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职场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次当选为英国首相的1979年，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年。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当年我所做的恰是咨询师们最为反对的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结婚、搬家、换工作。我于1979年2月结婚，几周前刚搬了家， 12月又跳槽进了富达。我在投资管理公司施莱辛格（Schlesinger Investment Management）工作时认识了我的妻子莎拉（Sarah）。这家公司为南非人所有，业务涉及银行和房地产业。莎拉是一位投资总监的助理，起初我也是投资助理，后来升任为基金经理。那年夏天，该公司两位总经理中的一位，即理查德·廷伯莱克（Richard Timberlake）跳槽到了富达，为其在英国开拓新的基金管理业务。他发布消息称要寻找两位投资经理加盟他新建立的组织。

要不要联系他，对此我犹豫不决，因为有人告诉我，廷伯莱克自称在一段时间内不会雇用其前同事。此时的我对富达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第一件，我与在M＆G （在20世纪30年代成立了英国第一只单位信托基金）担任投资经理的私人朋友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富达是“业内最出色的美国基金管理机构”。第二件，我的妻子莎拉拥有一双慧眼，能看出这家新公司的潜力和重要性，她说服我给理查德·廷伯莱克打电话。当时我29岁，有些害羞，对打电话的事情踌躇不决。莎拉再三开导我：“你打个电话能有什么损失呢？”最后我打通了电话。事实证明这是我一生中打过的最重要的电话。

与理查德会谈后，他让我去见比尔·伯恩斯（Bill Byrnes）。比尔已经在富达的波士顿总部里工作了很多年，与富达的总裁、公司创始人的儿子奈德·约翰逊（Ned Johnson）关系密切。如果说奈德·约翰逊为富达在20世纪80、 90年代的美国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话，那么比尔·伯恩斯就是开创富达国际业务的大功臣，这个时期大多数美国投资企业只关注北美国内市场。作为美国共同基金业市场的领头羊之一，富达具有远见卓识，能看出将其业务拓展至全球市场的潜力。尽管其他报纸未多加报道，但英国的《金融时报》很重视富达开拓国际业务的信息，将其刊发于头版头条。

去见比尔时，我内心有些惶恐。毕竟我只在施莱辛格工作了一两年，并非英国经验最丰富的基金经理。比尔向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安东尼，你认为你能在富达管理好基金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吗？”我记不起我的回答了，但我肯定说了一些令他相信我能做好的话，因为不久之后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比尔是最有魅力的美国人之一，也是一位出色的亲英人士。那些年他不断地鼓励我，即使现在，他每两年也会到我们的伦敦办事处走一走。

我于1979年12月17日正式进入富达。这一天富达为英国的投资者推出了首批4只单位信托基金。除了我负责的富达特殊情况基金外，还有一只美国信托基金（考虑到富达的总部所在地，设立这只基金并不意外）、一只固定利息信托基金及一只成长兼收益信托基金。最后一只基金由詹姆斯·韦林斯管理，他是理查德招募的两位投资经理中的另一位。他之前从事股票经纪工作，管理基金的风格与我的截然不同。他采用高度量化的方法购买低风险、高收益股票，不断从业绩优于整个股市的公司中获利。

富达在金融城的办事处设在皇后街（Queen Street）。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和詹姆斯共用一个办公室。他很可爱，具有复古气质，是个传统主义者，我认为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俩相处得很融洽。唯一的例外发生在我们合作共事的最初几周内。最初接受理查德·廷伯莱克面试时，我提出的一个入职条件是担任投资总监，在30岁之前成为总监是我的一大抱负，但詹姆斯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后来他也被任命为了总监，但对我的任命要比他早几个月。他与我一样雄心勃勃，但由于任命时间比我晚，他变得非常沮丧。这件小事的结果就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俩共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变得很尴尬，但他很快就忘记了不快，我们的关系又恢复如初了^[1]。

富达最年轻的英国投资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