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的历史语境：中共意识形态的文艺样本_永远的召唤：延安鲁艺音乐研究文集-QQ阅读历史男生网

书名：永远的召唤：延安鲁艺音乐研究文集
作者名：季惠斌
本章字数：18384字
更新时间：2020-08-29 15:41:30

“鲁艺”的历史语境：中共意识形态的文艺样本

陈丹

一、延安初期，中共文艺策略与鲁艺创立

经历了史诗般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中央随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在保安做了短暂的过渡，很快就进驻延安。随着“西安事变”的结束和“七七事变”的爆发，国共两党有了第二次的合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具有了合法的地位，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全国抗日民族战争进入了新时期。此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急切希望能够利用西安事变的积极影响，巩固和扩大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说：“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1]为了应对“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战斗的任务。”[2]这样的举措，也是毛泽东在“七七事变”前所提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3]方针的延展。

其实，在战争的影响下，这时整个中国的国家教育规模受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培养抗战干部已是各地方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只是对于地处边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极不发达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这项工作显得更为严峻，更为紧迫。首先，边区本身没有现成的人力资源：徐特立曾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陕甘宁边区建立前的教育状况，“除了少数官吏、地主、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4]其次，边区也没有适合的教育资源：在红军达到陕北时，延安地区除有两所中学和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外，只有几所小学。然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人才极度匮乏的窘境，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有人回忆说：“要干部的呼声遍于各地，于是饲养员一跃而为营政委者有之；特务员、支书一跃而为队长、团政委、主任者有之；党龄才两天即任营教导员者有之。”[5]即使是已有的干部队伍，也存在着文化程度低和马列主义修养差等明显的缺陷。种种情形都表明，无论是立足于解决边区发展的现实需求，还是放眼于新中国建设的长远布局，中共急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人才。

中国共产党初到陕北时，在其编制中有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两所高校，也即时开办了几处中级的训练班类型的速成学校，却远不能满足红军扩大和政府建制的急需。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陕甘宁根据地有了相对稳定的军事政治环境，中共在主观上急于借机迅速发展教育和开办学校，以完成“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战斗的任务”。也在此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坚决抗战的积极主张，以及陕甘宁边区所充溢的决然不同于国统区的新鲜与自由，赢得了广大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趋同，多人义无反顾地奔向心中“圣城”——延安。根据记载，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正是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的涌入，才使得中共在客观上有了相对充足的生源能够开办新的大学。1936年，红军大学经国民政府批准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向国民政府申请再创办一所“陕北大学”，“但是国民政府以‘陕北已有抗日军政大学，无需再成立高校’的理由拒绝了这一要求”。[6]为了避免被国民政府冠以“破坏抗战政策”的罪名，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向社会募捐经费，以“私立”的方式开办“陕北公学”。在最终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之前，1937年11月，中共曾拟定由沙可夫、朱光等人在陕北公学筹备一个文艺训练班，以缓解根据地和前方对文艺干部的需求。

“七七事变”以后，许多文艺工作者和抗日文艺团体陆续到达延安，并和红军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会合一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开展了为抗战服务的创作和演出，使延安的文艺运动热烈不凡。1938年，延安已有了比较丰富的文学艺术人才的储备。根据《延安文艺史》所说：“仅1938年，在延安就聚集了百余名已有成就的文化人，包括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等方面的人才。他们有良好的文艺修养和开展文化活动的热情。”[7]一派生动活泼的延安文艺新气象既奠定了创立鲁艺的基础，也创造了建立艺术学院的机缘：为了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集合了“抗大”“陕公”戏剧工作者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部分队员，参加集体讨论、沙可夫执笔的四幕话剧《血祭上海》的排演。1938年1月末，《血祭上海》与观众见面，竟连续演出了20天，观众逾万人，获得各界好评。该剧的参与者徐一新说：《血祭上海》的成功，“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8]在2月下旬的一次由中宣部组织的与《血祭上海》相关的活动上，有人提出希望能有一所如同“抗大”“陕公”样式的艺术学院，当即得到在场的毛泽东的响应，表示愿意以最大力量来促成此事。随即，组成了由沙可夫、朱光、吕骥、徐一新等人负责的艺术学院筹建委员会，并且马上就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他们不但找房子、组织教员、招收学生，还由沙可夫执笔起草了由毛泽东等人联署的《创立缘起》。

鲁艺筹委会很快就招收到六十几名学生，他们有的是“抗大”“陕公”的学生，也有的是从外地到来的文艺青年。即将成立的鲁艺招收学生，有三条基本要求：1.对抗战有明确认识与坚强、必胜的信心，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2.在文学与艺术上有基本的修养，并决心从事于抗战文艺工作；3.有刻苦耐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茅盾在1940年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9]中说：“在鲁艺聚集着全国各省的青年，他们身世多式多样，有在国内最富贵式的大学将毕业的，也有家境平平，曾在社会混过事的，更有些‘南洋伯’的佳儿女，偷偷从家庭里跑出来的，有海关邮局的职员，有中小学教员，有经过战斗的‘平津流亡学生’。”在成立大会之前的3月7日，“鲁字第一号通告”正式告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通告”宣布了学院行政机构任命：正院长暂缺，副院长沙可夫；还公布了学院董事委员会和其他的委员会的成员。待到4月10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时，鲁艺正式开课已有一周。毛泽东虽和几位中共领导出席了鲁艺的成立大会，但他因自己是创立鲁艺的领衔倡导者，便以工作人员自居，不肯承认自己是首长，会间与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甚至连在大会上的讲话也要推脱过几天再讲。

有一篇毛泽东的短文，篇名是《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该文最早收录在《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中，2002年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亦有收录。《论集》的“编者注”声称这篇短文初见于1938年4月30日的《新中华报》，发表时的标题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编者注”还称，文本的记录者柯仲平在提供时特别说明：它是经过“毛泽东先生亲笔订正”[10]的，是在鲁艺成立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再没有更多直接的材料能确凿地说明毛泽东在鲁艺成立大会上做过讲话。只观其《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寥寥二百余字，虽能管中窥豹地领略其内涵寓意，却看不出毛泽东的完整文采：通篇结构松散，全不是正式讲话的模样，更像是底下随意的交谈，就连文集中的标题也是编者摘取文中最后一句而附加的。尽管这篇无甚章法的记录稿对于鲁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觑，也终不会是一个庆典上的正式发言稿。

二、“性质是统一战线”与鲁艺教育方针

中共创办鲁艺的政策出发点，并不是有人所说其目标就是“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而是如毛泽东说：“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从鲁艺校董会名单可以看到，除了在延安的中共成员，还有超过半数的国统区成员。在国统区的董事成员中，不仅有左翼作家，也有邵力子、陈立夫、于佑任等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更有甚者，朱鸿召在其著作中有一段令许多人错愕的说法：“鲁艺成立之初，原拟请蒋介石出任院长，希望以此获得国民政府的教育经济援助，未果，院长一职始终空缺，由副院长沙可夫主持工作。”[11]一些人直指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他们更乐于相信当初恳请毛泽东出任却没有得到回应。请毛泽东出任鲁艺的院长，是最具逻辑性的推论：既然是中共创办的学校，由中共领袖出任院长最是众望所归。殊不知，毛泽东也不曾就任让他引以为豪的“享誉中外”的“抗大”的校长。《创立缘起》[12]中说：“我们深知，这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是件艰巨的工作，绝非我们少数人有限的力量所能完全达到；因之，我们迫切地希望全国各界人士予以同情与援助，使其迅速成长。”试想，蒋介石若肯俯就充当鲁艺院长，鲁艺和鲁艺的文化人定然不会像“抗大”那样艰苦、像“陕公”那样无奈。所以，朱鸿召绝非无端：既然陈立夫等可以出任鲁艺校董，那么蒋介石也可以出任鲁艺校长。只是毛泽东无力委任蒋介石在鲁艺挂名，只有恭请。或许，中共十分清楚蒋介石绝不会屈就于穷乡僻壤之中，重要的是摆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姿态。

“鲁艺是一个国防教育机关”[13]，沙可夫在鲁艺一周年时仍然延续着最初的宣示。《创立缘起》用中规中矩的统一战线的口径来表达诉求，如：“各党各派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阙如”。即使借用了斯大林的口号，喊出一句“干部决定一切”[14]，也是顺理成章，没有丝毫影响统一战线的政治火药味道。即使以鲁迅命名或有政治倾向，却也未必露出党派的端倪。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张闻天即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份文件中分别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而针对鲁迅逝世，全国（陕甘宁之外）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他的评价极高，许多报刊称鲁迅为“民族魂”，香港《港报》认为鲁迅逝世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突失——英勇战士”[15]。《创立缘起》只是宣称艺术学院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而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当然，如果追究鲁艺之“鲁迅”的深意，只是局限于张闻天更多基于鲁迅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内涵，恐怕会流于浅显。

准确的、更丰富的、更深刻的甚至更全面的鲁艺之“鲁迅”之本，是毛泽东定义的。1937年10月，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身份，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积极评价鲁迅“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热情赞扬“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诚恳宣扬他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6]。依据此番讲话，鲁艺之方圆早在它产生之前就已经被圈划规定得妥当，毛泽东不必在大会庆典上再去响亮地重复一次。如果《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的确是毛泽东在鲁艺庆典那天的讲话，即使是以谈话的方式（如果是大会的公开讲话就更不需说了），恰好说明毛泽东在政治意愿的表达上，更愿意采取国共两党都能接纳的统一战线的策略。等到鲁艺成立后的4月28日，毛泽东抛开外界，只对鲁艺发表演讲，经过一长段的铺垫，然后说：“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17]要想参透这里“不能丧失”的“立场”和“鲁迅先生的方向”，精读毛泽东《论鲁迅》，是必修的功课。

1939年的11月，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鲁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这时的鲁艺进入了新的时期，已和初创之时大所不同。其一，中共决定成立华北联合大学，鲁艺大部组成华北联大的文艺部，由沙可夫和吕骥担任正副部长。“1939年春夏，日寇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国民党顽固派也增兵关中，在旬邑、淳化一带同我八路军驻军不断摩擦。”教育家成仿吾后来回忆说：“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我党办了十七所干部学校，有师生数万人……党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的大学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进，抗日军政大学，由罗瑞卿同志任校长，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我任校长。”[18]之所以向前方挺进，一是前方急需干部，再是所谓的“后方”可能更不安全。为了保证两校能够顺利通过封锁线，“抗大”和“华北联大”合编在一起，组成了由罗瑞卿任政委、成仿吾任司令员的“第五纵队”。行前，博古、王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位中央政治局的负责人还专程到集结地桥儿沟做报告，进行思想政治动员。成仿吾说，7月7日，毛泽东在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东首“谈笑风生，边讲、边走动、边做手势”。毛泽东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19]这次讲话的主要思想，在几个月后发表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20]

其二，在一周年时，也是4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长的李维汉（罗迈）到鲁艺做了专题报告，题目是“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21]。李的“报告”，实际是中央对鲁艺第一次工作检查的总结，衬托着整个中共政策调整的大背景。在过去的一年，中共希望营造相对平和的办学方向，以延展创办的初衷，更多坚持毛泽东在鲁艺承诺的“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22]但正是这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不断地在各方面搞摩擦造事端，鲁艺的情形不甚乐观。在外部，原来设想借助国民政府拨款或民间募捐来支持鲁艺办学的愿望越发不可能；在内部，则是“一方面团结、活泼、愉快都感不够，另一方面，政治上、组织上应有的严肃与纪律也还缺乏”。此刻，李维汉到校作报告，除了是及时的和必要的程序，还应有一丝的“不得已”吧。李维汉的报告，肯定鲁艺在过去的一年“努力工作，努力教，努力学”，成绩斐然；检讨“都感不够”和“也还缺乏”的根源：“过去鲁艺的两次教育计划都是偏重于比较专门的干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缺乏明确的教育方针”。李维汉总结了鲁艺一年的得与失，但他报告的重心，却是一个在鲁艺至少没有被十分明确过的话题，一个关于学校政治方向的“教育方针”的话题。李维汉要“报告”的“教育方针”，“是经中央宣传部讨论拟定，经中央书记处通过的，是完全正确的方针”。由于“这个方针在鲁艺还没有完全明朗化”，在大会之前，鲁艺曾用大约两周的时间做了专门的讨论与调研，“同鲁艺的负责同志、教员、研究员、职员、同学、事务工作人员，以及许多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谈过话”。当时的鲁艺通行充分的民主作风，也确实有各种思潮的张扬：“例如：有同学曾在会议上表示他对这个方针是模糊的，甚至有人还表示怀疑、失望。”所以，尽管即将宣布的“教育方针”，“曾经过鲁艺全体人员大会上热烈讨论过，一致赞成和拥护”，他在报告之始还是表示：“同时也开始等待着同志们的商榷、讨论、充实与批评。”

“什么是鲁艺的教育方针？如果把它的内容规定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文艺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对于这个凸显中共立场的表述，李维汉在“报告”中以“政治教育在鲁艺的重要性”为专题，特别针对“鲁艺是艺术学校，要学政治不必来鲁艺”的言论，明确回应道：“就是在艺术学校，要求从政治上来提高自己也是对的，而且必要的。”李维汉还进一步做出了理论诠释，提出：尽管“政治与艺术是不同的”，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政治与艺术“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政治指导艺术动向，艺术在运动中又配合着政治运动，影响与推动政治，并且最后服从于政治。”这番话不应只是出于李维汉的个人认知，应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作用的政治学理解。李维汉的报告包含广泛，作为历史文献，其价值远不只单纯是鲁艺教育方针的文本。

三、鲁艺的“专门化”与“关门提高”

自周扬到任鲁艺的副院长，开始实际主持全院的大局。与前任沙可夫相比，他们一致的方面是，两人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有长期的文化工作经验。不同的是，周扬在国统区文化界的影响力，远不是在沙可夫可比的。赴延安前，周扬的活动更多在上海，他不仅做过三年的“左联”负责人，而且也有颇具影响的文艺理论：一直主张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提倡文艺大众化，以及备受争议的“国防文学”。周扬初到延安时也有几分无奈或几分惴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不好。”[23]他到延安后，毛泽东曾约他长谈，并未对他“国防文学”的口号以及对鲁迅的不尊重有过严厉的指责。中共中央对他十分信赖并委以重任，不仅让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和边区的教育厅长，而且与毛泽东等人联署《创立缘起》，并一直在鲁艺主讲“文艺运动”和“艺术论”的课程。有人说：“此时的周扬，心情格外舒畅。党中央和毛主席以及同志们对他的关爱、教育与帮助，处处使他感到党组织的温暖，有一种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神圣事业的使不完的劲头。”[24]他自己也说：“我的缺点很多，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相当积极、肯干。”[25]正是周扬的“使不完的劲头”和“相当积极、肯干”的担当，铸就鲁艺后来几年的波涛大浪。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重要讲演，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时间，“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成为最为鼓舞人心的名词；建立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成为鲁艺的努力目标。为了响应党中央的要求，周扬在新推出的教育计划中首次提出：根据抗战建国的需要，鲁艺要培养专门化人才。出此之策，至少有两个理由。一是，教育的需要，首要的是对所设专业的系统提高。正如周扬在1979年所说：“过去鲁艺的经验不都是错的，不提高就不行，不提高就落后。”[26]再是，“长期打算，一旦将来形势好转，分发出去，这一大批相当修养的干部将是掌握全国文艺活动最宝贵的资本”。[27]后来有学者就此评价说：“这种拓展且带有本质性的意义。仅为‘抗战’的近忧服务难免游击作风与临时观念，而加上‘建国’的远虑则就具有了某种恢宏的气概。”[28]

随之，鲁艺放弃了“三三制”的教育计划，将学制改为不含实习的三年制：第一年基础教育，第二、第三年进入专门化。政治课的时间与教育方式也有变化，与专业课的比例从原来差不多各占一半，改为政治课20%、专业课80%；要求学员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注重分析与讨论。1941年4月，李维汉代表中央再到鲁艺做工作检查，并召集全体大会宣讲总结的报告。李的《在鲁艺第二次工作检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除阐述新民主主义“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政策的中国化”，“鲁艺的方针自然也是民族的、民主的，而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实质”，李还特别强调“三三制”“如果搬到鲁艺这样教育部门来应用便不合适”，教育事业“不是机械地实行‘三三制’”。他在大会上明确说：“我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要专门化。”[29]这种对鲁艺教育新制的充分肯定，无疑是为周扬打了气、撑了腰。一时间，推行“正规化”“专门化”的举措，似乎使得鲁艺在教育方针、教育理想、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员聘任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了先行示范的效应。

194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共抗日建国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是改革学校教育，克服教条主义，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行教育的正规化和专门化。《决定》中规定：“凡带有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业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需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30]《决定》还要求：“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在鲁艺推行正规化、专门化的时候，延安的文艺舞台有意无意地做了些呼应。据戏剧家张庚回忆，毛泽东曾跟他说，延安也应该上演一点如这样的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毛泽东还亲自把他找过去，说《日出》“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应当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参加的党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戏演好”。[31]1940年元旦，延安“工余剧人协会”演出了曹禺名剧《日出》。因为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进而连续公演八天，观众近万人。对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是拍手称赞，“王明同志曾招待该剧参加演出之工作人员，嘉勉有加”。[32]从此，各个剧团争先恐后地排演延安以外的中外名戏、大戏，甚至不顾抗战的现实需要和延安简陋条件，从“可以演一点”到接连不断大批地演，形成了延安舞台的“大戏热”。争演“大戏”，鲁艺自是当仁不让地冲锋在前，不但随即跟排了《日出》，而且还陆续首排了果戈理、包戈廷等苏俄名剧；不但自己热衷排演，而且派出骨干帮助、指导别人去演。

“大戏热”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42年4月才停下来。“‘大戏热’影响所及，在文学、音乐、美术、艺术教育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强调技术、技巧，而对群众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则有些忽视，艺术家的使命感，与群众的联系都削弱了，甚至放松群众性文艺工作”。[33]“大戏热”塑造出鲁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关门提高”的倾向，以至于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发出质疑：“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34]在鲁艺一门心思“关门提高”的过程中，也有别的声音，不单是被淹没的细微之声，甚至不乏有洪钟之音。针对“大戏热”的现象，张庚在1941年4月撰文批评说：“自从1940年以来，延安比较地少演中国戏而几乎不演自己编的戏，偏于演外国戏和反映外面生活的戏。这事虽然表现着舞台技术的一种大进步，但一般观众也常常感到延安的舞台很少从自己的观点来反映抗战中的生活和形象，引以为一种憾事。”[35]同年，还有人写道：“只顾到争先介绍外间富有艺术价值的名剧……它的作用不能使这里的多数观众切身锐敏地感受和领会，以增高他们的斗争情绪；它不能给我们的现实生活以直接反映、刺激和推动。”[36]除这些未能引起重视的微言，毛泽东在1940年5月庆祝鲁艺成立二周年之时，为鲁艺题写的“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校训，虽不是对鲁艺事项的具体干预，但也是需要鲁艺思考的校风、学风的纲领。还有同年7月，朱德专程到鲁艺做《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37]的报告，讲解前线宣传战的形式和对艺术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看法，其中不但明确指出：“（1）敌人的一切宣传是尽量利用艺术的。（2）敌人利用艺术，是特别注意到中国形式的。”朱德还对鲁艺特别强调说：“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我们的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也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可以肯定，鲁艺或周扬确实忽略了或者漠视了诸如“抗战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告诫，因而，“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关着门提高’五个字出色地概括了方针错误的全部内容”。[38]

四、整风与延安文艺座谈会

对于延安文艺界来说，1942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在整风运动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胡乔木说：“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之间的关系要弄清楚，有可能座谈会前已开始整风，但整不下去。”[39]周扬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40]。英国的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延安也出现了对毛的领导的公开批评——而且这些批评不仅仅来自布尔什维克。”[41]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说：“在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42]丁玲说：“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的‘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43]朱德曾对鲁艺说：“好多战士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44]

延安整风是从1941年开始的，主要整“犯思想病最顽固的”[45]的高级干部。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7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史中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进入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实际是更广泛、更普及的整风动员，“按照毛主席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46]。就此拉开了全面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运动”的大幕。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对整风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规定。

鲁艺在“四三决定”当日，周扬即召开扩大院务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三风”的报告精神，部署鲁艺整顿“三风”工作。4月10日，在鲁艺四周年的大会上，宣布了由周扬、宋侃夫（政治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等七人为核心，共三十多人的鲁艺整顿“三风”“总检查工作委员会”，下辖一个由周扬亲任主任的办公室和秘书、研究、材料、墙报四个小组。在“总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鲁艺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中央所指定的文件。据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鲁艺已开始研究中宣部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所有党外各艺术专家亦均欣然参加，研究期规定为九个礼拜，每礼拜以十二个钟头来阅读、质疑、讨论……”[47]由此可见，所谓“文艺整风”不过是指整风运动中的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并不是为延安文艺界另行部署一次特殊的运动。

从本质上说，文艺整风的任务与全党的整风任务并无二致，都是“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48]：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是延安的文艺界真的不是像诗人们咏唱的那样单纯：我从有产者的门第\走到无产者的人群（天蓝）；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何其芳）；灯下的人无声\沉入了书里\沉入了马列的教训（丁玲）。此时的知识分子并未真正“走到无产者的人群”，他们还不是“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的一部分，还不具有（至少不完全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所具有的更多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曾有研究者将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做过大致的归纳，称他们为：“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49]。他们或是对旧的政治、文化的决裂和反叛，或是对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抓捕杀戮的逃亡和躲避，或是对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向往和追求，再或是各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兼而有之。这些人因其复杂而独行的精神立场，可以罔顾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工农兵当权的时代”；“没有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50]。所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

毛泽东所指出的类似问题，在鲁艺也是由来已久的。李维汉在两次的工作检查报告中，都有针对鲁艺中个人精神面貌和思想形态的批评。他在第一次的报告中说：“鲁艺内部个别同志的‘浪漫主义’、颓废精神与失望情绪，从他们的主观上说起来，缺乏革命的人生观是主要的原因”[51]；在第二次的报告中说：“关于个人中心主义之存在于鲁艺同志的意识中，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因为延安虽有前进的地方，但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来到延安的青年又以小资产阶级占优势，这自然容易产生个人中心主义的意识。”[52]毛泽东自鲁艺成立后的几次讲话中，就一直不断地告诫知识分子要注重自身的改造。例如，他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不再孤立，要切实”；“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另外，还有为鲁艺校庆的题词；还有为鲁艺题写校训；还有面对文艺界、知识界的许多报告……无不饱含着对鲁艺（或包含鲁艺）的引导、警醒、期望和教诲。但是，实际情况却是“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53]；鲁艺在周扬的率领下正在积极推行“关门提高”。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54]毛泽东为了开好座谈会，曾约见过许多位延安的文化名人，一面了解情况讨论问题，一面又请受邀人协助收集更多的情况，其中就有鲁艺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正是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才能在座谈会的开场时那样自信从容，才能不无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从5月2日开到5月23日，除了三次大会，余下的都是讨论的时间。

在第二次会议上，一位刚经历“皖南事变”突围逃难的人发言说：只要抗日，没必要把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更有利于统一战线。此话刚落，朱德便给予了反驳，质问他还是不是战士？因为“皖南事变”是既抗战又反共的典型事例。朱德在第三次会议的下午也有发言，希望文艺家们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他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55]为此，毛泽东在晚上做“结论”的报告时，开始就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56]毛泽东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57]。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够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克服唯心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作品”。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58]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关于“两支军队”的观点：“文艺是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传到重庆，郭沫若评价说：“凡事有经有权。”意思是说，既有经常的道理也有权宜之计。胡乔木说毛泽东很欣赏这种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大概毛泽东也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和普遍的规律，还有些则是针对一定环境和条件的策略和对策。这个理由恰好可以说明为什么“1953年4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作了266处修改，其中删掉原文92处，增补文字91处，文字修饰的83处”。[59]胡乔木在晚年说：“一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问题上，《讲话》的观点是不可动摇的。”[60]

五、“大鲁艺”与“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1941年初，鲁艺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肯定了正规化办学的教学计划，不仅据此发出《告全院教职工书》，而且通过6月发布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招生简章》中得以落实，并也得到前来检查工作的李维汉的支持。这时的鲁艺，正是“大戏”充斥舞台，一讲必是契诃夫和莫泊桑，一味强调“正规”和“提高”的时候。年底，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其中指出：“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61]这让鲁艺也有所警觉，所以，在整风开始前，1942年春，鲁艺师生就教学方针，就是否按传统办“正规大学”展开讨论。整风开始后，这个讨论的议题顺理成章地成为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为了“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学校里面有许多课程，那些不紧要的也可以停止”。[62]鲁艺甚至停止了一切教学活动，全院停课学文件、停课搞整风、停课抓生产。当时的美术系学员赵泮滨在《整风随想》中回忆：“整风的时间由原规定的三个月又无限延长了，学习文件又增多了，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召开了文艺座谈会，由一般到具体，由远及近，把文艺界翻了个底朝天。”[63]鲁艺有49人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占与会代表近半。毛泽东的观点引起鲁艺人的思想震撼，例如，就所谓“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两派争执，毛泽东只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评论其争论实质。何其芳在《记延安文艺座谈会》中说：毛泽东“对争论的双方都作了批评。从更根本、更高的原则来考察和评判这个争论，问题就解决了。我当时听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觉悟都大为提高了。对毛主席的批评完全接受，完全心服。”因为鲁艺的学生们没有参加文艺座谈会，5月30日，周扬邀请毛泽东到鲁艺讲课。在鲁艺的篮球场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认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号召大家：走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大鲁艺”去学习，“把屁股从资产阶级那边坐到工农兵方面来”[64]。在鲁艺的片面提高的问题上，“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65]

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小鲁艺”“大鲁艺”讲话的影响和启迪，鲁艺的整风运动达到了高潮，全体师生都加入了对于教育方针和实施方案的激烈争论之中。“周扬同志在一次大会上号召，为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发表，不妨组织各种‘派别’展开争论”[66]；“28日到31日的四天时间里，戏剧、美术、文学和音乐四个部都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型讨论会”[67]。1942年8月的《解放日报》有好几篇关于鲁艺整风的报道，月初时说：“中立是不可能的，没有中立，就如同鲁艺教育方针的悬空是不可能、提高是不可能悬空一样。”[68]20日则是：“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委员会号召各部门同志，根据文件精神，进行个人全面反省，写作反省笔记，大部分同志已把全面反省笔记写好，目前各部门正在进行学风总结工作。”[69]临近8月末，鲁艺的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周扬作了长篇的总结报告，其中的理论部分，发表在9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70]，副标题为“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周扬说：“鲁艺是一个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是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出了关着门提高的错误。鲁艺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注重技术学习也是对的，但鲁艺是一个革命的艺术专门学校，艺术性与革命性必须紧紧结合。艺术性与革命性结合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标榜现实主义是对的，但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却多少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片面的，因而不正确的理解，由此招致了技术学习上的偏向。这些便是方针错误的理论根源，我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为了走上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获得工农兵喜爱的文艺作品，延安文艺界竖起了三座巨型墙报，热热闹闹地打出通俗文艺的旗帜，《解放日报》将之称为“延安文艺的新步调”。鲁艺在此情形下则一筹莫展，他们刚经历了一场“去时热热闹闹，归时冷冷清清”的失败，那是为纪念抗战五周年而开展的“七月宣传”。好在适逢整风，鲁艺学会了发动群众的道理，号召全院师生想办法，“于是大家在一起七拼八凑，就凑出一套节目来，有花鼓，有小车，有旱船，有挑花篮，还有大秧歌”[71]。经过一段操练，并在鲁艺内部先预演了一次，还算红火，但仍是心里没底。12月，提心吊胆地拿出去演，结果大获成功，一下子就爆出了鲁艺演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的热烈场面。群众跟着秧歌队走，很快就对秧歌的歌曲耳熟能详，演员这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群众那边就接着唱“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在鲁艺的示范下，延安的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多。但鲁艺秧歌队始终都最为出色，其中尤以李波、王大化演出的《兄妹开荒》更为突出。鲁艺秧歌队每到农村给农民演出，农民们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鲁艺家来了！”鲁艺秧歌队在枣园演出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都为之叫好。毛泽东称赞说：“这才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72]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文艺界党员会议召开，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分别讲话，动员文艺工作者下乡。会后，延安文艺界立即见诸行动，鲁艺亦不甘落后而积极踊跃地响应党中央号召，“掀起了一个‘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热潮”[73]。鲁艺由于一次不是十分自信的偶然尝试，终于找到了秧歌这种让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根据地独有的文艺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4月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起扭起秧歌来了”。《延安文艺史》的作者说：“秧歌运动中涌现的大批优秀作品虽然大多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但却很少有以前的学生腔，也没有那种衣服是工农兵的，而思想感情却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现象。”[74]另有当代学者评价说：“延安秧歌是在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下，作为政治道德审美价值绝对一元化社会环境里，展示自己的革命真诚，表白个人的政治态度，而被迅速开发的。”[75]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务会议讨论了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学校的精简问题，决定将鲁艺等学校并入延安大学。其实，早在1941年7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决定以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自然科学院及鲁艺五校合并成立联合大学。但同年7月30日，政治局最终决定：“青干、女大、陕公合并，定名为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76]而今日再提合并之事，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整风运动即将转入“审干”阶段，合并学校既有利于集中审查干部，又有利于进一步清理各校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二是实行精兵简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好重点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1943年5月15日，延安大学发布《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周扬关于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合并总称延安大学及其负责人等的通知》，合并后的“延大”设有四院一部，鲁艺为其所属的四院之一，继“鲁迅艺术学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之后，再次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鲁艺的院长仍是周扬，不过是以“延大”副校长的身份兼任的。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终结了鲁艺在延安的使命，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陆续开赴华北和东北。严文井在晚年回忆说：“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时，周扬问我对鲁艺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抢救运动不太好，不应该那么搞。”[77]毛泽东说：“二十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绩，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楷模。”[78]

本文原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注　释

[1].见《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近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2].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

[3].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4页。

[4].转引自《延安大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5].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转引自《延安大学史》，第23页。

[6].《延安大学史》，第26页。

[7].艾克恩：《延安文艺史》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页。

[8].王培元：《延安文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9].《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参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