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于权力场域的大学组织内部治理解析

对于大学组织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马奇认为，大学组织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统一而清晰的目标，技术线路明晰，程序规范，每一个问题与答案间都存在唯一的适切联系。事实上，教育组织内部的无序远甚于有序，有人把这类组织称为“松散结合系统”。马奇和奥尔森把这类组织存在的状态称为“有组织的无序状态”。该理论认为松散结合也是形成大学组织内部动力和活力的缘由所在，松散状态为基层的学术自主提供了制度保障，焕发出个体的创造活力和部门的发展动力。而安德森认为，大学组织是一种科层制组织结构，其理由在于：首先，大学的服务机构是科层组织；其次，大学的研究工作是由科层机构组织来完成的；再者，大学的教学活动也逐渐出现科层化趋势。实际上，马奇等人与安德森对于大学组织的看似冲突的看法其实在于其视界的差异：前者的关注点在学者群体组织——一个个“离散”的由学科所组成的学院或研究机构，其价值取向是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后者所关注的是大学组织的绩效，其价值取向是组织的成绩与效率，认为科层制是实现高效率的有效制度。他们的不同观点可以概括为知识权力与科层权力两种视角。这也是人们讨论大学组织内部治理的惯常思路。

大学的“有组织无序状态”实际上是把大学看作知识权力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组织；而科层组织的观点则是把大学看作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的组织。从知识权力的角度看，各学科在自己的范围内遵从学术规范进行研究，决定各自学科的发展；大学的松散结合是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学术创新的制度保障，而且“离散”的组织结构保证各自权力行使的空间与范围，同时，学术共同体对于学者自由的共同维护保证了“知识拥有者”的权力。从科层权力来看，大学组织的运行是以严格的等级、职位和职权制度为基础的，科层组织结构是围绕职级、职位形成的金字塔结构，权力也就分布在这样一种金字塔之中。

从关系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场域”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在于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也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第二个特征在于场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正基于此，任何场域都将自身体现为各种可能性——报酬、获益、利润乃至制裁的可能性——结构，但也始终隐含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在那些充满各种普遍规则和法规的领域，玩弄规则、寻求变通也是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想，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⁹⁾。福柯认为：“权力通过一种网状组织被使用和实施。个体不仅仅只在权力网络的经纬间循环流动；他们总是处于同时经受、运用这一权力的位置。”⁽¹⁰⁾

“习性”（文化定向性）和“资本”两个概念确认了场域的“型”。对于习性，布尔迪厄认为，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来自于即兴创作的过程，这一即兴创作过程反过来也是由文化上的定向性、个人轨迹和社会交互作用游戏能力所构成的。这种被构成的、即兴创作的能力，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习性”。在布尔迪厄看来，习性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习性是一个普遍的生成组合体系。这些生成组合既有持久性（被铭写在社会的自我建构中），又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转换到另一个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起作用，在一个被构成的可能性的空间中发生，而这些可能性是由物质条件和运作中的场的交叉部分来界定的。

其次，习性具有自我建构性。习性既是主体间性的，又是行动中的个人的构成性的场所；习性是一个性情的体系，这一体系既客观又主观。这样，被构成的习性就是结构与行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动力学的交叉点。习性概念涉及的是有关知识的基本资源，这是人们作为生活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群的一员而获取的。

最后，习性是一种传递媒质。习性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它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媒质，正是通过这一渠道或媒质，信息和资源才被传导到它们所告知的行动中。因而，客观语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动的即时性境遇都是通过习性的媒质才得以传递的。当习性设定一个个体活动的较宽参数时，人才能被理解为创造性的动物。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习性的背景资源中进行“即兴创作”，这样才能处理某些未曾预见的境遇，而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变的特征。

对于资本，布尔迪厄认为，它包含了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他所说的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竭力扩大他们的资本。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再产生阶级区分。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依赖于行动者及和其有联系的他人占有权力的大小相关。文化资本是一种符号资本（体制化的关系网），是“那些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¹¹⁾。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经济资本不加掩饰的再生产揭示了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武断性特征，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也就是说，非经济的场通过误认，来联接和再生产阶级关系，并使之合法化。

布尔迪厄从关系的视角界定场域，试图从宏观的视野厘清个体何以能从权力网中认清自身的行为选择，以及自主选择做某件事的能力、所受到的限制和所获得机会的根源。从关系出发考察处于组织场域中的人如何以权力为基点展开行动，就涉及组织制度、组织结构和组织运行机制三个层面。

我们看到，权力场域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主客体性。谁行使权力、谁又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制约，这是权力场域得以顺畅运行的前提。权力即“权力主体由于占有某种资源而具有的影响、制约和控制客体行为的能力”⁽¹²⁾。权力场域的主客体性内含了客体对主体的依赖性：客体对于主体的依赖程度越强，越容易形成集权模式；客体对于主体的依赖程度越弱，越容易形成分权模式。第二，空间性。亨利·勒菲弗认为，如果空间的形态相对于内容来说是中立的、公平的，因而也就是“纯粹”形式的、通过一种理性的抽象行为而被抽象化了的，那么，正是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占据了、被管理了，已经是过去的战略的对象了，而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踪迹；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¹³⁾空间构成了权力的集装器，它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集中提供了可能性。第三，关系性。权力绝对具有关系性，因为它来源于特定行动者在物质方面的所占有的位置的关系体系⁽¹⁴⁾。丹尼斯·朗认为，权力被视为个人或集体参与者之间主动或互动过程关系的指标。⁽¹⁵⁾权力的关系性决定了权力场域运行具有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的游戏规则即制度基础之上的。

权力场域的主客体性、空间性和关系性特征为考察大学内部治理提供一个值得参考的基本框架：在大学组织内部，无论是行政权力、学术权力，还是学生权力、外部权力，都表现出其命令—支配、制约—服从、指示—接受的特点；在空间上，大学组织场所表现为一定的空间性，在这个空间中，每天上演着资源配置的活动；在关系上，师生关系、科层关系、同事关系以及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共同体，在互动中完成大学的活动。

在权力场域视角下，大学组织内部各个群体所构成的各种关系是权力场域构成的基础，这个场域是在大学组织制度下，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配置权力体系，从而运行这个权力体系。人们普遍所讨论的大学组织内部权力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维度：第一，从权力配置方式维度讨论集权与分权（范德格拉夫）；第二，从权力的实践维度讨论决策权、执行权、参与权及监督权（冒荣，1997；Paul Thompson，2004）；第三，从权力主体的维度讨论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外部权力（有两种形式：董事会权力和政党权力）、学生权力（谢安邦，1998；张德祥，2002）。这些讨论，能从不同侧面认识大学组织内部权力的局部属性，但尚未系统地从关系的维度以场域为考察视角来整体把握现代大学内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