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册

第一章 走向成熟
（2005—2009年）

1 工业深化中的消费转折

——内生增长、结构升级和诱导效应
（2015年8月4日）

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都不外乎消费需求的不足，马克思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本作用。事实上，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国内外经验都显示，相对于投资和进出口，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平稳特征。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消费类行业的上市公司一直是防御性投资的首选，在大盘不断下跌的情况下，部分消费类股票却表现出逆市上扬的走势。然而，近年来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降低，消费类公司具有持续的投资价值吗？

我们认为，消费不仅关乎投资选择，而且关乎经济周期走势，甚至影响到中国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工业化背景下对支撑消费增长的机制和核心因素做深入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支持一国的工业化。然而，伴随着城市化率提高和人口增速减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不可能一直存在。数据分析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这种临界状况，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走向终结，劳动力工资必将内生性加速上涨，而工资加速上涨将支持居民消费支出内生性快速增长。另外，诱导效应理论和国外工业化期间消费结构转变经验显示，未来5~7年很可能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快速转变的时期，这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我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本文的思路和框架如下。

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与消费内生性增长

要把握消费增长的前景，须先认识消费增长的机制。消费增长机制是一个多因素复杂系统，下图所示是一个简化模型。

我们认为，消费增长机制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心理、技术和经济。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需求是有层次的，消费行为是由优势需求决定的，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消费者必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心理动机为消费增长创造了永无止境的内在冲动。另外，技术进步不断创造出新产品和新的消费条件，为消费持续增长不断地提供客观条件。然而，仅有心理动机和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居民购买力，在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市场经济中，没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只能是无米之炊。因此，消费增长过程是以上三层面因素互相作用、互相提供条件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从经济学角度看，购买力或者说居民收入增长是整个消费增长机制中的核心要素。

下面我们从两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论证工资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机制的核心；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将要走向终结，证明工资面临内生性加速上涨。两方面结合，得出我国消费增长将迎来内生性可持续增长阶段。

（一）工资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机制中的核心

正如上文指出，市场经济中消费过程的实现是以购买力为必须前提的，所以，居民收入增长是认识市场经济中消费增长的核心。事实上，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理论，无一不是将消费看作收入的函数，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收入对消费的作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资收入在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构成中占70%以上，工资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收入增长状况。我们对过去近15年的数据回归分析显示，工资增速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工资增长是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核心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在波动中保持了较快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工资出现了加速上涨的趋势。实际工资指数变化显示，1978—2002年，我国实际职工工资上涨了4倍多，而仅1992—2002年工资就上升了2.36倍。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工资加速上涨的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与工资内生性加速增长

我们认为，工资的加速上涨趋势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未来5年内还要走向内生性加速上涨。其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出现持续下滑，这意味着在2007—2008年之后，年满18岁的适龄劳动力供给增速将出现持续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将逐步消失，劳动力工资面临加速上升的局面。

以“十一五”期间我国新增劳动力供求为例，假设GDP存在高（10%）、中（9%）、低（8%）三种可能，新增劳动力需求按照过去13年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敏感性分析表明，新增劳动力供不应求格局最迟在2009—2010年间出现，最早在2006—2007年间出现。我们估计，未来5年内，我国GDP总体增速保持8%~9%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新增劳动力供不应求局面在2008年前后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的结论很明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拐点即将到来，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将在未来5年内逐步消失，劳动力工资的内生性加速上涨基本上是确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人的直观认识中，我国农村具有大量潜在的失业者，似乎我国还远没有到达劳动力无限供给终结这一时点。事实上，我们认为不仅要考虑劳动力供需总量，还要考虑供需结构。第一，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壁垒，农业潜在剩余劳动力并不意味着一定适合工业发展的需要。具体说，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8年，在16~55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中，90%以上是初中和初中以下学历，在工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并对劳动力知识水平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并不能为工业提供有效劳动力供给。第二，流量劳动力供需（即新增劳动力供需）远比存量供需更重要。因为存量劳动力是已经被塑造过的劳动力，很难在不同行业之间流动，从而也很难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供给，而新增劳动力供需状况往往才是决定劳动力价格变化的主导因素。

其实，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时期，二元制经济向一元制经济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工资出现加速上涨并不是偶然的现象，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劳动力工资同样出现了加速上涨情况。劳动力收入的内生性增长不仅大大提高了居民购买力，更改变了消费者的收入增长预期，两者都是促进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

对于上述现象，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曾经做出过解释，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正如刘易斯模型所述，由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可以以不变的工资为工业部门发展提供无限劳动力供给；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达到一定数量，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发展到一定程度，这时传统部门产品开始出现短缺，粮价上涨，工资也开始加速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开始扭转；第三阶段是传统农业部门生产率开始提高，商品化进程加快，直到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根据上文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另外，支持工资加速上涨的因素还有许多，譬如，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收入增加；国家加强对低收入阶层、农民工的保障促进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国家指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扭转投资消费不合理的状况，预计提高收入的政策还会出台。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很可能的结果是，未来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变是劳动力工资和居民收入加速上涨的基本推动因素，而政策等因素将在这一基本因素的引导下做出配合，内外因互相作用推动工资加速上涨。

（三）新一轮消费高潮的可能

以上我们进行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工资增长是解释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核心变量；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未来5年内，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将趋于消失，工资内生性加速上涨阶段即将来临。综合两方面，我们的结论是，工资内生性加速增长将保证居民消费也出现内生性快速增长。

事实上，从消费结构转变角度看，我们认为未来5~7年内，很可能是我国消费升级高潮期。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历了以家电为消费热点的消费升级，伴随着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我国人均GDP已于2003年达到1000美元，以通信、汽车、住房、高档家庭耐用消费品、电子类数码类消费品以及娱乐消费等为消费热点的第二次消费升级只是刚刚拉开帷幕。韩国等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期间消费结构变化经验显示，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以及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0.3~0.4之间，是消费升级的最快时期。从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看，2003年为0.37，如果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恩格尔系数变化速度判断，在未来5~7年内，很可能是我国第二轮消费升级高潮期。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佐证了我国消费将保持较快增长的可能性。

（四）消费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可能止跌反弹

我们对居民消费率和工资/GDP的线性回归表明，两者之间也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工资的内生性加速上涨有望促使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上升，从而消费率可能出现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很可能止跌反弹，预计“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将更加倚重于消费。

事实上，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居民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人均GDP在100~1000美元之间时，消费率总体趋势是下降，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居民消费率将止跌反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趋于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即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投资支持，正如罗斯托所说，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提高生产性投资率。而当经济增长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大量新兴消费品的不断涌现，会促使消费倾向提高。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为消费结构升级创造了购买力条件，消费率便出现上升。

（五）扩散效应与消费规模扩张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在其1949年发表的《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了相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即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绝对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和收入与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惯性。示范效应是指在消费行为上人们相互影响、相互攀比的现象，即一个人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取决于他与别人的相对收入。消费的惯性是指人们在某一时期的消费不仅受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到过去时期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达到最高时的影响。如果目前收入低于过去，便宁愿减少储蓄以维持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

事实上，我们认为，消费增长的过程是逐个消费热点不断产生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从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消费规模的扩张甚至比消费热点的产生更重要。消费示范效应和消费不可逆性很好地解释了消费增长过程中消费热点如何向消费规模扩张转变。如果我们形象地将示范效应和消费的不可逆性概括称为消费的扩散效应，那么扩散效应是促使消费热点向规模扩张转变的催化剂，保证了消费在总量上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当然，扩散效应的发挥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我们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至少有收入分配状况、消费信贷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首先，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表现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均出现拉大。表2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的变化，到2000年为止，城镇基尼系数超过0.3，农村超过0.4，收入不公平程度呈现持续放大趋势。收入差距拉大从总体上降低了消费倾向，抑制了扩散效应的作用。

其次，消费信贷制度受货币政策影响不稳定性较大。2004年宏观调控后，汽车和住房消费信贷先后受到抑制，在消费者购买力不足时，消费信贷通过信用方式保证了示范效应的实现。消费信贷制度的不完善和不稳定对住房和汽车消费尤其不利。央行刚刚公布的金融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性贷款增加1193亿元，同比少增1204亿元，消费信贷出现了明显回落。

最后，社会保障制度等不完善降低居民消费倾向。有学者指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不完善，使我国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比较符合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关于消费行为的假定，因而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表现出较为谨慎的消费行为，存在较高的储蓄倾向（伊志宏，《消费经济学》，2004，169页）。这种状况也会抵制扩散效应的发挥。

总之，我们想说明的是，消费扩散效应是促进消费规模扩张的一个内在机制。然而，逆向思维的话，不利于我国当前消费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消费示范效应越不易于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发挥作用；在消费信贷制度很完善的情况下，扩散效应可以通过消费信贷发挥作用，并从一定程度上弥补收入分配差距的负面作用，然而信贷政策往往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消费者对未来支出预期不确定性较大，消费心理趋于保守，扩散效应难以发挥。不过，长期看，伴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政策的调整，这些因素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会趋于减弱。

（六）小结：消费内生性增长是走向大国经济的希望

本部分中，我们尽可能客观地对中国消费增长的长期因素做了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一些不利于消费增长的因素还存在，但是我们看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和工资收入内生性加速增长阶段正在逐步靠近，这将支持未来居民消费内生性增长。从长期趋势看，消费增长可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趋于上升。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本部分的分析结论可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真正希望，支持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潜在因素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内需可能逐步取代外需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力。

二、消费的周期性和消费景气延续的可能性

上面分析的着重点是在长期内对消费增长的前景进行战略性把握，我们还需要对短期内消费增长的形势进行分析，尤其是要将消费嵌入经济周期当中考虑。

（一）消费增长同样具有周期特征

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看，消费和GDP增速具有同步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而且韩国数据同样显示消费具有周期性波动。但是，与投资相比，消费的波幅小得多。

（二）经济回落期消费有何作为?

上面的数据说明，消费的波动幅度虽然较小，但它与投资、GDP一样具有周期特征。然而，消费和投资在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消费是工资的函数，而投资则是（预期）利润率的函数，在经济上升周期中，利润率增加，企业对市场前景看好，投资加速上涨，在投资和GDP加速的情况下，工资进而消费也加速增长。然而由于某种原因（譬如瓶颈约束或者行政调控等），生产必须减速时，企业利润率因市场需求突然减少而降低，利润率降低的预期会引起投资增长减慢，从而国民经济和工资增速开始放缓。但是，在工资刚性的作用下，工资增速的下降速度会远远低于企业利润增速的下降速度，从而消费增速的下降速度也会小于投资增速的下降速度。也就是说，是工资刚性特征平抑了消费的波动，而消费又平抑了投资大幅波动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我们上面的分析想说明的是，在经济高涨时，工资和利润都加速增长，进而消费和投资也加速上升；当经济衰退时，工资和利润增速都会放缓，从而消费和投资增速也都会相应减速。然而，由于工资刚性特征，工资和消费的波动幅度要远远小于利润和投资的波动浮动，从而达到了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

（三）短周期复苏与消费景气延续的可能

陈磊和孔宪丽（2005）利用“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选择出先行、一致和滞后三个指标组，建立了反映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的合成景气指数。

根据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中国从1981年开始已经经历了两个9年的中周期，而本轮经济周期如果从1998年起算，经历了6年的上升之后，经济周期已经在2004年第一季度出现头部，连续5个季度回落之后，说明2004年就是本轮中周期的头部。我们在《走向大国经济》中曾经判断，中国的经济景气将在2006年出现复苏，但其高点不会超过2004年的高点，实际上就是把2006年景气的复苏当作经济中周期的短周期来看待，也就是下降周期中的周期纠正（反弹）。

先行合成指数于2002年7月达到峰顶，在2004年5月达到谷底后反弹，并且出现了连续上升的趋势，根据先行合成指数的走势和平均超前期推断，一致合成指数将在2005年第二、三季度继续下滑，而拐点可能出现在2005年第四季度。

基于对当前经济周期的判断和消费在周期的作用特征，我们认为，消费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能否从古典型周期转变为增长型周期有关，同时也与政府支持消费的政策有关。从中周期角度看，如果经济增长出现深幅回落，不排除消费增速下降的趋势。如果按2005年GDP保持8.5%~9%计算，我们根据GDP和下年消费增长关系模型预测，2006年的消费增速大概保持在10.7%~12.8%，增速稍有回落。从短期看，上半年消费增速应该是短期高点，但2005年第四季度后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短周期复苏机会，因此，2005年下半年消费很可能会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保持高位增速可能性较大。

三、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诱导效应

上文中，我们对长期和短期内消费总量增长前景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未来几年，消费将保持高位平稳增长。然而，消费的高位增长将会体现在哪些重点行业上呢？无疑，这对于我们进行产业选择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从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诱导效应谈起，着重分析消费结构和相应产业结构的演变。

（一）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诱导效应的路径

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变化会通过消费支出投向选择及其投向结构影响消费支出结构，进而通过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诱导作用。诱导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人口结构变动、居民收入变动和商品价格变动，相应地，消费结构诱导产业结构主要通过三个效应实现：消费偏好差异、消费品收入价格、消费品相对价格。诱导效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伴随着人口结构、居民收入和商品价格等因素变动，消费结构进而产业结构必然发生相应变动，认识各种诱导效应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我们前瞻性地把握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对于进行产业选择是大有裨益的。

（二）高档消费与无形消费——人口结构诱导效应

人口结构对消费和产业结构的诱导作用主要是通过不同年龄和地域的消费者具有不同消费偏好达到的。近15年来的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结构变迁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镇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农村人口比例明显下降；第二，0~25岁人群比重下降，而25~49岁以上青壮年和5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年龄和地域结构变动是引导消费结构变动的最基本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

首先，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收入增加、消费习惯改变，必然增加对住房、教育、医疗、金融和家庭耐用消费品等的需求，同时也拉动了水、电、气、城市交通等公用事业以及文化娱乐类消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分析，未来15年内，每年因城市化而转移的人口大约在1200万~1600万，城市化过程给上述消费行业带来的增长空间将是巨大的。

其次，青壮年人口的增加和儿童的减少，降低了单位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对住房、汽车、高档家庭耐用消费品、休闲娱乐、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的消费升级倾向和购买力都会增强。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购房人年龄进行的调查数据，25~45岁之间的购房人占总数的60%以上，预购房人群调查显示，21~35岁之间者占60%左右，这充分说明青壮年人口的消费升级倾向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最后，老龄人口增多将大大促进医疗保健、娱乐和旅游等行业的消费升级。从1982年开始，我国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高达3.9%，远高于世界平均2.4%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1.4亿人，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除了医疗保健消费外，老年人口还将大大推动娱乐和旅游等消费增长。

（三）高收入弹性产品代表产业结构变动方向——收入价格诱导效应

收入价格是指收入与商品价格的比率，即相对购买力。当消费品价格既定而居民收入增加时，居民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力增加，进而需求的增加刺激高档消费品产业的增长。由于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代表了产品档次的高低，所以不同收入弹性的消费品行业的潜在市场容量是不同的，收入弹性高的行业才有可能不断扩大其在市场上的份额。因此，高收入弹性的产品一般代表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

收入价格诱导效应作用的最终结果是，促使发展中国家在收入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实现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享受型转变，然后继续转向发展型、时尚型与个性化，相应的产业结构也出现同样的转变规律。从我国当前的数据看，收入价格诱导效应显示，交通通信、居住、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仍然是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和市场规模扩张的方向，这一结果与人口结构诱导效应的分析结果相一致。从消费倾向看，交通通信、居住、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出现明显上升趋势，这也印证了市场扩张的方向。

（四）价格弹性与产业波动——相对价格诱导效应

当消费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消费偏好和预算约束对不同消费品的消费支出进行调整，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这种调整最终会在宏观上诱导相应产业的波动。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高，该行业受价格波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日用品和文化用品价格弹性系数较高，说明该行业需求受价格变动影响较大，从而生产该类产品的产业波动性也会较大。相反，食品、衣着、医药和燃料类消费品行业的波动受价格变动影响会小一些。

（五）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变方向

2000年以来，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等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持续上升，而传统的衣食和家庭耐用消费品出现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传统衣食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交通通信、居住、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等服务类的消费倾向趋于上升，在食品消费中，传统粮食类消费倾向出现下降而奶制品等出现上升。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已经进入重工业化时期，2003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从恩格尔系数看，2003年城镇居民为0.37，相当于韩国1978年前后，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我国将要进入新一轮快速消费升级阶段。

为了进一步证实和预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方向，我们不妨看看国外同时期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下表展示了韩国20世纪70—90年代即重工业化时期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消费结构不断由生存型和温饱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由有形消费向无形消费转变。在恩格尔系数处于0.3~0.4期间（1970—1983年），通信、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交通、家具设备和水电气等燃料的消费比重依次出现大幅度的上升，而传统衣食消费行业如服装、食品和非酒精类饮料、宾馆酒店、酒精类饮料和烟草等的消费比重依次出现明显下降。在恩格尔系数处于0.2~0.3期间（1984—1992年），消费结构继续朝娱乐等服务类、享受类转变。在恩格尔系数处于0.15~0.2期间（1993—2000年），消费结构中的服务类、享受类基本处于平稳状态。

以上通过诱导效应理论分析了影响我国消费结构变动的三个途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同样的结果，即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化方向明显朝向交通通信、教育、医疗保健、居住和文化娱乐等，而且根据国外经验，未来5~7年很可能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最快的阶段。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通过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反映在市场上，最终引起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经验显示，在经历了重工业化阶段之后，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引导作用会变得更加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在重工业化之前，政府往往通过产业政策等手段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而消费对产业结构的诱导受到较大压抑或者忽视；到了重工业化以后，经济的增长更多依靠消费，因此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诱导效应便得到凸显，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阶段应该关注诱导效应的原因。总之，根据诱导效应理论，我们认为交通通信、教育、医疗保健、居住和文化娱乐等产业代表了未来产业结构和市场扩张变化的方向。

四、资源约束对消费和消费行业的影响

我们以上着重从市场需求角度对消费增长前景进行了分析，事实上，在认识重工业化时期的消费和消费行业时，还必须考虑资源约束的影响，因为资源约束是重工业化时期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资源约束打乱消费升级的步伐

资源是稀缺的，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我们认为，重工业化时期资源约束问题的凸显与消费升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重工业化时期，消费升级的方向首先就是住房、汽车和通信等这样的大型、重型消费品，而且，这些消费品升级的实现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配套，因此，投资扩张成了消费升级的前提和结果。我们观察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结构变迁便会一目了然，表8显示90年代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演变中交通通信和居住两大项支出出现大幅上升，而且，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项支出是整个90年代以来消费结构演变中消费支出比重上升最大的两项。因此，消费的重型化引致了大量投资，投资高增长进而引起了资源的高消耗。而2004年煤、电、油、运紧张同样是由于这一轮房地产和汽车业的快速增长所引致的投资扩张所导致。

在受到资源约束冲击的情况下，现有经济增长体系中将依次被注入三个相互联系的解释变量：成本上升、瓶颈扩张、经济增长方式变革。新解释变量将对消费和消费行业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是我们在思考消费品产业选择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成本上升：总体上不利于消费品行业

我们首先考虑成本效应。我们认为，消费品行业在应对资源价格上涨方面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根据我们对成本问题的研究（详细情况可参考我们的专题报告《成本约束、成本控制、成本传递与产业选择》），价格传导从上游传递到下游的有效性是逐步衰减的，由于消费品行业位于产业链条的末端，因此从理论上说，消费品行业尤其是服务类消费品受上游资源价格上升的影响较小。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消费品行业位于产业链末端而业态往往接近完全竞争，因此往往无法将成本上升转嫁出去，当资源约束产生成本上升时，行业利润将首当其冲。如下图所示，在原材料价格上涨时，耐用消费品和衣着类消费品基本不能将成本传导下去，一般日用品具有些许转嫁成本的能力，食品类传导能力较强，但仍然无法完全抵消成本上升。

总体上看，服务类消费品对资源依赖程度较小，受资源成本上升影响相对较小；制造业消费品对资源依赖程度较大，受资源价格上升影响也较大。另外，消费品行业受到的成本影响受到该消费品行业的业态及其上游行业的业态影响，如果某一消费品行业的竞争较为激烈，而其上游行业集中度较高，那么该消费品行业处于不利状况；如果其上游竞争较为激烈，而其自身集中度较高，那么在成本传递方面相对有利。

（三）瓶颈扩张：为下一轮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其次，我们考虑第二个效应即瓶颈扩张。瓶颈扩张是资源约束在中期内的一个显著效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04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化看出。瓶颈扩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逐利的一种自然表现，同时，也为下一轮消费升级创造了条件，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演变中呈螺旋式上升的。

值得一提的是，瓶颈扩张和经济减速势必会引起资源产品价格增速减缓甚至回落，从而消费品制造业成本压力会有所减小。但是，我们认为，即使资源价格有所下降，但与以前相比，最终也会在更高的平台上达到均衡。韩国的经验表明，成本上升效应很可能伴随整个重工业化时期。韩国在20世纪70—90年代重工业化期间，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经历了不断拉大的过程，消费品行业所受的成本冲击直至重工业化行将结束时才趋于消失。

（四）经济增长方式变革：长期趋势

最后，我们谈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这是资源约束的长期效应。经济增长方式无疑要朝着内涵化和集约化的可持续方向转变，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以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为条件。可持续消费理念的深入贯彻必将引起消费制度、产业政策的改变，粗放型增长将走向没落，这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低耗能（资源）类产业模式的发展，高耗能（资源）类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势必会受到限制，对固定资产投资依赖程度较高的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同时在消费政策和消费意识的共同引导下，高耗能消费方式也会受到消费者的逐步抛弃，这一点似乎对轿车消费的影响已经产生，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意识逐步改变，小排量、低耗能轿车消费将受到追捧。

（五）小结：市场化与国际化背景下的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工业化与市场化、国际化是同时展开的，当资源约束效应产生并开始影响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时，对于消费品行业来说，不仅要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同时还要面临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甚至还要转变产业增长模式。

从资源约束的角度看，这的确打破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原有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滞，宏观调控无意也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居民消费升级，它所做的无非在于两点：第一，调整中国工业化的节奏和步伐，以可接受的速度增长；第二，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以可持续的方式增长。

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角度看，市场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同时走向全球一体化，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使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根本无法释放，这可能也是本轮价格上升中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一直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本质原因。这种局面的最终结果可能只有一个：行业集中，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看，消费品行业作为最市场化的下游领域，加速集中可能是未来的必然，而集中的结果很可能是成就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另外，国际化已经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以什么样的角色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因为这决定着我国企业和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也决定了它们的利益抑或生命，这一点在铁矿石价格国际谈判问题上已有明确体现。

以上分析对我们的启示是：从消费品制造业层面看，成本消化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内涵式增长潜力较强的企业才具有选择价值；从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比较看，警惕消费品制造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和成本压力，关注非制造业消费品存在的机会，服务类消费品行业如通信服务、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教育等代表消费升级的方向，同时也能更好地规避资源约束效应的负面影响。

五、行业组织结构对公司收益的影响

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从消费总量还是从消费结构的转变来看，我国消费增长潜力已经具备。然而，消费增长与规模扩张对上市公司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从本轮经济增长中消费行业中的现象出发，然后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的趋势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一）市场规模与企业利润——一个现象

下表是2004年我国部分消费品制造业的利润增幅与销售收入增幅的比值，数据显示，不少消费品制造业的利润增幅与销售收入增幅的比值都小于1，或者大于1但出现下降趋势，可见销售收入的增长并未反映到利润同步增长上。

消费规模扩张并没有给消费类公司带来普遍性机会，这一点可能是当前我国消费品行业的业态决定的。消费品行业位于整个产业链的末端，行业集中度较低，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一些日常消费品行业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据商务部调查，2005年上半年，绝大多数商品特别是消费品基本延续了2004年下半年市场的供求局面，在接受调查的600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439种，占73.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行业的供过于求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竞争。所以，市场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给企业带来利润高增长。

（二）规模扩张与行业集中——一个趋势

上述的现象引起了我们对工业化中后期市场规模扩张与行业组织结构变化趋势的思考。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论证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消费高位增长和规模扩张的可能性，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对于大多数消费行业来说，未来市场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很可能是规模扩张与行业集中并存。虽然产业组织的分散化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然而对于我国大多数传统消费品行业来说，由于市场化改革较早，市场导入期和产业组织分散化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未来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背景下，激烈竞争是可想而知的，行业集中将是必然趋势。我国彩电业的成长过程已经说明，一旦一个产业的导入期过后，那么伴随规模扩张的很可能是激烈的竞争和产业集中。

再以轿车行业为例，1996年后，中国轿车行业的集中度（CR3）出现持续下降，2002年下降为55.2%。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高集中度是由行政壁垒造成的，而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90年代中期之后轿车行业进入壁垒放松，行业集中度出现降低。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低集中的状况也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伴随着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很可能是行业再次集中。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证明产业发展过程也就是资本不断走向集中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数次并购浪潮，产业集中度大大提高，最终在汽车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三）集中度与利润率——一个结论

那么，行业集中会对企业利润产生什么影响呢？根据德姆赛茨等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当行业前四家企业的集中度超过50%以后，利润率与行业集中度才出现正相关关系，当集中度处于10%~50%时，利润率反而随集中度的提高而降低。我国大多数的最终消费品的CR4都小于50%，这说明即使行业集中度出现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也未必出现好转。

我们认为，行业集中度固然能够影响和反映企业的利润状况，但是，行业集中度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利润率必然出现提高。利润率的状况可能与行业所处成长阶段有更多联系，在行业的高速成长阶段，市场前景吸引新企业进入，行业集中度趋于降低，但由于市场容量往往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企业的利润率并不一定降低。在行业进入成熟阶段后期，面临市场容量缩小的趋势，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率降低，但伴随这一过程的往往是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在成熟市场中，甚至行业最终形成寡头垄断市场，竞争可能仍然很激烈。当行业组织结构达到稳定的时候，往往也是行业达到成熟阶段的时候，而这一时期往往也是行业利润率被平均化最严重的时期。

消费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同步增长，这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消费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当然是对消费行业生存业态的反映。然而，基于我们对工业化独特特征和工业化中后期市场规模扩张与行业组织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我们认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规模扩张与行业集中可能是同时并存的两大趋势。而需要指出的是，行业的集中过程未必就意味着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因为利润率似乎与行业成长阶段有更密切的关系。

六、结语

我们坚信，在我国工业化中后期，劳动力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资源约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等问题同时产生绝不是巧合，而是意味着中国真正的转变可能开始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必然面对的，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变最终会推动劳动力价格的加速上涨，工资收入的提高为居民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准备了条件，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将更多地体现为国民的富裕和实惠。而这些很可能就是未来5~7年内要发生的事情。

从经济增长模式的层面看，消费增长和规模扩张意味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趋于上升，这为我们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创造了机会，中国将要踏上走向大国经济的路。

然而，对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消费类企业来说，消费规模扩张带来的并不是一顿免费的午餐。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中国的工业化是与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展开的，当工业化深化产生的资源约束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之时，市场化深化和国际化深化也正在给它们施加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正是这种生存环境让我们认为市场规模扩张和行业集中是未来同时并存的两大趋势。当然，这同样蕴含了希望，因为市场竞争和行业集中的结果只有一个：“剩”者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