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新“一带一路”拓展方式的现实需要

基于新兴生产方式及国际分工变迁的时代背景，对于未来全球分工格局的走向，一方面推进模块网络化和产品内分工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因为既往亚欧间融合程度远不及亚太之间，由此推动亚欧合作是未来一大可行方向。由此，中国在自身转型发展的要求下，提出“一带一路”共建倡议；然而，国际化拓展的现实挑战和难度，客观上要求中国创新推进思路与方式。

1. 中国选择“一带一路”的必要性

模块网络化是一种自我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中国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转移过剩农业人口，倾斜性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因聚集全球范围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成为促使网络化兴起的重要基地。受国内外因素制约，中国不断累积依靠要素投入获得产出的生产环节，从而陷入粗放式发展。需要看到，一方面，粗放式发展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转移大量农业人口，并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历史贡献卓越；另一方面，粗放式发展也带来高昂的环境与社会代价，在国际国内形势趋于严峻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逐步提出适应“经济新常态”、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与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这些思想被系统纳入《“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据此，《“十三五”规划》全面制定，主要勾勒出国家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思路与蓝图。

从提出“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思路来看，“十三五”规划所勾勒的中国转型升级内部机制为：首先，促使生产与消费更便利联结，需要改革政府行政管理方式与体制，去除不当规管造成的交易成本攀升，并提高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的效率；其次，促使产业与空间相协调，推进“四化同步”；再次，以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为重点区域，驱动新兴生产方式率先发展；最后，配合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强化法治，重构国家治理体系。总之，供给侧配套政策的实施目标在于，驱动生产体系的网络化建构，并通过分工深化促使先进产业演进。⁽¹⁰⁰⁾

与此相匹配，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开拓与扩大国际市场、借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助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中国面对的现实而紧迫的必要选择。

2. “一带一路”的拓展方向

基于20世纪末以来全球分工格局的基本特征，亚欧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

随着欧盟东扩，欧洲主要以德国为中心，展开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和合作。相对于亚太融合，欧洲东扩式的市场拓展所产生的大市场效应相对有限，欧洲区域产业链条的分工深化程度也不及亚太区域；欧债危机后，欧洲更具有通过市场扩张驱动内部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强大压力和动力。对中国而言，东亚及亚太区域的融合已经到达一定程度，而只有大市场的形成对于促进分工深化意义重大，除北美以外，欧洲就是有望合作的大市场。特别是随着陆路、空中、网络等联通技术的突破和进步，以及网络化机制发展对小批量、多批次、快速运输产生强大需求，以大批量、耗时长为特点的海洋运输也存在一定劣势，由此，通过陆地和海洋联通亚欧，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借力大市场拉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

然而，“一带一路”的联通必须经过沿线主要国家和地区，因此，打通沿线地区各个节点，“一带一路”才可能真正实现市场联结。亚欧合作的海陆沿线地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基础设施薄弱，工业化水平较低。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取得显著成效的中国，有可能将相关技术和生产能力转移到沿线地区，一是促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三是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在境外经营过程中，产生对国内高附加值生产服务环节的需求，进而拉动国内产业升级。因此，与亚欧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长远目标不同，从邻近中国的外围国家启动建设，是中国当前能够找到的符合各方需要的现实选择。

由于国际环境相对复杂、各国国情迥异，“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推进“一带一路”的困境与意义

2013年9月、10月“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积极推进各项建设，然而，国际拓展的初步实践也使难度渐趋显著。

总的来说，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主要遇到三个领域的难题：首先，商业价值。微观企业是市场的主力，实现盈利是其运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但“一带一路”沿线不少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政治相对动荡的地区，这使企业拓展面临成本高昂、盈利前景不乐观等现实困境。即使有些项目在当地能够实现可观盈利，但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国家一般对本国外汇实行较严格的管制，由此企业普遍遇到收益难以汇回等问题，从而降低盈利预期。投资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不确定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拓展商业可行性的判断，从而使其在实际运作时积极性不高，最终导致“一带一路”建设在整体上看缺乏市场力量的支撑。

其次，安全困境。“一带一路”途经中东、北非、西亚等地缘政治关系、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地区，或者非洲贫困地区，他们在各类国际机构评级中属于高风险地区，银行难以放款，拓展企业得不到资金保障。更为现实的是，拓展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安全、员工个人的人身安全都时常面临威胁。如缺乏干净的水资源、疾病肆虐、医疗不足等，都严重影响到驻外人员的生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中国驻外使领馆大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当地服务平台，大型企业在与当地沟通时略有能力，但是中小企业基本难以获得国家帮助，以至于通过协会、帮派等寻求保护。

最后，实施困境。中国近代并没有对外殖民或海外拓展史，对于很多国家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缺乏深入了解，特别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非常具有挑战性。“一带一路”建设初期，追求盈利、规避风险的理性企业难以成为市场主力，在此形势下，该以怎样的组织方式推进，是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现实考验。

面对这么多严峻的难题与挑战，是否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又遭遇新的质疑。但中国不得不面对的是，建设“一带一路”是促使新生产方式、新经济关系、新地缘政治关系孕生并占据时代主流地位的过程；中国通过吸聚全球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但这种发展模式不管从国内，还是国际都难再为继，中国只有在顺应时代、促进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战略突围，由此也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推进“一带一路”，前行的中国无法回避。

由此，不是“是否”推进“一带一路”，而是“怎样”推进“一带一路”，是中国当前需要思考和创新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