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遗传既贡献了你不齿的，也贡献了你赞美的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这个物种在现实社会中展现出极其多样的行为，一直引起文学家、哲学家、博物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好奇。后来，心理学家、遗传学家、分子生物学家也加入了讨论队伍，并自我感觉比前辈更深刻。

受二分法的毒害，传统上，大部分学者喜欢用先天／后天、善／恶、自私／利他、自然／文化等成对的概念来讨论人的行为和所谓的“人性”。能够想象，仅这几对概念就会组合出许多互相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阵营，再精致的论证和再多的经验证据似乎都难以化解各方的立场分歧。

20世纪早期，哲学、神学、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把基因与行为分割开，认为文化是后天的，不能归因于遗传。他们不愿意把人还原为普通动物，在其学说中想尽办法提升“文化”所占的比重。他们差一点儿就会说，遗传不重要，人不过是文化的产物，文化能令人崇高、能令社会变得完美。“猪狗不如”“人面兽心”“狼心狗肺”等俗语便是以文化的名义声讨一些人某些行为的不当。其实这类“唱高调”的学术倾向，只是看起来很美，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以文化或者文化改造的名义，人类干过无数蠢事和恶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倒过来，宁可不要那“万恶”的文化，而取自然性、动物性、兽性，动物再坏还坏得过人吗？可以猜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风格迟早会转化的。

随着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发展，情形真的倒置过来了：原来是向宏观文化、利他方向使劲，现在则是向微观基因、自私方向用功。原来拒绝还原，现在则想尽办法还原。于是“自私的基因”“广义适合度”之类的概念大行其道。我故意不提相关人物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W. D．汉密尔顿（W. D. Hamilton），因为有这类想法的岂止这两人，如果对号入座，有人可能会找出某个细节加以狡辩，比如会说“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从这一论证风格看来，自私自利是第一位的概念，而利他、合作则是导出概念，因而是第二位的。读这类学者的著作，绝对是一种智力训练。他们真的非常聪明，却把才智用错了地方，因为再好的论证也掩盖不了平庸的思想。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他们可以把跳进冰冷的河水营救陌生人解释成自私行为，因为你想得到表扬；还可以把母亲对孩子的奉献也解释成自私行为，因为你们是直系亲属，想更好地传递基因！捧臭脚者在一旁说，这才是真学术，给出了从微观到宏观一以贯之、完全一致的解释，这才是科学啊！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承认天下有自私和利他两类不同的现象，但是就是拒绝赋予它们对称的地位。

但是，三十年后还有新的三十年。二分法也有被怀疑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学术思想。

耶鲁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新作《蓝图》，与另一本名字类似的作品，也就是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的《蓝图：DNA如何形塑我们》（Blueprint: How DNA Makes Us Who We Are），都没有采取老一套“二者取一”的策略。这是我个人赞同的思路，因而也愿意在此推荐一下。

读完克里斯塔基斯的《蓝图》，我也想知道其他读者有什么反应。我在亚马逊网站看到这样的评论：“A well-supported optimistic perspective on who we truly are”“Natural Humanism, why we are basically good”，大意是“关于我们人性的一种证据充分的、乐观的看法”“自然人文主义的思路，我们基本上还是善良的”。评论得很简洁，也很精确。

我个人的判断是，克里斯塔基斯真的打破了二分法及性状简单对应的神话。人类表现出的善与恶、合作与竞争，都有基因的基础也有文化的贡献，不能简单地说自然的、基因的就只对应于二分法中的一个侧面。反过来说，善良和美德的原因，既可以从遗传因素中寻找，也可以从文化培养中寻找，“好社会”的诸多特征不都是文化贡献的，我们的自然人性中就包含着善。

克里斯塔基斯归纳了好社会的八大特征：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爱伴侣和子孙后代，友谊，社会网络，合作，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温和的等级制，社会学习和教育。他认为，所有这些特征都来自个体内部，但正是这些特征刻画了群体。这些特征共同发挥作用，就能创造出一个可以顺利运转的、可持续的社会，一个美好的社会，个人身份为爱、友谊和合作提供了基础。是不是一定就这八个特征？未必，多一条少一条恐怕也是可以的，这个不重要。是不是只有人类才有这八个特征？我看根本不是，其他许多动物也拥有这八个特征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作者进一步认为这八个特征都有明确的遗传基础，可以从人类遗传的“蓝图”中找到根据。

别的不论，就还原这个过程而言，这与之前人们为宏观“正面”特征寻找微观“负面”证据的思路大相径庭，作者没有试图把利他作为一种有待还原的“副现象”。克里斯塔基斯认为，“自然的”社会状态也可以是好的，甚至是道德的（不是必然），做善事也可以源于人的天性，甚至是不可抑制的。这根本不同于一般的进化心理学说明进路。“在我看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界过分关注人类生物遗传的黑暗面，比如人性中的暴力、自私和残忍，却未能给予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应得的重视。”克里斯塔基斯对“科学界”的这番指责我是同意的，只是不敢说得太明确，我怕再被扣上反科学（家）的帽子。

其实，在我们人类的蓝图中早就写好了合作和爱他人的密码！当然蓝图中还写了别的，甚至相反的东西。为什么写两方面（其实未必是两方面，而是多方面，对于基因也不宜用我们宏观的伦理概念来形容）的东西？也许不应该提出这样的目的性、目的论的问题，但我觉得无须回避。每一个物种都要生存、长远生存，那么这个物种就必须进化出适合生存的基因组，基因组要高瞻远瞩，考虑多种可能性，以备在将来应对各种时局时减少风险。如果基因组仅仅是二分法的一个侧面，你不觉得基因组很傻吗？人的蓝图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一定变得相当精致，能够把握平衡。只有在微观层面就做到了足够平衡、多样，才能应对宏观层面的扰动、变化。即使准备不足，基因组也会突变出所需的特征（准确讲是中性突变加定向选择）。

基因的影响不仅在于个体，还包括社会结构和功能。好社会的八大特征对人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非常有用，有助于抵御不确定性，能提高人类的达尔文适合度，既增进个体利益也有助于集体利益，形成双赢。这一过程可以形成正反馈。人类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人类，就像人类塑造了社会环境一样。

克里斯塔基斯这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特别是提供了大量“自然实验”案例，包括战争和沉船时人的行为、接吻不具有普遍性、一夫一妻婚姻无必然性、皮特凯恩岛社会建设失败等方面的生动例子，也讨论了康德、休谟、弗洛姆、梭罗等哲人的高论，他的倾向也可明显看出来。作者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可能被批评者认为是实证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本质主义或决定论的，但他并不在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只是无伤大雅的“绰号”而已。

作者的观点也可以这样把握：既不要迷信基因，也不要迷信文化。作者高度肯定了地球上所有人都有共同起源（达尔文的思想），我们有“共同的进化遗产”，所有人类99%的DNA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属于一个物种。“事实上，对人类自身的科学理解能够通过识别我们共同人性的深层根源，促进正义的实现。我们现在开始逐步理解的支撑着社会的根基也就是作为我们蓝图的社会套件，与我们的基因相似性有关，而与我们的差异无关”。人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这一点写在我们的基因蓝图中。合作，群体才能生活得更好，群体昌盛之下个体也就舒服自在，首先是获得足够的安全性。

作者总结说：“人们被错误的二分法所误已经太久了！许多人都认为，对人类行为的遗传解释是不合时宜的，只有社会解释才是进步的。但是，在讨论人类进化问题时，这种认识其实只是掩耳盗铃，它还会导致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矫枉过正。对人类行为选择文化解释而非遗传解释，其实根本算不上一种‘更宽容’的做法。毕竟众所周知，文化因素在奴隶制、大屠杀和宗教审判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人凭什么认定，对于人类事务，社会决定因素在道德上或科学上一定比遗传决定因素更好呢？事实上，在我看来，人们对人类社会可变性的信念对人们的影响，要比对基因突变的信念更加严重。例如，关于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

有了共同大家庭的集体认同，人类的许多事情都好办。种内斗争，最终斗不出什么名堂，那么种间斗争以及与环境的斗争呢？

如果能同时阅读肖恩·B．卡罗尔（Sean B. Carroll）的《生命的法则》（The Serengeti Rules）就更好了，“种内的情况”和“物种与环境的情况”就齐全了。《生命的法则》主要讲生态法则，此法则并不神秘，其实就是大自然的一种调节机制。学过工程控制论的，很容易搞明白，这相当于一种负反馈。大自然中为何有那么多负反馈？复杂、互相约束，线性增长不成立。生命系统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各个层面，不同尺度，均有此法则，没有则不行！

现实系统中有正反馈也有负反馈。正反馈相当于马太效应，如钱能生钱，穷人翻身难。正反馈整体而论并不常见。《道德经》内讲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损不足以奉有余”。现代社会强调正反馈，人们经常希望得到正反馈，但大自然也在抗衡，比如富不过三代，再比如谁是成功的。这是天道平衡、自然公平，好事不能让一伙人都占了。

卡罗尔为何选了非洲的塞伦盖蒂（Serengeti）来命名生命的法则？生态法则存在于生命系统的各个层面，但在宏观层面才具有肉眼可视化。我们亲自到东部非洲走一趟就明白了，那里仍然保留有大量野生动物，多极了，它们达成了动态平衡，各占各的生态位。身临其境，更适合思索。非洲不够发达，但它是自然的、道德的、文明的！而很多地方高度发达、文明，却不够自然，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不够文明！理解这个矛盾，才能理解卡罗尔所说的生命的法则。

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存和命运，需要一盘象棋来决定，我只是说如果，那么，这盘象棋中所有的棋子，以及它们移动的规则，是否应该作为我们首要的技能来学习呢？其实，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确实存在一种游戏，它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命运和快乐密切相关。它的复杂与困难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整个象棋游戏。千百万年来，这种游戏一直以一种不为人知的形式延续着……这种游戏规则就是我们所称的‘自然法则’。”对于生物物种而言，是否“有意识地”知道这些法则其实不重要，把握这些法则靠先天遗传也靠后天学习。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估计也不知道，至少不会像人一样清晰地表达出来，但是它们在做！它们在践行那些法则，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也如此，只是现在有些膨胀不想承认那些法则，也不想遵守那些法则。后果是什么？人类受害，其他物种和环境也跟着遭殃。人类目前的许多重大（自然）灾害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此生态学解释。“自然”两字可以去掉，现在几乎没有纯粹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大灾难，都是人自己找的、自己创造的灾难。

我们的天性（蓝图）可能不比我们的文化更坏，反之也成立。好的文化因子，长时间后有可能写进蓝图。

2020年4月21日

于北京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