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推诿

很快，历史进入了1644年，这一年是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

正月初一，地点西安。李自成正在忙着新年做一件大事，正式建立王朝，封宋献策为军师，国号大顺，建元永昌。

正月初八，雪后天睛，万里无云。地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遍地里洁白晶莹。在这寒冷晴朗的空气里，李自成在做新年中的第二件大事——誓师。

绝不要小看了誓师仪式，就如同孩子出生第三天，全家要大宴宾客（三朝），盖一栋大楼也要奠基，人类发明的种种仪式，都有着它特殊的作用力。李自成率领起义大军，寒冷的空气里，无论敬天敬地还是敬鬼神，敬的其实都是人心。

誓师活动成果丰硕，起义大军万众一心，高呼着“打败明军，推翻明王朝，大顺一统天下”的口号。

“我军百万，已成气候，明军已显颓势。乘势而为，我纵军千里，直下北京。”李自成信心满满。

“千里进军，如果只是一路大军，必定遇到明军拼死堵截，玩命相搏。如果我军兵分左右两路，明军必定顾得了左路，顾不了右路，明军顾此失彼之际，就是我军拿下北京之时”。李自成帐中，宋献策一边喝着香茶，一边提出自己思虑多日的方案。

“好有见地！”

“左路做大声势，大搞政治宣传，吸引明军的注意力，右路悄悄地前行，但绝不能放快脚步，避免孤军深入，两路大军打配合拳。”

“军师所言有理。”

于是，大顺军的左路军每攻下一座城池，便立即派出宣传队，四处散发讨明檄文。同时，他们还向明朝兵部转送通牒，高调宣布下一个要攻打的目标。

明朝兵部不敢大意，立即调兵遣将，保护起义军指名道姓要攻打的城池。

兵部发现，明军调动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起义军进攻的速度。兵部调动的兵马还在路上时，那里的城池便早已被起义军攻下。

明朝兵部不停地动作，大笔地投入资金、兵力，努力地保护起义军军锋所指的城池，结果却总是让皇帝失望。

“我军精锐悉数调往关外，松山大战中，打得所剩无几。起义军如此嚣张，挡住他们的这道大坝在哪里？”崇祯的心，就像乌云密布的天空，阴沉沉的情绪挥之不去。

只要一上朝，坐在大臣们面前，崇祯就叹气。接下来，他不停地向大臣们讨主意。

打仗就要用钱，大明朝廷的经济状况让大臣、皇帝全都头痛，真是“内帑如洗，一毫无措”。除了没钱，军队也大成问题，兵不足用、不堪用。这就是传说中的“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崇祯的内心深处，一个感觉越来越刺痛，“这个庞大的帝国，莫非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难道就没有一个能人，能拯救我的帝国？”

眼睁睁看着明王朝向着绝望的目标一路狂奔，崇祯突然想到一个人，“既然宁远已经守不住了，这样的关键时期，为何好钢不用在刀刃上，真正地让它发力呢？”

崇祯迅速发出第一招。不向任何一方打招呼，用空降的办法，突然调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回京城候用。“先把你父亲留在京城，就不怕你吴三桂突然降清。像吴三桂这样的人才，清廷一定天天都在派出人手，暗中拉拢。”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即李自成率军从西安出发的第十一天头上，崇祯做出决定，“调用吴三桂，止住大顺军攻城略地的猖獗势头”。

突然，一道阴影爬上了崇祯的心头。

“方案交大臣们讨论，让大臣落笔签字”，崇祯的眼里闪出一道诡秘、痛苦的光。

“那群胡乱作为的大臣，真的该杀，真的想不杀几个人都不行。如果不是这班该死的大臣胡乱作为，我的江山岂能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崇祯恨大臣恨得咬牙切齿，“有这班大臣在，就必须让他们签字，至少让他们中的几个该死的人签字吧。”

皇帝的决定需要大臣签字？崇祯给出的答案是必需的。

镜头沿历史时间轴往前移，移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此时明军正在与清军、农民起义军同时战斗。

看着内外多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崇祯想出了一招，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叫“外患是肢体之患，内患是心腹大患”。崇祯想出来的办法超越常人——与清兵议和，从而集中精锐兵力，集中全国能打仗的军队，一心一意剿灭农民起义军。

议和，意味着要牺牲一部分国家利益，甚至割让关外的某几处土地。这是一个大胆的、实用的、有重大意义的构想，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主意。崇祯反复琢磨这其中的风险，“这帮子大臣，一定会对这个超越常规的构思大加攻击。而大臣们的臭嘴，大臣们的乱作为，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

如何避免口水战？崇祯策划出一个方案。他特地找来兵部尚书陈新甲，把自己的“和清”想法跟他细细沟通，并特别嘱咐他，此事要秘密进行。

崇祯的做法简洁明了，没有绕弯弯。“这个危险度极高的任务，这就不声不响地交到了你的手上，希望你胜利完成和清任务之日，所有的大臣还被蒙在鼓里。”

可崇祯绝没有想到，由于陈新甲做事疏忽，明庭和清军议和的重大政治机密，没过多久，就走漏了风声。

这条重磅消息在大臣们中间传播。几位大臣，开始站出来，以“跟虏谈和为耻”为题，对陈新甲大张挞伐。更有甚者，直接跑到陈新甲面前，高声质问“可有此事？”

看着事态的发展，看着和清大事没有办成反而挨大臣们痛骂，崇祯十分恼火。

“这道重大方案，已经被陈新甲搅黄了，如果他把这事透漏出去，说是皇帝的主意，那么，这把大火就一定会烧到我的身上。那帮子榆木脑袋的大臣，一旦知道这是我的主意，肯定不会给我留面子，甚至可能会骂得更狠更凶更厉害。”

“追名逐利，这班该死的家伙，什么时候想想我朱家的江山？骂皇帝的确是出名的捷径，确实是名垂青史的荣耀，你们就不能为江山想想，为什么要和清？”

“办不成事，还坏了我的大事。”怒不可遏中，崇祯做出决定，批准几位大臣奏章中的提议，处死了陈新甲。

这位办事有瑕疵的兵部尚书，就这样当上了替罪羊。

崇祯的目标达到了，消息外漏的缺口彻底被封堵住了。皇帝胜利了。

当陈新甲因“妄议和清”的死罪被关进死囚牢房时，对于崇祯是个什么样的人，大臣们心中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不用细细打听，用猜测的手法，大臣们内心里就已经明白，与清廷和议到底是谁的主意，只不过捉不到皇帝的把柄而已。

砍掉头的陈新甲永远不会说出那个被彻底封锁的秘密了。然而，崇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臣们心里越来越清楚，“皇帝不敢承担责任，把责任往大臣身上推，也就罢了；为了他的大面子，不惜让大臣背黑锅，也就罢了；削掉替罪羊的脑袋，这就太过分了。君子都算不上，哪是什么人中君王？”

就这样，这事过去了一年，现在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

那班大臣对“和清案”狂轰滥炸的景象，崇祯记忆犹新。调用吴三桂进关，对付农民起义军。这事往大处说，就是放弃宁远，将整个关外拱手送给清军。那班大臣，即便今天不说一句话，到了成功剿灭起义军的那一天，也一定必定对我群起而攻之。

“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嘛，一头狼，掉进了猎人的陷阱，一只腿被铁夹子夹住了。这只狼在猎人还没有到达前，拼命地咬断那条被夹住的腿，依着剩下的三条腿，逃出猎人的追捕，保住一条性命。我不就是那头被夹住腿的狼，清军不就是铁夹子，关外不就是被夹住的那条腿？起义军就是可怕的猎人啊。只有丢掉关外，才有可能保住江山。否则，大顺军杀到京城时，必定江山易主，山河变色。”

“现在的关键是，不战而弃祖宗的土地，这个罪名，在大臣眼中，比跟清谈和严重万倍。”

“我把调吴三桂入关的事低调地交给你们大臣集体讨论。只要有人带头点头，之后大家同意，这以后‘弃宁远、弃关外’的责任，他们之中，无论是谁，想逃也逃不掉。到关外失守之时，如果有谁叫着喊着要为丢失关外土地问责的话，如果有人叫着喊着要某些人杀头谢罪的话，替罪羊就一定必定是那班该杀的大臣。”

“我的脑子聪明，大臣们也绝不是笨蛋，他们之中，一准会有人看出端倪。要让大臣来背这个黑锅，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就用化招，大事化小”。

在大臣面前，崇祯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次只调吴三桂外加五千精兵。调用这么个人加上这么点兵，相对于关外庞大的守军来说，不算什么，局面尚可以维持。”

大臣们努力地思考这句话的意义。

崇祯缓缓说出早就准备好的第二句话，“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

“你们平时不就是要主持国家大事吗？现在这事儿，就交给你们决断。你们的动作要快啊，不能等到李自成把我灭了，你们的讨论结果还没有出来。”崇祯心里骂道。

皇帝身边的大臣，绝不是一般人，也是久混江湖—如果把官场比做某种江湖。这些久历朝廷的大臣，早就摸清崇祯的德行。大臣们用老练、敏感的职业眼光，很快就看出这个军事决断的另一层意义。“只要在这个问题上点头，那就一定是自取杀身之祸。这样的事，谁敢做？这样的责，谁敢担？”

陈演第一个上场。身为首辅，想不表态都不行。陈演高调称赞皇帝的这个主意可取，接着又说出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宁远之兵万不可调，一寸山河一寸金啊”！

这句话的意思翻译一下就是，我认可皇帝的观点，的确是到了必须割肉补疮的时候，但我同时也说了关外之兵不可调，到时调动吴三桂而丢了关外，责任就不是我的了。

有人问，首辅不怕大明的江山保不住吗？答案是，首辅首先要把自己的脑袋在大明的皇帝那里保住。

张缙彦刚刚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作为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这事得表态。“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事）。” 张缙彦的话，真是一语中的，的确是三言两句就能搞定。然而到底如何“决”呢？宁远到底是弃还是不弃呢？他话到这里就打住了，没有下文。表面上看，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实际上，他说了等于没有说。房屋上的大火正在那里燃烧，他就站在旁边说，这火救与不救，视那房子重要不重要，结果呢，他没有去调动人手，也没有端来一盆水泼上房屋顶上去。

看着下面的人不买账，崇祯急了，“调用吴三桂，收守关（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

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首辅陈演仍然不肯同意，不肯承担责任。“将来关外丢了，我一旦落笔签字，那一定背负杀头的罪责。”想来想去，陈演想出一个办法，“召集阁臣们开会，大家讨论，再作定论。”

“哈哈！让下面的人去担责。”陈演心中暗喜。

会议，就这样在这些官场高手手中，成为推脱责任的好办法、妙不可言的巧路径。

皇帝不愿担责，首辅不敢担责，如此一群人当权，国家不灭亡都难。

户外冷风飕飕，会议室里红红的木炭烧得正旺，暖气融融，内阁大臣们脱了皮袍，有的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有的捧着烟袋，围坐一起，讨论首辅从皇帝那里拎过来的重大议题，“调用吴三桂，遏制嚣张的大顺军”。

能够入阁为相的，都是官场混大的。

会场气氛热烈，有的主张“不可调吴三桂”，有的主张“都城南迁”，有的模棱两可，也有的主张“赶紧调用吴三桂”。

“浮议一通，莫衷一是。”陈演心中骂着，“玩敷衍的游戏，只是嘴巴上喷口水，就是不做出具体的结论，看样子，这群人是不可能落笔定论。”

可皇帝正等着讨论结果，陈演心中一急，想出一招，赶紧向皇帝回话，“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山海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

他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狠狠地扔给了更下一层官员。“哈哈！督、抚、镇的将领们，就让你们抓一抓头皮吧！”

崇祯心中万分火急，这事切切等不得也等不起，李自成那里一天也不等人，大顺军正马不停蹄地向京城挺进。于是，崇祯“差官前去，及取回奏”。

“皇帝是急，我们可不能急。这是掉脑袋的事，皇帝、首辅、阁臣们都不敢担责，我们如何担得起这个责？”督、抚、镇的领导，个个长着油滑的脑袋，没有一个是傻瓜。

皇帝急急地等下面办事的人收拢意见，督、抚、镇的领导们每天反复讨论，积极地讨论，认真地讨论，可就是得不出具体的结论。

宝贵的二十天时间就这样在争论中过去了。

调吴三桂的事没有着落，时间转眼到了二月初八，大顺军已经攻下山西首府太原，离北京城越来越近。

如果早下结论，吴三桂的骑兵或许能把大顺军挡在千里之外。而现在，“京师为之震动”。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历史上，还是有人把国家命运放在个人安危之上的。

蓟辽总督王永吉就一直在观察着形势的发展。他眼睁睁看着大顺军将战火烧到了自己的脚下，自己再不挺身而出去救火，那明朝这栋两百多年的大厦就一定会被大顺军烧成灰烬。

“单凭我个人的力量，必定孤掌难鸣”，王永吉猛然发现，“御史杨鹗不仅与我想法一致，而且那人敢作敢为。”

王永吉找到杨鹗，郑重其事地说：“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

两人一拍即合，联名上奏，“请撤关外四城。前后屯失守，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受敌，防御极难。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即京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也。”

握着这份奏章，崇祯非常兴奋，“关键时刻，上天终于为我朝扔出了救命仙药。转送首辅陈演、阁臣魏澡德，就关外撤退相关事宜，赶紧策划具体实施方案。迅速派出相关人手，落实到位。”

接到皇帝转送过来的奏章，细细一看，陈演吓了一跳。他立即找到魏澡德，“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

两人心惊肉跳。寒冷的深夜里，书房里烛光闪耀，四条腿不停地打圈圈。天亮时分，两人终于想出了解招。第二天早朝时，两人向皇上回话，先征求各抚镇将领的意见，之后再行定夺。

“真是四只贼眼，这么快就看穿其中的路数。”崇祯在心中暗骂，并当即发下话来，“从速召集科道九卿会议”。

德政殿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坐满了群臣。围绕“撤宁远”的主题，似乎个个都在思考这个难题的最佳答案，都没有几个人发言。仅有的几位发言人之中，支持王永吉意见的，少之又少，只有大学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极少数几个人站出来说话。一句话，“撤宁远”观点，绝大多数与会者都保持了沉默。因为大家心中都清楚，绝不能背这丢掉关外的黑锅，保住自己的脑袋才是第一要务。

极少数赞成者中，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的观点最为激烈。“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明日弃之为弃人。弃地已不可，弃地兼弃人更不可。而吴三桂勇将宜收用，（不可）委之敌人。今寇旦夕至，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慷慨陈词之后，吴麟征提出要求，“六科共同署名，大家共同负起责任，立即调用吴三桂，刻不宜缓。”

只要一署名，这事就落地了。

聪明的六科领导个个都明白，只要一署名，丢地的责任就彻底地扛上肩了。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玩起了同一个动作，相互推诿。

这件紧迫而重大的事，如果就这样在官员们的手中推来推去，接下来，一准没有结果。想到这一层，吴麟征决定自己来署名。随即，他将这份奏疏的讨论结果，交到了崇祯手上。

这事到这里应该了结了吧。毕竟这事紧急啊，李自成不等人，他的军队正一天天向京师逼近，而且现在也有了担担子的人—吴麟征。然而让人看不懂的是崇祯皇帝，他扣留了这份奏疏，不批示，也不下发。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自己没有说，也没有人给出答案。

可能的原因是，他心中清楚，如果他不批，下面没有人敢签署执行意见。他自己是绝不愿意承担丢祖宗土地的罪名的。而如果发下去让下面的人去执行，就再一次走入了上面叙述的那套泥牛入海的程序。

一个可能让国家起死回生的方案，在一群不敢担责任的人（包括皇帝本人）手里，就这样给糟蹋掉了。