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事件路径”的历史与“叙事的复兴”
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视野的放宽，更具有研究范式转型的意义，那就是“叙事”在遭受科学史学和年鉴学派的批评、摒弃之后重新崛起，并因社会科学的介入而获得了新的活力。传统史学既以政治史为研究鹄的，以事件为考察对象，对事件的叙述便成为史学撰述的基本手段，所以希罗多德（Herodotus）以下的西方古典史学家和司马迁以下的中国传统史学家，几乎都能得心应手地借助叙事的形式讲述历史，能像讲故事一样把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叙述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然而19世纪末期以来，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希望把历史学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可以验证的科学，年鉴学派则试图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科学主义侵入历史学并战胜了延续数千年的叙事传统，所谓“计量史学”、“系列史学”的出现，更使一些历史著作“为数据图表、公式模型所充斥，以往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叙述、精巧的布局不复得见，从而产生了历史表述上的困境，史著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美感和可读性”(24)。
人们对这种状况的不满，逐步演变为对以早期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反拨。法国史学理论家韦纳（P．Veyne）主张史学与纯科学的不同，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的行动者相互之间看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解释”(25)。明确表达了从分析史学转向叙事史学的要求。70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称之为“叙事的复兴”的一批新著作，其中包括斯通本人从家庭、性和婚姻等角度探讨英国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变化的《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和婚姻》，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探讨法国西南部一个纯洁派村庄的《蒙塔尤》（作为第三代年鉴派史家的代表，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了年鉴学派内部对叙事史的重新认可），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探讨16世纪一个磨坊主精神世界的《奶酪与蛆虫》，以及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通过替身丈夫的案件探讨16世纪法国下层社会的《马丁·盖尔归来》等。(26)
这些历史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分析重新转向叙事，将一个人的历史或者一次戏剧性事件的历史纳入研究视野，进行充满理解和同情的叙述。但是在经过了新史学的洗礼之后，这种叙事已经与传统政治史、事件史中的叙事有了巨大的差别。如同斯通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不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不只是写作方式的变化，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自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来源从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影响转向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关注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人，对历史变化的解释从分层的、单因果的转向一切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研究方法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因此这一潮流也被称为新文化史研究）。在古已有之的叙事风格中增添了新的观照、新的方法，所以斯通准确地将其称之为“一种新的旧史学”(27)。由此，事件和对事件的研究在史学领域重新得到承认并被赋予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难发现，在以研究方法和撰述手段转变为主要内容的史学范式转型中，看待事件的不同态度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史学关注事件，便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叙事为主要表述手段；由年鉴学派开其端绪的新史学关注结构，则以解释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分析为主要表述手段；及至新叙事史兴起，事件再度引起研究者的瞩目，研究方法和表述手段也开始呈现出一种综合的态势。从传统叙事史经由新史学再到“叙事的复兴”，和从传统“事件史”经由新史学再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两个过程，对事件和事件史的批判也就是对叙事和叙事史的批判，而叙事和叙事史的复兴也就是事件和事件研究在史学领域的复兴。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事件和事件研究已经吸取了新史学的优长之处，虽然是以批判年鉴派新史学、回归传统叙事史的面目出现，但它与传统叙事史之间的距离却要远远大于它和新史学之间的差别。
这可以看作一种否定之否定，一种新的综合。倡导新社会史的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已经注意到新旧史学之间的关联性，他将宏观的结构分析和微观的描述方法分别比作社会科学家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希望兼顾结构分析与个别叙事，反对过多使用计量方法和静态结构分析。(28)如果将宏观与微观、结构与事件、分析与叙事、静态与动态视为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两极，那么我们会高兴地发现，“事件路径”正是一种通过微观探讨宏观、借助事件考察结构、分析与叙事并重、静态与动态兼顾的研究路径，足以成为将这两极连接、沟通、协调起来的有效途径。
(1)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4-153页。
(2) 2001年第1期各文为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美］柯文《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法］巴斯蒂《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均为提交于2000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另有刘天路、苏位智撰写的会议综述。2002年第5期各文为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美］何伟亚《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德］狄德满《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王如绘《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考证》，其中前三篇为提交于200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举办的“1900年：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3) 柯文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充分表明他早已超越了传统“事件史”的研究取向。这里的分析仅针对《历史研究》所刊载的论文而言。
(4) ［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5) ［法］布罗代尔：《论史学》，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20页。
(6) ［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7) ［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页。
(8) 转引自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9) 刘军：《现代西方政治史学的发展与展望》，《光明日报》2001年1月23日。
(10)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18页。
(1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3) 杨念群：《在神秘叫魂案的背后》，《读书》1996年第8期。
(14)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福州：鹭江出版社，2000年。
(15) ［美］史蒂文斯：《宣言的隐喻》，载王家新、唐晓渡编选：《外国二十世纪纯抒情诗精华》，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3页。
(16) 参见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分别刊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1997年第3期、1999年第2期。
(17) ［法］勒高夫：《新史学》，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18) ［法］布罗代尔：《论史学》，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21页。
(19) ［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页。
(20) ［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21) 杨豫：《西方史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1页。
(22)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3)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33页，“译者后记”。
(24) 李里峰：《〈叫魂〉与史学叙事传统的回归》，《现代教育报·教师周刊》2001年第27期。
(25) ［法］韦纳：《如何写历史》，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41页。
(26) 参见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载卢建荣编：《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
(27) 参见李霞、杨豫：《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载卢建荣编：《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
(28)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