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沧海桑田：从熬海煮盐到男耕女织

2.1首先开始盐业生产

浦东这块土地是从海水中浮出来的，随着长江带来的泥沙慢慢成陆，滩涂越来越大，长出了大片的芦苇，迎风摇曳。

有了土地，就有人生存。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也无法考证是哪一天，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发现了浅滩上细细的白色颗粒，放进嘴里有咸味，那就是盐，是海水经风吹日晒，因蒸发作用形成的自然结晶，那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一种调味品。

幸运的浦东先民在享用了天然海盐后，并在无法满足进一步的需求时，就想到了自己生产盐。海水是咸的，芦苇是现成的，浦东先民们摸索出了利用芦苇熬海水煮盐的方法，南宋绍熙《云间志》就有“煮水成盐，植芦为薪”的记载。于是，盐成了浦东历史上最早的产业，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使浦东最先发展起盐业经济。

渐渐地，在广袤的海滩上，先民们不断地用海水煮出白花花的海盐。也因此，秦代在江南的滨海之地设立了海盐县，浦东地区属海盐县的东北。到了汉代，海盐县有了发达的海盐生产，并有了专管盐政的盐官。

唐代中期，朝廷在嘉兴府设立了盐监，并在华亭县设立徐浦盐场。五代时，从钱塘江北岸延伸到长江南岸，上海地区东南部沿海一带陆续出现了一批盐场，“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至宋代，华亭县东南滨海地带已形成百多里长的成片盐场，最终形成五大盐场，其中下沙场与南跄场就在今天的浦东，并且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海盐生产地之一。而到了元明时代，浦东盐业经济高度发达。可以说，盐业推动了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长、社会的进步。至今在浦东那些古老的集镇、村落中，还留着因为盐而产生的文明烙印。①《浦东历史上的盐业》，载王洪泉等编：《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一种调味品、一种带着咸味的白色细小晶体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2.2浦东的根从盐场说起

通常，我们说起浦东，大半指的是地理方位，但从历史寻根，叫盐场更能体现浦东的千年历史。属于浦东的有南跄盐场和下沙盐场，前者在吴淞江南，时为华亭县高昌乡滨海之地；后者的范围包括了现在的浦东下沙沙带以东已经成陆的全部地区。②《川沙抚民厅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川沙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盐场是浦东的根，而这根要从下沙说起。

下沙旧名鹤沙、下砂，《云间志》把它当作名迹来记载。古时因盛产白鹤而称著于世。大概“鹤”与“下”在浦东方言中谐音，故今多写为“下沙”。③据《下沙镇志》：“下沙旧名鹤沙，是南汇县最早成陆地区之一。其名由来，源于盐场的发展和有关白鹤家乡的传说。解放前，下沙、鹤沙两名兼称。解放后，成立下沙区人民政府，人们即惯称下沙。”

相传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晋朝，这里是一个海滨村庄。村头有一排参天古柏。当地传说，不知是哪年哪月，从东海飞来了一对美丽的白鹤，停留在村前的古柏上营巢栖息，并生下了一对雏鹤。雏鹤日渐长大，随着它们的父母冲霄而去，一去不返。直到一百多年之后，人们又看到从云间飞来两只白鹤，久久地在古柏上空翱翔徘徊，寻觅和辨认它们的故乡，终于又在古柏上栖息下来。此后，便常常有白鹤从云间飞来，在这里营巢生息。该村庄被称作鹤窠村，也有叫鹤坡的，村南的小河被称作鹤坡塘。鹤沙之名由此而来。④鹤窠村在今航头镇(原下沙镇)谈弄村鹤坡塘边。据葛方耀主编：《南汇老地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下沙其实是一片由于长江夹带的泥沙冲击而成的滩涂，和对面的崇明岛一样，又因崇明岛在北面，称上沙，其在南面称下沙。可以说那时也是浦东的另一个称呼。

我们可在元代下沙场司丞陈椿的《熬波图》的序文中看到下沙的范围：“浙之西，华亭东百里，实为下沙。滨大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淞、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之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⑤陈椿：《熬波图》，载《四库全书》史部。

下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有着成片的可以作为燃料的芦苇，有着取之不尽的原料——含盐量较高的咸潮。丰厚的自然资源使得下沙成为一大盐场，相比当时其他盐场，下沙产盐的成本要低。

按照《下沙镇志》记载，隋唐时期，下沙已有煮海熬波制盐之业，此时隶属江南道苏州郡海盐县。⑥《下沙镇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唐代以后，随着海岸线向东延伸，从海水中浮出来的滩涂就成为理想的海盐生产地区。五代后，上海沿海盐业开始有较大发展，陆续出现了一批盐场，如浦东场（后又分出横浦场）、袁浦场、青村场、下沙场、南跄场等，但是这些场当时都未单独建置，而统一称为华亭盐场。不过，浦东场并不在今天的浦东新区范围内，而是在今天的金山区。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割据局面，社会相对统一安定，政府的管理也相对有序，盐业发展加快。仅上海地区的东南滨海一带，数百里之地，盐场相接，盐田相望。到南宋乾淳年间（1165—1189年），华亭县盐区规模扩大，从南而北，分置浦东、袁浦、青村、下沙、南跄五大盐场，涉及今天的金山、奉贤和浦东三个区。这些盐场还有分场，如下沙盐场设有四个分场。⑦杨潜：《云间志校点本》，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据《云间志》，浦东场下属浦东、金山、遮山、柘湖、横浦5个分场。袁浦场下属袁浦、六鹤、横林、蔡庙、戚漴5个分场。青村场下属青村南、青村北2个分场。下沙场下属下沙南、下沙北、大门、杜浦4个分场。南跄场没有分场。有学者据此认为，里护塘是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为保护华亭县下沙、青村、袁浦、浦东、横浦五盐场免遭海浸而修筑。见《下沙盐场与〈熬波图〉》，载《南汇老地名》。

当时，一个分场下设10灶，一灶之下有20家，据此推算，华亭县五个盐场大约有3000至3500家，下沙场达1200家左右，约占五处盐场的三分之一，是当时东南沿海34个大盐场之一。⑧下沙镇编纂委员会编：《下沙镇志》第二十六章，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下沙盐场规模不断扩大，其产量、质量、税额已是华亭五场之冠。盐产地与消费人群的分离，使得盐成为流通领域的大宗商品，也就有了物流、资金流和人流。而下沙集镇当时正好处在华亭东南半圆形海岸线的圆心处，这里河道纵横，海塘以下沙集镇为中心南北延伸。贯通浦东南北水上交通的穿镇而过，交通方便。于是，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朝廷就在下沙集镇设置了盐务管理机构，将这一“煮海作盐”的“大利”牢牢控制。⑨据陈椿在《熬波图》一书的序言：“宋建炎中，始立盐监，地有瞿氏、唐氏之祖，为盐监、为提干者。”另据明《鹤沙志》记载：“宋建炎年间设盐课司于下沙镇，因名之下沙场，商贾咸集，遂成都会。”

下沙也就能够集聚人口而在浦东最先成为一大集镇。其他小手工业逐步兴起，官商牙行在此设店经商，集镇繁荣兴旺，成为上海地区20个最早的市镇之一。⑩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如果穿越时光隧道来到宋末元初的下沙，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望无际的盐场相接，盐田相望，码头、船只、盐仓，期间来往的是盐丁、盐贩、盐官和各色商人。2.3古代浦东的支柱产业

那时，盐业是浦东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朝廷的一大支柱产业。所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自然，盐业生产也就被国家高度垄断。《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比如宋代“计天下每岁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盐带来的税收要占国家财税收入的一半左右。《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尤其是偏安一方的南宋朝廷更加倚重盐业收入，而下沙盐场的贡献这时就开始凸显。据南宋绍熙《云间志》记载，“盐监统（华亭）县祖额五十四万七千三百四十九硕”。“祖额”及时最初的定额，“硕”就是“石”，南宋计量单位，一石为五十斤，折算下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杨潜：《云间志校点本》卷上场务，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簒委员会1988年版。

入元后，朝廷的财政收入一大半依靠盐业，“朝廷经费，盐利十之八”，朝廷的财政，盐税收入要占80%，《元史·郝彬传》。马上得天下的蒙古人也明白了盐业的重要性，故而在取得江南后，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即设立两浙转运司于杭州，其下统领两浙的34处盐场；于浙西设嘉兴、松江两分司，松江分司统领华亭县的五场。后来，随着上海县的分立，下沙盐场归为上海县，朝廷的盐务管理机构就迁至下沙镇。《华亭县志》卷七载：松江分司驻下沙镇，辖八场。

这时，浦东的下沙盐场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其管理区域基本形成：东北到原川沙县全境，东南以与奉贤交界的界河为界，东到东海。同时，下沙盐场制盐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制盐的生产组织和管理也发生了巨变，这一切使得盐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早先，下沙盐场各煎灶使用的“煎盐之器”是铁镬，产量不高，一家一昼夜仅能煎两镬，每镬30斤，日产盐仅60斤，因此当时几乎每户盐丁均必须设有一座煎灶。

入宋后，在今上海的浦东、浦南各盐场较早地推广使用煎盐铁盘，产量明显提高。同时，北宋中期，根据王安石新政推行的保甲法，改进盐场的组织，各家盐场实行了集灶为甲的结甲法，先是在场下设灶，集中三灶至十灶为一甲，后来又改甲为分场。但生产单位仍以户为主，数户共用一灶，“（一户）住火，而别户继之”。

到元初，盐场的产量又有明显提高，据浦东学者吴才珺统计，下沙盐场“南宋时年产900万斤左右，元代时为1336.6万斤左右”吴轩：《浦东地名文化》，载《浦东史志》2015年第1期。。

产量之所以能够提高，是因为这时的“煎盐之器”都改用了大型煎盐铁盘，铁盘由十余块厚达二三寸的生铁拼接而成，一盘用铁一两万斤。陈椿《熬波图》记载，元代使用的铁盘，已经有大、中、小三种。据上海历史学家谯枢铭推算，宋代的铁盘，依其产量推算，仅相当元代的小盘。元代的大盘，每盘可煎得盐六百斤，中盘四百斤，一昼夜煎六盘，可得盐二千四百斤至三千六百斤，为宋代的二至三倍。盘（柈）即煮盐用的一块大铁板，呈凹圆形，由几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铁板拼凑而成，拼凑结缝间必须紧密相连，不允许有任何裂隙。

在古代，以如此规模、连续地使用大型煎盘生产，在没有任何大型机械设备辅助的条件下，自然就需要更多的人手合作完成生产。于是盐民们开始打破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以团为生产单位，此举称之为“聚团公煎”。按照陈椿在《熬波图》中的说法：“归并灶座，建团立盘，或三灶合一团，或两灶为一团。”当然，比起宋代的结甲法，能够集中力量，以便更多、更连续地使用煎盘。在团内部，还按照产盐的流程和工序进行了合理的分工，除盐丁之外，还有柴丁、车丁、火工、验丁等，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流水线，最早的规模化工业生产，只不过都是依赖人力完成的。

当然，并灶设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控制灶户，防止私煎私贩。正如《熬波图》有诗云：“并海立官舍，兵卫森军营，私鬻官有禁，私鬻官有刑，团厅严且肃，立法无弊生。”陈椿：《熬波图》，载《四库全书》史部。

盐业生产工艺和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组织的革命，规模经济的效果显示出来。下沙盐场的规模，按照光绪《南汇县志》的记载：“当时其鼎盛之时，盐产量之丰，灶户数之众，曾冠于浙西诸场。”《浦东历史上的盐业》，载《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下沙盐场的发展可以说明，考察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自元代中叶起至明中叶止（14—16世纪初），是下沙盐场的鼎盛时期。据《华亭县志》、《上海县志》的记载：元代下沙盐场的产量是五个盐场中最高的。据谯枢铭：《宋元两代上海地区的盐业生产》：元代横浦场一万零二百零六引有奇；浦东场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四引有奇；袁浦场四千五百五十四引有奇；青村场 一万零七十七引有奇；下砂场三万三千四百一十五引有奇。载《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当然，上交税收也最高，“赋为两浙最”。据统计，其中下沙三个场中，二场最高。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两浙盐课银征收、分配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这确实也让后人骄傲，浦东的历史不长，但对于国家的贡献却不小。这也是后来上海地区不断地划分出独立建制的县级政府的原因之一。下沙镇编纂委员会编：《下沙镇志》第二十六章，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大明王朝的第一年（1368年），朝廷就将都转运盐使司设于杭州，设松江分司于下沙镇。也就在这一年，明朝政府决定将原下沙盐场所属的土地分为有司地和盐场地两部分，规定盐场所辖范围仅九个团，九个团以西已垦殖的地区不再属盐场管辖。这意味着浦东沿海地区的土地产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朝廷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明朝政府还出台了一些政策以鼓励盐业生产。“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甚至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计日煎盐以赎。”《明史》卷八〇，《食货四·盐法》。

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下沙盐场进入了最后的辉煌。全场共有灶丁1.57万余丁（附近丁9000余丁，远乡丁6600余丁）；算下来，每灶户有灶丁一百多人。拥有草荡约3.1万顷，年产盐约4.5万引，折算为1800万斤，达到了最高的纪录。下沙镇编纂委员会编：《下沙镇志》第二十六章，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辉煌之后是败落，其主要原因就是上海近海海水的含盐量逐渐稀薄，而随着长江江水带泥沙的不断沉积，浅海滩慢慢地向东延伸，盐场离海日远，煮盐成本日大。“熬波煮盐”也就不行了。

明末，浦东的盐业已经日趋衰落。单一的调味品不再能支撑浦东的经济。

到了清代初期，清政府因下沙盐场盐灶仅存200座左右，且都集中在一场，故裁下沙二场、三场大使。之后，随着下沙盐场量减，导致市面上盐的零售价格成倍上涨，也惊动了朝廷。乾隆元年（1736年）八月，年轻的皇帝就在一道谕旨中忧虑地写道：“松江一所，原属滨海产盐之区”，“向来盐价甚溅，居民称便。十余年来，盐价增长。近则加至二三倍不等……朕心深以为忧。……朕再四图维，并留心询访，盐价之贵，固在于场盐少产……”载《大清会典事例》，转引自《盐法通志》卷五一“引目”九。

可以想见上海境内盐业生产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但是“场盐少产”不可避免，到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下沙场全部停止烧盐。

如果从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至清道光年间计算，下沙盐场有着近七百年的历史，这对仅有千年历史的浦东不能不说产生了深刻影响，浦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口与民俗的变化中无不留下盐的烙印，明白这一历史就不会对浦东的地名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团”“灶”感到奇怪了。

正所谓，一部浦东史，半部制盐史。

2.4先民是盐民

因为盐，浦东的人口构成、社会的形成、行政设置乃至于地名都带上了浓浓的盐味。

正如大草原上，最早最主要的是以打猎为生的游牧民，在广袤的滩涂芦苇荡中，浦东最早最主要的是以制盐为生的盐民。所不同的是，这些盐民几乎都是移民。其中，有充军的犯人、无业游民，还有一批又一批从中原来躲避战乱的难民。其中不乏失意官宦、隐居文人、经商客贩等等，伴随着盐民，还有一批又一批官派的盐务管理机构人员和家族。

宋元时代，浦东盐业经济发展加快，自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同时，中原地区不断地发生战乱，尤其是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北方人口大规模南移，成群结队的难民来到了江南，也到了浦东地区，成为盐业经济的生力军。

有学者称此为浦东历史上一次大移民。唐国良：《浦东历史上的两次大移民》，载《浦东文史》2007年第1期。

陈椿在《熬波图》的序言中描述了下沙盐场的范围据《南汇县志》：“本县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先后有4次。第一次在北宋末年，由于金人入侵，家室南迁，北方士族地主随之南迁，定居在本县周浦及原属本县的闸港、杜行一带，如谈怡、李邃、王迪、陆文祥、瞿榆维等北方士族，都是携家族奴仆一起随皇室南迁定居于周浦、下沙等地的。这些士族及奴仆的后裔在本县下沙以西的居民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第二次大规模迁入是在元代初期，当时以下沙和新场为中心地带的盐业发展起来，下沙盐司从外地招进大量的煮盐工（灶丁）。据《熬波图》记载，元至正年间，下沙盐场灶丁达1.57万余名，这些灶丁携家带眷，也在本县定居下来。本县中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盐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薛振东主编：《南汇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大量的移民带来了资金、文化、技术和劳力，也推动了浦东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比如，盐场劳动力人口迅速增加，盐场的规模增大，产量也提高了。据上海历史学家谯枢铭分析：“宋初，上海五场的盐丁数约在6000人左右，北宋中期增至15000人，增加了一倍半。亭户盐丁既增，产量自然增加。”谯枢铭：《宋元两代上海地区的盐业生产》，载《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所谓“亭户”，又称“盐户”“灶户”。“灶”原是煮盐的灶座，“灶户”也就是煎盐之家。煎盐工称“灶丁”或“盐丁”“灶民”。煮盐地称“盐场”或“亭场”。

官府给每个灶户规定生产定额，灶户必须逐月按定额缴纳入官，由官府发给煎盐的工本钱，煎盐铁盘以及一定面积的滩地草荡，以割取煎盐用的柴草。政府规定每年缴纳的税额叫“盐课”。

随着大批灶丁落户定居，“灶”也作为历史地名一直沿用下来。现在在浦东地区还有着“灶”的称呼，如川沙地区的六灶、七灶、八灶等村，孙桥地区的三灶、四灶村。

随着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大，渐渐形成了聚落。据《川沙县志》：“南渡时，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境内许多聚落形成。九团秦氏于南宋咸淳间(1265—1274年)迁来海滨定居。老护塘西侧的王港宋井是宋代聚落之遗迹。”朱鸿伯主编：《川沙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聚落也有不少与“盐”直接联系的地名，有的一直沿用至当代，如张江韩荡村的烧盐曹家宅，明代建文时聚灶煎盐，后山东曹氏在此定居，故称烧盐曹家宅。顾炳权主编：《上海浦东新区地名志》卷五聚落地名，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移民、盐民，构成了浦东古代社会的主要成员，而浦东社会也有了鲜明的移民社会性质。移民来到浦东，面对大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繁衍后代，成为浦东人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所谓的“土著”“原住民”仅仅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灶丁首先要盖营房。营房四周筑围墙，置关立锁，场外围挖壕沟，还有军警把守，既防灶丁逃跑，又防盐走私，和囚犯并无多大区别。团，基本上就是一个劳改犯的集中营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灶丁总是在火灶前忙碌，容不得半点差池，“烹煎不顾寒与暑，半是灶丁流汗雨”盐就要煎成了，那是最紧张的时刻，又要撩盐，又要洒卤。灶丁从早晨到夜里，一刻也不得喘息，人面如灰汗如血灶丁将成品盐装船外运，边上由军人监视，沿途还有经过一道道关防，以防走私（选自《熬波图》）2.5村落和集镇兴起

大量人口集聚，就有了村落，有了集镇，促进了下沙、新场、大团等一个个集镇的繁荣，灿如星汉。

下沙盐场自建立后，随着盐场规模的扩大，自南宋起，很快分成了下沙南、下沙北、大门、杜浦四个分场。其中杜浦即现在的周浦，下沙南又称为“南下沙”，那里有着已经成为小镇的“石笋里”。

南宋建炎年间（1129年前后），朝廷在下沙集镇设立盐务衙门，管理食盐的产制、运销、课税等。下沙也就成为食盐交易集散地。用今天的说法，下沙具备了商品的集散、交易、定价功能，如运输、仓储、加工、配送，还有金融服务、信息传送，甚至餐饮、住宿、娱乐等功能。

在中国古代，盐并非随处都可以获取得到。那些出产盐的地方，人们往往趋之若鹜，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滚滚而来，那些地方就很容易一业兴而百业旺。

因此，官吏游侠、文人墨客、富商小贩，甚至避兵难民，带着梦想和憧憬，带着财物和家眷，带着不同的方言和风俗，云集下沙，坐贾、客商、牙行乃至典铺、旅店、堆场一一出现。“商贾咸集，遂成都会”，自然，人口、赋税也随之增长。下沙集镇成了上海地区东部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鹤沙志》记载：“宋建炎年间设盐课司于下沙镇，因名之下沙场，商贾咸集，遂成都会。”

因为经济的繁荣，也吸引四方名流荟萃于此。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曾经在下沙镇驻足，留下了笔墨。据清光绪《南汇县志》载：“凡近镇寺院碑记，钟铭皆出其手。”清光绪《南汇县志》卷十八人物志六，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下沙进入了最为兴旺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到元代以后，由于海岸线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盐场也随之不断扩展，移至在横沔——新场一线以东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海水的咸潮浓度更高。而在下沙的四个分场中，南下沙场离盐业生产地更近，为此，元初，政府的盐务衙门就从下沙迁至原下沙南场，仍称为“下沙盐场”，为了与原下沙区别，改称为“下沙新场”，意为新开辟的盐场。有关盐课司署迁至下沙南场址具体时间，据薛振东主编的《南汇县志》记载为：1295年前后（元代初期）下沙盐课司由下沙迁新场，不久，北桥税课司亦迁至新场，新场逐渐成镇。

据在下沙盐场任盐官150年的瞿家《鹤沙瞿氏族谱》载：“新场镇一名石笋里，一名南下沙，在邑西南廿四里。旧有盐课司，场在下沙，元初迁于此，故以新名。赋为两浙最。是时北桥税司，杜浦巡司皆徙于此。歌楼酒肆、贾街繁华，虽县犹未之过也。”载《鹤沙瞿氏族谱》第三卷，(清)瞿塘、瞿朝泰等纂修，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

明弘治《上海志》有这样的记载：“新场镇距下沙九里，以盐场新迁而得名，赋为两浙之最。四时海味不绝，歌楼酒肆，贾街繁华，视下砂有加焉。”明弘治《上海志》卷二山川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小镇的“石笋里”变为新场，很快成为浦东平原上一大镇。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说是很随意地取了一个名称——“新场”，一旦成为朝廷管理盐业的机构驻地，繁盛也就接踵而来。一些随宋室南渡的氏族和江南县府的商号也相继移居于此，人口急剧增加，新场日益繁盛，独特的市镇经济文化空间快速成型，其繁华程度曾一度超过上海县城，有“新场古镇赛苏州”之誉。由于新场的繁荣，明中叶曾有立县之议，由于川沙豪族乔镗的反对，才未成功。

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富豪及官僚集团的成员也在新场本地增加。今天人们可以在新场镇中市的街口看到一座三世二品石牌楼，那是明太常寺卿朱国盛为其家三代都有二品官位而建造的，这座气势宏伟、雕刻精美的建筑物提示人们，这个小镇也因为官僚集团和寄食阶层的强大消费欲望，以及由此形成的奢靡之风推动了商业和服务业的繁荣。

而下沙镇随着瞿氏家族被灭和盐监司署的迁去，不再是食盐的交易集散中心，相应的功能失去，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清《分建南汇县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一个政府盐业机构的迁移，成就了一个古镇的繁荣，也造成了一个古镇的萧条。

这样的现象，或许可以用史学家王毅的观点解释：中国传统的城市“都是作为中国皇权制度体系大网上的一个又一个凝聚和传导皇权权力的网结。中国城市以维系和传导统治权力为首要功能，这种根本的禀赋当然对于中国城市经济的性质和前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比如浦东的大团镇，到清代，下沙盐场产盐区已仅限于东南沿海一带，为此，朝廷的盐课司署迁到了原一团址，大团镇因此而形成。据清乾隆《南汇县新志》载：“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下沙头场（今新场）盐课大使陈上龄详建头场署于一团（大团），办理盐务。”

一团成为“凝聚和传导皇权权力的网结”，盐业衙门的落户，也很快成就了大团镇的繁荣。18世纪末至19世纪，大团镇成为上海东南沿海地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有“金大团”之美誉。清乾隆《南汇县新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还比如，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华亭县沿海对外贸易及水上交通逐渐兴盛，朝廷在周浦地区设巡检司，为后来周浦发展成为“浦东第一大镇”奠定了基础。有学者认为：“南宋时杜浦巡检司的设立正是与当时的开发形势相适应，便利于必要的行政管理，杜浦镇也因巡检司的设立而人物繁广。”林拓、张修桂：《上海南汇地区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及其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载《地理科学》2001年第6期。

纵观浦东古代史，除了下沙盐场衙门由下沙移到新场，再由新场移到大团而促成了市镇的繁荣，浦东其他镇也因为盐业生产、销售、仓储、运输等而繁荣起来。可以说古代浦东地区村落和市镇的形成和繁荣，几乎都与盐业经济有关，随着海岸线东移，盐业生产地域也自西向东迁移，煮盐、贮盐、运盐等产业链也就不断地促使沿海地带兴起一批以集散海盐为主的市镇。

如果考察这个时候的区域行政，可以发现和区域经济的开发几乎是相吻合的。

按照上海历史地理学家林拓、张修桂教授的分析，元代的盐场实行聚灶公煎，归并灶座，并实行团甲制，划团定界。这一措施实是推动盐场管理向基层政区进一步转化，明代隆庆年间下沙盐场自南而北划分为九个盐区，以团为通名，大团镇等亦由此演变而来。随着浦东成陆过程中幅员的不断扩大，盐场生产亦逐渐向东推移，元代下沙盐场相应向东移至新场（新场即“因盐场新迁而名”)，并在大团设立头场盐使署，正透露出地方行政格局与区域经济开发相依相随的信息。林拓、张修桂：《上海南汇地区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及其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载《地理科学》2001年第6期。

所谓的九个盐区，据明弘治《上海志》卷五《建设志》载：“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都御史朱与言奏分为三场，每场设盐课使司。每场辖三团，各置大副使一员。”即从明代开始，朝廷对下沙盐场的管理体制和区域进行了重大调整，明确下沙盐场三个分场统领九个团。

这九个团在今天大致的分布为：一团在今大团、三墩、泥城、万祥等一带；二团在今二团、新港、老港等一带；三团在今三灶、惠南一带；四团在今盐仓一带；五团在今祝桥一带；六团在今六团、施湾一带；七团在今江镇、潘家路一带；八团在今川沙一带；九团在今曹路一带。

因为团的设置，团的官舍、卤池和盐仓所在地作为各团中心地，日后也在不同时期成为区域的经济、文化和行政中心。如大团镇、惠南镇、盐仓镇、祝桥镇等。而灶户不断归并愈来愈集中，其集中地同样也为日后的聚落造了条件，如三灶、六灶等地。一团，俗称头图，今大团镇；二团，管辖万祥、三墩地区的盐业生产，现已划入大团；三团，今惠南镇；四团，盐仓，今归入祝桥镇；五团，今祝桥镇；六团，六团湾；七团，江镇，后划入川沙镇；八团，今川沙镇；九团，龚路，后划入曹路镇。

这一区域的经济开发和区域的行政管理重合的管理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2.6兴盛于斯，也败落于斯

盐业是浦东最早的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单一的经济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与和社会的繁荣，并对未来的历史发生着重要影响。

这和中国的内陆黄土地上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很大不同。盐民生产的是盐，得到的是钱。自然，商品交换就发展起来。所谓的下沙“商贾咸集，遂成都会”，新场的“歌楼酒肆，贾街繁荣，虽县亦未之过也”，以及后来的“金大团”等集镇的繁荣，如果仅仅是靠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或许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

可惜，这样的繁荣因资源的消失而转向衰落，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成更大的生产力，这是为什么呢？

因盐积累起来的财富，除了被政府剥夺之外，便是用于挥霍和享受。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凭着一种调味品、凭着独特的自然资源、凭着垄断，就能富甲天下。如果漫游今天的浦东新场古镇，依然可以从大片陈旧的老宅中想象昔日大户人家钟鸣鼎食的生活。正因为这种繁荣是官商盐商的过度消费促成的，这种通过垄断经营、贱买贵卖等手段取得的繁荣好景不长。兴盛于斯，也败落于斯。正如因盐而发达的扬州盐商，中国近代史学家杨德泉在《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一文中云：“两淮盐商把大量资金用于奢侈浪费，为自身种了嘉、道以后纷纷破产的祸根。”杨德泉：《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6期。

对于这种过度消费的另一种解释是：当社会制度不能为人们的财产提供保障，大多人有钱后最先考虑的是个人消费，而不是资本的积累。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统计，从明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72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但他发现，大量的货币集中到商人的手里以后，他们就往往用来作“买田、造宅、纳妾”等属于个人享受而非生产性的开支，因此资本的积累不免受到限制，由商业资本家变成工业资本家的极为少见。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12月。

当然，这也不是浦东的问题，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更有甚者的是那位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并无慈悲为怀，天下初定便拿因盐暴富的瞿家人头开刀。［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朝廷如此，地方官对于私人商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兴趣了，“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海瑞——奇怪的模范官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因此，整个社会积累的财富并没有随着资源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转投于新兴的产业。

浦东的这段历史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唏嘘不已。因为靠海而有了盐，又因为有了盐，而有了先民们在浦东大地的生生不息，创造了浦东的一段繁荣和灿烂的历史。但因为资源的消失，垄断的消失，繁荣的历史也被终结。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种已经绝迹，六种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很遗憾，浦东古代盐业文明没有转化成工业文明。［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7第一次大转型，开始了男耕女织

到了清代初期，浦东的盐业已不成气候了，不能产盐的盐碱滩被开垦成农田，盐场的盐民纷纷转业为农民。

从浦东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那是浦东的一次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

最先转型的是离开海岸线较远的地区，如周浦，盐场废而农垦兴。除了盐民转业之外，还有大量的移民。如在北宋灭亡、宋室皇族南迁在江南建立王朝之际，北方大量人流南迁，其中有一部分人陆续定居周浦地区，以种植农业为生，而朝廷也颁布了“开垦滩涂”，免征三年赋税的政策，鼓励民众开垦种粮棉。《周浦镇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浦东地处北亚热带南缘东亚季风盛行的滨海地带，属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降水充沛，光照较足，温度适中。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也得到厚报。明初的华亭县人袁凯在《沙涂行》一诗中云：“西起吴江东海浦，茫茫沙涂皆沃土。当时此产不归官，尽养此地饥民户。”《同治上海县志》

尤其是临近黄浦江地区，地势高亢，土壤含碱较重，土质疏松，适宜种植棉花，明代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中国古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记载：“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

而浦东中部地区如今川沙一带，大约在元朝初期已经开始棉花种植，那时棉花种子从福建、广东一带引进，据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著《辍耕录》记载：当时上海沿海一带，“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产，逐觅种于彼”。最初纺织加工方法很原始，没有踏车椎弓等工具，只能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萇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

也就在这时，元代初期，下沙盐场进入量产高峰之际，一位农家女子悄悄地从海南岛回到松江老家，她的到来书写了中国纺织历史崭新的一页，人称她为黄道婆。黄道婆将从海南岛黎族姐妹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最先传授给了上海地区的棉农，新技术的普及使得家庭纺织如雨后春笋，“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一时，家家户户纺机声通宵彻夜。民间有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这真是历史的巧合，黄道婆的来到似乎为后来盐民转岗做好了生产技术上的准备。在废弃的盐田里种植棉花，纺纱织布所获利润远高于种植其他农作物，这为转业的盐民提供了生路，迅速刺激了农家种植棉花的积极性，出现了“傍浦种木棉者十之七”。清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十五 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故有人称：“天怜沪民，乃遣黄婆，浮海来臻。”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九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版。

当然，这也和明代朝廷实行的“以棉花一斤折米二斗”的赋税政策有关，客观上也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种棉，故到了明代中叶后，沿海地区的棉田开始成片。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转型中、产业的发展中，技术进步和政府政策导向的重要作用。

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家庭纺织业是受到欢迎的，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农家不仅解决自己穿戴，还有余到集市出售以补贴家用，购买盐油，甚至交租税。故有这样的说法，一冬三春及明年下种之费，全赖女子。清代顾彧《竹枝词》：“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绩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花。”清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十五 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随着家庭纺织业的发展，出现了品牌化和规模化的现象。浦东的三林塘有丁氏妇女所织的细布光洁如银，称为“丁娘子布”，很受欢迎，于是人们纷纷效仿，竟然形成了纺织丁娘派。至乾隆年间，有首《申江竹枝词》云：“比户缫车月满阶，河豚上市布盈街。林塘织得丁娘派，西浦还夸胡草鞋。”人们购布开始讲究“牌子”，也推动了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高。用今天的说法，品牌意识和纺织业的产业链就是这样从家庭纺织手工业开始的。

浦东棉花业和家庭纺织业发展推动了贸易的繁荣，以至于出现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局面。

当时三林塘生产的棉纺织品质量上乘，质量比周浦镇、县城生产的还好。据明代上海人叶梦珠撰的《阅世编》，“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邑城即上海县城，可见三林织布的技术和工艺。郑祖安：《“浦东”历史发展概说》载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 学林出版社 1988年版。

高桥镇不仅是纺纱织布业的重要集镇，而且还是布匹贸易的集市和外销港口。据《宝山县续志》载，明、清两代由沙船运北方牛庄等地的纱布，都是高桥生产的。

18世纪乃至19世纪的前20年，海外市场也悄悄地发展起来。“畴昔浦东、浦西一带出产之布，颇为著名。民国纪元前一七四年，东印度公司……试购百匹，即浦东、浦西一带所供，是为我国纺织品输出之嚆矢。嗣后逐有输出。”《沪市土布业近况调查》转引自《江南土布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

同时，随着棉纺手工业和纱布交易的发展，浦东在原有城镇格局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城镇，聚落也相应增多。从制盐为主到植棉为主的转换已经使浦东地区的经济重心逐渐向西转移。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浦东也出现了地少人多的现象，而同时对食物的需求量增加了。因此，浦东农业也呈现出精耕细作的特点，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说法，中国传统农业是精耕农业。那么，浦东的农业则是精耕中的精耕。浦东人勤快，有着“年花、年稻”轮作习惯，轮作要求精耕细作，当地民谚云：“三耕六耙九锄田，一季庄稼抵一年。”如在周浦，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大熟作物(水稻、棉花、黄豆等)形成稻棉轮作制。《周浦镇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这种精耕农业劳动强度大。农忙时，家家户户要在五更天下田，忙于耕田、落种、灌溉、锄草、施肥，每天摸黑回家。收获季节更辛苦，要连续十多天、每天十五六个小时，从事收割、脱粒、挑担、耕翻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真可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一首诗描述了浦东农民利用土地轮作获得棉花水稻丰收：“半栽禾稻半棉花，丰歉远微谚语嘉。白露看花秋看稻，农家卜岁未全差。”《木棉之利骁浦东》载《浦东今古大观》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男耕女织，一年忙到头，用当地人说法：“只要人勤快，就饿不死人。”即便农闲季节，农户们堆厩肥、罱河泥、施饼肥，忙个不停。不少男人外出打短工、做小买卖、捉鱼摸蟹等挣一些零用钱；在家的男人还要起早摸黑从事编竹器、编蒲包、编芦花帚等家庭副业。因为需要勤快的劳作，故“濒海妇女不缠足，故莳秧拔草，踏车挑盐，得以自食其力”《南汇县续志》卷十八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小孩子则放牛、放羊、打猪草。

这时的浦东已从盐业社会变为农耕社会，也开始逐步突破自给自足的分散型小农经济，出现了星罗棋布的交易集市。但精耕农业和手工业的出现并没有使得财富快速地增长，农民们早出晚归，为农桑一年忙到头时，生活也就是“饿不死人”的水平。

这确实耐人寻味。

浦东也是“一个土地最肥沃，耕耘最精细，国民最勤奋，人口最多的”地区，但是“长久以来，这似乎处于停滞状态”，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它聚集财富的最高限度业已到达。”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浦东的纺织业尽管不断地发展，但始终停留在家庭作坊的水平。其实，不仅仅是浦东，在整个江南地区，明清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已经达到“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盛况。但在一个“农业系统”内，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也表现不俗，也囿于传统农业的自给自足的稳定秩序，无法“摆脱政府一手控制”，终究是孕育不出近代工业的。

从农耕社会的角度看，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使浦东由沧海变良田，成为一片能够让当地百姓丰衣足食的平原。只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样一个财富增长的过程太长了。2.8没有真正地走向大海

浦东靠海，历史上，浦东人也曾创中国航海史之先，走向大海。在元代，有川沙高桥人张瑄在中国航运史上写下了靓丽的一页。

张瑄（1245—1303年），出生于江苏嘉定县八都（现为浦东高桥镇），最初是在海上贩卖私盐，抢劫商船，杀人越货，后被南宋招募为海防义兵。元军南下时，招降了这支海上武装，张瑄也成了朝廷命官。

此人目不识丁，残忍蛮横，但粗鲁中也有灵光乍现的精明。元朝初期，由于京杭运河经常淤塞，漕粮运输困难，张瑄便向皇帝忽必烈提出海运的建议。朝廷命当时的上海总管罗壁会同他，还有一个叫朱清的海盗，负责海运，在上海成立漕运万户府，张瑄亲率船队以太仓刘家港为发运港，以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浩浩荡荡开始了中国航运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运。《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中华书局1976年版。

由于一路上多浅沙，他们营造的平底海船船身大、结构强、吃水浅，在沙滩上搁浅时不易损坏或倾覆。平底船得以出没于沙洪之间，后人称之为“沙船”。

由于海运费比河运便宜多，而且时间短，顺风时十几天就可以到达，“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因此，海运增长速度非常快。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运二十九万五百石，到达京城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到了天历二年（1329年）运量提高到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实到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吴贵芳主编：《古代上海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元代漕运与海运

作为北洋航线上沙船的开拓者，张瑄、朱清成功地开创了海上漕运，使南北运输在陆运和河运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通道，既为元朝的漕运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中国漕运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上海也因此政治地位明显上升。张瑄因此屡受朝廷封赐，官至江南行省右丞，赏赐钞印，享受发行纸币特权，于是亦官亦商，暴富无比。

由于张瑄开海运之先，家乡高桥逐步成为沙船之乡，当地不少百姓也参与海上运输。张瑄故世后，浦东高桥人为纪念他开创海运的功绩，在其诞生地，如今的高桥屯粮巷村建造了一座西宁王庙，封张瑄为庙神，永享人间香火。

因为有了海上通道，沙船被广泛使用，到上海开埠前，上海已成全国最主要的江海中转枢纽港，沙船总数达三千五六百号，凡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马学强：《上海通史》第二卷《古代》第五章 生计：盐、谷、棉、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有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市舶》中华书局1976年版。

朱清、张瑄的发迹，折射出宋元两代宽松的海上政策。其间虽有几次禁商下海，大多为时短暂。南宋时财政紧张，倚重海运税收。元代及以后更是干脆“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因为有海运，上海地区港口得以发展，而棉纺织品也得以行销各地。种棉、纺织、贸易和海运共同形成一个产业链，对本地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到了明永乐十年(1412年)，陈瑄以总兵官的身份总督海运漕粮，上书朝廷：“嘉定濒海地，江流冲会，海舟停泊于此，无高山大陵可依。请于清浦（今浦东高桥镇），筑土山，方百丈，高30余丈，立堠表识。”

于是，在上海外高桥地区濒临长江出口处，建成了一座高30余丈的“土山”——宝山烽堠，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指引船舶航行，为郑和船队进出长江口提供了标识。永乐帝赐名宝山，亲书391字碑文《永乐烽堠御碑》记之，并赐名“宝山”。上海市宝山县即由此而来。

“宝山烽堠”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唯一官方的航海标识，为当时郑和下西洋和长江口航运安全起到重要的导航作用，在中国航运史上有着里程碑的重要价值。《永乐烽堠御碑》也被称中国航运第一御碑，此碑现坐落在浦东高桥中学。明永乐御碑（来源：浦东新区档案馆）永乐御碑现存高桥中学内清咸丰十年（1860年），浦东人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在李鸿章授意下，创办轮船招商局，从事海运，海船最远到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

浦东靠海，按理应该像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迅速发展海外贸易，但是由于受到地理自然环境的约束，浦东海岸基本没有可供大量船舶停靠的海港码头。《分建南汇县志》云：“沿海皆浅沙，海艘不能泊。黄浦、吴淞入海之道又属上海，故邑虽近海，而商贾不通。旧志云物产不逮闽浙百一，俗号穷海，独盐利为饶。”清《分建南汇县志》卷三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非但海船不能泊，“海船误行其上率多胶碎。沿海居民，以救生为名，搬抢货物，名捞洋货。”如此，商贾贸易自然就不通了。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一，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明清之际著名的布衣军事家郑若曾认为：松江海防与苏州不同，松江有海塘而无海港，其设备也以陆兵为主；苏州有海港而无海塘，其设备也以水兵为主。何谓有海塘而无海港，盖松江之海起于独山，而迄于小汤洼，迢迢二百四十八里，皆有护塘为之艰隔，高厚如城，别无港汊可以通海。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三三《武备志·海防》

更重要的是浦东人种种走向大海的努力都因明清王朝闭关自守的政策归于失败。面朝大海的浦东人只能在海滩上一日复一日或煮盐或打渔。最后，出现了明嘉靖《上海县志》所记载的现象：“国朝人即知教子读书为事，江海湖乡则倚渔盐为业，工不出乡，商不越乎燕齐荆楚，男耕女织，外内有理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红……”明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每天，当太阳从宽阔的海面上升起时，浦东人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太阳那边和他们毫无关系，尽管那边已经发生了巨变。即便后来浦东有了农业、手工业，成为鱼米之乡，即便有浦东人试图向大海开拓，创造了中国海运史之先，但根深蒂固的黄土地文化无情地抹去了他们的向往和努力。

2.9有人来敲门了

到了晚清，浦东人依然或煮盐，或耕种，或打渔，没有察觉到世界正在巨变，那是三千年之大变局。当中国人依然不愿意开放而“在自己广袤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时，西方人却要敲开、乃至撬开中国的大门，不行就用大炮！

最先敲门的是英国人。

1832年6月20日清晨，吴淞口长江入海处的洋面上，驶来一首英国船“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林德赛从望远镜中看到了前方一片广袤海岸。淤泥荒滩，飞鸟芦苇。他查了一下地图，眼光聚焦在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的坐标点上。

那片在望远镜中出现的淤泥荒滩、飞鸟芦苇后来成为东方世界一个伟大的地方。

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代表，林德赛船长其实没有想那么多，那么深远，但他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片值得开垦的处女地。

那里是属于上海县的管辖地，整个县有着约30万人，是中国江南一个富庶的县。

船长林德赛和郭士立——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广州地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中国通”，驾小艇来到了吴淞口，被炮台上的中国官兵发现了，立即向小艇发射了空炮。血管里天生就流着冒险血液的船长林德赛并没有停下，而是加快了速度。

下午四时，上海县城出现了几个外国人，金黄色的头发、栗黄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首先让炎黄子孙们好奇而恐慌，他们争相观望。英国人的公关意识很强，一上岸就散发了传教和贸易的小册子，声称：“我们经商，来到此处，带有本国之货物，欲做买卖而已。”

当地官府也是手足无措，他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夷人”。后来，道台吴其泰出来接见了他们。

吴其泰与中文名为“胡夏米”的林德赛船长等人曾有一番对话。胡夏米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其中一段对话：

胡夏米：由于当地官员的压迫，广州的贸易已经难以为继。既然你们的船只常来我们的港口，那我们就得来这里。我们的其余想法都写在递呈给你的禀帖之中，你看了就会明白。

道台（听了火气更大）：如果上海船只常去你们港口，那就请你们的政府把他们赶走，我们并没有要他们那样做。

胡夏米：和驱赶他们恰恰相反，我们的政府不仅鼓励他们来，而且还友善待客。我们也极希望你们能同样如此……马学强：《上海通史》第二卷《古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从这段简短的对话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中国闭塞到什么程度。还算好，做过翰林，饱读古籍经典，有极高文化修养的吴其泰，以不出事为原则，只是张贴告示，“严禁与夷船互市”，但也没有对“违抗者严惩不贷”，还送菜送肉，并让洋人参观县衙、街道和吴淞炮台，但谈及通商之事则一口咬定无权答应通商，希望从速离开。［英］胡夏米：《“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纪事》载《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18天后，“阿美士德勋爵号”走了，临行前林德赛等还购买了中国丝绸和当地特产。当时几艘中国战舰尾随着它，相距6英里，鸣炮逐夷。

尽管吴道台拒绝了英国人，但最终英国人还是闯了进来，并推动上海开埠。

据说，英国人曾经躲在吴淞口的芦苇丛中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在七天之内，共有四百艘大小不同，载重一百吨至四百吨的帆船经过吴淞驶往上海。

林德赛船长离开上海后，撰写了《“阿美士德勋爵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详尽地披露了他们的发现：

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现在中国人的毛织品的消费量还是多么地微不足道，3亿6千万人口中，呢绒的总消费不过80万码，平均450人还未及一码。难道不可以大胆地推测假想一下，随着交往的更为自由和扩大，消费量可能是现在的4倍。一定时候甚至增长到10倍……这是一个人口几乎2倍于整个欧洲的国家，有足足3000英里的海岸线，到处是世界上最好的河流和港湾……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专制君主的孤家寡人意志便足以使将近4亿的人口与世隔绝。［英］胡夏米：《胡夏米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林德赛船长的报告在英国国会引起震动，也成为了决定英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文件。

“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林赛德船长贪婪的目光已经盯上了这个叫“SHANGHAI”的地方。

自清康熙、雍正开海禁后，上海县凭借上海港的优越条件，发展海上贸易和转口贸易，上海港成为全国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因为上海的江海贸易地位，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清廷把上海县的行政级别提升到“上海道”，其地位略高于松江府。道台的官职正四品。

或许是上海的历史太短了，直到19世纪初，上海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注意。这种现象要等到林德赛乘坐“阿美士德号”货船远征考察后，上海的形象才开始改变。林德赛的报告声称，如果他们看的情况是全年平均的话，那么上海港不仅是中国的最大港口，而且是世界的最大港口之一。

往往有西人说上海原是小渔村，是他们的到来使上海成为一个大都市，此说法实在是太夸张了，一些不了解上海历史的人也常常这样说，以扬今人之伟大，不能不说是遗憾。

不过，从上海价值被重新发现，可以认为，上海不是由自己“发现”，而是被万里远来的洋人“发现”，英国植物学家福钧在其1852年出版的《中国、印度茶乡之行》中叙述道：“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敲开这扇大门，如果主人不开，就用武力！林德赛船长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促成了大英帝国形成了共识。

1836年，英国经营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金融共109家大公司在伦敦成立“印度和中国协会”，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左右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他们提供情报，督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这场战争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鸦片利益集团”和“纺织利益集团”。这其中最起劲的是怡和洋行老板威廉·查顿，这个靠贩卖鸦片起家的老手专程赶回英国面见外交大臣巴麦尊，要求英国政府尽快出兵中国迫使清廷开放全部中国口岸，至少也要开辟上海、福州、宁波等口岸。在选择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查顿，他还提示人们必须对当时的上海港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的前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840年4月1日，英国议会下院以9票之差最终批准了对华战争议案。

这场罪恶的战争之后，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因为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厦门为通商口岸。

开埠，在上海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之前，江南的贸易中心在苏州，大清政府控制的官银炉官钱局（苏宝局）都设在苏州。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来源于苏宝局铸造的银锭、银两和制钱。那时上海年商品流通额在3000万两白银左右，约相当于全国主要商品流通额的7%。上海也还算不上是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真正的经济中心还在苏州，上海只能称“小苏州”。潘君祥：《从“小苏州”到“大上海”——上海贸易地位的变化》载《近代中国》1994年

上海的地位在清廷眼里还不如宁波，当然更不能与福州、广州相比。那时的广州才是清朝的外交、外贸中心。洋人要与中国人做生意必须去广州。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年的3月和4月，先后有多艘美商船只达到上海的吴淞口外，但不能进入黄浦江，而被命令须去广州做生意。《上海港志》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但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港后，外国商船接踵而至。至年底，就有7艘英国商船进入上海港。到了1856年，上海口岸进口船舶489艘，出口船舶472艘。《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0年版 《上海港志》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港后，外国商船接踵而至。很快，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超过了广州，成为“五口”之首19世纪中叶，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大产品是茶叶、蚕丝和鸦片。长江下游是我国主要的丝茶产地，鸦片则可以通过长江方便地销往内地，而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其地理位置不仅优越于稍处内地的苏州、杭州、南京，与广州也有的一比。

很快，上海的关税收入迅速上升并超过了广州。据统计，1844年，广州关税收入为225万，上海仅17万，还不及广州的十分之一。但从开埠后情况变了，第二年起，广州的关税收入就开始下降，总共才218万，上海则开始上升，为48万。至1856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广州的关税收入为108万，而上海则为182万，终于超过广州，成为五口之首，成了中国外贸活动的中心。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上海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国门拉开了，从全球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余秋雨：《上海人》载《文化苦旅》 东方出版中心 1992年版。

历史似乎喜欢同人开玩笑。就当清政府全神贯注于广州这个“首”的时候，这个“首”却慢慢地低了下去，而上海那条“尾”却渐渐地翘了起来。首尾互换之势正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日趋明朗。

随着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西方势力的扩张在上海获得了明显的成功，相比之下，它在广州则陷入了到处碰壁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人逐渐把他们的外交活动从广州移向上海，这座东南滨海县城也因此日益成为重要的中外交涉之地。

2.10也是殖民者争夺的对象

1845年11月29日，英国人在上海开辟了中国第一块租界，随后列强相继在上海开设租界，并采用越界筑路等办法，不断扩大租界的范围。

最初的租界是泥滩、农田以及坟地，荒凉萧疏。但洋人赋予这个特别的区域以一种全新创业环境，让世界各地做着发财梦的人看到了机会，更吸引了中国各地有野心有梦想的人。一时大量的冒险家游荡在上海租界里。古老的封建朝廷专制和传统文化对于租界里那套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制度无可奈何。制度变迁推动上海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商贸中心。

19世纪末，浦东也曾成了英法殖民者争夺的对象。英法两国为在浦东扩界，除了在外交上打口水仗外，1898年12月21日，英国还出动远东舰队五艘军舰驶向南京，对两江总督刘坤一施压，也向法国示威。两天后，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约见英国公使，商议如何拒绝法国在浦东扩界的要求，询问了如果引起冲突，英国能否提供实力援助等问题。清政府还指示驻英国公使罗丰禄，称有关是否同意法国在浦东扩界一事，请英法之间直接磋商解决。最后，在一系列的外交斡旋后，列强在浦西不断地扩大租界势力范围，浦东有幸没有被划入。

1870年上海港轮船码头分布示意图（载《上海港史》）

没有成为租界，但外国资本的势力早已经进入了浦东的沿江地带。据1867年《中日商埠志》记载：“浦东多年只是一片平芜，有几个旧式的中国船厂，和纤夫拉纤的小路。但是近年来外国人在沿江一带购买了很多块地，建造起不少宽敞的仓库、船坞和码头。”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

沿江的浦东有着地理优势，浦东本不是租界，也没有任何条约准予洋商买地建造码头仓库。然而由于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洋商强硬逼迫上海道台按照租界土地转让法发给道契，上海道台竟以这些地区邻近租界为理由，准予通融办理租地手续。

由此，从19世纪60年代起，外商便在浦东租赁土地，陆续建造码头、商栈、油库。浦东的经济结构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浦东的第一个外商码头建于清咸丰三年(1850年)，位于今塘桥地区。至20世纪20年代，沿江主要码头仓栈已达37个，其布局之密，几无隙地可觅。从建造的速度、规模看，已大大超过同时期的浦西地区。据《上海港口大全》提供的数字，民国九年（1920年）浦东外商码头长度为3811米，高于浦西的2205米。而浦东码头全长13384米，浦西则为5827米。上海竣浦局编：《上海港口大全》1921年版转引自龙鸿彬：《外资抢占浦东沿江岸线建造港口码头》载《近代浦东散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年版。

1918年上海港码头分布图（载《上海港史》）

在浦东，英商占有外商码头的60．6％、仓库总容量的66．7％，美商占有外商码头的14％、仓库的9．5％，日商占外商码头的25．4％、仓库的23．8％，英商是浦东码头业外资的最大投资者，日商次之。较之浦西，外商更倾向于投资浦东码头业。《上海公论》第三卷第10号，转引自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

那时，英商怡和洋行和太古轮船公司以及日商日本邮船会社是当时码头业中的三大集团。

西方列强在浦东抢占岸线建造码头、仓栈的同时，把浦东作为船舶修造业的主要地区。

1856年，黄浦江东岸出现了一家外商修船厂。《上海船舶工业志》总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1859年，苏格兰人莫海德也在浦东设立浦东火轮船厂，其技术和设备在行业中是领先的。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说，这家厂是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得以显示自己的少数几样东西中最令人注目”的一个。《字林西报》1865年5月27日，转引自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1843一18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65年，莫海德建造了董家渡船坞，时称“远东最佳船坞”，经营造船、铁工、炼钢及机器工程等多项业务。

建造船厂，一方面可应付急速增加的修理、保养等业务，另一方面也为了垄断造船行业，以便进一步掌握海上交通命脉。1860年到1864年五年中上海新造的九家外资船厂中，浦东就占五家。《浦东船舶修造史》 载《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还有一些重要工业项目在浦东沿江地带开设，英美的石油公司如美孚、亚西亚、德士古等公司，在浦东占据了很长的岸线，开设油库码头。

浦东沿江码头几乎都是外商的天下，有位中国人很不服气，也在1918年起经营起码头堆栈业务，以高价收购怡和洋行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土地，并以中华名之，建立中华北栈、南栈和西栈，也就是义泰兴、董家渡和周家渡码头。他就是著名实业家刘鸿生，他自豪地说：“环顾全市洋商所办之码头公司，比比皆是，而确能与洋商激烈竞争者，惟鸿生所办之码头矣。”洛杨：《实业大王刘鸿生在浦东》载《百年浦东同乡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1937年黄浦江码头分布（载《上海港史》）

19世纪后半叶形成建设码头、仓库、堆栈的高潮，仓库、堆栈和修船厂沿江排开，沿江密布，到1949年，从高桥至周家渡的沿江地带几乎全为码头、堆栈、仓库、工厂所占尽，几乎使浦东没有多余的江边空地。我们可以在著名作家茅盾的小说《子夜》中看到这样的描述：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着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的，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码头经济成了浦东的一大景观。然而，浦东码头装卸的货物大多是转运西岸，并未在浦东消费或进行再加工、产生。而浦东之所以会有大量的码头，按照1947年上海市政府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二稿）中的分析：“起初这种码头，只沿黄浦江外滩一带，后来却发展到对岸浦东去了，这种成因，是由于浦东的地价低廉，而一般上海的工价又极低廉的缘故。”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大上海都市计划》（下）影印版“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二稿报告书”第四章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如果再比较一下荷兰鹿特丹港，更能让人看到这种遗憾：浦东尽管早就有了码头、港口、水运，但却不能像鹿特丹迅速发展起来，鹿特丹原本是一个渔村，因为港口建设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海港，甚至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

2.11沿江带有了近代工业和城市化地区

上海以港而兴，浦东也不例外，近代浦东工厂主要集中在杨思港以北、上南汽车路以西、黄浦江以东、浦东大道以北的一条狭长地带上，约占上海工厂总数的7％。《上海市年鉴》1936年版。

除船舶修造业之外，浦东还有卷烟业、纺织业、钢铁业、火柴业和造纸业等。

卷烟业是浦东的一大产业。英美烟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两家外资和中资巨头都在浦东设厂。

1892年，美商茂生洋行在陆家嘴开设茂生烟厂，成为上海外资卷烟业之先声。1897年美商在浦东陆家嘴创办美国纸烟公司并开设烟厂，日本村井兄弟商会在浦东开设村井烟厂。1902年，英美烟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即在陆家嘴收购一家烟厂，开设英美烟厂（即英美烟一厂)，此后陆续收购早期建立的烟厂，并且不断扩张资本，增加生产能力。1914年在浦东扩建新厂(英美烟二厂)，1916年筹建浦东英美烟二厂印刷厂。

英美烟公司在浦东初建时，职工仅数百人，到1937年，职工总数共达25000人，比开办时增加了140倍。

中国民族卷烟业巨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25年在浦东开设分厂，并在汉口、营口、青岛、天津、南京、芜湖、杭州、宁波等地开设18个分公司和10余个事务代理店。

浦东纺织也同样被外商染指，主要为日资英资。早在1888年，英美法德日五国商人合资在浦东办起了上海机器轧花局。1897年美商茂生洋行又在陆家嘴投资设立鸿源纱厂。1918年，日华纺织株式会社收购浦东陆家嘴美商鸿源纱厂，建立日华纱厂一厂，同年在陆家嘴设立日华纱厂二厂。1931年，英商纶昌纺织漂染印花有限公司投资695万银两，在浦东陆家嘴购置土地80余亩建纶昌纺织厂。

据统计，1900年到1930年，民族棉纺织业在浦东有6家，针织业有2家。规模较大的是刘鸿生1929年在浦东周家渡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毛绒纺织厂——章华毛纺织厂，还有浦东绅商穆湘瑶与人等合作筹办的恒大纱厂，该厂产“飞机牌”棉纱，行销国内外。上海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

到1937年，仅川沙地区创办的现代毛巾生产厂有202家，机器5371台，工人869人，年产毛巾260万打，产品畅销国内，而且进入了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产品已经能与日本的“铁锚牌”毛巾抗衡。

钢铁业中值得骄傲的是上海第一家民营钢铁厂在浦东诞生。

1913年，民族资本家陆伯鸿受上海市总商会委托，赴美、英、法等国考察钢铁工业。回国后，利用其在实业界、金融界的影响集资，在浦东周家渡创建上海第一家民营钢铁厂——和兴化铁厂，于1918年8月18日建成投产，开工三个月所获盈利即相当于原投入资本，抗战期间为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接管，改名为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钢厂，也就是著名的上钢三厂，是国营大型企业。

火柴业中，浦东最早建立的火柴公司是荧昌火柴公司。1911年6月，宁波商人邵尔康在浦东烂泥渡开设上海荧昌火柴公司。刘鸿生决意做大做强企业，提出了同业合并、厚集资金、协力图存的倡议。他说服荧昌火柴公司和在周浦的中华火柴公司，于1930年7月合并成立了上海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一下子扩大到191万元。刘鸿生出任总经理。

大中华火柴公司成立后生产规模日趋扩大。刘鸿生还在浦东东沟建造梗片厂，全部采用新式机器。大中华火柴公司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族火柴企业，刘也有了中国“火柴大王”之美誉。

造纸业中，华章造纸厂是上海开办的第二家造纸厂。1899年，由英商耶松洋行、俄商道胜银行、法商立兴洋行、美商茂生洋行4家外商发起，据《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记载：“最先出现在中国洋商机器造纸厂是华章造纸厂，上海浦东陆家嘴，基建安装工程是由日本技师大川平三郎设计，经过三年建设，于1901年出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后来华章造纸厂被转卖给日本三菱株式会社，改名日华纸厂，生产经营一度有所起色。1904年，日商在陆家嘴烂泥渡附近又开设了一家造纸厂，专门生产包装纸等。

凭借黄浦江优越的地理区位，浦东成为上海两个船舶修造业中心之一，码头仓栈业伴随兴起，同时，卷烟业、纺织业、钢铁业、火柴业和造纸业等也有了发展。与此同时，现代的酿造业、食品加工业和建筑业等都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机器的使用逐步地改变了浦东地区以手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也意味着浦东的单一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现代经济开始萌芽。

但这些新兴工业大都设在濒临浦江的东岸地带，由于交通关系，深入浦东腹地者很少，并且在浦东腹地的企业由于资金比较薄弱，规模都不大，设备也比较陈旧，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链。

浦东的这种沿岸码头经济发展，也打破了昔日沿江地区村舍簇立、阡陌纵横的乡村景致，浦东的沿江地区最先开始向城市化发展。浦东沿岸从西向东原来独立的聚落一批批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工厂或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棚户、旧式里坊弄和城市市镇。

浦东沿江地区的城市化演变最初是在相当恶劣的环境下开始的。大量的移民来到沿江地区，住房很差，不少是简陋的“水阁子”“滚地龙”及芦苇棚，逐步形成一个个棚户区。

一百年前，一位外来访问者这样描述了浦东沿江的景象：

远眺芦苇丛生的江滩，但见满是搁浅的遇难船只残骸和飘浮上岸的货物，还有木桩和水坑。夏日西下，江滩上暑热难挡；到了冬季，西北风同样呼啸肆虐。寄生此地的人们也许能得到些许实惠，但我们很难承认对拖家带口的居民而言，这是个理想的栖息之地。吴健熙：《九十年前的浦东一瞥》，载《上海滩》2001年第四期（摘译自《上海昼夜》，作者佚名上海英文文汇报社1914年）

浦东沿岸由于人口增加，房地产业也逐步兴盛，推动了浦东早期旧式里弄的形成。光绪后期(1900年前后)在今东昌路出现了浦东最早兴建的旧式里弄——仁记里。据《南市区地名志》所载，南市区浦东地区共有旧式里弄20多处；黄浦区浦东部分尚有100余处，这些旧式里弄均建于20世纪初至抗日战争前。而据《黄浦区地名志》，20世纪初，现陆家嘴区域的沿江地区，兴建了120处旧式里弄。《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随着沿江一带人居增加，江边又形成了白莲泾、周家渡、南码头、陆家嘴、烂泥渡、杨家渡、老白渡、庆宁寺、其昌栈、居家桥、胜利镇等集镇，成为早期的城市化区域。

这些集镇，有些是因地处交通要道，有些是因工厂、栈房集聚而形成的。居民和就业者的增加，也吸引了一家家商号到浦东开店经商，市面日渐兴盛，沿江局部地区形成初具规模的商业街。如庆宁寺最初只是个村民聚落点，清宣统二年（1910年），浦东塘工局开设了从东沟经庆宁寺至南京东路外滩的第一条水上航线，1925年上川铁路在庆宁寺设站，并与轮渡联运，成了浦东东部地区民众前往浦西的主要通道。庆宁寺人流迅速增加，成为浦东一个市面繁荣的集镇。顾炳权主编：《上海浦东新区地名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0世纪20年代后，浦东的沿江地区开始有了电。民国八年(1919年)，地理学家童世亨与黄炎培、穆藕初等集资在张家浜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浦东地区最早的供电机构。“自新机放光以来，电力充足，灯光明亮，用户无不称便”，“报装电灯者络绎不绝”。30年代后从沿江地区扩展到东南部。《浦东电气公司减轻电费》载《申报》1926年1月5日。

但是，浦东沿江地区的城市化毫无规划，在很长的时期内，浦东的城市化是在一种无序、低水准的状态下自然演进。

到了1930年前后，国民政府辟筑了今浦东南路、浦东大道和东塘路。该路北起高桥，南至周家渡，路成以后，俨然成为浦东城乡的分界线，路东依旧是泥径纵横，村舍散布，路西则为工商居住区。除旧有的洋泾镇、庆宁寺等集镇，路东直至1949年，依然是农村气象。

总体上看，浦东近现代形成的沿江城市化地区，市政建设落后，道路狭隘，居住条件简陋，文化娱乐设施鲜少，水陆交通极为不便，发展十分缓慢。上海人常说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很长时期内浦东落后的市政建设现状的真实反映。

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真是有点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弯了一下腰，把繁荣送给了浦西，把落后留给了浦东。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浦东和浦西已经完全不能比了。○注 ○释

①　《浦东历史上的盐业》，载王洪泉等编：《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川沙抚民厅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川沙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据《下沙镇志》：“下沙旧名鹤沙，是南汇县最早成陆地区之一。其名由来，源于盐场的发展和有关白鹤家乡的传说。解放前，下沙、鹤沙两名兼称。解放后，成立下沙区人民政府，人们即惯称下沙。”

④　鹤窠村在今航头镇(原下沙镇)谈弄村鹤坡塘边。据葛方耀主编：《南汇老地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⑤　陈椿：《熬波图》，载《四库全书》史部。

⑥　《下沙镇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⑦　杨潜：《云间志校点本》，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据《云间志》，浦东场下属浦东、金山、遮山、柘湖、横浦5个分场。袁浦场下属袁浦、六鹤、横林、蔡庙、戚漴5个分场。青村场下属青村南、青村北2个分场。下沙场下属下沙南、下沙北、大门、杜浦4个分场。南跄场没有分场。有学者据此认为，里护塘是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为保护华亭县下沙、青村、袁浦、浦东、横浦五盐场免遭海浸而修筑。见《下沙盐场与〈熬波图〉》，载《南汇老地名》。

⑧　下沙镇编纂委员会编：《下沙镇志》第二十六章，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⑨　据陈椿在《熬波图》一书的序言：“宋建炎中，始立盐监，地有瞿氏、唐氏之祖，为盐监、为提干者。”另据明《鹤沙志》记载：“宋建炎年间设盐课司于下沙镇，因名之下沙场，商贾咸集，遂成都会。”

⑩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

　杨潜：《云间志校点本》卷上场务，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

　《元史·郝彬传》。

　《华亭县志》卷七载：松江分司驻下沙镇，辖八场。

　吴轩：《浦东地名文化》，载《浦东史志》2015年第1期。

　盘（柈）即煮盐用的一块大铁板，呈凹圆形，由几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铁板拼凑而成，拼凑结缝间必须紧密相连，不允许有任何裂隙。

　陈椿：《熬波图》，载《四库全书》史部。

　《浦东历史上的盐业》，载《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据谯枢铭：《宋元两代上海地区的盐业生产》：元代横浦场一万零二百零六引有奇；浦东场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四引有奇；袁浦场四千五百五十四引有奇；青村场一万零七十七引有奇；下沙场三万三千四百一十五引有奇。载《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两浙盐课银征收、分配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下沙镇编纂委员会编：《下沙镇志》第二十六章，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明史》卷八〇，《食货四·盐法》。

　下沙镇编纂委员会编：《下沙镇志》第二十六章，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载《大清会典事例》，转引自《盐法通志》卷五一“引目”九。

　唐国良：《浦东历史上的两次大移民》，载《浦东文史》2007年第1期。

　薛振东主编：《南汇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谯枢铭：《宋元两代上海地区的盐业生产》，载《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朱鸿伯主编：《川沙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顾炳权主编：《上海浦东新区地名志》卷五聚落地名，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明《鹤沙志》记载：“宋建炎年间设盐课司于下沙镇，因名之下沙场，商贾咸集，遂成都会。”

　清光绪《南汇县志》卷十八人物志六，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有关盐课司署迁至下沙南场址具体时间，据薛振东主编的《南汇县志》记载为：1295年前后（元代初期）下沙盐课司由下沙迁新场，不久，北桥税课司亦迁至新场，新场逐渐成镇。

　载《鹤沙瞿氏族谱》第三卷，(清)瞿塘、瞿朝泰等纂修，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

　明弘治《上海志》卷二山川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清《分建南汇县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清乾隆《南汇县新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林拓、张修桂：《上海南汇地区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及其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载《地理科学》2001年第6期。

　林拓、张修桂：《上海南汇地区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及其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载《地理科学》2001年第6期。

　一团，俗称头团，今大团镇；二团，管辖万祥、三墩地区的盐业生产，现已划入大团；三团，今惠南镇；四团，盐仓，今归入祝桥镇；五团，今祝桥镇；六团，六团湾；七团，江镇，后划入川沙镇；八团，今川沙镇；九团，龚路，后划入曹路镇。

　杨德泉：《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6期。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12月。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海瑞——奇怪的模范官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周浦镇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同治上海县志》。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

　清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十五，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九，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清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十五，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郑祖安：《“浦东”历史发展概说》，载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沪市土布业近况调查》，转引自《江南土布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

　《周浦镇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木棉之利骁浦东》，载《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南汇县续志》卷十八，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中华书局1976年版。

　吴贵芳主编：《古代上海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马学强：《上海通史》第二卷《古代》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市舶》，中华书局1976年版。

　清《分建南汇县志》卷三，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顾柄权编著：《上海风俗古迹考》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三三，《武备志·海防》。

　明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马学强：《上海通史》第二卷《古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英］胡夏米：《“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纪事》，载《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英］胡夏米：《胡夏米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潘君祥：《从“小苏州”到“大上海”——上海贸易地位的变化》，载《近代中国》1994年。

　《上海港志》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港志》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余秋雨：《上海人》，载《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

　上海竣浦局编：《上海港口大全》，1921年版。转引自龙鸿彬：《外资抢占浦东沿江岸线建造港口码头》，载《近代浦东散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上海公论》第三卷第10号，转引自茅伯科主编：《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

　《上海船舶工业志》总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字林西报》1865年5月27日，转引自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1843—18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浦东船舶修造史》，载《浦东今古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洛杨：《实业大王刘鸿生在浦东》，载《百年浦东同乡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大上海都市计划》（下）影印版，“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案二稿报告书”第四章，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上海市年鉴》，1936年版。

　上海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吴健熙：《九十年前的浦东一瞥》，载《上海滩》2001年第四期（摘译自佚名：《上海昼夜》，上海英文文汇报社1914年版。）

　《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黄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顾炳权主编：《上海浦东新区地名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浦东电气公司减轻电费》，载《申报》192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