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榆林经济

第一章 古代榆林经济

远古榆林境内气候温暖湿润，植物茂盛。“后来又变成了一个亚热带草原森林区，各种各样的水陆动植物在这里生长，一些硕大的野生动物曾自由自在地出没在这里。原始的丛林提供了他们丰富的食品和良好的栖息地，温和的气候使它们大量繁殖。这种环境不仅为动物群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人类的动物近亲猿类也窜跳攀缘于林间，在树丫上攀缘了数万年之后才下到黄土地上，与猿类揖别道安，脱去茸毛，变成了我们陕北人最初的祖先。陕北的猿类是最早向人转变的灵性动物之一，所以我们说这里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民国十二年（1923）在横山县油坊头出土过“河套人”的牙齿和头盖化石。可以知道，距今约20万年前榆林居住着的人类已经会制造粗糙的打击而成的旧石器，会用火烧烤食物，主要以猎取动物和采集野果来维持生存，繁衍后代。

府谷县先后发现了新庄子和连城峁仰韶文化遗址，其时榆林境内的先民开始种植谷子，也就是有了种植业，并且制陶业等手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发现很多，几乎遍布于榆林境内大一点的村落。而神木石峁遗址最有代表性。

197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神木石峁遗址，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有425万平方米之多，并有了完整的城池。有专家研究有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但是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从石峁等遗存可以看出，那时的榆林人且牧且耕，住着半地穴式房屋，养了家畜，种秫、粟等多种农作物，他们用石臼将谷物去皮加工烹饪，并吃熟食。开始学会纺织并缝纫衣服。石峁遗址的发现，证明榆林在5000年左右，经济文明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也更足以证明榆林是黄帝部落的发祥地。其经济模式是农牧兼作，男耕女织，发明历法，有了中医药，告别群婚时代，但仍是氏族社会。

商周时代，榆林为鬼方和猃狁居住之地，此时，气候湿润，横山山脉有很多原始森林，土壤适宜于农牧。从榆林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和陶器，可以证明，商周时代榆林人以游牧狩猎为其重要的生活手段，同时，农耕也较为发达。大量的酒器出土，如尊、爵、觚、斗等，说明当时陕北能生产出许多粮食，这些粮食除供自己食用以外，还可以大量酿酒。1983年开始发掘的清涧李家崖商城遗址，坐落在无定河东边的台地上，有城墙，也有房基，即是鬼方文化。“没有较长时期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如此城堡的修筑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榆林人已生活在几条大的河谷台地上，渐改游牧习惯，开始定居生活。此外，从榆林出土的祭祀用的礼器、佩饰、玉器等文物，也可以看出榆林先民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也说明榆林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前进，与中原文明毫无逊色。

春秋时期，榆林为西戎、北狄所在地。狄国颇强大，经济也有新的发展。秦代，在榆林设立北地、上郡，修筑万里长城，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区分开来，并把内地居民迁徙此地，实行屯垦，使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那时的上郡田畴四布，府库充盈，粮食自足有余，“畜牧为天下饶”，上郡为上上之郡。

汉代榆林的经济更为发达。从出土的众多汉画像石中，可以知道，榆林发达的农耕文化。如米脂出土的牛耕图、拾粪图、谷物图、收割图和放牧图等，还有巡猎舞蹈杂耍宴饮图，皆说明榆林经济的飞跃发展，榆林汉代文明不比中原地区差。

东汉末期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频繁的战争，榆林成了多民族融合之地，榆林的经济在艰难地行进中，仍有所发展，赫连勃勃统万城的修建即可说明这一点。隋唐时期，榆林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因此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唐初即在境内设州立县，移入大量的汉民，但耕垦规模还不大。安史之乱后，由于赋税征敛日重，大批汉族贫民逃到陕北以垦植维持生计。当时朝廷规定“荒闲陂泽山原，五年之外，依例征税”，农民即“一俟期满又复弃逃，另垦新地”。形成垦植—弃耕—再垦新荒的垦植方式，使植被逐渐减少，生态环境逐步恶化。而宋金时期，榆林由于和西夏的战事，良好的植被经水土流失和人为破坏，沙漠南侵，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榆林的经济仍是有农有牧，但有所衰落。宋代，在麟州（今神木）、绥德等地设置榷场，榆林的交易活动也有所发展。而到元代，政府对农业生产严加劝课，也鼓励牧业生产，榆林经济有了新的起色。

元末明初，榆林因兵燹灾荒，人口锐减，田野荒芜，农牧经济也再度衰退。明初，由山西等地大批向陕北移民，明朝，设立延绥镇，为九边重镇之一，驻扎十数万军队，实行屯田。明政府规定陕西诸路卫军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其余皆屯田给养。到明成化年间，沿黄土丘陵沟壑区与草滩地区分界线修筑边墙（长城），“墙内之地悉分屯垦”。据《皇明经世文编》记载，万历年间，榆林卫屯田37960顷，绥德卫屯田6698顷。7万多屯田军士能自食其力。“生聚日广，渐为富庶之地。”边外大批草地也被开垦，“耕获甚丰”。榆林城北镇北台旁设易马市，蒙汉互市，还在黄甫川和神木堡也设立边市，生意兴隆，商业也有长足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互市期间万骑云集，市场拥挤，一派繁荣景象。但明以前的互市活动，常常受到边关形势的影响，沿边各市时开时闭，商品贸易也受到种种限制。兵器、粮食、马匹一般禁止交易，互市期间也往往派兵监护以防不测。在长城沿线互市贸易的同时，南部地区的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且具有一定规模。但就总体而言，明以前的商品贸易活动，带着明显的“转阜”贸易性质，本地生产的产品绝少参加贸易，因此边界贸易活动对农牧经济的刺激是微弱的，传统手工业也一直未能完全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尽管明以前榆林采盐、建筑业已有一定的水平，但因其属官府手工业，直接为朝廷服务，民间传统手工业虽有发展，但尚很微弱。明成化年间，本地、山西、河南等地的工匠艺人、商人纷纷涌至，这为市民阶层的形成和传统手工业向作坊过渡提供了可能。因此，以榆林为中心，榆林、绥德、神木、定边等地纸坊、药房、皮、铜匠、银匠、铁匠铺等纷纷出现，以生产商品为目的传统手工业开始真正发展起来。定边的盐业生产也被朝廷重视，并产量大增，供应陕甘。这样蒙地文化、江南文化，更丰富了榆林的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塞上风情。

明末，榆林旱灾频发，生计艰难，经济自然衰退。明崇祯初年，陕北发生了大旱灾，有一个叫马懋才的官员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章里写道：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更可异者，童稚辈即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此次灾荒，榆林境内更严重。如此灾荒，百姓只好造反。于是有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

清初，清政府以长城为界限制蒙汉两族的农牧活动，规定在长城北缘的50里地带内禁止开荒放牧，但未能持久。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准许蒙民于近边40里外游牧。三十六年（1697）又准许内地汉民与蒙民合伙种地，由蒙古王公招汉民越界开垦以收租取利，汉民因生计困难越界纷至垦种。到鸦片战争后，榆林、神木、府谷、怀远（今横山）4县在长城内的村庄有3300个，而长城外的伙盘地也有1515个，伙盘地的北界已接近现在的陕蒙边界一带，长城以内的土地已普遍被开垦出来，长城外草滩地开垦规模也不小。康熙、乾隆年间，蒙汉一统，交易不受限制，榆林的商品经营活动日益增多，除手工业作坊迅速发展外，一些皮匠、木匠、泥瓦匠、画匠、毡匠等，赶上毛驴，带些烟、茶、生活日用等货物，到内蒙古边做工边交易。边商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且趋于专业经营。连一般贫困的农民也以劳务输出的形式，北上内蒙古揽工、放牧、种地。

1840年前后，榆林的工业，也有了进步。神木瑶镇碱厂开办，从内蒙古拉碱土熬制碱锭，光绪年间厂子收归官办，最盛时雇工200余人，产品畅销晋、豫、陕等地。同期，地毯工艺传入榆林，在神府出现了织毯作坊。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京津受到战乱影响，境内的农业有所发展，商品经营活动出现了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羊毛、皮张、甘草等开始大量外运，火柴、布匹、染料等工业产品开始输入；大批外地商人甚至外国商人进入本地，商品经营的辐射面扩大，货币开始在商品流通中起到作用。由于榆林一直是蒙汉交易的通道，因此，榆林境内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商品集散地，如高家堡、镇川堡、安边镇等。黄河航运也随之兴起，出现了神木罗虎口、葭县黑虎峪、绥德河底、吴堡宋川、川口等渡口。

同治年间，榆林经受了一次动乱。回民军、西捻军频繁活动，且“僻小乡村，无所不到”。后左宗棠、刘松山率兵镇压，百姓深受兵燹之灾，“兼之疫疠远流散，八口之家死过半，田野一望尽蓬蒿，数百里间无烟爨”。（民国《米脂县志》）“兵燹之后人烟凋零，往往行一二十里或三四十里偶见一二人家，多则三五人家，不成村落，并无市镇，寥寥残黎十分可悯。”（光绪《靖边县志》）“怀远县井邑萧条城中仅七八户。”（《榆塞纪行录》）加之，光绪三年（1877），榆林大旱，人口锐减，靖边县，道光年间人口有74800人，民国元年（1912）仅有22456人，横山县道光年间有人口87600人，民国十二年（1923）仅余10480人。经济凋敝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