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实：古学复兴论
邓实（1877—1951），字秋枚，原籍广东顺德，生于上海高昌乡。1902年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政艺通报》，1905年主持成立国学保存会，并任《国粹学报》主编。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积极宣传复兴古学，大力提倡保存国学。他还大规模地从事古籍的校勘整理工作，先后编辑过《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国学讲义》、《美术丛书》等。
故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
邓子曰：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夫周秦诸子，则犹之希腊七贤也。土耳其毁灭罗马图籍，犹之赢秦氏之焚书也。旧宗教之束缚，贵族封建之压制，犹之汉武之罢黜百家也。呜呼！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邪？考吾国当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其术自鸣。如墨荀之名学，管商之法学，老庄之神学，计然白圭之计学，扁鹊之医学，孙吴之兵学，皆卓然自成一家言，可与西土哲儒并驾齐驱者也。夫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希腊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芝诺、亚里士多德，皆生周末元考安显之间）。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后先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然吾即《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观之，则周末诸子之学，其与希腊诸贤，且若合符节。是故它嚣魏牟之纵情性、安恣睢，即希腊伊壁鸠鲁之乐生学派也。陈仲史鰌之忍情性、綦谿利跂，即希腊安得臣之倡什匿克学派也（什匿克派以绝欲遗世，克己励行为归）。墨翟宋钘之上功用、大险约而慢差等，即希腊芝诺之倡斯多噶学派也（斯多噶学派尚任果，重犯难，而设然诺）。惠施邓析之好治怪说，玩琦辞，即希腊古初之有诡辩学派，其后亚理士多德以成其名学也。
我周末诸子，本其所得，各自为学，波谲而云诡，不可谓非吾国学术史一代之光矣。学之衰也，其自汉武之罢黜百家乎。夫汉武用董仲舒之言，尊儒术而表章六经，则亦已矣。诸子之学，其为神州之所旧有者，听其自存自灭可也，奈何而竟用专制之术，尽绝其道乎？此君子所以不恨于秦火之焚烧，不恨于咸阳之一炬，而独痛恨于天人三策之所陈为无道也。自是以后，诸子之学，遂绝于中国。义疏于隋唐，性理于宋元，帖括于明代，学术之途，愈趋愈狭，学说之传，日远日微。试一按其当时国籍，考之传记，欲求古先哲贤之片影，而亡有一存者，盖古学之亡久矣。虽然，学以立国，无学则何以一日国于天地。于是本国无学，则势不能不求诸外国。而外学之来，有其渐矣。考西学之人中国，自明季始（按摩西古教之来华在前汉时，景教之入中国在唐时，为时甚远，然所传者为宗教之经文，不足以官学术）。利玛窦诸人，接踵东来，著书译经，布教之外，旁及历数象器之学。而爱约瑟即以其法理医文四科之学说，传之中土。而士大夫多习其学（如徐光启、张尔岐、黄宗羲皆深信西学）。至于国初，且用汤若望、南怀仁辈，为之定历明时。而宣城梅文鼎之算学，大兴刘献廷之字学、地文学，江都孙兰之地理学，皆于西土之学有渊源。至若江永、戴震之徒，则非但涉猎其历数之学，且研究其心性，而于彼教中之大义真理，默契冥会，时窃取之，以张汉学之帜，而与宋儒敌，今其所著之书可按也（如《孟子字义疏证》中，时有天主教之言）。至海宁李善兰出，始集西学之大成，然其面目一变。何者？李氏之前，所习皆偏于历数心性，而李氏则专注重于工艺历史。观制造局之译书，可以见李氏宗主之所在矣。李氏而后，译学日新，时局大变，于是言西学者，又舍工艺而言政法，而西方之学术，于是大输于中华。虽然，外学日进，而本国旧有之古学亦渐兴。乾嘉以还，学者稍稍治诸子之书，如镇洋毕氏之校《墨子》、《吕氏春秋》，阳湖孙氏之校《孙子》、《吴子》、《司马法》、《尸子》，江都汪氏之序《墨子》、序贾谊《新书》、撰荀卿子《通论》、《年表》。虽仅掇拾丛残，雠正讹伪，然先秦之书，赖此可读。道咸至今，学者之爱读诸子，尊崇诸子，不谋而合，学风所转，各改其旧日歧视之观。其解释诸子之书，亦日多一日，或甄明诂故，或论断得失，或发挥新理，如孙氏之《墨子闲诂》，俞氏之《诸子平议》，刘氏之《周末学术史》其著也。
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一则我国自汉以来，以儒教定一尊，传之千余年，一旦而一新种族挟一新宗教以入吾国，其始未尝不大怪之，及久而察其所奉之教，行之其国，未尝不治，且其治或大过于吾国，于是而恍然于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此孔老墨优劣之比较，孟荀优劣之比较，及其他九流优劣之比较，纷然并起，而近人且有订孔之篇，排孔之论也。呜呼！学术至大，岂出一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孔子之学，其为吾旧社会所信仰者，固当发挥而光大之；诸子之学，湮殁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勤求而搜讨之。夫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同一神州之旧学，乃保其一而遗其一，可乎？
吾闻地球文明之祖国有三，而吾国居其一（其二曰印度、曰希腊）。近日欧洲学者，谓二十世纪所当求之古学有二：一印度学，而一支那学。以谓此东洋之二古学，其于近世纪，必有大发明，以影响于全球学界者。故法属之阿尔日至有东方博学会之设，以讲求东方古今政教、俗尚、语言、文字。则外人之所以勤求吾学者，何其至也。夫经欧美之藏书楼，无不广贮汉文之典册；入东瀛之书肆，则研究周秦诸子之书，触目而有。乃他人之宝贵吾学如是，而吾乃等之瓦鼎康匏，任其沉埋于尘埃粪土之中，视若无睹。家有至宝，而遗于路人，岂不惜哉！
故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学者乎！梦梦我思之，泰山之麓，河洛之滨，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如有一二书生，好学信古，抱残守缺，伤小雅之尽废，哀风雨于鸡鸣，以保我祖宗旧有之声明文物，而复我三千年史氏之光荣者乎。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
（《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有删节）
陈独秀：寸铁·国学[1]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年7月至1927年8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集》等。
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
一
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不得已还只有承认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的话：“国学者，圣贤之学业，仲尼孟轲之学业，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
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奇怪，他们好费力寻得点香水，出卖时还不肯舍去粪秽的商标，惹得想专利的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因有人假冒招牌，“瞿然大惊”，“夷考宵小之所为”，“终必申罪以致讨之”。这本是胡、曹诸君自寻烦恼！
曹聚仁先生说：“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就是含混糊涂不成的一个名词。
二
曹聚仁先生说：“我们的社会，毕竟建筑在东亚大陆上，社会中各个体，毕竟要受旧文化的影响，一切思想决不能离了历史独自直存的。”他这段话我完全赞成，他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中国的古董学问，纯粹是把他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我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必要，尤其是在社会学与考古学。但是用这样精神去研究他，只可称他为“国故”或“中国学”，而不可称他为“国学”；因为国故与中国学，都只表示历史材料的意思，而“国学”便含有特别一种学问的意思。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马瀛：国学名称之由来
马瀛（1883—1961），原字伯年，后改字涯民，浙江定海人，学者、编辑家。1916年起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并主编《平民字典》、《国音学生字汇》、《破音字举例》等工具书，创制“综合检字法”，参与纂修《鄞县通志》。他在数学方面有很高造诣，著有《微分积分学》等，国学方面著有《国学概论》、《诗的格式》、《历代文学家年表》等。
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用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记载其生灭，分析其性质，罗列其表现形式，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
国学之名，何自始乎？秦、汉以前，学术分类，曰“教”、曰“家”，不以学名也。如《礼记·经解篇》之称六艺为“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汉书·艺文志》之称诸子曰“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是也。《论语》云：“文学子游、子夏。”是虽有文学之称，然解者皆谓指文章与博学言，与今之所谓“文学”者异义，是古之时，不特无“国学”之名，抑亦不称各种学术曰“学”也。及西汉之末，刘歆作《七略》，始称研究文学训诂之学为“小学”，于是“学”之名以立，厥后遂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之称。而古之所谓方技、若数、若医，亦皆缀以学名，曰“算学”、“医学”矣。道清儒以考据之学，与宋、明儒者性理之学，分道扬镳，乃有“汉学”、“宋学”之名，然是时犹无“国学”之称也。
道、咸之间，欧风东渐，于是凡由西方迻译而来之学术，概称之曰“西学”；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不可无对待之名辞以称之，“中学”之名，于是应运而生焉。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也，群起而保存之，于是遂有“国粹”之名。然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天壤间之精英，则国粹之名，容有不当，于是章太炎特改称之曰“国故”；《国故论衡》一书，即首以“国故”称中国固有之学术者也。“国故”者，盖为中国掌故之简言。“掌故”二宇，始见于《史记》，本谓一国之文献，故章氏遂立此名，然国故乃指所研究之对象。不可指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于是称此研究对象之科学者，有“古学”、“中学”、“国故学”、“国学”等歧异之名辞，然“古学”本因“新学”之名而生，含义混淆，本不适用。“中学”之名，以西人称我国之学术斯可；若我国人亦自称其固有学术曰“中学”，实嫌赘废，且与学校之称易混，亦未得当，此四名辞之中，自以“国故学”、“国学”二名为宜。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径称之曰“国学”为较宜。
“国学”之名，始自何人，今已无考，然最早出见于光绪末年，可断言也。当章太炎羁旅日本时，称其研究中国学术机关曰“国学讲习会”，同时刘师培等亦有“国学保存会”设立，国学之名，殆始此欤！
何谓国学？初思之似应声即可以解答，及再三考虑，则解答之困难随之而俱进，五四运动以后，研究国学，整理国故之声浪，弥漫国中，顾谁为立详明适当之定义乎！惟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一文，始有比较精确之定义，今节录于下：
“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用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记载其生灭，分析其性质，罗列其表现形式，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简言之，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
此定义语句颇长，不易明了，今详解之：
（甲）结晶思想。思想者，谓由经验与思虑所生意识之现象，顷刻之间可生灭至无量数者也。结晶思想者，不问其以个人或群众为出发点，不问其发之于言语，或见之于篇什；不问其为一己之创见，或沿袭旧有之思想；但以其思想而通过个人或群体之生命，作有意识之容纳，且渗透于生活之内部，具有时间及空间性者为准。
（乙）文字表达。结晶思想表达之形式甚多：或以声音发之，则为语言；或以文字达之，则为篇什；或见之于行为，则为习惯、风俗与制度等。此则专以文字表达者为限。
（丙）记载生灭。亘古今而不惑、放四海而皆准之真理，在今日已先后为吾人所否认；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圣人，亦相继为历史上之僵石，今后吾人唯有以思想为适应时代特别环境而发生，不承认世间有纯粹理想、纯粹理论存在之余地。故国学中所述及之思想，决不凭主观之取舍，为片面之记载；亦不拘于一二人之成说，曰之为万世纲常，唯于适应时代而发生之思想，及因时代变化而衰老之思想，皆一一为之详述。此国学之第一职务也。
（丁）分析性质。观察思想，不当求之于其表而于其质。孟轲排斥杨、墨，求之形，则孟之学说，似必与杨、墨相径庭；考其实，则孟说有为杨、墨所渗透，而与孔子学说相违反者。朱熹诽议佛、道，而其学说则自佛学变化而来者甚多。故治国学者，必类比求其同，较量明其异。此国学之第二职务也。
（戊）罗列表现形式。思想不通过民族性，则其思想必自生自灭；其通过民族性者，则必影响于生活、制度及组织。中华民族之艺术、风俗及政治组织，迥然与他民族不同，此即思想之表现。国学虽不专为形式表现之记载，而于思想影响所及者，则必为之罗列焉。此国学之第三职务也。
（已）考察因果关系。在某种环境中，乃产生某种思想；某种思想产生，其新环境又随之以造成，此思想与环境之因果关系也。故思想之来，必非空前绝后，无所依据，或以旧有思想为根据而光大之，或取其局部而另辟一蹊径以明之，或取否认态度而反对之；要之，彼此皆息息相关，此思想与思想之因果关系也。胡适谓：“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想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梁启超谓：“墨子少年，也会学儒者之业，受孔子术；既乃以为其礼烦扰，伤生害事，糜财贫民，于是自树一帜。所以墨子创教之动机，真可谓因反抗儒教而起。”皆考察因果关系者也。
（庚）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我国先哲之学说，其至理精义，多有可称者；然而如斯汗牛充栋之典籍，欲赖有涯之人生以赴之，终觉力不从心。且各家学说，常于各种典籍，东鳞西爪，散见分载，读者如披沙拣金，用力多而呈功鲜。盖吾国之典籍，罕为有组织之编次，及有系统之记述，其所抱之主张，亦多隐跃于字里行间，未尝以合理的方式明白晓喻之也。如朱熹之哲学思想，卓然有以自异；然其思想，散见于《四书集注》及《语录》中，欲求一可以完全了解其思想之著作，终不可得。戴震，清代学术之中心也，学者亦仅能于其各种著作中，窥见其学术之一斑；清代之经学家崇拜戴氏者虽不乏其人，从未闻有汇集戴氏之事实、思想、著作等而成一书者；直至民国十二年冬间，晨报社于戴氏二百年生日纪念，始有《戴东原》一书之刊行。至若《史通》、《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书，其立言精警，合乎论理，编次整严，颇有组织，然谓之有系统，则未也。故识者谓我国五千年来，仅有学术之资料，而无独立之学术，非讆言也。国学之使命，即在以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建设一种学术。合理云者，即谓认客观性之存在，不为主观性之附会也。如崔述著《考信录》以经籍中确可依据之资料，次第编录，绝不厕以一己之私见是也。组织云者，以归纳方法求一断案，以演绎方法，合之群义。如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是也。系统云者，或以问题为中心，或以时代为先后。或以宗派相连续，于凌乱无序之资料中为之提纲挈领也。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是也。
（马瀛著《国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李大钊：今与古[2]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编辑。中共一大后，担任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负责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中共三大至四大均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主要著作收入《李大钊选集》和《李大钊文集》。
要知道历史是循环不断的，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今与古》。今是现在，古是过去的时代。我们现在把今与古来对讲，是要考查现在的人与古来的人有什么不同之点？现在的人与古来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生活很是重要，所以来大略说一说。有人在文章上发表他的意思，常说：“世道人心，今不如昔”；“人心不古”；“现在的风俗道德人心，不如古来的风俗道德人心”。讲这些话的人，大半都是“前辈”“长者”。他不满意于青年，也不满意现在的一般人，于是发为感叹，而动其怀古的思想。但是我们想想，是不是今人真不如古人？是不是发这样感想的人错误？这是个很有趣味的问题。我们先考究他们所以怀古的原因：
（1）发此种感想的人，对于现在的人心，风俗，政治，道德，都不满意，感觉苦痛，因而厌倦现在，认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这种厌倦现在的感想，并不是坏的感想，因为有了这种感想，对于各种事务，才都希望改进。有了希望改进的思想，才能向前进步，才能创造将来。若是不满意现在，而欲退回，把现在的世界回到百年千年以至万年前的世界，这不光是观念错误，并且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是伤时之人厌恶现在，而触动他怀旧之心的一个原因。
（2）人大半是羡慕古人之心太盛，如古人在当时不过是一斤八两的分量，到现在人看来就有了千斤万斤的分量，这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例如火在人类史上有极大的关系，因自有火的发明，而人类生活遂发生很大的变动；又如农业，也是人类史上一个很大的发明。不过火同农业的发明，是社会的进化，并不是所谓神农、燧人一二人的功德。而旧史却不认为是社会的进步，而认为是少数神圣的发明，这是年代距离太远，传闻失实所致。又如黄帝，古代有无其人，尚不敢必，但是世人尊敬他的心，比他本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分量，高得多多。又如某校请一位本国教员，并不见得学生怎样信仰，怎样欢迎，要请一位有与本国教员同等学问的外国教员，就非常的尊敬欢迎，就是出洋留学的，也觉得比不出洋留学的好些。谚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是普通的心理。推想起来，这又是因为受了空间距离太远的影响。过分的崇敬古人，其理亦与此同。我们的子孙对于我们，或现在一般的人，所发生的尊崇心，是我们想不到的高厚，也未可知。
（3）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其实人类历史演进，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复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复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经含着进步，如螺旋式的循环。世运每由昌明时代，转为衰落时代，甚而至于澌灭。因而许多人以为今不如昔，就发生怀古的思想，那里知道衰落之后，还有将来的昌明哩！
（4）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之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故崇拜祖先的礼俗，亦是使人发生怀古思想的一个原因。
（5）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艺术乃是有创造天才的人所造成的。艺术不分新旧，反有历时愈久，而愈见其好者，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
怀古的思想，多发生于老年人之脑际，青年人正与相反。一派以为今不如古，总打算恢复三代以上的文物制度，一派以为古不如今，因此在学术史上就发生了争论。在十七世纪初期文艺复兴后，法兰西、意大利就有今古之争，于文艺（诗歌文学）上，此争尤烈。崇古派则崇拜荷马，崇今派则攻击荷马。这种争论，大众以为不过是文学上的枝叶问题。自孔德出，才以为这种争论，不光是在文学上如此，各种知识，都不能免，才把这种争论的关系，看得很大。这种争论，起于意大利，传至法兰西、英吉利，前后凡百余年。
在历史学上进化、退化的问题亦成争论。崇古派主张黄金时代说，以为人类初有历史的时期，叫做黄金时代，以后逐渐退落，而为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云云者以此。崇今派以为古代没有黄金时代，古时的人，几同禽兽，没有什么好的可说。现在是由那种状态慢慢的进化而来的，如有黄金时代，亦必在将来，现在或是银的时代，过去的时代，不过是铁时代、铜时代罢了。其说正与崇古派相反。布丹说：“崇古派说古来是黄金时代，全然错误；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还不如他们所说的铁时代的现在；假使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和现在比一比，那个时代，反倒是铁，现在反倒是金亦未可知。”中国唐、虞时代，今人犹称羡不置，一般崇古的人，总是怀想黄、农、虞、夏、文、武、周、孔之盛世。但此是伪造，亦与西洋所谓黄金时代相同。他们已经打破黄金时代之说，我们也须把中国伪造的黄金时代说打破，才能创造将来，力图进步。这全靠我们的努力。这个责任我们都要负着。在中国古书里面，亦可以寻出许多今古的比论，如“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其语气在古代，似有新的意味，且近似进化说。《书经》上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又是人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的意思。
中国人怀古的思想，比西洋人怀古的思想还要盛。因为西洋科学早已发明。科学是在自然界中找出一定的法则，有如何的因，便有如何的果。他们能用科学方法证其因果，又能就古来的，而发明古来所未有的。这样，古人的发明，都有明了的法则，都遗留给后人，而今人却能于古人的发明以外，用科学方法有所新发明。中国科学不发达，古人遗留下的多是艺术的，创造全靠个人特有的天才，非他人所能及。故中国人崇古的思想，格外的发达，中国人对于古人格外仰慕，对于古人的艺术格外爱恋。
怀古思想发生之原因，及中外怀古思想不同之点，既如上述。现在我发表我对于这种思想的批评。
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我们看古是旧，将来看今也是古。刚才说的话，移时便成过去；便是现在，也是一个假定的名词。古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在今人生活之中包藏着，我们不要想他。例如现在的衣服，其形式材料，及制造的方法，极其精致，古来次第发明的痕迹，都已包藏在内。象古人所取以蔽体御寒的树叶兽皮，我们又何必去怀想他！
黄金时代说是错误的，因为人与自然有关系，如太阳光、空气等等。人离开自然，就不能生活。古时的自然产生孔子那样的伟人，现在的自然亦可以产生孔子那样的伟人。同一的太阳光，同一的空气，在古能生的人，在今又何尝不能生？古代生的人，如何能说是万世师表！崇古派所认为黄金时代产生之人，现在也可以产生出来，我们不必去怀古。怀古的思想，固可打破，但我们不能不以现在为阶梯，而向前追求，决不能认现在为天国。当时时有不满意现在的思想，厌倦现在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再求所以改进之方。如现在中国国势糟到此等地步，我们须要改造，不要学张勋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他们是想过去的，我们只是想将来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要知道历史是循环不断的，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成仿吾：国学运动之我见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湖南新化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过长征，担任过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等职。著有《长征回忆录》、《成仿吾教育文选》等。
国学运动！这是怎样好听的一个名词！不但国粹派听了要油然心喜，即一般的人听了，少不了也要点头称是。然而他们这种运动的精髓可惜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
我们的学术界自从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真不知道经过多少变迁了。变迁本是进步的一个条件，可惜我们所经过的变迁，不幸而是向退步一方向去的。最初，我们有所谓国语运动，这与我们这不三不四的革命一样，总算成功了。其次，我们有所谓学术运动，许多关于社会经济与哲学的书籍，真如雨后的春笋露了出来，不幸投机的商人虽多，好货完全没有，广告虽然打得很大，内容却实空虚，有许多不值一文钱的人也自称哲学家，也自称社会学者，尤足使人喷饭，所以这种运动的结果，只不过这些商人各人赤条条地暴露了他们的骸骨。最后我们现在有所谓国学运动，这种运动怎样奇怪，与参加这种运动的人怎样无聊，我觉得没有适当的语言可以表出。
国学运动！这是怎样好听的一个名词！不但国粹派听了要油然心喜，即一般的人听了，少不了也要点头称是。然而他们这种运动的精髓可惜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所以假使国粹派称新文化运动为清谈，我们当称这国学运动为清谈中之清谈，遗害更加百倍的清谈。
从事这种运动的人，约略可以分为下列的三种：
1.学者名人而所学有限，乃不得不据国学为孤城者。
2.老儒宿学及除国学外别无能事乃乘机唱和者。
3.盲从派，这是一切运动所必需之物。
这三种人性质虽稍不同，然而他们纯袭古人的非科学的旧法，想用以显耀一时，却是一样的。要想取科学的方法为真切的研究，他们都欠少科学的素养。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所以他们纵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这样的研究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即于国学的研究，亦无何等的益处。
国学，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然而现在便高谈研究，对于上列的三种人，未免为时过早，何况群起而为一种运动？凡研究一件东西，我们通常持批评的态度，才能得到真确的结果，若不能保持批评的态度，则必转为所惑。古来多少国学家所以把他们绝大的努力空费了，便是因为他们欠少批评的精神，终于为对象所迷乱而不知所择的缘故。然而欲保持批评的态度或精神，须有十分的素养，所以我们即要研究国学，亦非先有十分的素养不可。现在是修养的时期，还谈不到研究上去。
这三种人中颇有因为外国人近来喜欢研究我们的国学而沾沾自喜的。这种外国Exotics不满意于科学（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妙想天开，以为极乐的苍天之下有一块常青的乐土，他们不再想起做过他们幻想之背景的，和在科学上做过他们的先生的阿拉伯或印度，却更很远很远地画出一个这样的Paradise来。虽不免出人意外，然而他们这样满足他们的幻想，是谁也不能干涉的，不过我们在这极乐的苍天之下的人若偏信以为真，那却是非狂即盲了。不懂什么是科学的人，我们尽可任他们胡说，然而我们当知数千年来的疲弊之后，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素养最紧要的命脉，而且是恢复我们的生命力之唯一的源泉，我们当对于科学维持我们的信仰。
广义上说起来，不论什么事物都可以为研究的对象，然而研究的人一要有十分的素养，二要取适当的方法。反观现在许多热心国学运动的人，却不仅没有十分的素养，也还未取适当的方法。
综观近年来的成绩，我只见有考证几篇，目录几个，近更看见了这篇考证的文章，然皆不过标榜他们考据的渊博，而扬甲抑乙，扬乙抑丙，只顾搜罗死字，据以相争，曾不一问它们的价值与Probability，这样的研究，便做几十百年，终是无所裨益。若这样的考证便是国学运动的全部，我们倒也不需多说了。
以这样的人们，取这样的方法，我看我们这种所谓国学运动，充其量不过能造出一些考据死文字的文字，充其量不过能增加一些更烦琐的考据学者。近代的精神是就事物去考究，不闻是就死字去考究。我愿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能够反省，我尤切愿他们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舔这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基打稳。至于遗老逸少借此消闲，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不是我所愿意说及。
十一月十三日，上海
（《创造周报》第28号，1923年11月13日）
闻一多：论振兴国学
闻一多（1899—1946），原名亦多、家骅，湖北浠水人，著名诗人、文史学者、爱国民主人士。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学习绘画。曾于北京艺专、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职。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补校》等学术专著。主要著作收入《闻一多全集》。
葆吾国粹，扬吾菁华，则斯文不终丧，而五帝不足六矣。尤有进者，以吾国文字，发明新学，俾不娴呿庐文字者，咸得窥其堂奥。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罗马之强在奥开斯吞[3]时代，及文气[苶]敝，礼沦乐弛，而铁骑遂得肆其蹂躏焉！吾国汉唐之际，文章彪炳，而郅治跻于咸五登三之盛。晋宋以还，文风不振，国势披靡。洎乎晚近，日趋而伪，亦日趋而微。维新之士，醉心狄踶，幺么古学。学校之有国文一科，只如告朔之饩羊耳。致有心之士，三五晨星，欲作中流之柱，而亦以杯水车薪，多寡殊势，卒莫可如何焉。呜呼！痛孰甚哉！痛孰甚哉！
吾国以幅员廖廓，人物骈阗之邦。而因循苟且，廓{广蒦}自大，政治窳{左：上四下分，右土}能是，工艺薜暴若是者，职是故也。夫赋一诗不能退虏，撰一文不能送穷，恒年矻矻，心瘁肌瘦。而所谓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者，遍于天下，斯诚然矣。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违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亘万世而不渝，胪万事而一理者，古学之为用，亦既广且大矣。苟披天地之纯，阐古人之真，俾内圣外王之道，昭然若日月之揭。且使天下咸知圣人之学在实行，而戒多言。葆吾国粹，扬吾菁华，则斯文不终丧，而五帝不足六矣。尤有进者，以吾国文字，发明新学，俾不娴呿庐文字者，咸得窥其堂奥。则讵第新学日进，新理日昌而已耶。
即科斗之文，亦将渡太平洋而西行矣。顾不盛欤？今乃管蠡自私，执新病旧，斥鷃笑鹏，泽鲵嗤鲲。新学浸盛而古学浸衰，古学浸衰，而国势浸危。呜呼！是岂首倡维新诸哲之初心耶？《易》曰：“硕果不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言及吾国古学，吾不禁怒焉而悲。虽然，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今之所谓胜朝遗逸，友麋鹿以终岁；骨鲠耆儒，似中风而狂走者，已无能为矣。而惟新学是骛者，既已习于新务，目不识丁，则振兴国学，尤非若辈之责。惟吾清华以预备游美之校，似不遑注重国学者。乃能不忘其旧，刻自濯磨，故晨鸡始唱，踞阜高吟，其惟吾辈之责乎！诸君勉旃。
（《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节选）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浦江（今兰溪）人，著名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曾任教于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校，主编《涛声》、《芒种》、《前线日报》等报刊。1950年后在香港从事媒体工作，期间数次回大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编著有《国故学大纲》、《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
国学，直百秽之所聚，众恶之所趋，而中国腐败思想之薮藏所也。所以然者，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
甲、引言
自《甲寅周刊》行世，“思想复辟”之声又盈乎耳，袓护之者，以为新思潮之末运已届，为时代中心者必将属之于摇首摇尾之冬烘先生；排击之者，则以为时代落伍之丑类，原不足扬已死之灰，第恐青年受其蛊惑，遂欲策群力以排去拦路之虎。甚焉者，以整理国故者“貌似阳虎”，亦以“思想复辟”目之，诚然——“新旧之争，等于一哄”（钱智修先生语也），愚以研治国故学为职志，不欲呱呱初堕地之国故学，其生命遽摧折于屠伯酒保之手，敢为海内学者聊贡一言！
《甲寅》之行世，诚可为章行严痛哭长太息。——行严在昔日颇有所建树：昔日之《甲寅》，固一时之健者；——今乃不恤“破斗折衡”以自背其逻辑，不仅不足与《学衡》抗行，即较之《华国月刊》，亦望尘莫及。——意者“食肉者鄙”，不自知其固陋欤？——使治国故学者而与《甲寅》同其趋向，则国故又在磨难中，曷若尽取国故资料而固封之，以待来哲之为愈？故愚敢大声疾呼曰：“研究国故学者不与《甲寅》共戴一天，《甲寅》，我之仇，非我之友也。”
吾国学术界观念之模糊，吾人类能知之，即以“整理国故”一事而论：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以“国学”为帜；无锡之国学专修馆，亦以“国学”为帜；上海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亦以“国学”为帜。三者虽同标一帜，其实三者必不能并立。盖吾辈若承认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为“国学”，则无锡国学专修馆、上海国学专修馆所研究者，决非“国学”；若承认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为“国学”专修馆，则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北京之国学研究所，必非“国学”专修馆“国学”研究所。然今之谈国故者皆比而同之，一若名同实即相同，观念之混沌若此，不亦使人闻而大骇乎？愚用此不得不为国故申一言曰：“学术，用语之本义，非能由外表以全窥其底蕴；未全了解其底蕴，徒以外表为批判，决无价值之可言。”“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三者在理决无合作之余地，吾辈“认明商标，庶不致误”。
愚闻西医初入印度之际，印度人以其医治颇著灵异，患病者遂焚化其方而吞服之，“其愚不可及也”。稍有知识者，即愚蠢甚，当不至师法印度人踵其后而效之也。今日之“国故”，所含之成分凡三：一、史迹之记录，二、思想之疆石，三、工具之烬余。史迹之记录，犹破落户之陈年帐目，用以为查检往昔之过程则可耳，若用以为炼金之原质，则火燃灰扬，返于无物矣；思想之疆石，则如乃祖乃考之尸身，用以为考察时之旁证则可耳，若欲其还魂再生，以振兴家业则惑矣；工具之烬余，犹墙角之破旧耒耜，缺者补之毁者新之，用以为耕家之资，田园或有复兴之望，若抱残守缺，行见田园之荒芜也。故愚亦愿为读者致意：国故决非救世之“百宝药箱”，国故修明，世未必治；国故凌杂，世未必乱。为“国故”而治“国故”，庶无负于“国故”。
更进言之：国故既不能降福，国故亦必不能降狭。皇皇焉视国故为蛇蜴奔避之不遑者，未免神经过敏。盖痛心疾首于国故之心理，即推衍至于极点，目国故为“家奴”，为人类思想之“梅毒”，为现代之“洪水猛兽”，为中国民族之“附骨疽”，亦无损于国故学真值之毫末。
抑知治国故学者，如医士之研究梅毒，梅毒诚善于传染，入医士之手，不但顿失传染之力，且经医士之研究与试验，梅毒之生殖状况及传播状况，皆已考察得实，因斯疗治梅毒之对症良药以得。国故学亦然。
治国故者，初未尝以国故为“圣经”，曰事喃喃，如教徒之宣号。彼孜孜从事于分析组合之工作，使国故反其本原，露其真面目，使吾人能有真认识，已较诸迷恋国故者有间矣。愚敢为国故学而能完成，中国民族卑怯昏聩之积习，或有廓清之一日。
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戊戌已远，新学说之移殖，新思想之起伏，亦云频数矣；顾其结局，都无佳果，社会之腐败依然，思想之顽旧依然，换汤不换药，徒使吾人扼腕痛惜而已！紬绎其故，盖学说初来，浅见者第知闭门相拒，及学说盛行，浮光掠影者惟知随声附和，待风气已过，又相率顾而之它。自始迄终，曾无一切实工程之可称“种瓜得瓜”，其结局如此也固宜。愚于国故学，窃欲力矫此弊，国故学既为专门之科学，原不待群众之鹜逐，原不必虚糜青年之精力，吾侪苟有志于斯，闭户读书，静心研治，以所得贡之于社会，“求仁得仁”，复何求焉，一至以国故学为号召，欲以“国故”救国，噫！“先生何自苦乃尔”！
乙、轰国学
国学二字，浮动于吾人之脑际者经年矣，闻有一二博学者不察，用以为中国旧文化之总摄名词，逐流者乃交相引用。今则国学如麻，略识“之无”，能连缀成篇，谓为精通“国学”。咿唔诗赋，以推敲词句自豪者，谓为保存“国粹”。它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乃以国学名其系。开馆教授四书五经，乃以国学名其院，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势之所趋，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国学一日不去，国故学一日不安，斩钉断铁，惟有轰之一法。愚按国学之不可不轰者三，不能不轰者二，请读者静观左列之陈述：
一名词之成立，将有以别于它名词也。“猫”吾名之曰猫，必不与狗相混。猫之于狗，其躯体其性质，固迥相异。以其相异，乃命以相异之名。例之学术亦然。国学之含质，固有以异于世界他国之学术，即含质之大部分，可归纳于学术系统之中，其精神终有特殊之点存焉。此对象既目有特殊之点，则应得一独立不相混之名称，今名之曰国学（即中国学术之简称），将与日本学术，英国学术，法国学术同为类名，吾不知其所以表独立不相混之点何在。既无以表独立不相混之性，则国学一名，即难成立。若谓“国学”本无独立之特点，不妨与日本学术英国学术……同列于类名，则不但老朽顽旧者期期以为不可，即以愚观之，自殷亡以迄“五四”运动，其间文化思想与他群体之文化思想异其流有不可混为一谈者，如个人主义之支配全局，功利观念之笼罩一切，皆不能不别立一科以研究之也。故就实以察名，“国学”一名，不足以副其实，就名以考实，国学之实，将削足以就履。此国学之不可不轰者一。
各科学之命名，当合论理之规范，如天文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天文，地质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质。今以国学为名，就名词观之，二若对象即为“中国”，其势必将取中国之疆域、山川、都邑、人口、物产为资料，然按之事实，夫人而知其不若斯也。由斯可知国学之为名，不但不足代表其对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误会，不但使人因名而生误会，且使人习科学而背其科学之规范。此国学之不可不轰者二。
胡适云：“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疆石，乃知此研究之对象，已考终于“五四”运动之际，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使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为“西”，“太阳”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
或曰：胡氏以国故为过去之文化历史，则国故学即为中国文化史，或为中国学术史，省称之曰国学，奚不可者？愚曰不然，国故学之对象限于国故，国故之质有限制，其时间性亦有限制。与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虽有相关涉之处，其职务其断限，则各不相伴。如叙述中国文学之因果流变，文学史之职也，若以探究中国过去文学之特殊色彩，及特殊构造为职志者，则为国故学之一部分。愚思之，重思之，诚不知其可省为国学者何在？故国学乃一勉强割裂而成之名词，其不可不轰者三。
谈阴阳五行者，谬托于玄学，以玄学之无确定界说与范围也。谈明心见性者，谬托于哲学，以哲学之泛泛不着边际也。愚夏间自乡返申，舟中遇一白发婆婆之老翁，津津谈扶乩降神之神迹不已，且缕陈吕洞宾文昌帝降坛之诗词文笔以实之，且喟然曰：“此我国之国学也。国学之不讲也久矣，微吾侪谁其任之！”过杭时，访友人于道德学社。道德学社者，一神秘不可思议之宗教，与大同教相伯仲，其社奉段正元为师尊，其徒事之如神，礼之如佛，以“大道宏开”为帜，以“天眼通”为秘，而贪财如命，不知人间有廉耻事（关于此社，愚拟草《道德学社之横断面》一文以详述之），然亦自命为道业之正统，国学之嫡系，噫——在昔俗儒浅陋，尚知自惭，今则标卜算业者，习堪舆业者，以及吟坛雅士，皆得以宣扬国学自命。国学，直百秽之所聚，众恶之所趋，而中国腐败思想之薮藏所也。所以然者，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
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国学定名之初，非经长期之考虑，但见陈吾前者为隆然之遗产，漫名之曰“国学”而已（夸大狂白热时，则名之曰国粹，以傲四夷）。故国学虽已得名，其魂尚欲招不得，抑或国学但有一名足矣，实之存否不计也，此含糊之产物。国学，殆我国民族性与我国思想之象征欤？且谈国学者大都痛恶科学，以为科学乃物质文明，国学为精神文明，于是治国学不必藉手于科学方法，惟直觉的武断论是依综言之：国学亦为武断之产儿，染反科学之彩色甚深，如之何其可不轰耶？
（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蔡尚思：国学二字之解释
蔡尚思（1905—2008），号中睿，福建泉州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历任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无锡国专教授，沪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著有《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文化史要论》、《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等。主要著作收入《蔡尚思全集》。
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也就无所偏畸了。
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也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此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
在吾却终始以为：凡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之范围外。乃见曹聚仁君所作《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一文里说：“今名之曰国学——即中国学术之简称，将与日本学术、英国学术、法国学术同为类名，吾不知其所以表独立不相混之点何在？既无以表独立不相混之性，则国学一名即难成立。”吾实在不懂得曹君说什么话！比方在一家中既是同姓，就只叫名而不必加上一个某姓；在一乡中既是同乡，就不必加上一个某乡；在一国中既是同国，就不必加上一个某国。惟有到别家去才要说出某姓，到别乡去才要说出某乡，到别国去才要说出某国。如国民政府，或革命军的在本国里，也没有加上“中华民国”四个字，虽然没有加上“中华民国”四个字，但凡中国人个个都知道他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或革命军，一定不会认他为日本、英、法的国民政府或革命军，惟于国际才用得着“中华民国”的名词。而今“国学”—个名称，也是如此。在本国就简称为“国学”，到别国去才详说“中国学术”。此外我还有莫明曹君乱分的地方，就是他以“国故学”一名为对，而以“国学”一名为不对。按国故一名系出自章太炎，胡适之以为很好，而陈莲庵却说：“其实余以为国故一名，实欠精当。国而曰故，必其国已成僵石，国之文化而曰故，亦必其文化亦全不留于今日。此二者皆非我曾有之事实。”《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据此，是名为国故反不如叫做“国学”来得光明正大。
退一步言之，曹君如必以“国学”一名为不对，则如“国故学”一名也不能独对！我现在可仿他刚才所骂“国学”一名的失处的话而对他说：“今名之曰国故学，将与日本的国故学，英国的国故学，法国的国故学，同为类名，吾不知其所以表独立不相混之点何在？既无以表独立不相混之性，则国故学一名即难成立。”曹君未免太有见于他人所用的“国学”，而独无见于自己所用的“国故学”吧！于此已经可以看出曹说的完全不能成立了。
（蔡尚思著《中国学术大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张岱年：说“国学”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献县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78年末被推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文化与哲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张岱年全集》。
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
“国学”之名，兴起于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著《国故论衡》，又作过《国学概论》的讲演（由曹聚仁先生笔录），是关于国学的代表作，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学、中学的课程中，中文称为国文，汉语称为国语，所谓国俱指本国，事同一例。在西方有Sinology的名称，直译应是支那学，一般译为汉学，现在定译为中国学。支那之称，起于印度。支那一词的本义如何，其说不一。有人说是赞美之词，有人认为是贬义词。第二次大战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民一般不用支那一词，改称为中国，这是一项进步。中国学术称中华国学，是十分恰当的。
西方人研究汉学，有些是把汉学当做骨董来研究的，和研究古埃及一样。事实上，中国文化从周秦以来绵延不绝，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15世纪以后，与西方相比，中国落后了，但是爱国志士仍在努力直追。时至今日，固然经济还很落后，而在原子技术上已与先进国家接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在更新、再生的过程中。
如果中国赶上西方之后，是否会出现传统的断裂呢？我认为那也不可能。当然，时代不同了，一定要创建新传统。但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在否定旧传统的同时必然有所继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否定性，也有累积性。古代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仍然要加以肯定。近几年来，“反传统”成为国内的时髦口号。然而鼓吹反传统的论者对于传统并无真正的研究，同时反传统者也正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一些反传统者强调“自我”与个人的主体性，有些人鼓吹金钱至上。实际上，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为我”、“贵己”的思想，而追求财利的风气更是由来已久。西晋时代鲁褒著《钱神论》，表明拜金主义久已流行了，并不是什么新思潮。
“革故鼎新”（改旧创新）确实是今天的重要任务。秦汉以来，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维持了二千多年，在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学术陷于偏枯，文化发展缓慢。15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了，其原因即在于明清时代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对于专制主义的遗风陋俗，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但是，传统文化之中，也存在着反专制的进步思想，固然没有达到西方16世纪、17世纪启蒙思想的高度，仍然有其历史的价值，这就应该大力发扬了。
中国学术，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此外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医学等等。这些学术中，医学（包括法医学）、兵学（兵法）都有突出的贡献，到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两个原则还值得注意：一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二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
古代思想家有许多深邃的思想，是不容易理解的，尤其是用格言隽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如非加以深入的思考，是难以通晓其中义蕴的。例如《周易大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张载所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这些深湛观点，必须与西方辩证法学说对照才显出其晶莹的光辉。又如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春秋时晏子论和同之辨，强调“君所谓可……臣献其否，以成其可”。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能发人深省。古代的谬论很多，应加纠正；对于古人的一些确有所见的睿智，还应虚心思考，深切体会。
古代历史中，有些事实有明确记载，有些事实无明确记载。两汉至明清时代，信古成为风气，对于三皇五帝深信不疑，而且凭主观想象加以推演。20年代，疑古思潮兴起，不但否定了三皇五帝，而且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被认为是神话，于是中国历史被大大缩短了。近几十年考古发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历史不是被缩短了，而是大大拉长了。这就证明，轻易否定古代传统也是不足取的。有些历史事件，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不妨存疑，不宜轻率地加以否定。
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大转变的时代，30年代曾经出现短期的学术思想活跃。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曲折道路。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年间的学术演变，还是值得研讨的。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宽广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必然引致学术的繁荣，追求真理的勉力永无止，愿中华国学日益昌盛。
1989年3月20日
（张岱年著《思想·文化·道德》，巴蜀书社1992年版）
袁行霈：国学究竟有什么用？
袁行霈（1936—），字春澍，江苏武进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年刊主编、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学问的气象》等。
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
经常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自觉维护自己的根，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国学研究，我们常常深感责任之重大与紧迫，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国学研究是严肃的学术工作，不可满足于泛泛的议论，也不可追求热闹，而应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研究国学不是复古，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不是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上对国学冷也好，热也好，我们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的研究，在培养年轻学者方面做出切实的成绩，同时也会高度注重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将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
（《人民日报》，2007年6月20日）
许嘉璐等：甲申文化宣言[4]
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当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在关注和谈论全球化。这一显见的世界趋势既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就和企业经验的共享，也凸显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
鉴于此，我们响应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位发起人的提议，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邀请，于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愿籍此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我们期待，经历过全球化的洗礼，原生状态的、相对独立的多样文明将获得更为广泛的参照，更为坚定的认同。文明既属于历史范畴，既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文化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多元化对于全球范围的人文生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长短、国力不论强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应当认识，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态的文化综合体。她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兼容的气度、灵变的智慧。当是时也，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文化价值的体现和文明的进步，还将有待于伟大的创造和成功的实践。我们愿与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共同奋斗！
2004年9月5日
签名：（略）
（《文学报》，2004年9月9日）
任继愈等：21世纪的中国：国学和我们在一起[5]
“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任继愈：我们中国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外国的历史讲不了5000年，1000年都讲不了，美国讲两百年，再往前追，就是印地安那史了，要不就是欧洲移民史。英国、法国的历史也不长。古巴比伦文化，成了现在的伊拉克。真正几千年不断的只有我们一家。这很特殊，为什么没有断，不但不断，还有发展？这很值得研究。“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汤一介：21世纪弘扬国学，一要打牢根基，二要吸收先进的文化。费孝通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一个观念，叫文化自觉。他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各种文化要知道自己文化的美，要学习展现别人文化的美，美的文化要放在一起共享，这样就天下大同了。文化自觉的提出，我认为有深刻意义。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民族的价值，这个民族怎么存在？不知道别人文化的好处也不行。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思想都是正确的，都适应现在的社会。但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是我们文化传统之所在。打断这个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中对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都有很好的资源。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自笛卡尔后就讲“主客二分法”，一直主张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所谓“人类中心论”。结果发展到后来，人破坏了自然。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朱熹有句话讲得特别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此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与天是不能分离的，有了人，天的使命就在于人。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儒家也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孟子的仁政学说，其核心是“有恒产则有恒心”。百姓没有恒产，怎么能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第三，人的自身问题。人的身心问题有内外两个方面。现在社会问题多，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内部外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宋明理学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就是追求人的身心内外的和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达到这个境界，人的身心内外就和谐了。儒家思想里有很多资源，我们要整理出来，解决当今的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袁行霈：我在1992年写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我今天重申这段话是想表明：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和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但值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余敦康：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为什么中国能够凝聚这么多人，这么多中国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外国人参观中央民族大学，看了以后说，这在我们那儿是不可能的。要让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学，非打成一锅粥不可。可是中国56个民族，不管什么宗教、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协和万邦，万邦都能和谐共处，这不就是联合国的宗旨吗。国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国学就是文化，文化不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是中国人的生命方式，根深蒂固地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统，成为基因。你不了解这个基因，违背了它，你就会失败。当年搞人民公社，把家庭取消，吃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男队女队，结果全国人民没饭吃。改革开放搞家庭联产承包。这场发自农村家庭的改革，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粮食问题两年就解决了。就是两个字，家庭。家庭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几千年都是如此，家庭是个经济体、生活体，又是个血缘体，还是个文化体。这个文化是不是国学？它没有学，可是他与国学血脉相通。国学在这里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没有学过、接触过经典的东西，但是在文化上、精神上都会有一种认同感。
（《光明日报》，2006年1月10日）
道德诚然不是放纵浪漫，像平常人所想象的快乐仿佛都在放纵浪漫中，那自然为这里（道德）所无。然如你了解，道德是生命的和谐，而非拘谨守规矩之谓，则生命和谐中趣味最深最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