面向从而把我们禁锢在那些匮乏人性的哲学立场中。几代人之前，还原论的先驱们把科学从神学中解放了出来；而低估思维的反思性表现、反思性特征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向还原论者致敬时付出的高昂代价。人类的心神（psyche）也是科学观测数据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保留它的同时仍然是优秀的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等经验科学家。

反思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崔朋设想的一幅宇宙图景，它不完整，但并不虚假。您的祖先跟牛顿和叔本华不同，他不相信时间的绝对性和统一性。他相信时间的无限序列，相信正眼花缭乱地扩大乃至铺展开的分岔、汇聚、平行的时间之网。这张时间之网，它的网线或分合交错，或几个世纪各不相干，这网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些时间中的大多数里；在一些时间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另一些里，你我都存在。在这个时间里，我很荣幸，您来到我的门前；在另一个时间里，您穿过花园，发现我死了；在再另一个时间里，我说同样的话，但我本人是个错误，是个幻影。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

各种现实性仿佛漂浮在各种可能性的广阔大海上，并从中被挑选出来；非决定论说，这些可能性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且构成了部分真实。

——威廉·詹姆士

认为量子物理的奥秘与意识的奥秘某种意义上一致，这是一个诱人的想法。莫洛维茨所描述的这个认识论圈圈中，包含的硬科学、美、怪诞和神秘主义都很适量，因此“听起来很对”。不过，这种想法在许多方面与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相悖：本书认为，非量子力学的心灵计算模型（这一模型也包括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东西）原则上是可能的。不过无论是对是错——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他提出的想法都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毫无疑问的是，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正是量子力学核心的概念难题。尤其是按照通常的描述，量子力学会给一些叫作“观察者”的系统以优先的因果地位，但又没说清楚观察者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没说意识是不是观察者地位的必要组成部分）。为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简单介绍一下量子力学中的“测量问题”，为此我们要借助一下“量子水龙头”这个比喻。

想象一个水龙头有两个旋钮，一冷一热，每个旋钮都可以连续旋转，水就从龙头里流出来。不过这个系统有个奇怪的特点：水要么完全是热的，要么完全是冷的，没有中间状态。这叫作水的两种“温度本征态（eigenstate）”。要想知道水处于哪种本征态，唯一的办法就是伸手去试。事实上，在正统量子力学中，情况比这还要复杂，是你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这个动作把水抛入了两种本征态之一。在这一瞬时之前，我们说水处于“态叠加”（superposition of states），更准确地说是本征态叠加。

旋钮调得不同，流出冷水的可能性也会变。当然，如果你只打开“热”阀门，你就一直得到热水，如果你只打开“冷”阀门，你肯定就得到冷水。但是如果你打开两个阀门，你就会创造一种叠加态。反复试验某一种调节法，你就能测量出在这种调节下得到冷水的概率。然后你可以改变调法再试。一定会有某个节点，流出热水和冷水的可能性相等，就像掷硬币一样。（很不幸，这个量子水龙头会让人想起很多浴室里的淋浴设备。）最后你可以积累足够多的数据，把流出冷水的概率作为旋钮调节的函数，画出函数图。

量子现象与此类似。物理学家们调节旋钮，让系统进入与冷热叠加态类似的叠加态中。只要不进行测量，物理学家就不知道系统进入了哪种本征态。其实也可以发现，从非常根本的意义上说，系统本身也不“知道”自己处于哪种本征态，可以说，系统处于哪种本征态，只有在观察者伸手“试水”的那一刻才（随机）确定下来。在观察的那一刻到来前，系统的表现一直就像它并不处于某种本征态那样。无论是实际中还是理论上——其实就是就所有方面而言，系统都不处于某种本征态。

你可以想象自己拿量子水龙头中流出的水做各种实验，以确定你不伸手的时候水到底是热是冷（当然我们假设没有蒸汽之类的线索）。例如你可以把龙头中流出来的水注入洗衣机来洗衣服，可是你只有打开洗衣机（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进行测量），才能知道你的羊毛衫缩水了没有。你可以用龙头中流出来的水泡茶，可是你只有喝到茶（又是与有意识观察者的相互作用），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冰茶。你可以在龙头下面安一个温度记录仪，可是你只有看到温度计上的读数或是记录纸上的标记，才会知道温度。你对记在纸上的标记的确信，程度不会高过确信水有确定的温度。这里的要点是，羊毛衫、茶、温度计，本身都没有“有意识的观察者”的地位，因此只能参与这个游戏，像水一样进入各自的叠加态：缩水/没缩水，冰茶/热茶，读数高/读数低。

听起来这似乎和物理学本身无关，而只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谜题，就像“如果没有人在那里听的话，森林里的树倒下时会有声音吗”。可是量子力学这样解决这个谜题：此类叠加态的现实，确实会产生一系列观察结果；而如果一个貌似混合态的东西实际上总是处于一种真正的本征态，只是在测量之前对观察者隐藏其身份，那么其观察结果会与叠加态的观察结果截然不同。简略地说就是，一股可能热可能冷的水与一股就是热或就是冷的水表现会不同，因为这两种可能性会相互“干涉”，就像重叠的波浪那样——就像快艇的部分尾迹一时间抵消了从码头反射回来的另一部分波浪；或者就像打水漂时，小石子连跳几下，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纵横交错的涟漪，形成闪闪发光的图案。而这种干涉效应只是统计上的，因此这种效应只有在洗了许多件羊毛衫或泡了许多杯茶之后才会显现出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理查德·费曼的《物理定律的本性》（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一书对这一差别的漂亮阐述。

“薛定谔的猫”这个困境使这一观念更进一步：在人类观察者介入之前，连猫也能处于量子力学的叠加态中。可能有人会反对说：“等等！一只活猫难道不是就像人一样，是有意识的观察者吗？”也许是，可是要注意，这只猫也可能是只死猫，那它当然就不是有意识的观察者了。事实上，我们在薛定谔的猫身上创造了这样一种叠加，其中的两个本征态，一种有观察者地位，另一种没有！现在我们怎么办？这种情况让我们想起狂言大师出的一个禅宗谜语（保罗·雷普斯的《禅骨禅肉》[Zen Flesh, Zen Bones]中有详细叙述）：

禅就如一个人咬着树枝挂在悬崖边。双手没有丫杈可抓，脚下没有枝干可踩，树下有另一个人问他：“菩提达摩为何从天竺来至中土？”树上这个人如果不回答，他就输了；如果回答，就会掉下去摔死。现在他要怎么办？

对许多物理学家来说，一个系统有否观察者地位，此间的差异乃是人为虚造，甚至令人生厌。此外，有观察者介入会导致“波函数坍缩”（collapse of the wave function，忽然随机跃至某种纯本征态）的观点，把反复无常赋予了自然终极法则。而“上帝不掷骰子”（Der Herrgott würfelt nicht）是爱因斯坦毕生的信念。

量子力学中有种试图同时保留连续性和决定论的激进尝试，叫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1957年由休·埃弗雷特三世首先提出。根据这个非常奇特的理论，系统不会不连续地跃迁至一种本征态。情况是：叠加态平滑地演变出多个分叉，这些分叉平行展开。只要需要，叠加态就会长出更多分叉，带来各种新的可能性。例如，薛定谔的猫一例中有两个分叉，彼此平行发展。肯定有人会好奇：“那猫怎么样呢？它感觉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埃弗雷特会回答说：“这取决于你看的是哪一个分叉。在其中一个分叉上，它感觉自己活着，在另一个分叉上，已经没有猫去感觉什么了。”有人会凭直觉开始提出异议，问：“那么在猫会死的那个分叉上，猫死之前的那小段时间里情况怎样？那个时刻猫的感觉是怎样？当然一只猫不能同时有两种感觉！这两个分叉里哪个才包含着真正的猫呢？”

当你认识到这个理论对此时此地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问题会变得更加麻烦。因为在你生命中的每个量子力学分叉节点上（这种节点成百上千亿不止），你都会分裂为两个及以上的你，沿着同一个巨大的“普适/宇宙（universal）波函数”的彼此平行但不相连的各个分叉行进。在文章中出现这一难题的关键地方，埃弗雷特不动声色地插入了如下脚注：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语言上的难题。在观察之前，观察者有一个单一状态；观察之后，观察者就有了许多不同的状态，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叠加态中。每种独立的状态都是某一个观察者的某个状态，于是我们就能谈论不同的观察者，用不同的状态来描述他们。另一方面，所涉物理系统又是同一个，从这一视角出发，又可以说观察者是同一个，只是在叠加态的不同组成部分中处于不同的状态（在叠加态的各个独立组成部分中有不同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强调所涉物理系统是单一的，就要用单数形式，如果想要强调在叠加态各不相关的组成部分中有不同的经历，就要用复数形式：例如“一位观察者对量A进行了观察，之后，随之而来的各叠加态下的各个观察者，每位都观察到了一个本征值”。

这些话都是一本正经地说的。他没有说到主观感受如何的问题，这个问题被扫到地毯下面去了。或许他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但还会有人不禁纳闷：“那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只活在一个世界里呢？”根据埃弗雷特的观点，你不是感觉自己只活在一个世界里；你会同时感觉到所有的平行世界，只是进入这个分叉的这个你体验不到所有的平行世界。这真令人目瞪口呆。此时，本篇“反思”开头那两段生动的引文又回到我们眼前，而且有着深刻的洞察力。终极问题是：“那为什么这个我在这个分叉上呢？是什么让我，让这个我，感觉到它自己——我是说我自己——是没有分裂的呢？”

一天傍晚，夕阳悬于海面。你和几个朋友站在潮湿的沙滩上，位于不同的位置。海水轻拍你的双脚，你默默注视着红色的球体缓缓落向海平线。当你注视，稍稍入迷之时，你发现太阳的光反射在一个个浪峰上，就这么形成了一条由千万个转瞬即逝的橘红色光斑组成的直线——而这条直线恰好对准了你！“我太幸运了，正好和这条直线连在一起！”你想，“只是太遗憾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站在这里，体验与太阳完美统一的感觉。”而此时此刻，沙滩上的每个朋友心中，都产生了完全一样的想法……或者真的完全一样吗？

这种沉思就是“灵魂探问”的核心。为什么这个灵魂在这个身体之中（或者位于宇宙波函数的这个分叉上）？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可能性，那为什么这个心灵就依附了这个身体？为什么我的“我性”（I-ness）就不能属于别的身体呢？说些“你在这个身体里是因为它是你父母生出来的”之类的话，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循环论证。为什么我的父母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两个人？如果我生在匈牙利，我的父母又会是谁？如果我是别的什么人，我又会怎么样？或者假如别的什么人是我呢？或者，我就是别的什么人呢？我是每个其他人吗？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普遍（宇宙）意识吗？感到自己是独立的，是一个个体，这是幻觉吗？在我们认为最稳固、至少是错误最少的科学的核心，这些诡异的话题又重新出现，这真是相当奇怪。

但某种意义上，这又并不那么惊人。我们心灵中的想象世界，和那些与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平行演化的其他可能世界，双方有明显的联系。传说中那个一边撕着雏菊花瓣，一边喃喃自语着“她爱我，她不爱我，她爱我，她不爱我”的年轻人，心中显然就有（至少）两个不同的世界——基于他心爱之人的两个不同模型。或者这么说是不是更准确：他心爱之人的心理模型只有一个，类似于量子力学叠加态？

或者打个比方说，当一位小说家同时考虑将故事发展下去的多种可能方式时，故事中的人物不就处于心理叠加态吗？如果小说始终未能见诸纸端，或许这些分裂的人物能继续在作者的脑中发展出多重故事来。而且，如果有人问哪个故事才是真的，甚至会显得很奇怪。所有的世界都同样是真品。

同样，会有这么一个世界（宇宙波函数的一个分叉），在那里你没有犯下现在让你无比后悔的愚蠢错误。你不忌妒吗？但你怎么能忌妒自己呢？再说了，还会有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你还犯了些更加愚蠢的错误，而且十分忌妒此时此地这个世界里的你呢！

思考宇宙波函数的一种方式，或许就是将其想象成天上那位“伟大小说家”、即上帝的心灵（或脑子，如果你喜欢的话）。上帝之心可以同时考虑所有可能的分叉。我们可能只是上帝脑中的子系统，这个版本的我们并不比别的版本更优越、更正宗，就像我们的银河系并不是唯一真正的星系一样。如果按这种方式来设想，那上帝之脑的演变确实是平滑的、决定论的，就像爱因斯坦一直坚持的那样。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的新书《其他世界》（Other Worlds）的主题正是这个，他写道：“我们的意识沿着宇宙不断分叉的演变路径随机踏出了一条路线，因此，掷骰子的是我们，而不是上帝。”

然而，这还是没有回答那个人人都要问的最基本谜题：为什么我自己的统一之感会沿着这个随机分叉走，而不是沿着别的分叉走呢？是什么法则决定了随机的选择会挑中我感觉自己正在走的这条路？为什么我的自我感觉不会跟着分裂出来的其他我走其他路呢？是什么把“我性”连到此时此刻正在沿宇宙的这个分叉演变的这个身体的视角的？这样的问题如此基本，甚至都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答案似乎也不会很快由量子力学给出。事实上，这就是被埃弗雷特扫到地毯下面，却又重新出现在地毯另一头的那个波函数坍缩。它变成了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比原来的问题简单。

如果你意识到，在这同一个大片分叉的宇宙波函数中，有些分叉里没有存在过量子力学或者其他什么学说的迹象，有些分叉里没有埃弗雷特或者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你就会在悖论的深渊中陷得更深。在有些分叉里，博尔赫斯的故事并没有写出来。甚至还有一个分叉，那里的“反思”和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一整篇写得一模一样，只不过结尾是一个不同的呜哩哇啦（flutzpah）。

D. R.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