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最早对翻译产生兴趣，是在1985年高中毕业后，上大学之前。高考之后，闲来无事，到汉口姑妈家过暑假，去了趟武胜路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谈英语谚语翻译的小书，薄薄的，只记得作者姓曾，不记得名字了。1985年秋我考进了华中师范大学，读的是英语系，课程以语言和文学类居多，大四上学期我们系才开设一门翻译课，主要讲英译汉，我的翻译启蒙老师是陈宏薇教授。当时陈教授刚从美国访学回来，访学期间她师从美国翻译家奈达，后来还请奈达在科学会堂作过讲座。陈教授美丽端庄，和蔼亲切，知识渊博，口语流利，吸引了班上的每一位同学。她上翻译课用的是自编油印讲义，经常提问句子的翻译，我常常自告奋勇，积极回答，虽然翻译得不一定好，但往往得到陈教授的赞许。所以，我对翻译的热情更高了。该准备毕业事宜了，系里规定我们可以写毕业论文，也可以做翻译，我选了翻译，找了美国作家库柏的《皮绑腿的故事》（今译《皮袜子故事集》）中的一节，在姑妈家的书桌上，用带格子的信纸完成了翻译任务。在大学期间，我的听说读写练得比较多，翻译实践活动比较少，只进行了课文句子翻译。1989年毕业，我被分配到武汉工学院外语部教大学英语。记忆中我参加过两次“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其中一次的参赛原文是篇说明文，还请陈教授帮我批改过，改动很大，后来自己又修改一番才拿去投稿，可惜都没有获奖。工作之余，还是喜欢钻研翻译，看些翻译方面的书，翻译些文章。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改名家翻译。我的书柜上有一本北京外国语学院庄绎传教授的翻译文集，主要是散文，原文配译文。我用铅笔在译文上涂涂改改，也不管对错，很有成就感。二是自己翻译了一篇歌颂母亲的文章《厨房里的女人》（The Woman in the Kitchen），其原文刊登在美国《读者文摘》1989年第12期。翻译完毕，我用带格子的信纸誊清，共13页，文末注明于1991年3月31日定稿，寄给外交学院的陈文伯教授，请他批评指正。文伯教授是《英语世界》的编委，我是在杂志上找到他的地址。几天后文伯教授回信了，说最近很忙，要晚些时候，说不定到暑期才能看完提意见。终于，他寄来了批改信，译文是用红色圆珠笔改的，个别地方还用了铅笔。他建议将标题改为“三只炉子的启示”，因为故事是围绕三只炉子展开的。每张信纸上都有他批改的痕迹，有的上面几乎每一行都进行了修改，可以想象文伯教授倾注了多少心血！回信中除了我寄去的原文和译文，他还专门用外交学院的信纸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谆谆教导：“……改得比较多是求全之举，当然有些地方是理解问题，希望你细致对照原文看看……我建议你在对照阅读的时候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探究其原因，然后针对自己的弱点看点书，包括英语语法修辞之类的书。此外也可以看点有关英美社会文化方面的书。语言不能脱离文化，不知道社会文化背景也是造成困难的原因。学习既要有韧劲又要知道方法。方向要对头，要把基本功打牢。”这是对年轻人莫大的教导和鼓励！信是挂号寄来的，邮戳显示1991年6月21日从北京发出，6月24日寄达武汉。这封信我一直珍藏至今。此后，我还就考研问题请教过文伯教授，老先生已经退休，但每信必复，倾其所知，细心指点，字里行间饱含对后辈学子的爱惜和勉励之情。

前辈的提携和鼓励更激发了我对翻译的兴趣。1992年我考取天津外国语学院翻译方向研究生，跟随林克难教授学习翻译。研究生期间，我在专业上学习了语言学、英译汉、汉译英几门课程。教汉译英课程的有两位教师，一位是英国教授约翰，我没问过他姓什么，他懂汉语，妻子是中国人，约翰说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语，曾在美国生活多年却依然保留着英国国籍。另一位是曾经担任联合国译员、退休后受聘来授课的杨老师，风度翩翩，慈祥谦和。林克难教授讲英译汉，要求我们课前翻译作品，课堂上一起讨论。在林教授的课上，我们第一次接触金隄教授的等效翻译理论，知道了美国当代作家厄普代克，听说了推出很多文学大家的杂志《纽约客》。林教授对厄普代克小说语言的讲评深入细致，从此我开始注意到这个作家，读他的书，如“兔子”系列小说，后来还买过他的诗集和经典小说合集。读研期间，我参与翻译了《天津开发区工商企事业名录》，阅读了一些英语刊物和英汉经典文学作品，包括萧乾和毛姆的书。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就从萧乾等人翻译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里找了很多例句。在天津求学期间，我个人还发生了很多小故事。刚到天津的时候，我很不适应，加上新婚燕尔，第一次出远门，一度产生转学回老家的念头。除了和家人通信解乡愁，我还不时给陈宏薇教授写信吐苦水。陈教授总是鼓励我，年轻人当志存高远，克服眼前的困难，珍惜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优质翻译资源。她在生活上、学术上给我以耐心热情的指导。为转学的事，我还求教过武汉大学英文系的袁锦翔教授，问能否转到武大。当时，锦翔教授已退休，特地跑到学校有关部门打听消息，来信告诉我，因教育部已把学费拨到天津外国语学院，不可能再调整。从此我打消转学念头，安心学习。我课余最大的爱好是逛书店、买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生活在天津的作家孙犁就是在那时进入我的视野，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如今，我手头还有好几本孙犁的作品，如1992年11月在天津买的《如云集》。

我最早对称呼语研究产生兴趣，是到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不久。1995年元月，我从天津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回故乡湖北，在武汉大学英文系任教。本来，我曾考虑回桂子山上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也去试讲过，陈宏薇教授等专家听课后也表示认可，愿意接收，但因为武大名气大，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去坐落于珞珈山的武大。我在武大接手的第一门课程是大学一年级《精读》，因为教学需要，查阅了一些英美杂志如Newsweek、Times等，对当时媒体提到的国内外政要称谓萌生了兴趣。后来在英语报刊上找了些资料，写成一篇小文，在外国语学院内部刊物《外语教学与测试》上发表。1999年我考取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主攻方向为现代汉语修辞学。我一边在英文系当老师，一边在中文系读博士，对称呼语的兴趣依然不减。当时，董建华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各种媒体对他的称呼五花八门，由此，我不知不觉对他的称呼产生了兴趣。有一次，还特地跑到外刊比较多的经济学院资料室去查阅英美报刊，搜集语料，后来写成一篇小文投给《修辞学习》。2001年5月，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进修英语教学。一天，在图书馆浏览期刊，发现拙文居然发表在《修辞学习》2001年第4期，这使我倍感欣慰，很受鼓舞。2002年6月回国，经与导师郑远汉教授商量，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定为“《红楼梦》称呼语研究”，一来可以继续研究称呼语，二来可以迫使自己多读几遍《红楼梦》，深切感受汉语魅力，不断提高汉语水平。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如应届生那样可以专心致志于论文写作，看到同届的师弟三年顺利毕业，我感到很惭愧，同时也受到鞭策。导师知道我边教书边读书不容易，也不催促。但自己深知不能一拖再拖，2003年下定决心要发愤完成博士论文。当时，我写完一章就交给导师看，郑教授及时细心地一一批改，终于在2004年上半年提交论文，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很荣幸在答辩会上得到我国著名修辞学家、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等学者的指导。答辩结束后，赶上外国语学院筹措了一笔资金，要出版外国语学院博士文丛，我的论文有幸成为文丛的第一本，2005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我的第一部专著《〈红楼梦〉称呼语研究》。

同年，我接受学院任命，担任英文系系主任，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我是英文系培养的第一个博士。我不敢辜负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工作上投入了不少精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此同时，个人的教学和科研不免受到影响。事实上，烦琐的行政事务不允许我潜心从事科研，看书学习只能见缝插针。这种情况持续到2010年6月，因为家庭原因，我调离武大，到汕头大学工作。汕头大学提供了优厚的科研启动资金，没有安排行政工作，教学工作量也不重，因此，我重拾对《红楼梦》称呼语的兴趣，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转向重点研究该书称呼语的翻译。在汕大工作两年，我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三门翻译方面的课程，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探讨和思考翻译理论问题。同时，我也积累了一些翻译实践经验，比如翻译潮汕侨批文化资料和《汕头大学学报》中文摘要。

2012年7月，出于长久以来对翻译的浓厚兴趣，我离开汕头，移居珠海，进入暨南大学珠海校区翻译学院，继续专注于自己喜欢的翻译教学与研究工作。一方面，《红楼梦》称呼语的翻译研究仍然在继续；另一方面，我开始从事图书翻译。到目前为止，我独立或主持翻译，参与翻译、审校并已出版的图书共计六部。

《〈红楼梦〉称呼语翻译研究》可以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本人2007年至2018年在科研上的探索。书中大部分章节均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此次出版，在格式和文字方面均进行了改动，特别是各章节中原文所用案例重复较多，本书进行了一定的删减。

全书正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探讨与《红楼梦》英译研究密切相关的中文版本问题。《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霍译和杨译为《红楼梦》英译对比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两者原文版本的差异没有引起相关翻译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本章扼要介绍《红楼梦》中文版本情况，指出两个英文全译本采用的中文版本有别，并举例分析两者的差异。只有提高中文版本意识，才能把《红楼梦》英译对比研究不断引入精细化、科学化发展轨道。

第二部分为《红楼梦》称呼语研究，包括第二、三、四章，从修辞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认知语用学角度探讨书中的称呼语。第二章从礼貌语言角度探讨《红楼梦》中的称呼语。称呼语是礼貌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称呼语可视作礼貌连续体，礼貌称呼从正极到负极，共分八类：尊称、敬称、昵称、谦称、谐称、傲称、蔑称、詈称。其中尊称、敬称、昵称、谦称是礼貌性称呼，为正极；傲称、蔑称、詈称为负极；谐称是中间态，或近于昵称，或近于蔑称、詈称。本章对会话中各类礼貌称呼语，尤其是正极类礼貌称呼语进行描写和说明。这样的分析大体是静态的，而实际交际中称呼语的使用是动态的，同一种称呼语在不同情境下可表达不同甚至迥异的情感。

第三章结合《红楼梦》中的会话，讨论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身份、地位等客观因素和态度、动机等主观因素对称呼语使用的制约作用。

第四章从认知语用学角度研究探讨《红楼梦》中的称呼语。结合认知语用学有关理论分析修辞现象是修辞研究的新动向。国内学者提出一种新型语用分析理论——“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该理论包含“自主—依存分析框架”。本章尝试运用该理论，以《红楼梦》会话中的称呼语仿拟为例，对仿拟这一常见修辞格进行认知分析，以利于修辞格研究的深入。

第二部分有些内容见于《〈红楼梦〉称呼语研究》，但这本书出版十多年了，已经脱销，没有再版，市面上不易见到，这次一并收入，便于读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红楼梦》中的称呼语，为更好地理解后面的称呼语翻译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六、七章，重点探讨《红楼梦》称呼语霍译的特点，涉及创造性、礼貌性及调和美。

第五章运用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对霍译《红楼梦》中以“好”字开头的典型昵称实例进行归纳分析，指出其灵活性与创造性，为称呼语的汉英翻译提供参考。对霍译而言，动态对等是原则，创造性是手段和体现。有了原则的指导才能避免简单、生硬的形式对等翻译而进行创造性翻译，而只有进行创造性翻译才能保证其原则的实施。霍译的最终目的是顺应读者的欣赏期待，满足译文读者的审美需求。

第六章旨在将礼貌现象与《红楼梦》霍译中的称呼语翻译联系起来，考察其积极礼貌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昵称增译的研究，发现霍译称呼语中丰富的积极礼貌形式。

第七章以称呼语为切入点，比较《红楼梦》两个全译本在称呼语翻译上的异同，揭示霍译的文学创造性，解开霍译深受西方读者欢迎之谜。本章通过实例分析指出，霍译既有其灵活的一面，也有其忠实的一面，是忠实与灵活的有机结合、归化与异化的巧妙调和。霍译希望传达原文的所有内容，但又必须考虑英语自身特点及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所以只能在忠实与灵活之间游走，最大限度地调和归化与异化，以便译文读者获得类似原文读者的艺术享受。

第四部分包括第八、九章，主要是称呼语对比研究。第八章结合《红楼梦》探讨汉英两种语言中称呼语的差异。作为一类特殊的词语，称呼语具有衔接功能。就《红楼梦》中的会话而言，有四种情形明显地体现了汉语称呼语在语篇中的衔接作用：移用、易用、简化和喻用。本章以汉语名词性称呼语为出发点，通过将《红楼梦》原著与杨译本进行对比，考察汉英称呼语的衔接差异。经过对比发现，英语称呼语在衔接上整体表现为简化和转化。

第九章重在比较杨译和霍译两个不同版本中称呼语的翻译。称呼语是礼貌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这一中国古典文学巨著，含有丰富的礼貌语言材料，充分体现了礼仪之邦的文化内涵。杨译本与霍译本在对该著作称呼语的翻译上各有千秋。本章主要考察两译本对称呼语的处理，具体涉及尊称、谦称和昵称。两者总体上采取简化策略，但比较而言，杨译忠实于原文，对许多中国文化特有的称呼语进行直译，霍译则更多考虑译文读者社会、文化心理和英文表达习惯，译法灵活多样，具有明显的西化、口语化特点。两译本称呼语翻译的对比研究可推动汉语典籍礼貌语言翻译研究。

如果说前四部分是内部研究，第五部分则是外围研究，包括第十章至第十二章，主要是与称呼语及《红楼梦》翻译相关的内容，涉及翻译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中动态对等、礼貌研究、改写、语气隐喻、语用能力、语言的显性与隐性等话题。

第十章结合书信、对话和修辞格的翻译，探讨《红楼梦》霍译言语风格的动态对等，指出对言语风格动态对等的追求应该摆在文学翻译的重要位置。

第十一章以礼貌现象为例，结合《红楼梦》霍译本，从称呼语、请求语等方面探讨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差异。汉语文学作品的外译，应考虑目的语文化与读者的接受程度，顺应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包括礼貌方面的需要，进行适当的改写。如果过分强调对原著的忠实，译文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差太大，势必难以满足其审美需求，导致阅读行为的终止和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第十二章以请求语为例，重点研究霍译《红楼梦》中的语气隐喻，考察原文为直接请求、译文为间接请求的语料，从句子功能层面对双语语料进行分析，揭示霍译中语气隐喻背后的语言和文化动因。从语气隐喻角度探讨翻译中的不对等，可促进文学作品中的对话翻译研究，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参考。

本书附录一是本人近年撰写的四篇英语论文，其中两篇收录于公开发表的翻译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分别从改写、文化翻译、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接受理论等方面探讨英汉互译问题。附录二收入本人近年发表的四篇汉语文章。前三篇发表在吴礼权、李索主编的《修辞研究》辑刊上，主要结合本人阅读汉语文学作品和翻译英语社科及文学类图书的实践，探讨英译汉问题，涉及言语风格和修辞创新等话题。第四篇是刊登在《中国翻译》上的争鸣文章，探讨文学作品翻译的标准问题，其核心思想为：细节的翻译不能一概追求准确、忠实，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鉴于两种语言的差异，为了读者的审美愉悦起见，有时需要牺牲细节，适当改写，以保全译作的文学性，赋予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生命力。两附录中英文文章篇数相等，意在呈现一种对称美。

本书内容作以上安排，便于读者一览本人十余年来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的足迹。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之间，今年已是我的知天命之年。编写这本专著，正好借以检视人到壮年的成绩。事到如今，方知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根基薄弱，缺乏韧性，视野狭窄，无所建树，较之同侪，不禁汗颜。好在借助于有限的理论素养，还能做一点翻译，出几本译著，时常品味翻译之乐，偶尔碰上神来之笔，深感欣慰！

本书出版，得到暨南大学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和暨南大学翻译学院珠海市优势学科“翻译学”项目的资助，谨致谢忱。感谢多年来各位师长、同事、友人和学生的关心、鼓励和帮助，特别感谢我的本科生导师陈宏薇教授、研究生导师林克难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郑远汉教授，三位导师在学生的学术和生活之路上给予热心的指导和关怀，让我更加热爱语言，热爱翻译，同时也赋予我力量，让我向自己的学生传递、与业内外人士分享这份热爱之情。感谢家人和亲人的爱护、理解和支持，尤其感谢我的妻子兰汉红女士，她聪慧善良，是我的良师益友，为了家庭，牺牲了事业，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纰漏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陈毅平

2018年7月8日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