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

七国、六朝之乱,是上流社会的争夺。五代之乱,是下流社会崛起,所以五代学术衰微极了。宋初,赵普、李沆辈也称知理之人,赵普并且自夸“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时说不到哲理。后来周敦颐出,才辟出哲理的新境域。在周以前有僧契嵩,著有《镖津文集》,劝人读《中庸》《文中子》《扬子法言》等书,是宋学的渊源。周从僧寿崖,寿崖劝周只要改头换面,所以周所著《太极图说》《周子通书》,只皮相是儒家罢了。周的学说很圆滑,不易捉摸,和《老子》一般,他对二程只说“寻孔、颜乐处”。他终身寡言,自己不曾标榜,也可以说是道学以外的人。

二程都是周的弟子,对于寻孔、颜乐处一话,恐怕只有程明道能做到。明道对人和颜悦色,无事如泥木人,他所著《定性篇》《识仁篇》,和李翱相近。他说“不要方检穷索”,又说:“与其是外而非内,不如内外两忘”,见解是很精辟的。伊川陈义虽高,但他自尊自大,很多自以为是之处,恐怕不见得能得孔、颜乐处。邵康节以“生姜树头生”一语讥伊川,就是说他自信过甚。

邵康节本为阴阳家,不能说是儒家,他的学问自陈抟传来,有几分近墨子。张横渠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佛家有“见病”一义,就是说一切所见都是眼病。张对此极力推翻,他是主张一切都是实有的。考回纥自唐代入中国,奉摩尼教,教义和回教相近。景教在唐也已入中国,如清虚一大为天,也和回教相同。张子或许是从回教求得的。

北宋诸学者,周子浑然元气,邵子迷于五行,张子偏于执拗,二程以明道为精深,伊川殊欠涵养,这是我的判断。

南宋,永嘉派承二程之学,专讲政治,金华派吕东莱辈,专讲掌故,均和哲理无关。朱文公师事延平,承“默坐证心,体认天理”八字的师训。我们在此先把“天理”下一定义。“天”就是“自然”,“天理”就是“自然之理”,朱文公终身对于天理,总没曾体认出来,生平的主张,晚年又悔悟了。陆象山和朱相反,朱是揭“道学问”一义,陆是揭“尊德性”一义。比较起来,陆高于朱,陆“先立乎其大者”,谓“‘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是主张一切皆出自心的。朱主张“无极太极”,陆则以为只有“太极”,并无“无极”的。两人通信辩论很多,虽未至诋毁的地步,但悻悻之气,已现于词句间。可见两人的修养,都没有工夫。陆象山评二程,谓“明道尚疏通,伊川锢蔽生”,实在朱、陆的锢蔽,比伊川更深。朱时守时变,陆是一生不变。王荆公为宋人所最嫉恶,惟陆以与王同为江西人,所以极力称颂,也可见他的意气了。明王阳明之学,本高出陆象山之上,因为不敢自我作古,要攻讦朱文公,不得不攀附于陆象山了。

陆象山的学生杨慈湖(简),见解也比陆高,他所著的《绝四记》《己易》二书,原无甚精彩,《己易》中仍是陆氏的主张。但杨氏驳孟子“求放心”和《大学》“正心”的主张说:“心本不邪安用正,心不放安用求。”确是朱、陆所见不到的。黄佐(广东人)指杨氏的学说,是剽窃六祖惠能的主张,六祖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一偈,确是和杨氏的主张一样的。

宋代的哲学,总括说起来:北宋不露锋芒,南宋锋芒太露了。这或者和南北地方的性格有关。

南宋,朱、陆两派可称是旗鼓相当。陆后传至杨慈湖,学说是更高一步。在江西,陆的学说很流行,浙西也有信仰他的,朱的学说,在福建很流行,后来金华学派归附于他,浙东士子对朱很有信仰。

元朝,陆派的名儒要推吴澄(草庐),但其见解不甚高。朱派仅有金华派传他的学说,金履祥(仁山)、王柏(会之)、许谦(白云)是这一派的巨擘。金履祥偶亦说经,立论却也平庸。许谦也不过如此。王柏和朱很接近,荒谬之处也很多,他竟自删《诗》了。

金华派传至明初,宋濂承其学,也只能说他是博览,于“经”于“理”都没有什么表见。宋之弟子方孝孺(正学)对于理学很少说,灭族以后,金华派也就式微。明初,陆派很不流行,已散漫不能成派,这也因明太祖尊朱太过之故。明自永乐后,学者自有研究,和朱、陆都不相同,学说也各有建树。且列表以明之。

永乐时,薛、吴二人,颇有研究,立明代哲学之基。薛瑄(敬轩),陕西人,立论很平正,和朱文公颇相近。明人因为于谦被杀时,他居宰辅地位,不能匡救,很有微词,并且因此轻视他。吴与弼(康斋),家居躬耕,读书虽少,能主苦学力行,很为人所推重,后来他由石亨推荐出仕,对石亨称门下士,士流又引以为耻。

薛的学问很少流传,吴的学问流传较广,胡居仁、娄谅和陈献章三人,是他的学生。胡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发明,明人对他也没有反对。娄的著作后来烧毁净尽,已无可考,不过王阳明是他的学生。陈在胡死后才著名,时人称为“白沙先生”。

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白沙始。宋人欢喜著书,并且有“语录”之类。陈白沙认著书为无谓,生平只有诗和序跋之类。他的性质,也和别人不同;初时在阳春坛静坐三年,后来只是游山赋诗,弟子从学也只有跟他游山。陈生平所最佩服的,只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吾与点也”这些话。对于宋儒都不看重,就是明道也不甚推重;他自以为濂溪嫡派,终日无一时不乐的。白沙弟子湛若水,广东人,本“体认天理”一语,他以为无论何事,皆自然之规则。王阳明成进士时,和他交游,那时他学问高出王之上。后来,王别有研究,和他意见不甚相合;他自己讲学,流传颇广,知名的却很少。

王守仁(阳明)本是欢喜研究道教的,曾延道士至家,再四拜求。后来从娄谅游,成进士后又和湛往来,见解遂有变更。贬龙场驿丞以后,阳明的学问大进。他看得世间别无可怕,只有死是可怕的,所以造石棺以尝死的况味,所主张的“致良知”,就在卧石棺时悟出。在贵州时有些苗民很崇拜他,从他讲求学问,阳明把知行合一和他们说。阳明的“知行合一”,和明道有些相同。明道以为曾经试行过,才算得“知”,没全试行过,不能称为“知”。譬如不知道虎之凶猛的人,见虎不怕;受了虎的损害的,就要谈虎色变了。这类主张,渐变而为阳明的主张。阳明以为知即是行,也可说“知的恳切处即行,行的精粹处即知”。不过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是在贵州时讲的。后来到南京,专讲静坐,归江西后又讲“致良知”了。《传习录》是他在贵州时的作品,和后来有些不合。

阳明自悟得“致良知”以后,和朱文公不能不处于反对地位了,但并非专和朱反对,才有这些主张的。有人谓“致良知”的主张,宋胡宏在“胡子知言”已有讲起。阳明是否本之于胡,抑自己悟出,这是不能臆断的。阳明讲“良知”,曾攀附到孟子。实在孟子的“良知”,和他的殊不相同。

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见他专就感情立论。阳明以为一念之生,是善是恶,自己便能知道,是溢出感情以外,范围较广了。孟子和阳明的不同,可用佛法来证明。《惟识论》里说:一念的发生,便夹着“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项。且把这四个名词下一解释:

(一)相分。“相分”就是“物色”,就是我们所念的。

(二)见分。“见分”就是“物色此物色”,也就是我们所能念的。

(三)自证分。一念时有别一念同时起来,便是“自证分”。譬如我讲了后一句话,自己决不至忘了前一句话。便是“自证分”在那里主之。

(四)证自证分。“自证分”的结果,便是“证自证分”。

再用例来说明:譬如,想到几年前的友朋,想到他姓张或姓李,后来忽然断定他是姓张,当时并不曾证诸记录或书籍的,这便是“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的连合了。依此来判良知,孟子所说是指“见分”,阳明是指“自证分、证自证分”的。可见阳明和孟子是不相关连的,阳明所以要攀附孟子,是儒家的积习:宋人最喜欢的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苏氏兄弟也常说这话。实在《中庸》所说是专指感情的,宋人以为一切未发都算是中,相去很远了。还有“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一语,也为宋人所最爱用,陈白沙更用得多。在《诗经》原意,不过是写景,《中庸》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一节也不过引用诗文来表明“明”的意思。“察,明也”,鸢在上见鱼,很明白地想要攫取;鱼在下见鸢也很明白,立刻潜避了。就是照郑康成的注解,训“察”为“至”,也只说道之流行,虽愚夫愚妇都能明白,用鸢鱼来表示上下罢了,其中并没含快活的意思。宋人在“鸢飞鱼跃”下面,一定要加“活泼泼地”四字,和原意也不同了。这些和阳明攀附孟子是一样的。

阳明“致良知”的主张,以为人心中于是非善恶自能明白,不必靠什么典籍,也不必靠旁的话来证明,但是第二念不应念,有了第二念自己便不明了。人以为阳明的学说,很宜于用兵,如此便不至有什么疑虑和悔恨。

晚年阳明讲“天泉证道”,王畿(龙溪)和钱德洪(绪山)是从游的。钱以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为致知,存善去恶为格物”。王和他不同,以为一切都是无善无恶的。阳明对于这两种主张,也不加轩轾于其间。

阳明的弟子,徐爱早死,钱德洪的学问,人很少佩服他。继承阳明的学问,要推王艮和王畿。王艮,泰州人,本是烧盐的灶丁,名“银”,“艮”是阳明替他改的。他见阳明时,学问已博,初见时阳明和他所讲论,他尚不满意,以为阳明不足为之师,后来阳明再讲一段,他才佩服。他的学问,和程明道、陈白沙颇相近,有《学乐歌》:“学是乐之学,乐是学之乐。”从他游的颇多寻常人,间有上流人,自己真足自命不凡的。王畿是狂放的举人,很诽议阳明的,后来忽又师事阳明了。黄梨洲《明儒学案》对于二王都有微词。他佩服的是阳明的江西弟子。

阳明的江西弟子,以邹守益、欧阳德、聂德、罗洪先为最有造就。罗自有师承,非阳明弟子,心里很想从阳明游,不能如愿,后来阳明也死了。阳明弟子强罗附王,他也就承认。罗的学问比他弟子高深得多,自己静坐有得,也曾访了许多僧道。他说:“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云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黄佐对于罗的论调,最不赞同,以为是参野狐禅,否则既谓无物,哪有鱼龙。实在,心虽无物而心常动。以佛经讲,“阿赖耶识”是恒转如瀑流,就是此意。罗所说“云气”和“鱼龙”是表示动的意思。罗洪先自己确是证到这个地步,前人没有及他的了。

王时槐的学问自邹守益传来,见解颇精深。他说:“纯无念时,是为一念,非无念也,时之至微者也。”譬如吾人入睡,一无所梦,这时真可算无念,但和死却有分别的。就佛法讲“意根恒审思量”。意根念念所想的什么?就是“我”,“我”就是“阿赖耶识”。我所以不忘这“我”,便因有了“意根”之故。“我”,寻常人多不疑,譬如自己说了一句话,决不会疑“这是谁说的”,至于其余对象,我们总要生一种疑虑的。念念想着,和无念竟是差不多,我们从早晨起来感到热,继续热下去,也就感不到了:所以纯无念时,仍有一念。

王艮弟子王栋说主张意与心有分,以为“意非心之所发,意为心之主者”这种主张,和佛法说有些相同。佛法以“阿赖耶识”自己无作用,有了意根,才能起作用,也就是禅宗所谓“识得主人翁”的意思。刘宗周对于王栋的主张很多采取,栋自己看书不多,这种见解,的确是证出的。

阳明、若水两派以外,有许多士子信仰吕经野的主张。吕,陕西人,笃守礼教,和朱文公最相近,立言很平正,无过人处。当时所以能和湛、王并驾,这也因王的弟子太不守礼法,猖狂使人生厌,那些自检的子弟就倾向吕经野了。原来何心隐习泰州之学差不多和政客一般,张居正恨而杀之。李卓吾师事何心隐,荒谬益甚,当时人所疾首痛心的。这守礼教和不守礼教,便是宋、明学者的大别。宋儒若陆象山见解之超妙,也仍对于礼教,拘守不敢离,既禁止故人子的挟妓,又责备吕东莱的丧中见客。明儒若陈白沙已看轻礼教,只对于名节还重视,他曾说“名节乃士人之藩篱”。王阳明弟子猖狂已甚,二王为更甚,顾亭林痛骂“王学”(即王阳明所创学派)也是为此。

湛、王学问,晚年已不相同,但湛弟子许孚远,却合湛、王为一。再传至刘宗周(戢山),自己又别开生面,和湛、王都有些不同。刘主张“意非心之所发”,颇似王栋,“常惺惺”,也是他的主张,这主张虽是宋人已经讲过,但他的工夫是很深的。阳明附会朱文公《晚年定论》,很引起一般人的攻讦。同时有罗钦顺(整庵)和他是对抗的。罗的学问,有人说他是朱派,实在明代已无所谓纯粹朱派。罗的见解,又在朱之上,就说是朱派,也是朱派之杰出者。罗本参禅,后来归入理学,纠正宋儒之处很多。朱文公所谓“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罗表示反对,他说:“义理乃在气质之中。”宋人于天理人欲,纠缠不清。罗说:“欲当即理。”这种见解,和王不同,较朱又高一着,所以能与阳明相抗衡。清戴东原的主张,是师承罗的学说的。明末,东林派高攀龙、顾宪成等也讲宋人学问,较阳明弟子能守规矩。他们有移风易俗的本意,所以借重礼法。不过党派的臭味太重,致召魏忠贤杀害的惨劫。清初,东林派还有流传,高愈、应谦辈也只步武前人罢!

此外尚有李颙(二曲)也是名儒。李,陕西人,出身微贱,原是一个差役。他自己承认是吕派,实际是近王派的,所发见很不少。他每天坐三炷香,“初则以心观心,久之心亦无所观”,这是他的工夫。他尝说“一念万念”一句话。这话很像佛法,但是究竟的意思,他没有说出。我们也不知道他还是说“一念可以抵万念呢”,抑或是“万念就是一念呢”?在佛法中谓:念念相接则生时间;转念速,时间长,转念慢,时间短;一刹那可以经历劫。李的本意,或许是如此。李取佛法很多,但要保持礼教面目,终不肯说出。“体用”二字,本出于佛法,顾亭林以此问他,他也只可说“宝物出于异国,亦可采取”了。清代,理学可以不论,治朱之学远不如朱。陆陇其(稼书)、汤斌等隶事两朝,也为士林所不齿,和吴澄事元有什么分别呢?江藩作《宋学渊源记》,凡能躬自力行的都采入,那在清廷做官的,都在摈弃之列。

颜元(习斋)、戴震(东原),是清代大儒。颜力主“不鹜虚声”,劝学子事礼、乐、射、御、书、数,和小学很相宜。戴别开学派,打倒宋学。他是主张“功利主义”,以为欲人之利于己,必先有利于人,并且反对宋人的遏情欲。

罗有高(台山)、彭绍升(尺木)研究王学的。罗有江湖游侠之气,很佩服李卓吾;彭信佛法,但好扶乩;两人都无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