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隆隆谷村的积极分子和贫农总共三十二人，大家一条心。达维多夫不是一位演说家，可是一开头，大家就比听善于讲故事的人更留神地听他说话。

“同志们，我是红色普基洛夫厂的工人。我们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派我到你们这儿来，帮助你们组织集体农庄，消灭吸我们大家血的富农。我的话不长。你们大家应该在集体农庄里联合起来，土地、农具和牲口统统收归公有。为什么要加入集体农庄呢？因为不可能再这样过下去！粮食发生困难，这是因为富农把它埋在地里烂掉，我们要强迫他们把粮食交出来！你们当然都是愿意缴的，可是你们自己没有多少。光靠中农和贫农的粮食，养不活苏维埃联盟。得多种一点。可是光用木头犁和单铧犁能种多少地呢？只有拖拉机才能解决问题。就这么回事！我不知道，你们顿河地区一架犁一秋可以耕多少地……”

“你要是起早贪黑地扶住犁梢，耕到冬天可以耕这么十二公顷。”

“嚯！十二公顷吗？要是硬地呢？”

“你们这算什么话呀！”一个女人的尖嗓子叫道。“要耕地就得有三对甚至四对好公牛，可我们哪来这么些牛？有些人有一对老爷牛，可也不是人人都有，多半都只有那种带奶子的牛。那些有钱人，他们什么事都顺顺当当……”

“现在不是讲这个！你还是给我用裙子堵住嘴巴，”不知谁用沙哑的男低音叫道。

“哼，你懂事！去教训教训老婆吧，我可用不着你来管！”

“要是用拖拉机呢？”

达维多夫等大家安静下来，回答说：

“用拖拉机吗，就说用我们普基洛夫厂造的吧，要是有两个熟练的拖拉机手，一天一夜分两班干，能耕十二公顷。”

会场里发出一片惊叹声。有人吃惊地叫道：

“哎……我的妈呀！”

“这太妙啦！用这种马耕地才有劲儿啊……”有人羡慕地感叹说。达维多夫用手擦擦激动得发干的嘴唇，继续说：

“我们厂里就在为你们制造拖拉机。贫农和中农个人买拖拉机是困难的：力量不够！这就是说，要买，雇农、贫农和中农得联合起来。你们知道，像拖拉机那样的机器用在小块土地上是要亏本的，它需要大片的土地。小规模的共耕社用它也没有好处，好比从公山羊身上挤奶。”

“比那还不如呢！”后排里有个低沉的声音脱口而出。

“那怎么办呢？”达维多夫不管人家插嘴，继续说。“党规定要全盘集体化，好用拖拉机把你们从贫穷中拉出来。列宁同志临死以前说了什么话？他说，只有加入集体农庄，劳动农民才能摆脱贫穷。要不就是死路一条。富农吸血鬼会把他们的血吸干的……你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走他指出的道路。跟工人联合起来，集体农庄庄员就能把富农和敌人扫除干净。我说的是实话。现在来谈谈你们的共耕社。你们的共耕社规模很小，力量薄弱，因此它搞得很惨。这样搞法真是火上加油，越搞越糟……一句话，没有好处，只会亏本！我们应当把共耕社改组成为集体农庄，让原来的社员当骨干，再在这些骨干周围培养中农……”

“等一下，让我插一句！”麻脸而又斜眼的焦姆卡·乌沙可夫站起来说。他一度加入过共耕社。

“要说话，先举手！”纳古尔诺夫坐在达维多夫和安德烈·拉兹苗特诺夫旁边，严厉地教训说。

“我可不管这一套，”焦姆卡挥挥手，斜着眼望望，仿佛同时在望主席团和会场。“请问，共耕社为什么会亏本，并且成为苏维埃政权的负担？我问你们，为什么我们要像吃白食的那样靠信贷合作社过活？这都是因为共耕社的这位宝贝主席！都是因为交换迷阿卡什卡！”

“你像分子^[12]一样撒谎！”后排里传出像公鸡叫一样的男人声音。接着，阿卡什卡用臂肘撞开人群，挤到主席团桌子跟前。

“我有证据！”焦姆卡脸色发白，两只眼睛聚到鼻梁上。他不管拉兹苗特诺夫怎样用骨骼很大的拳头敲着桌子，回头对阿卡什卡说：“你躲不掉的！我们的社搞得很穷，不是因为我们人少，是因为你老做买卖。你叫我‘分子’，我要严厉地控告你。你不是问也不问就拿公牛去换了一辆摩托车？你换了的！还有，是谁想用下蛋的母鸡去换……”

“你又撒谎了！”阿卡什卡一面走，一面替自己辩护。

“要我们拿三只阉羊、一头小母牛去换一辆轻便马车的，不是你吗？你是个不中用的商人……就是这样！”焦姆卡得意洋洋地说。

“安静点！你们怎么像公鸡打架一样！”纳古尔诺夫教训说，脸颊上的肌肉在涨红的皮下抽动。

“轮到我了，让我说话，”阿卡什卡挤到桌子边，要求道。

他握住亚麻色胡子，刚要说话，可是被达维多夫抢在前头：

“让我把话说完，你先别打岔……所以，同志们，我说，只有通过集体农庄才能够……”

“你不用鼓动我们！我们一心一意要加入集体农庄！”红色游击队员柳比施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插嘴说。

“我们赞成集体农庄。”

“团结起来力量大。”

“只是得好好干。”

柳比施金的声音又压倒了所有的叫嚷。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脱下那顶乌糟糟的黑皮帽子，他那高大魁伟的身材把门都卡住了。

“你这人真可笑，来向我们宣传苏维埃政权做什么呀？它是我们在战争中一手建立起来的，是我们用肩膀撑住不让它垮台的。我们知道集体农庄是什么，我们一定加入。给我们机器吧！”他伸出一只粗糙的手。“拖拉机是好东西，没话说的，可是你们工人造得太少了，因此我们要骂你们！我们找不到干活的家伙，糟就糟在这里。要是仍旧用牛耕地，仍旧一只手赶牛，一只手擦眼泪，那要集体农庄干什么。在没搞集体化运动以前，我就想写封信给加里宁^[13]，要他帮庄稼人过新日子。因为头几年像旧时代一样：税还是得付，可是怎么过日子，谁也不来管你。请问，俄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不错，江山打下来了，可是以后呢？还是老样子，你有牲口拉犁，你就跟着犁走。你没有牲口呢？就到教堂门口去要饭吗？还是拿条木棍守在桥口，拦劫苏维埃商人和合作社职员？有钱人可以出租土地，可以雇短工……1918年的革命是这么规定的吗？哎，你们断送了革命！一谈到‘我们斗争为了什么？’那些没闻到过火药味的职员们，就嘲弄这句话，形形色色的白党王八蛋就跟着他们哈哈笑！不，你别来哄我们！漂亮话我们听够了。你要赊给我们机器，或者让我们用粮食来换。我们要好机器，不要什么木柄犁马拉犁！给我们拖拉机，就是你刚才讲到的那一种！我得了这个，为的是什么呀？”他跨过坐在长凳上人们的膝盖，向主席台走去，顺手解开破旧的马裤。他走到桌子边，拉起衬衫前襟，用下巴压住胸口。他那浅黑的肚子上和大腿上清清楚楚地露出皮肤打皱的可怕伤痕。“立宪民主党老爷在我身上留下这些纪念，为的是什么呀？”

“死不要脸的家伙！你索性把裤子脱下来吧！”寡妇阿尼西雅坐在焦姆卡·乌沙可夫旁边，生气地尖声叫道。

“你很想吧？”焦姆卡轻蔑地向她白了一眼。

“闭嘴，阿尼西雅婶婶！我让工人看看我受的伤，这没什么丢脸的。让他看看！叫他知道，要是再这么下去，我可干脆没东西好遮盖这玩意啦！我这条裤子现在也是徒有其名。白天不能在姑娘旁边过，会把她们吓坏的。”

后面大家呵呵笑起来，热闹起来，柳比施金严厉地向四下里扫了一眼，于是又静得只听见灯芯的轻轻噼啪声。

“我跟立宪民主党老爷打仗，是为了让有钱人仍旧过得比我好吗？是为了让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啃面包和大葱吗？是这样的吗，工人同志？马加尔，你别向我挤眼，我一年只说一次话，现在可以说说。”

“说下去！”达维多夫点了点头。

“我说下去。我今年种了三公顷小麦。我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残废的妹妹和有病的老婆。拉兹苗特诺夫，你说，我照计划缴了公粮没有？”

“缴了，可是你别嚷啊。”

“不，我要嚷的！可是富农破鼻子弗罗尔呢……他妈的……”

“喂，喂！”纳古尔诺夫用拳头敲起桌子来。

“破鼻子弗罗尔照计划缴齐了吗？没有吧？”

“所以法庭判他罚款，还抄了他的粮，”拉兹苗特诺夫插嘴说。他津津有味地听着柳比施金的话，眼睛闪闪发亮。

“你真应当到这里来看看，你这懒汉！”达维多夫想起了区委书记。

“他今年照样可以当他的弗罗尔老爷！到春天照样可以雇我干活！”柳比施金说到这里把皮帽扔在达维多夫脚边。“你对我讲集体农庄有什么用？！先去把富农的血管割断，我们再加入！把他们的机器、耕牛和权力都交给我们，才谈得到平等！要不老是嘴里说‘消灭富农！消灭富农！’，他们却一年年长得像牛蒡那样快，把我们的阳光都遮没了。”

“把弗罗尔的财产统统给我们，交换迷阿卡什卡就可以拿它去换架飞机回来，”焦姆卡插嘴说。

“哈——哈——哈——哈！……”

“这，他一下子就行。”

“他们侮辱我，你们都做见证吧！”阿卡什卡说。

“嘘！静一点，听不见了！”

“活见鬼，你们干吗闹个没完？”

“喂，静一点！……”

达维多夫好容易才制止住吵闹。

“这正是我们党的政策！门开着，你还敲什么呀？要消灭富农阶级，并且把他们的财产交给集体农庄，就这么回事！你呀，游击队员同志，可不用把帽子往桌子底下扔，你的脑袋还用得着它。租地和雇用工人，现在可不行了！过去我们容忍富农是因为穷，因为富农生产的粮食比集体农庄多。现在呢，刚好相反。斯大林同志的算盘打得很对，他说：‘把富农从生活里赶走！把他们的财产交给集体农庄……’你老是埋怨没有机器……政府要拨五亿卢布给集体农庄搞建设，你说怎么样？你听到这消息了吗？那你为什么还要缠个不清啊？先把集体农庄搞起来，再去张罗机器。可是你却要先买马轭，再照马轭大小去买马。你笑什么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柳比施金走路是屁股向前的！”

“哈——哈……”

“我们诚心诚意要加入集体农庄！”

“是他要什么马轭牛轭的……”

“我们今天夜里就加入！”

“现在就登记！”

“带我们去搞富农！”

“谁愿意加入集体农庄，举手！”纳古尔诺夫提议说。

数了数有三十三只手。不知谁糊里糊涂举了两只手。

屋子里又闷又热，达维多夫把大衣和上衣都脱了。他又解开衬衫领子，笑嘻嘻地等大家安静下来。

“你们的觉悟不错，就这么回事！可是你们以为一加入集体农庄，就万事大吉啦？不，这还不够！你们贫农是苏维埃政权的依靠。活见鬼，你们自己加入集体农庄，还得把摇摆不定的中农也拉进来。”

“要是他们不愿意，你怎么去拉他们呢？他们又不是牛，难道可以用绳子缚住角拉来拉去吗？”交换迷阿卡什卡问。

“说服他们！你要是不能去影响别人，怎么能为我们的真理斗争呢？明天就开大会。你自己举手‘赞成’，还要把邻居中农说服。现在我们来讨论富农问题。我们决定把他们逐出北高加索呢，还是怎么样？”

“同意！”

“把他们齐根斩掉！”

“不，说齐根斩掉，不如说连根拔掉，”达维多夫纠正说话的人，接着对拉兹苗特诺夫说：“你把富农的名单念一遍。我们现在就决定去剥夺他们的财产。”

安德烈从文件夹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达维多夫。

“弗罗尔。他应该受无产阶级的这种惩罚吗？”

所有的手一齐举起来。不过，在数票的时候，达维多夫发现有一个人弃权。

“你不同意吗？”他扬起挂着汗珠的眉毛问。

“我弃权，”那个没有举手的人简单地回答，他是个样子老实、相貌平凡的哥萨克。

“这是为什么呀？”达维多夫问。

“因为他是我的邻居，我受过他很多好处。因此我不能举手害他。”

“马上离开会场！”纳古尔诺夫声音发抖地命令说，同时像踏在马镫上似的站起来。

“不，不能这样，纳古尔诺夫同志！”达维多夫严厉地制止他。“你不要走，公民！说明你的意见。照你看来，弗罗尔是不是富农？”

“这个我不明白。我不识字，让我退出会场吧。”

“不，请你对我们说明，你受过他什么好处？”

“他一直帮我的忙：借牛给我，借种子给我……还有别的……可是我并不背叛苏维埃政权。我拥护苏维埃政权……”

“他要求过你包庇他吗？他送过你钱或者粮食吗？你坦白说吧，不用害怕！”拉兹苗特诺夫插嘴说。“喂，你说，他答应你什么了？”接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半是替那人害臊，一半是因为自己问得太露骨了。

“也许什么也没有，你怎么知道呢？”

“你胡说，博尔谢夫！你被人家收买了，你是富农的狗腿子！”有人在会场里叫道。

“你们高兴叫什么，就叫什么吧，随便好了……”

达维多夫严厉地问，好像拿一把刀子刺向对方的喉咙：

“你拥护苏维埃政权还是拥护富农？你呀，公民，可别丢贫农阶级的脸，老实对大家说，你拥护谁？”

“何必跟他啰唆！”柳比施金气愤地插嘴说。“只要一瓶烧酒，就可以把他连破衣服一齐买下来。博尔谢夫，瞧着你眼睛都疼！”

弃权的博尔谢夫最后假装顺从，回答说：

“我拥护政府，你们跟我缠什么呀？我认识不足，所以……”重新表决的时候，他显然十分勉强地举起手来。

达维多夫在笔记本里简单地写上：“博尔谢夫被阶级敌人蒙蔽。得做工作。”

大会一致判定了另外四户富农。

可是当达维多夫念到“基多克·波罗丁”，并且问“谁赞成？”的时候，会场里一片难堪的沉默。纳古尔诺夫跟拉兹苗特诺夫尴尬地使了个眼色。柳比施金动手拿皮帽子擦去额上的汗。

“为什么不作声？这是怎么一回事？”达维多夫困惑地望望一排排坐着的人，没有接触到任何人的眼光，就把视线转到纳古尔诺夫身上。

“是这样的，”纳古尔诺夫迟疑地开始说。“那个波罗丁呀，我们一般都叫他基多克，在1918年跟我们一起自动参加过赤卫军。贫农出身，打仗挺勇敢。负过伤，得过奖——因为革命有功得过一只银表。他在杜曼可夫队里干过。工人同志，你知道他弄得我们多么痛心吗？他一回家，就抓住家务不放，好像狗看见尸体一样……他不顾我们的警告，拼命发财。他白天黑夜地干活，头发胡子都顾不上理，冬冬夏夏就穿一条粗布裤子。挣了三对公牛，累出小肠气来，可他总是不知足！他雇工人，每次雇两三个。他挣到一架风磨，后来又买了一部五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办起榨油厂来，还买卖牲口。他自己很能吃苦，又让工人们挨饿，虽然他们天天干二十小时活，夜里还得起来五次，给马拌料，给牲口铺草。我们几次把他叫到支部和苏维埃来，拿很不客气的话羞他，我们说：‘滚开，基多克，你别给我们亲爱的苏维埃政权挡路！你在前线打白党，也为它受过苦的……’”纳古尔诺夫叹了一口气，摊开两手说：“人要是着了魔，有什么办法？我们看得明白，私有财产迷了他的心窍！我们又把他找来，拿过去的战斗和大家吃的苦提醒他，又是好言劝他，又是威胁他，说他如果挡路，成为资产阶级，不愿等到世界革命，我们就把他踩到地里去。”

“你说得简单点，”达维多夫不耐烦地请求说。

纳古尔诺夫的声音抖了一下，变得低了些。

“这可不能说得简单哪。这件事实在叫人心疼……咳，他呀，那个基多克，却回答我们说：‘我执行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增加耕种面积。我雇工人也是合法的：我老婆有妇女病。我过去什么也没有，现在什么都有，我打仗就是为了这个。老实说，苏维埃政权也不靠你们。我用我的两手供养它，可是你们就知道挟着皮包跑来跑去，我真不把你们放在眼里。’我们跟他谈起战争和一起受的苦，有时候他也会眼泪汪汪，可是他不让眼泪正正当当流出来，却转过脸去，硬着心肠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我们剥夺了他的选举权。他就到处奔走，还写信到省里和莫斯科去。可是我知道中央机关里负责主要岗位的，都是老革命，他们懂得，你只要一叛变，就是敌人，对你就决不留情！”

“你还是说得简单点吧……”

“马上就完了。他们也没让他恢复选举权，如今还是这样。雇工倒是不雇了……”

“嗯，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达维多夫紧瞅着纳古尔诺夫的脸。

纳古尔诺夫用被太阳晒焦的短睫毛遮住眼睛，回答说：

“所以大家不作声。我只是说明，成了富农的基多克·波罗丁过去是个怎样的人物。”

达维多夫咬紧嘴唇，脸色发黑：

“你何必跟我们讲这些叫人痛心的事？他过去打过游击，这是他的光荣；现在他成了富农，就是我们的敌人，就得镇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我不是可怜他。同志，你别随便冤枉人！”

“谁赞成剥夺波罗丁的财产？”达维多夫向一排排的人扫了一眼。

一只只手举起来，但不是一下子，而是参差不齐地。

开完会，纳古尔诺夫请达维多夫到他家去过夜。

“我们明天就能给您找到房子，”他摸索着走出苏维埃的黑门廊，说。

他们踏着簌簌响的雪，肩并肩走去。纳古尔诺夫敞开短大衣，低声说：

“亲爱的工人同志，我一听说要把庄稼汉的私有财产统统并到集体农庄里，心里就痛快。我从小就恨私有财产。有学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志说得对，一切罪恶都是由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如果不没收，就是在苏维埃政权底下，人们也会为了这脏东西像槽子边的猪那样你争我夺，打个没完！从前旧制度底下是怎样的呢？想想都害怕！我父亲原来是个富裕的哥萨克，家里有四对公牛、五匹马。我们的地很多，有六七十公顷，最多的时候将近一百公顷。家口大，劳动力也多。活都是自己干的。我有三个哥哥，他们都很早成了家。有一件事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因此我坚决反对私有财产。有一回，邻居的一头猪闯进我们菜园子里，糟蹋了几穴土豆，被我母亲看见了。她就从锅子里舀了一大勺开水，对我说：‘马尔加，你把它赶过来，我在篱笆门口等着。’我当时才十二岁。嗯，我自然把这倒霉的猪赶过去。母亲就拿开水往它身上泼。泼得它的鬃毛都冒烟！那时是夏天，猪身上生了蛆，越来越多，后来就死了。邻居记了恨。过了一星期，我家地里有二十三堆小麦被人家烧掉！父亲知道是谁干的，忍不住就去告了状。他们之间就结下深仇大恨，弄得彼此见不得面！酒多喝一点就打架。打了五年官司，最后弄到出人命案……在谢肉节上，邻居的儿子被打死在打谷场上。有人用草叉在他胸口戳了好几叉。我猜想这是我哥哥他们干的。侦察了一番，也没查出凶手来……结果立了案，说小伙子是酗酒闹事送命的。我从此就脱离家庭，去当长工。后来又去打仗。我躺在战场上，德国人的重炮轰过来，黑烟带着泥土向天空直冲。我躺在地上想：‘我在这里受惊卖命，到底是为了谁，为了谁的私有财产啊？’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我恨不得变成一个钉子，钻到地底下去！哎，我的亲妈呀！我闻过毒瓦斯，中过毒。如今一走山路就喘得厉害，血就往头脑里直涌，再也走不动了。我在前线受到聪明人的开导，回来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我狠狠地杀坏蛋，一点不留情！我在卡斯托尔诺城下受了挫伤，从此得了痫病。可是到底挂上这奖章了。”纳古尔诺夫巨大的手掌按在勋章上，语气里流露出一种极其亲切的感情：“如今有了它，我心里温暖多了。亲爱的同志，我现在好像还在国内战争时期，好像在前线打仗。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要把大家拉进集体农庄。世界革命越来越近了。”

“基多克·波罗丁你很熟吗？”达维多夫一边走，一边若有所思地问。

“可不是，我们原来是朋友，可是他被私有财产迷住心窍，我就跟他疏远了。1920年我们一起在顿尼茨州乡下镇压富农暴动。两个骑兵连加上保安队一起冲过去。乌克兰老乡在郊外被杀了很多。那天夜里，基多克回到住的地方，带回来几个包。他抖了抖包，倒出八条砍断的人腿来。‘妈的，你疯啦？！’有个同志对他说。‘快收起这些东西滚出去！’基多克却对他说：‘那些混蛋他们又不会再造反！这四双靴子我可用得着。我好让一家人都有靴子穿。’他把这些腿放在炉子上化了冻，就动手剥靴子。他用马刀割开靴筒上的接缝，方才剥下来。然后把光腿拿出去，埋在干草堆里。他说：‘埋掉了。’当时我们要是知道这件事，早就把这恶棍给毙了！可是同志们没有把他告发。后来我问他，是不是真有这回事？他说：‘有的，因为腿冻硬了，拉不下，我就用马刀把它们割下来。我是个鞋匠，舍不得让好靴子在地里烂掉。可是现在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可怕。有时候半夜里醒来，就叫老婆让我靠壁睡，要不躺在炕边上实在害怕……’嗯，我的家到了。”纳古尔诺夫走进院子里，格登一声拉开门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