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者的输入

对进入MBA项目的学员，主要有两套标准为选择基础。首先，是他们自己向项目提出申请。也就是说，挑选学员的候选库，并不是以什么领导能力、实际能力或潜在能力作为界定条件，申请人有就读MBA的愿望即可。当然，这或多或少地表明申请人对管理有兴趣，但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表明申请人对高收入有兴趣。商学院固然可以根据领导能力或管理潜力来筛选候选人，但在那个年纪，就比方说24岁吧，候选人才刚刚有两三年的全职工作经验，故此，这种挑选方法实在相当之随性。

另一套标准是绩效的硬数据。虽然没有工作表现的硬数据（候选人最多就工作过一两年），但考试成绩肯定是有的：考试分数GPA（毕业平均成绩）和声名狼藉的GMAT（研究生管理学科入学考试）分数。可别小看了商学院对此的重视。毕竟，它们能提供选择的客观标准，而跟管理有关（至少是跟管理教学有关）的一切，务必以客观至上。至于目标是什么，无关紧要。

我不知道说GMAT得高分跟管理实践的成功有关，到底有什么证据。当然，分数低（至少，对母语为英语的参试者而言）大概表明智力有点问题，而良好的管理者必须是个聪明人。但多聪明才够呢？人们早就知道，智力（智商测试里所说的“智力”）高低，和创造力高低毫无关系。换言之，聪明人的创造力各有高低。我相信，他们的管理能力同样各有高低。实际上，倘若我看到一个GMAT得796分，或者毕业平均成绩4.9的学生，我会禁不住好奇，这家伙是不是个“天才白痴”，也就是俗话说的那种只会考试，却不懂怎么跟客户说话的人。

我是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硕士毕业生（不错，也就是个年轻的MBA）。最近校方的杂志⁴上公布了1986年MBA班的统计数据。“1500多人竞争185个就学名额。”校方把申请者们分成12个等级，“大致以总成绩为划分基础”，总成绩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了GMAT分数和GPA成绩。“主要录取的是前三个等级的申请者。”实际上，头两个等级的申请者无一落选或后延（只有一些延期入学的），而第8到12级的申请者则统统被拒。第1等和第2等申请者的平均GMAT分数都是680，GPA成绩分别为4.5和4.6。至于第8到第12等的申请人，GMAT平均分在590到615之间，GPA成绩在4.1到4.3之间。我认为麻省理工完全是按照这两个分数的高低来录取学员的，不过副院长巴克斯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上述结果，的确表明校方非常重视GMAT和GPA分数。要不就这样说，校方在评估管理潜力时，认为这些分数与其他较为软性的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斯特林·利文斯顿（Stirling Livingston）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作“受过良好教育的管理者之神话”。⁵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与上述看法截然相反的证据：学员在哈佛商学院的成绩与之其后在管理岗位上的成功没什么联系。利文斯顿认为，有必要评估学生的直觉技能和职业感觉，而不仅仅是掌握学术理论的本领。

然而，要评估MBA申请者的直觉，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人年轻的时候，直觉根本没什么机会得以表现。人对刚刚理解的东西，是无法有效发挥直觉的。所以，要想知道大多数MBA申请者是否具备良好的直觉潜力，是很困难的。

此外，即便申请人具备直觉潜力，但要是潜力尚未发展成熟，也就无法将之应用在培训过程当中。于是，大多数传统MBA培训项目被简化成了正规分析。学生们只重视正规知识，一般而言即是技术类的知识。当然，毕业之后，这些知识能让他们获得快速晋升——如果说为期两年的商学院培训是以晋升为目的的话，至少这个目的总算是达到了。毫不出奇，只要直觉一抬起它神秘的脑袋，年轻的MBA毕业生们就忙不迭地把它给打压下去。（在会后的谈话中，我向一班MBA学生讲述了这些看法，一位年轻的学生评论说，“如果你根本没办法衡量直觉，又凭什么来挑选它呢！”真是非同寻常的评论啊。）

我的管理教育入学标准很简单：在管理岗位上取得了确凿的成功。这意味着两点。首先，申请人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考虑是否接受这类教育的时候，他们至少应该有个三十来岁。我偏好专一精深的经验，也就是申请人的经验全都来自同一个行业，最好是同一家组织。只有这样，知识基础才扎实、“深厚”（人类学家爱用这个字眼）。我不愿接受所谓的“职业经理人”，那种不停从一个岗位飞到另一个岗位的“候鸟”。其次，候选人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应当是确凿的，得到了证实的。换言之，他们不应当是自己选自己，而应当由追随他们的下属、尊敬他们的同僚、赏识他们的上司，对其加以举荐。依靠这样的方式，管理培训才不会浪费在不太可能成为高效管理者的人身上——我以为，如今相当多的MBA学员都不太可能成为高效管理者。

当然，在这里，我假定MBA意味着A（administration，指管理）与B（business，指商业）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培训商业，也要训练管理。也有人认为，我们应当把两者拆开，为企业里的特定岗位培训人才（也就是更侧重分析性的岗位，如市场研究或会计等），而不是假装我们要把学员培训成管理者。但这需要改变大量的既定心理期待，不仅包括申请者的心理期待（这些公司相信，因为自己在MBA教室里坐了几年，很快就能走上权力岗位），也包括很多招聘公司的心理期待（这些公司相信自己聘用的是未来的领导者），甚至还有商学院的心理期待（它们是按每年出产60 000名MBA做的教学经费预算，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管理教育没作用，我只是说，要是学生们没掌握领导诀窍，它就没什么意义。若干年前，赫伯特·西蒙在“先天天赋-后天教育”的辩论中曾说，要是你想培养出一流的运动员，你必须先找个“老天爷赏饭吃”的好苗子（比如我这样的人就不成），然后“凭借实践、学习和经验，把天赋变成成熟的技能。”⁶对于管理，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供传授，但我们总该把知识教给会用的人吧。

和其他理论一样，管理理论是概念化、抽象化的。没有经验的人无法理解。他们必定会像失去控制的加农炮一样到处乱开火，以为线性规划和投资模型能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与之相反，老练的管理者有经验，能够控制概念。一些人会半扣着扳机，寻找暂时应急的解决方法。至少，经验能让人怀疑理论的可行性。即便是对卡尔·波普（Karl Popper）这样的科学哲学家来说，检验应用理论的最佳方法，仍然是看聪明的从业者能不能利用它更有效地解决自身的问题。

[1] 美国和加拿大高中毕业成绩以5分为满分。—译者注

[2] 1963年，我的GMAT得了602分，GPA成绩还不到4分。倘若是在1986年，我能划入哪个档次呢？

[3] 巴克斯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说，“申请者在可衡量的素质方面，实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申请人的GMAT平均分高达630分，GPA平均成绩是4.3分”（p.3）。可管理素质真的能衡量吗？扎莱兹尼克在《财富》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指出，这种对数字的依赖倾向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1958年斯坦福大学开办MBA班时，录取学员GMAT平均得分为500分；而到了1968年，96%的录取者GMAT分数都在650分以上（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